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服饰流变研究
——以明朝服饰为例

孙冰雪，熊文飞

（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孕育了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自信，本质上是“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服饰承载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其民族特有的视觉符号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体[1]。目前，年轻人对国潮的喜爱和文化自信也逐渐增加，据初步估算，2019年，全国汉服市场的消费人群已超过200万人，全球汉服文化社团达2 000家，产业规模为10.9亿元，“汉服”关键词在天猫上的搜索量已超过“衬衫”的搜索量，且购买汉服的人数较2018年同比增长92%[2]。但大部分人对中国传统服饰的了解较少，常出现混淆汉服与别国民族服饰的情况，若一些汉服爱好者身穿汉服，也会被说成“奇装异服”[3]。因此，基于中华传统服饰流变的文化科普，对当代青年人认同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传统服饰相关研究主要包括4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服饰溯源和考证研究[4]；二是从社会和政治制度角度出发，分析传统服饰的形成和发展，并进行国际间比较研究[5]；三是对传统服饰的服制和色彩进行研究[6]；四是围绕汉服运动进行国学、礼仪、音乐等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播以及国际总体文化现象比较研究[7]。在历史的发展中，各方面的研究也相应产生变量，研究出新的内容，因此，传统服饰的纵向研究便是对历史变化中服饰的发展动态研究，这些在以上4个方面充分体现，接下来将着重研究中华传统服饰的发展动态。

在中华传统服饰的发展过程中，明朝服饰流变特色鲜明且影响深远，其特色表现为变化速度快，在流变过程中突破了传统服饰设计的限制。明朝后期，在穿着要求上也不再按照明初制定的要求，人们大胆创新，产生了形式多样化的民间服饰，在官服制度下，衍生了较以往更严格、更多样的官服，不仅对中华传统服饰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对其他文化的服饰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当时的朝鲜，其民族服饰部分结构便源于汉服。迄今为止，关于“汉服”与“韩服”相关问题的研究仍然值得深入。近年来，由于人们对明朝服饰的认知不足，且其与韩服相似，产生了很多问题。因此，本研究以明朝服饰为例，通过对其发展动态的研究科普，鼓励人们重视中华传统服饰文化，避免文化冲击造成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缺失。

1 明朝服饰的特点

在服装版式方面，明朝服饰上短下长，领圆。明朝服饰与前朝服饰比例不同，其上衣短、下裳长，上装被逐渐拉长，露裙的长度被缩短，且衣领较宋朝不同，采用以圆领为主的设计。明朝的女性服饰上衣多为三领窄袖，身形长度超过3尺（1尺≈33.3 cm），露裙部分大致2~3寸长（1寸≈3.3 cm），外护袖镶锦绣，冬季镶貂狐皮。在裙装色彩方面，明代初年，更偏向浅淡，崇祯时期，多提倡白色裙，并且裙边有1~2寸的绣边。在裙宽方面，明代初年多为六幅，意为六块一幅的布，直到明后期发展成八幅、十幅。明朝时期，褶裙盛行，设计方式较为多样，例如每一根条带都会选用不同颜色的绸缎，绣上花鸟的纹样或者镶金边，使其成为独立的条带。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的裙子是由一整块缎料用手工做成细褶纹制成。帔子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于隋唐时期得名，在宋代被列入礼服行列。明代常用一种特殊式样的帔子，形如彩霞，故名为“霞帔”，其形如长条彩色挂带，每条霞帔宽约3.2寸，长约5.7尺，穿戴方法为绕过脖子，披挂在胸前，下端常垂有金或玉石，显得十分高贵[8]。在服饰色彩上，从古至今，帝王都十分重视服饰颜色的选择，在他们看来，颜色也属于一种国运国势的象征。明代的统治阶级根据前朝对颜色的选择，决定将红色作为服饰的主要颜色，文武百官的服饰几乎都为红色的绫罗上衣、赤色的绫罗下裳。服饰颜色的选择不但发扬了传统的五行学说，同时也是对中华传统思想的继承，更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在服饰纹样上，冕服上的十二章纹最具特色，是可以绣在上衣和下裳上的12种图案，内容依次排列为日、月、星辰、龙、山、华虫、宗彝（以虎和一种名为蜼的长尾猿猴为图饰）、藻、火、粉米（白色米形绣纹）、黼（斧头状花纹）、黻（青黑相间的花纹）。从周朝开始，便出现“在冕服上绣十二章纹”的传统制度并且延续到后世。到了明朝，服饰制度同样也吸收借鉴此制度。这一承袭不仅是对服饰制度的继承，也表明了明代统治者在接受少数民族统治多年后，对恢复汉服制度的坚定意志。

