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当随时代”内涵探析

摘 要：从“笔墨当随时代”的辨析出发，认为石涛的画论思想分为定法与不定法两个阶段。在不定法阶段，石涛超越了“古法”和“我法”的對立，认为“法无定相，气概成章”和“不必较古今”，这也是他“一画”和“无法之法”思想的真正含义。以往将“笔墨当随时代”理解为“创新”与“复古”的对立思维，形成了诸多矛盾。在宏观层面，石涛“笔墨当随时代”并无“历史进步观”或“历史退步观”的倾向，而是强调艺术与社会的必然联系。

关键词：石涛;“笔墨当随时代”;“古法”;“我法”;学古;创新

一、“笔墨当随时代”辨析

“笔墨当随时代”文本记载于《大涤子题画诗跋》，此书乃汪绎辰四处搜集石涛画作，集其题跋而成。全文如下：“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初唐、盛唐，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丽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癸未夏日苦瓜痴绝书。”[1]

对于石涛的画论思想，许多学者质疑“笔墨当随时代”的含义。故有必要再次申说。其中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师古说”，认为联系上下文来看，“当”应作“倘”解，石涛的本意是指笔墨越古越好，不应随时代改变[2]。第二种观点是“矛盾说”，认为命题和举例、案例之间相互矛盾，故而以创新为石涛思想核心是错误的[3]。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石涛所处时代是以四王笔墨为正统的，而石涛的绘画并不随“时代”[4]。第三种观点是“创新说”，认为石涛的本意便是“笔墨当随时代”。

首先，“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展现出诗画同源的思想。石涛在谈论笔墨时，常将诗画联系起来。他说：“诗中画，性情中来者也……画中诗，乃境趣时生者也……真识相触，如镜写影，初何容心。”[5]石涛明确指出诗中画来源于性情，而画中诗来源于境趣，这是他将笔墨比作“诗文风气”的思想基础。其中“真识相触”一句，特别强调诗画（艺术）创作的萌发，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即“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不受主观意愿的左右。这一思想是与“笔墨当随时代”一脉相通的。

其次，这段画论中较为关键处是“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一句，探讨这段画论中二人的意义，对我们理解这段话至关重要。石涛认为元代画家分为阮籍和王粲两类，即遗民和降民。以阮籍为例，他避世清谈、逃避社会的态度与元代画家殊途同归。而王粲后期归降曹操，“假高衢而骋力”，所写多应制奉和的作品。总之，在元代，画家只得像阮籍一样远离时代和政治，或者像王粲一样接受他主统治。石涛表达了这样一层意味：元代绘画艺术不佳，是由于时代大环境恶劣所致，这紧紧扣住了“笔墨当随时代”的核心命题。

最后，“倪、黄辈如口诵陶潜句”，是从师承角度来对比的，陶潜赋的文风与阮、王相符，这正如倪、黄师从董、巨。“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一句出自《闲情赋》。关于它的文学地位，历来争议不断。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6]清代方东树也说：“渊明《闲情赋》……直是轻薄淫亵，最误子弟。”[7]他们均认为《闲情赋》乃陶潜诗作中的瑕疵。此外，“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一句别有深意。其前文为：“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8]这是用美人来比喻绘画——笔墨即使再好，如同“玄鬓”上的华泽，如果泥古不化，也会随着“佳人”“屡沐”，最终“枯煎”。脱离时代的艺术会“枯煎”，那么怎么才能让艺术充满生机与活力呢？石涛给出的回答是“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必然随着时代而发展和变化，不然就会成为“枯骨死灰”，这是石涛的核心论点。由此观之，石涛强调人与时代必然的联系，非是人力所能逃脱的。这不是主观的“弃古”和“脱今”，而是学古与创新。

二、“昨日说定法”——石涛的学古说与

“我用我法”

“笔墨当随时代”中，主语是“笔墨”，从这个关键词延伸出去，有利于检视石涛对艺术创新的态度。首先对于笔墨是否要随古人，石涛给出过明确的回答。“（作画）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9]他认为笔锋要描绘生活，墨要来源于精神，这其实就是“笔墨当随时代”的含义，即使笔墨尽失，也不可丢失“我”在。石涛通过否定笔墨不可随古人，重申了自己“我用我法”的观念。“尺幅上换去毛骨”一句主要强调绘画法在于变，他曾说：“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10]

在这里，石涛古今对立的意识十分强烈。这种定要用“我法”的思想，影响了他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石涛画论的最终面貌。确实，石涛曾经表现出对“古法”的强烈反对，批评“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认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11]。在此阶段，石涛认为“古法”与“我法”是难以调和的，如其曾言：“余尝见诸名家，动辄仿某家，法某派。殊不知书与画天生自有一人职掌一人之事，必欲实求其人，令我从何处说起？”[12]在石涛心中，每人应该对绘画有自己不同的职掌和表达，仿古与自我表达并不兼容。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石涛最终提出了“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和“ 我自用我法”等。当然，在学古的态度上，石涛承认没有古人的基础是不能创新的，但他指出：“古者，识之具也。化者，识其具而弗为也。”[13]“弗为”证明古者作为“识拘于似则”是被批评的，“古”与“化古”，仍然是被对立起来的，“古者”要成为“化古”所超越的对象。

