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淄博窑雕釉莲花双鱼纹折沿盆赏析

许志光

(王渔洋文化研究保护中心,山东 淄博 256400)

2021年6月中旬,淄川三顺民俗陶瓷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刻花瓷盆,据调查该器出土于淄川西河一带,经淄博窑古陶瓷研究院鉴定,瓷盆为一元代淄博窑所产雕釉瓷器。该盆花纹繁缛,工艺复杂,图案布局严谨,为淄博窑元代瓷器精品,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现就该器予以介绍,并就相关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器物介绍

此器完整,品相完好。敞口宽折沿。直腹微鼓,浅宽圈足底,外饰酱釉,内饰青釉。外底爆胎无釉,胎骨较粗硬,呈褐色,为本地俗称的“地瓜干胎”。内腹壁、底雕刻满工,釉色晶润。口径43 c m,底径27.5 c m,沿宽5 c m,高11.7 c m。该器内雕釉刻满纹饰,宽沿刻一圈14组缠枝莲花,间刻竖线条纹。腹壁雕刻11 组双线莲叶纹,上刻弧线相连,上面亦填刻竖线纹,莲瓣内莲瓣间刻饰水草云纹。内底外刻饰一周曲带纹,中间刻两条肥大的鲢鱼,两鱼上下相排,间刻饰莲花、水叶纹。主题刻纹两鱼方向一致,口张嘴衔草,圆目;尾、鳞、须雕刻细腻,栩栩如生。全器雕刻纹饰分为四层,层次分明:口沿外刻缠枝莲花,内腹壁刻莲叶纹,内底外刻曲带纹,底中刻双鱼、水草、莲花纹。整体图案用缠枝莲纹,单独莲叶,水草莲花,双鱼组成一幅完美的水中莲花鱼纹画面,布局丰满,线条流畅,主题突出,刀锋犀利。间刻饰竖线条纹填空,疏密适度,是一件难得的古代雕釉刻瓷艺术珍品(图1、图2)。

图1 雕釉盆

图2 雕釉盆内刻纹饰图案

纵观这件器物的装饰图案,全器满工,图案繁缛,层次分明,疏密适度。其雕刻工艺应是先有图案设计,制瓷工匠在低温烧制的瓷坯上按图刻纹,然后再饰白色护胎底釉,最后饰玻璃高温釉入窑高温烧制而成。于此证明,这件瓷盆是根据特殊用途而专门设计制作的一件具有特殊使用功能的装饰器或礼器,故而迄今所见较少,甚为珍贵。

二、窑口及年代

盆是宋元时期常见的日用使用器物,为盛器。关于这件瓷盆的烧制窑口,依据器物造型、胎骨和发掘出土资料推断如下:(1)该盆外饰酱釉,内饰青釉,外底宽平圈足无釉露胎,且露数圈轮痕,为了便于使用将三支钉痕抹平后又涂一层护胎釉。此器釉色和制瓷技术特征是淄博窑宋元时期常见的制瓷技艺。(2)由外露胎观察,此盆胎骨较粗,呈褐色,是典型的淄博窑特有的俗称的“地瓜干胎”。(3)据调查,此盆是近年出土于淄川龙泉西河一带。凡此三点,推断此盆为淄博窑坡地窑口生产。

关于这件瓷盆的年代,依据以下四点试作考证。

1.这件瓷盆的器型与淄川区西河坡地窑址1977年5月发掘出土的Ⅲ式瓷盆相同(见报告图七:7),而盆内鱼纹形象与Ⅰ式盘(见报告图六:8)相同;白底黑花装饰也是这一时期淄博窑典型的装饰纹饰,坡地窑址的年代定为金元时期[1](图3)。

图3 淄川坡底窑出土鱼纹盆

2.该盆内底所画鱼纹与现藏淄博市陶瓷琉璃博物馆元代刻鱼纹窑具——托盘刻鱼相同。据调查,该托盘出土于博山,圆形,素烧粗胎。托盘呈圆形、平整;外有一轮弦纹,褐红色,有细布纹衬底;内刻饰水波纹和一条鱼纹。刻鱼张嘴吐水泡,圆目翅尾,似游水状,极具动感,雕刻细腻,富有艺术感。鱼的上部刻:“至正柒年七月初五日姚里画”十二字年款,明确记载了该器皿的制作使用年代和工匠作者姓氏,此年款也就具有了证明这件窑具所有权的性质。托盘下有圈足支撑。面径35.5 c m,足径24 c m,高5.5 c m(馆藏编号A0027。图4、图5)。这件窑具完整,器型较大,应为晾晒大型器物胎胚所用,且有元代“至正柒年”(公元1347年)款,是目前所知淄博窑仅存的一件有明确年代的元代窑具,十分珍贵。3.纵观淄博窑制瓷历史,刻花、划纹、剔花是宋元时期制瓷的主要装饰技法,虽然金元时期出现了白釉黑花装饰技艺,但刻瓷工艺在金元时期仍普遍使用(见坡地窑址发掘报告图四:13)。

图4 元代窑具

图5 元代窑具正面鱼纹

4.这件瓷盆的造型亦与坡地窑址二期文化Ⅱ式盆相同(见报告图九:3)。二期文化定为元代。

综上所述,这件瓷盆的年代为元代。

三、雕釉工艺探析

雕釉即刻釉,属刻瓷技艺范畴,它是在凉胎施釉低温烧器后再刻,故称雕釉。众所周知,宋代刻瓷技艺是在胎坯上刻花、划花或剔花,然后施釉高温烧成。«中国陶瓷史»在记载北方辽瓷装饰时指出:“胎上装饰有刻花、印花、贴花三法。多是在成坯后掛釉前进行的,也有在掛釉后加工的,但所占比例较少……除刻花外,又有雕釉、剔粉、填黑,雕釉是掛釉后再雕刻花纹。”[2]据此考证,这是一件用雕釉工艺而制成的鱼纹瓷盆。