2 明朝服饰的来源

中国每个朝代的服饰都各具特色，但相互之间也具有关联性以及相互影响。明朝服饰也是如此，虽然款式多样，但基本结构仍然继承了先制。

在服饰结构上，中国商周时期形成了上衣下裳的服饰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又将服饰上、下两部分连接形成了深衣制。这两种服饰制度的基本结构都属于包裹式，表明了两者的特征都是前面开襟，将左右襟相压，包裹身体，裁剪结构为连接肩膀、连接袖子、直身、对称的“十”字形结构，该结构也延续至今，直至“西风东渐”发生“变服”[9]。除此之外，幞头、圆领袍衫、玉带、皂靴也承袭了唐宋的服饰。这些结构也是明朝服饰的基本结构之一，对明朝服饰的演变具有较大影响。

在制度上，明朝之前、宋朝之后，先后建立了辽、金、西、夏、元等政权，且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这段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政权统治时期，在政治、文化、风俗等方面影响了汉族的发展，其服饰也同样影响了汉族，进而出现了《明实录》记载的“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尤其是在统治者为蒙古族的元朝，服饰更是以胡俗为主，为方便骑行，“衣服则为裤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而明朝统治者坚持恢复汉服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废弃元朝服制，下令“复衣冠如唐制”，重新按照等级制度，恢复并完善了服饰之制[9]。明朝男女服饰种类如表1所示。

表1 明朝男女服饰种类

3 明朝服饰的变化趋势

明初，民风朴实、淳朴，无论是什么阶层的人均穿着布袍，质朴简单，即使家境稍微殷实一些的家庭，穿着虽较为华贵，但是衣服用料也为薄缣纱，平日极少穿出，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拿出来穿[10]。《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根据周、汉、唐、宋服饰的长处，又规定恢复唐朝时期的衣冠制度，士兵、平民的头发要束至头顶，当官的要戴乌纱帽，穿圆领官服，系腰带，穿黑靴；读书人和平民要戴四带巾，穿各种颜色混杂的盘领衣，但不能使用金色和黑色；乐工戴青色万字顶巾，系红绿皂带；读书人和平民的妻子允许佩戴银制首饰，耳环上用金珠镀金，钏镯要用银，团衫要用浅色，衣料可以用纻丝绫罗紬绢（图1）；而乐妓与庶民之妻不同，需佩戴明角冠、皂措子[11]。自此之后，朱元璋也对服饰制度进行反复的修改和完善，制定了相关的惩戒规则，以保障这一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直至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明朝服饰制度基本成型，规定较以往更为严格。可见，明初统治者十分注重服饰制度的执行效率，这也是统治者们对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的维护以及对复兴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汉服制度的决心，同时人们也十分遵守上层制定的服饰制度，严格按照要求，根据等级穿戴，人们仍然受到传统的伦理等级制度影响。

图1 《大明女子服饰潮流图鉴》中的永乐女性服饰

明朝中期，服饰日渐华美，制度上对服饰的限制逐渐削弱，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在《松窗梦语》卷七《风俗纪》中，明人张瀚曾说过：“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纻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令男子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越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此时，服饰的用料、纹样逐渐丰富，饰品上的珠宝装饰也更加华贵。曾有记载，在成化以前，不论贫贱富贵都严格遵守国家制定的服饰制度，头戴平定巾，衣服颜色简单，款式单调，穿着的鞋子也极为朴素。但在这之后却逐渐奢侈，各地出现了“绮靡之服，金珠之饰”（《茶陵州志》卷上）的现象（图2）。这些虽然是少数人追求的新颖、潮流风气，并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影响，但是人们的穿衣风格逐渐个性化也更加美学化。