需要特别指出，石涛认为倪、黄如口诵陶潜之句，这同时包含了肯定与否定：其一，石涛将倪瓒、黄公望的笔墨成就比作陶潜的诗文成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石涛对他们的充分肯定;其二，“口诵”则证明石涛认为倪瓒、黄公望笔墨成就虽高，但终是师法董、巨，笔墨随人作计而不随时代，这是他鲜明的批评。石涛对倪瓒、黄公望二人笔墨的赞美在画论中俯拾皆是，如石涛评价倪瓒的《秋林图》时，说：“淋漓高下，各自性情。今海内笔墨去古远矣，清湘大涤子自笑知其皮毛耳。”[14]可见石涛只是在笔墨未能随时代这一点上，对倪瓒、黄公望有所微词，却并不否定二人之笔墨，甚至对二人之作发出了“倪高士画如浪沙溪石，随转随注，出乎自然”的赞美之词[15]。

三、“今说无定法”——法无定相，气概成章

“笔墨当随时代”亦可见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山水十二帧册》一册页上的题跋。该冊子共有十二页，是石涛一段时间内相对完整且相互呼应的思想。上云：“‘昨说定法，今日说不定法。吾以此悟解脱法门也。”[16]可见石涛得悟“笔墨当随时代”的思想，最直接的来源是对“昨日定法”与“今日不定法”的思辨。《五灯会元》载：“外道曰：‘昨日说定法，今日何说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17]石涛将禅宗思想引入画论之中，在前一阶段，无论是“古法”还是“我法”，都处于“着相”的定法阶段。而不定法主要表现出一种超越的思维，即“法无定相，气概成章”[18]。在为我还是为古这个问题上，石涛给出的答案是古人不重要，我亦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象。从定法到不定法的超越，石涛有一段画论说得很清楚：

吾昔时见“我用我法”四字，心甚喜之，盖为近世画家专一演袭古人，论之者亦且曰：“某笔肖某法，某笔法不已超过寻常辈耶。”及今翻悟之，却又不然。夫茫茫大益之中，只有其得此一法则无往，非法而必拘拘然。石之为我法，情生则力举，力举则发而为制度，文章其实不过本来之一悟，遂能变化无穷规模。吾今写此一幅，并不求合古人，亦不定用我法，皆是动乎意，生乎情，举乎力，发乎文章，以成变化规模。噫嘻！后之论者，指而为吾法也可，指而为古人之法也可，即指而为天下人之法也，亦无不可[19]。

石涛指出，必拘泥于名叫“我法”的东西，这仍然是一种定法。如果做到“并不求合古人，亦并不定用我法”，“古法”与“我法”的对立便消解掉了。在对待古人上，《山水十二帧册》云：“古人虽善一家，不知临摹皆备。不然，何有法度渊源？岂似今之学者，作枯骨死灰相乎？”[20]这段话流露出对学古的肯定态度，他认为“法度渊源”自“临摹皆备”而来，学古人要旁通诸家，才能化古而创新。而画无气韵，皆因今人知学古而不知化古（因学古不精）。在这里，石涛将“古法”与“我法”统一了起来。

除了笔墨问题外，石涛更多的转变在学古的对象和方法上，他说：“古人之相形取意，无论有法无法，亦随乎动机，则情生矣。”[21]石涛认为学古，重要的不是笔墨，而是悟到“相形取意”要“随乎动机”，这就是要表现对象的气韵和生机。由此，石涛进一步指出绘画真正遵循的并不是固定的法度，而是要“动乎意，生乎情，举乎力，发乎文章，以成变化规模”。如果追问意缘何而动，石涛的回答便是画家精神与世界相接而被触动。他说：“山水真趣，须是入野看山时，见它或真或幻，皆是我笔头灵气。下手时他人寻起止不可得，此真大家也，不必论古今矣。”[22]

此外，“指而为吾法也可，指而为古人之法也可，即指而为天下之法也，亦无不可”一句尤为重要。石涛在这里，将“我法”、“古法”和“天下之法”的区别阐述得很清楚。“一画”是绘画中“法”的来源，“有法”包括“古法”和“我法”（定法），而不定法的便是以“有法”贯“众法”，它是建立在超越“我法”和“古法”上的，这样的法是“天下之法”。“无法之法，乃为至法”，所以无定法也可以叫至法。如前文所述，石涛已经悟到根本之法是意动，既不求“合古法”也“不定用我法”，所用之法皆是看对象适合什么，自然而然，这就是所谓“意动则情生”。由此可见，“笔墨当随时代”所包含的命题并不是创新，而是表现，不论是摹古还是创新，只要能表现好对象，便是得法。此外，关于“时代”二字，石涛曾言：“世不执法，天不执能。不但其显于画，而又显于字。”[23]“世”与“天”都不执着于法度和功用，这是因为它们根据不同的时代和对象加以调整。因此，石涛说：“必使墨海抱负，笔山驾驭，然后广其用。”[24]这是“笔墨当随时代”核心是表现的另一佐证。

综上所述，“笔墨当随时代”之题跋，从个体层面来说，包括了两个阶段：一是执着于创新的定法，二是“不必较古今”的无定法。在艺术层面上，石涛认为艺术的发展和变化是被时代决定的。

四、结语

石涛并无“历史进步观”或“历史退步观”的倾向，这两种判断都不是石涛的本意。当今学者觉得“笔墨当随时代”难解的原因，在于他们将这个命题理解创新与学古的对立，但石涛早已超越了“古法”与“我法”，认为“法无定相，气概成章”。笔墨所随的时代，从微观意义上来说，是由艺术家真实感受的世界组成的。石涛要求在“相形取意”上，做到“真识相触，如镜写影”，即“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从宏观意义上来说，石涛认为，艺术跟随时代变化是基本法，鲜明反映着时代，它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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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石涛.石涛画跋[M]//王伯敏，任道斌.画学集成：明—清.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313，322.

作者简介：

勾崇智，硕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部科研助理。研究方向：中国美术收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