国家荣誉制度研究焦点、趋势与演化路径＊
——基于2002 年至2021 年研究成果的分析

曾骊 杨丽媛

提 要：分析意在实证考察国家荣誉制度近20 年的研究状况。借助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CSSCI 数据库、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国家荣誉制度”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是文献来源，新闻报告和权威论著共同构成了该领域的知识基础；二是研究力量，主要来自高校与政府研究机构，发文量排在前面的是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法学院等；三是研究焦点，主要聚集在我国2015 年之前国家荣誉制度的回顾、外国荣誉制度的借鉴研究、宪法法律视角、意识形态领域建设，从中也可看出21世纪的英雄模范人物示范引领获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在未来增进跨学科研究，宜加强合作，深化内容研究的“常”与“变”，亟待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形成更多的研究焦点、争点与热点。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的庆典上，党中央将“七一勋章”颁授给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29 名共产党员，这也代表我国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五章”颁授完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推进与完善，要充分发挥有杰出贡献人士对全社会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此后，党中央开展构建“1+1+3”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即“党中央制定一个指导性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法律，有关方面分别制定党内、国家、军队3 个功勋荣誉表彰条例”。2015 年12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并且多次在党和国家重大节点开展集中颁授仪式。如2019 年9 月29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在人民大会堂首次集中颁授了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授予于敏、屠呦呦、袁隆平、黄旭华、张富清、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共和国勋章”。目前，我国确立了以“五章一簿”为主干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除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军队最高荣誉“八一勋章”，还为外国友人设立了“友谊勋章”、为各行各业杰出人士设立了国家荣誉称号，设计了党内、国家、军队功勋簿，国家荣誉制度自此形成了新的制度体系。对国家荣誉制度的研究是学术研究的现实之需及重要课题。借助CiteSpace 分析软件，对近20 年来国家荣誉制度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合定量与定性两个方面进行整体性研究，对国家荣誉制度的研究焦点、趋势与演化路径进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荣誉制度的未来研究发展进行探索。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研究国家荣誉制度近20 年来的研究焦点、趋势与演化路径，借用分析软件的研究力量是相当必要的。CiteSpace 是一款将引文可视化的分析软件，在数据可视化的背景及科学计量学的研究下，引文空间软件逐渐发展，软件分析的目的是对科学蕴含的潜在知识进行分析。CiteSpace 软件分析得到的科学知识图谱可以呈现国家荣誉制度研究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我们使用CiteSpace 软件对国家荣誉制度的研究脉络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可以很好把握国家荣誉制度研究的发展历程。

采用CiteSpace5.6R2 版本，时间年限的设置在“time slicing”中选择2002-2021，“years per slice”选择1，TopN 选择50。在数据库选择方面，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文献较多，但其数据内容中并不包括引文，因此，使用知网数据库便无法实现其被引作者及文献分析；其次，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中包含了大量的新闻性、点评性信息稿，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国家级报纸，包括领导人讲话、记者或学者对时事新闻的简报和看法，或为会议精神解读类的简单评论，概念性和新闻传播性强，学术性欠缺，有助于开展实证研究，但是单一选用中国知网的数据是不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 收录的数据内容中包含引文，可进行被引作者及文献分析，但经过软件对数据清洗、去重后，年限为2002—2021 年的有效文献数量极少，仅有14 篇，这使得分析局限性较大。因此，在数据库选择的过程中采用CSSCI 数据库收录的文献为主，在分析过程中同时也不忽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文献，将二者结合起来，达到对国家荣誉制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二、分析过程与研究力量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设立国家荣誉制度，对有杰出贡献的公民进行表彰，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一大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建设国家荣誉制度，并指出要将荣誉授予对象扩大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表彰有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国家荣誉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因此，学界关于国家荣誉制度的关注度上升，不少学者投入到国家荣誉制度的研究之中。近20 年来，直接以国家荣誉制度为题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是《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的重大意义何在》，2007年发表在《兵团建设》第11 期杂志上。由于此文章发表时没有参考文献，因此，CSSCI 锁定学者钱宁峰于2008 年发表在《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上的《论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基础》为第一篇研究论文。

（一）主要研究者

在CiteSpace 软件中选择node type 功能与参数设置区选择作者（author），可以显示出国家荣誉制度的主要研究学者。根据发文量对其进行排序，可以看到是发文量最高的学者江国华、彭怀祖，共发文2 篇。从发文数量看，目前国家荣誉制度研究主要学者间发文差距并不大，大部分作者发文数量不多，都只有1 篇。从研究角度来看，学者主要从法学学科、政治学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方面进行研究。钱宁峰从法学角度对国家荣誉制度进行研究，李和中与石靖从政治学角度对国家荣誉制度进行研究。彭怀祖与姚晓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对国家荣誉制度进行研究。从学者间合作方面来看，Network:N=16，E=4（Density=0.0333），即作者合作有16 个网络节点，4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333。可以看出学者间的合作较少，基本以个人发文为主。