据这件雕釉鱼纹盆的雕釉技艺考证,雕釉瓷器是淄博窑系瓷器中目前发现唯一的一件。由此可观雕釉工艺流程为:制坯——晾坯——施釉——低 温 烧 成——雕 刻 纹 饰——填 饰 护 胎釉——施高温玻璃釉高温烧器。雕釉制瓷工艺复杂,刻工娴熟,而这件瓷盆雕满纹饰,刻工犀利,图案层次分明,疏密有序,主题双鱼突出,更显其立体感,具有较高的艺术研究价值。莲花纹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寓意贞洁不俗,显露它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崇典雅风格。由于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行,受其影响莲花成为唐宋时期瓷器上的主要装饰艺术。

而鱼纹装饰在陶器上6 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就已出现,后因鱼、余同音而具有了富足、富裕的含义,成为吉语的象征被广泛运用到瓷器的装饰工艺中。所以这件雕釉瓷盆的主题雕刻花纹莲花、莲叶、莲瓣和鱼纹、水草纹、斜线条纹就构成了一幅完美的水中胜景图案,有吉庆有余(鱼)、官运连升、富贵吉祥的美好寓意。故而该器从刻工、制瓷技艺到图案寓意,都是一件难得的淄博窑瓷器精品,也是淄博窑元代新出现的一种制瓷装饰技艺,代表了淄博窑系元代制瓷的最高水平。

四、关于淄博窑元代制瓷业渐衰问题的探讨

以往研究陶瓷史的著述普遍认为,元代因北方战乱和明代初年的天灾,制瓷业受到重创,出现了制瓷业萎缩和技艺衰落的历史。1997年版«中国陶瓷史»载:“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97年(公元1271—1368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一度带来逆转。”[3]以往在论述淄博窑元代瓷业状况时认为元代因战乱窑业生产开始衰败[3]。纵观淄博窑的发展历史,事实上元代制瓷业在继承了金代制瓷技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宋金时期淄博窑已知的磁村窑、大街窑、八陡窑、郝家窑和巩家坞窑至元代继续大量生产瓷器外,金元时期又新出现了另一制瓷作坊——坡地窑,制瓷规模有所扩大。在制瓷装饰上大量采用白釉黑花工艺,并创新出现雕釉技艺,进一步丰富了淄博窑制瓷技艺,成功烧制出雕釉莲花鱼纹盆这种雕刻繁缛的瓷器精品。但淄博窑元代制瓷相比繁盛时期的北宋晚期至金代时期,从品类、釉色到精品器物明显不及前期,其器型略显粗犷,品类也有所减少,但还保持着持续扩大发展的趋势,淄博窑元代衰败迹象不甚明显。

据研究,淄博窑渐衰的时间当在明代前期。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元末明初山东地区天灾(即虫灾)较甚,加之战乱,山东地区人口减少,经济衰败。二是据«明史»记载,明代初期山东地区出现了“千里无人烟”的状况,明朝政权稳定后采取了人口迁移政策,山东地区部分人口是从河北枣强和山西洪洞迁移而来[4],他们不善制瓷技艺。三是据清代孙廷铨«颜山杂记»载,博山地区明代洪武年间琉璃业兴起,且已远销中亚和南洋地区,部分生产瓷器的工匠转向琉璃制作[5]。上述原因在淄博窑制瓷历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明朝前期,淄博地区人口减少,经济萧条和制瓷技艺失传当是淄博窑有所衰退的主要原因。

明代后期由于社会文化经济的恢复,淄博窑制瓷业得到较快发展。新出现了龙泉、西河、福山、南万山明清至民国时期制瓷区域中心,大量生产粗大的盆、缸、瓮等生活器皿,还新出现了建筑园林陶瓷。明代后期在博山的山头、八陡地区出现了另一制瓷中心,主要生产日用美术陶瓷,当代淄博陶瓷就是在这两个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明代后期,淄博窑各窑口(作坊)间已有了明确的专业分工,从而促进了淄博窑制瓷业的发展,烧制出了青花、粉彩、红绿彩、釉里红等高档釉色瓷器和贡地方官府使用的“贡瓷”[6]。制瓷作坊规模大、产量多、销售区域广、专业分工细是这一时期淄博窑业的基本特征。

虽然元末明初因战乱和天灾导致人口骤减对淄博瓷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由于博山明代以琉璃、陶瓷、煤炭为主要产业的工业城镇的兴起,至使在明代中晚期淄博窑陶瓷业得以较快恢复并得到发展;又因金元时期淄川、博山一带相对稳定,故而淄博窑业还未出现停工停烧的历史局面。所以,淄博窑瓷业从北魏时期开始以来的1 400年间,按历史发展和社会需求在不断地创新发展,时代蝉联,至今从未间断,这在中国瓷业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按时代发展,淄博窑系在古代形成了五大制瓷中心:一是北魏——唐代,寨里(大张);二是唐代——元代,磁村、巩家坞、郝家;三是北宋——元代,大街(博山城区)、八陡;四是金元时期,西河、南万山;五是明代至民国时期,龙泉、西河、福山,山头、八陡两个瓷业烧制中心。由此证明,自元代以来淄博窑瓷业出现了我国北方地区少有的持续扩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这件雕釉莲花鱼纹折沿盆是淄博窑精品,以其高超的制瓷技艺证明元代淄博窑的制瓷水平在国内同时期窑系中属领先地位,这也是淄博窑之所以成为历史上著名窑系的又一实物例证。

(此文完成得到了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文博研究馆员张光明先生的悉心指导,器物摄影由淄博市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滨先生完成,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