图2 《大明女子服饰潮流图鉴》中的成化女性服饰

明朝后期，朝廷虽然已注意到这一变化，但是无法有效控制，僭越现象越来越严重：品级僭越，官民混淆。诸如南直隶六合县出现的“皆高帽大袖，履舄无等，妇女高髻长衣短裳，珠绮之饰颇侈僭”（《六合县志》卷二）（图3）。万历时期的南通州“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幺么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徘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通州志》卷二）。此时的人们，尤其是达官贵人，常以服饰攀比，如工部郎徐渔浦“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差错”（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这一攀比现象无疑是对明初服饰制度的猛烈冲击，使人们在穿着方面的审美一定程度地冲破了封建罗网。这一时期民间最常见的服饰变化是服饰的颜色和款式由单调转变为缤纷鲜艳，且样式更多，变换周期极短，人们对时尚的追求十分强烈。

图3 《大明女子服饰潮流图鉴》中的崇祯女性服饰

在明朝服饰的流变过程中，性别分工和地域因素导致的服饰流变最为显著。在古时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社交范围较男性更小，平时的社交活动也更为单一，因此，女性受到服饰制度的约束更小，女性在服饰上的追求较男性更为丰富。在区位优势上，因为部分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商业发达且经济发展优势较大，服饰发展最为新潮，所以容易引起附近地区注意，使人们纷纷效仿。此现象类似于如今的成都地区，时尚行业繁荣，服饰较为新潮，受到全国各地追求时尚的人群追捧。

4 明朝服饰流变的原因

在经济方面，明朝初期，战争刚刚停止，经济尚未恢复。国家为了恢复农业、促进经济发展而制定政策，所以不论是服装的款式、服饰的材质还是服饰上的装饰物都从简。到了明后期，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有的商人甚至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经济水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相应提高，服装用料、装饰、版式设计也得到了丰富、发展，进而服饰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得到发展。

在政治方面，明初期，朱元璋十分注重对制度的制定，为了改善社会制度、巩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开始恢复汉服文化制度。到了明后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出现了士商融合的现象，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如清朝学者沈垚所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天下之士多出于商。”

在文化方面，明初战乱，人们的物质生活尚未得到保障，统治者打算从农业方面入手，恢复国家经济，因此，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较低。明后期，经济已然繁荣，商人地位也有所改变，人们在有经济保障的情况下，思想得到了开放，不再局限于传统服饰，并且敢于突破制度，所以在明朝晚期，服饰的流行变化趋于新颖、个性、时尚，不再局限于上层划分的服饰制度。

5 明朝服饰的影响

对国内而言，明朝服饰是中华传统服饰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明朝服饰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水平，同时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朝社会经济发展。在现代社会，汉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不再是一门冷门的艺术。明制汉服作为汉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汉服的研究和推广具有重要作用。

对国外而言，“朝贡外交”使明朝时期的中国与周围国家贸易往来密切，此时的贸易范围广，使同时期他国服饰受到相应影响，例如此时的朝鲜，由李氏统治，对明朝政府称臣纳贡，并且采用了“袭大明衣冠，禁胡服”等政策以表忠心；明朝政府也形成了一种“赐服制度”，影响了朝鲜的服饰制度改革[12]。因此，人们在现代的韩服中，多少会看到与明制汉服相似的结构配色等。

6 结语

随着历史发展，传统服饰文化甚至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但现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逐渐增加，曾一度不被人们重视的传统服饰文化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数据化、碎片化信息时代也导致人们对服饰文化的了解不完整、不充分，例如明朝服饰文化，其在流变中变化较大，服饰类型较为丰富，人们常通过碎片信息进行了解，因此会与韩服混淆。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明朝服饰文化的流变，总结出明朝服饰文化随着明朝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而变化，逐渐变得华丽、个性化。这不仅是人们物质上富足的象征，也是人们精神上逐渐突破传统、打破封建制度的标志，最后造就了如今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