（二）主要研究机构

进行国家荣誉制度研究的机构主要是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国家与地方的社会科学院等。其中，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绩效管理与考核奖惩研究室、武汉大学法学院的研究成果各有2 篇文章；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机构研究成果各为1 篇。从数量上来看，各主要机构间关于国家荣誉制度研究的发文数量差距不大，各个机构发文数量不多。从机构合作方面来看，Network:N=14，E=1（Density=0.011），即机构间合作有14个节点，1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11。从数据可以看出各主要研究机构间的合作较少，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各研究机构可以加强合作关系，以便得到更好的研究成果。

三、引文分析与知识基础

在研究之中，不同文献之间相互引用，从而使游离的知识单元重组并产生新知识。在文献计量学中，施引的文献通常被认为是研究前沿，而被引用的文献就成为了一类研究的知识基础。在CiteSpace软件的功能与参数设置区中，选择cited author、cited journal、cited reference 的节点类型，可以通过分析被引用文献，获得国家荣誉制度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

国家荣誉制度领域的研究，一方面基于国家荣誉制度的法律规定与发展现状，一方面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参与、讨论与期盼。这使得该领域的文献除了数量相对较少，收录于CSSCI 的学术文献之外，还包含大量的新闻报告、报刊评论以及其他领域专家学者对国家荣誉制度的研究讨论。

因此，将数据库由CSSCI 替换为收录文献更多的中国知网，检索到该研究领域作者的相互引用情况，可以得到高被引作者的分布，从而确定该领域的知识基础。在作者的共被引图谱中，排名前十的被引作者是盛若蔚、陈丽平、张树华等人。其中，盛若蔚、陈丽平两人的文章被引用的频次分别为103 次与80 次，远远领先其他学者。这些被引注较多的作者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以盛若蔚、陈丽平为代表的记者，他们所发布的权威报道是见证国家荣誉制度建立发展的重要文献，因而受到相关研究的大量引用。盛若蔚于2008 年在《人民日报》以记者身份发表《人事部：国家荣誉制度将在几年内全面建立》一文。文章对时任国家人事部部长尹蔚民等人进行采访，总结并指出国家荣誉制度的设立已时机成熟，迫切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党的要求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设立国家荣誉制度，相关体系设计正由有关部门研究之中，预计将于未来几年内全面建立。

陈丽平于2008 年在《法制日报》发表《立法建立国家荣誉制度，两法研究论证工作启动》《国家荣誉制度有望在几年内全面建立》等，内容类同前述盛若蔚的文章。并发表《专家：防止将国家荣誉与国家抵触的特权联系在一起》，文中提到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指出，国家荣誉制度要严格遵循宪法与法律，不能设置与法律相抵触的特权。2014 年1 月20 日，《法治日报》发表了《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已列入立法规划》《代表建议制定国家荣誉法，法工委正抓紧调研起草工作》等，跟进发表了国家荣誉制度法律法规的颁布历程。

第二类是以张树华、韩方明为代表的权威学者，他们肯定国家荣誉制度的政治、社会价值，并积极推动了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和相关法律的颁布。张树华于2010 年和潘晨光、祝伟伟在《政治学研究》杂志发表《关于中国建立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思考》一文，提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荣誉制度，体现了政治的正当、正统和稳定，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勋荣制度，发掘我国古代的荣表制度，反思现行行政奖励制度，建立统一的国家荣誉制度。在同年中国社科院完成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中，有3 位学者提出应建立统一的国家荣誉制度。2011 年，张树华和潘晨光合著《中外功勋荣誉制度》一书，张树华教授历数了我国古代的勋爵荣誉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荣誉制度，及英国、德国、法国、苏联—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的功勋荣誉制度，指出国家荣誉制度的设立能够生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励社会成员奋发向上、凝聚一心。此外，张树华发表了多篇评论，如：《发挥崇高荣誉的精神引领作用》、《让时代楷模持续引领时代》等，这些评论受到了相关研究的大量引用，向全社会申明国家荣誉制度建立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韩方明于2007 年、2008 年政协会议中连续两次提案呈文推动建立国家荣誉制度、颁布“荣典法”，并于2008 年3 月5 日在《新京报》发表了《我为何提议国家荣誉立法》，于2012 年11 月19 日在《环球日报》发表了《建国家荣誉制度、请抓紧行动》，于2015 年12 月30 日在《南方日报》发表了《国家荣誉制度的价值》等文，为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国家荣誉制度研究领域的引用情况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构成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的知识基础，可以被明确的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颁布前后的跟进报告的各类权威新闻；二是积极推动国家荣誉制度建立的权威学者所发表的评论，他们积极借鉴国外荣誉制度的积极因素，肯定国家荣誉制度建立的时代必要性、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其研究成果最终在我国荣誉制度的设计中得到体现。这反映了对国家荣誉制度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实证水平，学者们的研究根植于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既已实行的国家荣誉制度，在既定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之下，剖析国家荣誉制度的理论内涵、挖掘国家荣誉制度的价值意义，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荣誉制度及其研究的实务特点。

四、演化路径与潜在热点

以CSSCI 为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获得排名前十的关键词分别为“国家荣誉制度”“国家荣誉”“荣誉制度”“勋章”“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法”“晚清勋章立法”“宪法”“政治理念”“专业”与“宪制功能”。而以中国知网为数据库进行检索，能够获得该领域关键词合计341 个，关键词之间存在791条连线，密度为0.0136，这说明各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较弱。除了“国家荣誉制度”“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荣誉称号”等这些标识研究领域自身的关键词之外，“党和国家”“国家荣誉”“权威性”等是提及较多的关键词（见图1）。

图1 国家荣誉制度关键词时间线分布

从关键词的时间线分布来看，可以发现以2015 年《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颁布实施，以及2019 年国家勋章及国家荣誉称号首次集中颁授为标志，研究国家荣誉制度的关键词数量先后两次呈井喷式爆发。尤其是2015 年《国家荣誉法》颁布前后，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集中对国家荣誉制度进行构想、解读，证明了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建立在社会各界的众望所归之势。

对数百个关键词及其归纳，并排除无关关键词，可以发现各界对国家荣誉制度的研究，其视角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我国2015 年之前国家荣誉制度的回顾

对我国2015 年现行国家荣誉制度颁布之前的荣誉制度的回顾研究，体现了荣誉制度特有的民族属性与事物发展中继承创新的规律，所提及的关键词包括“八一勋章”“‘四有’好老师”“早期中共政权英模表彰条例”“晚清勋章立法”“民国勋章立法”等。作者主要来自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的学者，如：杜明鸣、袁娟的《我国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及其完善思考》、张琼的《我国国家表彰奖励制度发展研究》和南通大学先进典型研究中心彭怀祖的《我国国家荣誉制度建设的回顾与展望》等。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先进典型人物的榜样作用与社会效果。1950 年之后，国家授予各行各业具有突出模范作用的劳动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55 年和1957年，国家先后两次集中为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功之人授予“八一勋章”和奖章、“独立自由勋章”和奖章、“解放勋章”和奖章。此后又先后于1988 年、1999 年、2003 年、2005 年、2008 年授予了“解放军功勋荣誉章”“两弹一星功勋勋章”“航天功勋勋章”。此外，国家于2003 年至2008 年神舟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授予杨利伟、费俊龙、翟志刚、景海鹏、刘伯明等航天员“航天英雄”“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授予319 个集体、522 名个人“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英雄”称号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宣部集中组织宣传全国重大先进典型“时代楷模”。

这些勋章及荣誉称号的颁布，体现了共和国对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新中国的建设而作出杰出贡献甚至牺牲生命的革命先烈与杰出人士的铭记；体现了对在“两弹一星”、航空航天、抗震救灾、国家建设方面的模范英雄的褒奖，也是对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与创造力的激励。但是2015 年之前的荣誉制度也存在“过多过杂”的缺陷，缺乏完善的总体设计，更缺乏具备足够公共参与度的评选程序与后续跟踪调查的动态管理体系，严重损害了荣誉称号与勋章的权威性、公信力与感召力。因而之后国家荣誉制度的建立完善，应当注意走科学化、体系化的轨道，增强民众参与度与国家功勋荣誉知晓度，强化模范人物的引领效果。

（二）对国外荣誉制度的借鉴研究

在传承我国原有荣誉制度基础上，对国外荣誉制度的借鉴也是国家荣誉制度研究领域较为重要的视角，所提及的关键词包括“美国”“俄罗斯”“爵位制度”“世袭贵族”“终身贵族”“勋位制度”“宗教制度”“嘉德勋章”“桂冠诗人”等。较为典型的文章包括杨莉的《意大利国家荣誉制度概述》、王文娥的《美国的国家荣誉制度概述》和《美国的军事荣誉表彰制度：历史与现状》、罗明煜的《美、英、新加坡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的共性研究》、段运冬的《国家艺术勋章三十年与美国国家文化荣誉制度的变迁》及张树华的《中外功勋荣誉制度》一书。

一些较大国家普遍都拥有较为完善的现代国家荣誉制度。这些制度一方面体现了本国的国家制度和历史沿革，具有鲜明的国家特色；另一方面具有严谨的评定授予流程，往往由国家元首及最高权力机关颁授。因而，保障了国家荣誉的权威性与感召力，体现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具有研究和借鉴的价值。

（三）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与法律视角

该视角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研究国家荣誉制度，提及关键词有“宪法”“立法”“宪法义务”“依宪治国”“宪法实施”“宪法权威”“宪法依据”“规范化”等，代表文章有钱宁峰的《论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基础》、江国华的《中国国家荣誉制度立法研究》、王理万的《国家荣誉制度及其宪法建构》、黄宇菲的《我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的创制性实践》。

国家荣誉制度的理解与构建，必须从宪法的高度出发，这是由现代国家作为法律共同体的性质所决定的。国家荣誉在不同政体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在君主制国家表现为君主名义的荣赏权，而在共和制国家，则表现为以国家名义所授予的荣誉。正确理解国家名义是国家荣誉制度的关键，一方面要将国家与政府相区分，不能将政府的表彰荣赏与国家荣誉相混同；另一方面要将国家与地方相区分，不能将国家简单理解为地方的集合体。正是国家荣誉的国家属性，决定了国家荣誉往往由国家元首所颁布，这一规定也普遍存在于很多国家的宪法中，构成了国家荣誉制度的宪法基础。在国家荣誉制度的立法与建设中，应当增加荣誉的种类，完善荣誉的体系，理清授予的标准、扩大授予的对象和适用范围，并严格限制地方荣誉的授予。

（四）国家荣誉制度与意识形态建设

该视角从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构建的角度，研究国家荣誉制度。提及关键词有“国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英雄模范人物与事迹”“公民参与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代表文章有国晓光的《国家荣誉制度与国家认同构建》，姚晓娜的《国家荣誉制度与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杨清望、刘世杰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荣誉法律体系的完善》，张树华、潘晨光和祝伟伟的《关于中国建立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思考》，刘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荣誉制度建设：内在逻辑、问题聚焦与对策思考》等。

国家荣誉制度是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部分。通过国家勋章与国家荣誉称号的颁授与仪式，能够唤醒社会的集体记忆，增强人民的历史认同，最终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统一完善的国家荣誉制度，能够通过荣誉的权威性和政治性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弘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精神观念，巩固和保障以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尊崇法治、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意识形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等错误的思想观念，建立和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社会各个领域涌现出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2019 年9 月17 日，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隆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颁授“人民英雄”荣誉称号。这也是新时代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建立以来的首次颁授。《人民日报》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希望受到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表彰的英雄模范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用坚定的信仰、信念、信心影响更多的人。”我们“从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的身上感受道德风范，从自身内省中提升道德修为”。统一完善的国家荣誉制度，能够通过荣誉的公开性和榜样性引导人们学习英雄模范人物的精神和品格，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公民责任担当，让人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平凡岗位争做英雄。

国家荣誉制度在国家认同、意识形态巩固与价值观引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

结论

国家荣誉制度研究的学科角度集中于法学、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集中回顾我国的国家荣誉制度、借鉴研究国外国家荣誉制度、以及从宪法法律视角、意识形态视角省思国家荣誉制度。本领域具有较高的实证性，学者们的研究以我国国家荣誉制度的发展历程、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为基础。

体量不足是国家荣誉制度研究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学者数量和文献数量都比较少，收录入CSSCI 和北大核心的论文数量更是不超过30 篇。考虑到这些研究还分布在以2015 年《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颁布和2019 年首次集中颁授为节点的时间轴上，可以说对现行国家荣誉制度及其发展，无论是研究力量还是研究成果都是严重不足的，相比实践的发展理论研究明显滞后。进一步扩大深化国家荣誉制度研究，可以从四方面入手：首先，拓展研究的学科领域，可以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政治学、法学拓展至党建党史、社会学、传播学、民族学等领域。第二，加强学者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合作，现行观点之间缺乏讨论和交锋，领域热度“外热内冷”，研究机构也应当组织起学者间的交流与讨论。第三，研究内容上，也应当在中国命题、现实命题、法治命题的基础上，立足国家荣誉制度的“常”与“变”，进一步发散思维、挖掘内涵、开拓视角。第四，研究方法上，国家荣誉制度研究也亟待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有机结合，形成更多的研究焦点、争点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