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论视阈下的《红楼梦》英译史梳理

金艺萌 王卓然

内容摘要：《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突显了中国的民族特色文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红楼梦》的两个英文全译本相继出现，不同时代背景、文化差异及个人经历都会对翻译过程产生影响，这和操纵理论的主要观点不谋而合。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论为理论基础，简要梳理《红楼梦》的英译史本并着重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英译本，探讨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曹雪芹 《红楼梦》 英译本比较 操纵论

曹雪芹所著的《红楼梦》被认为是一部清代的百科全书。1812年，马礼逊节译了《红楼梦》中的部分文字，成为了《红楼梦》进入英语世界的第一次尝试。从那时起，《红楼梦》的翻译史上出现了不同的英文译本。20世纪80年代，杨宪益和戴乃迭、霍克斯和闵福德的英译本问世。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红楼梦》至今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有11个不同的英文版本，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近百年来，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紅楼梦》的英译活动，然而研究者很少将翻译置于历史语境中。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提出了影响翻译的三个主要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提供了历时的研究视角，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由此，本文以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为基础，对《红楼梦》的两个英语全译本进行考察，以期总结译作形成的微观路径。

一.《红楼梦》英文节译本的发展简史

1.1830-1900年

这一时期的《红楼梦》有四个节选或删节的英文译本：德庇时1830年的版本、罗伯聃1845年的译本、包腊1868年的译本和乔利1892年至1893年的译本。

德庇时作为英国驻华外交官，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关于中国人诗歌的文章中提到了两首摘自《红楼梦》的诗歌，但没有对其情节作任何描述。罗伯聃于1846年在《华英说部撮要》上发表了第六章的一些翻译段落，把语言教学作为其翻译目的。海关专员包腊认为《红楼梦》文字晦涩，于1868年对《红楼梦》进行了翻译的尝试，旨在让普通英国读者了解中国的历史、风俗、文化和文学。乔利的译本涵盖了《红楼梦》的前56章，使英国人通过语言学习对《红楼梦》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一时期的翻译有一些共同之处。首先，翻译人员都是英国驻华外交官。除德庇时外，罗伯聃、包腊和乔利没有任何相关的专业背景。其次，翻译的目的主要是为在华外国人提供语言学习资料或娱乐活动，体现出一定的实用主义特征。尽管在19世纪上半叶，以皇家学会为首的研究机构开始对中国文学、历史和社会进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几十年里，儒家经典和中国诗词被视为文学的主流。因此，一些早期汉学家并不重视小说。然而，这四个版本都表现出了“忠实”的倾向。19世纪30年代以后，《红楼梦》以一种无组织的方式出版，这表明原文广泛流传，但翻译活动没有明显的学术性和系统性。

2.1901-1960年

这一时期的《红楼梦》有四个不完整的英文译本：1927年的王良志译本、1929年和1958年的王际真译本以及1958年麦克休姐妹的译本。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因此，新红学的出现和成果对当时包括王良志在内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良志的译本省略了所有与宝黛恋情无关的叙述。1929年，汉学家亚瑟·威利为王际真的译本作序，标志着红学与汉学的结合。王际真认为汉学家的作用是为《红楼梦》提供一个尽可能丰富深厚的故事背景，以提高其地位。麦克休姐妹的译本是从弗兰兹·沃尔特·库恩的德语译本翻译过来的。在库恩的序言中，他以女性祖先为代表讨论了道家和母权制。

这些英译本改变了翻译的方式。在威利为王际真译本所做的序言中，他介绍了译本产生的背景，并将其取得的重大成就与历代小说作了比较;库恩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红楼梦》的本质，这些学术特征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汉学家的序言更像是译本的附属品。虽然汉学家们希望提高译本的价值，但译者和汉学家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疏远。

二.从操纵论看《红楼梦》英文全译本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红楼梦》又有三种英译本问世。其中两个是全译本（1973年至1986年霍克斯和闵福德的《石头记》，1978年至1980年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红楼梦》），另一个是1991年黄新渠的译本。本文将从操控论的角度着重分析前两个译本。

1.意识形态的影响

（1）社会背景

《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由霍克斯和闵福德于1973年至1986年撰写。二战后，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美国许多大学建立了中国或远东地区的研究机构。到20世纪50年代末，亚洲研究已经相当流行。因此，许多研究机构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增加，汉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也随之兴起。20世纪60年代以后，教师、学生和语言研究者激增，读者的期望和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出现。另外，普通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也不大。因此，新闻界不再重视普通读者的需求，而是重视专业读者的需求，并邀请霍克斯翻译《红楼梦》。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出版于1978年至1982年。在杨的译本中，既没有序言，也没有译者对原文的看法。但是，《红楼梦》中暗含了清代阶级矛盾和统治者内部矛盾的主题。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政治上，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思想上，马列主义已传入中国。李希凡等学者通过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跳跃闪烁在建国以来我们主流的政治风景和意识形态脉动里。因此，对《红楼梦》的研究不仅仅是古典文学领域的一种行为。尽管译作本身没有明确提及，但杨宪益在回忆录中曾谈到他早期的经历，这显示了隐藏在历史背后对译作的一些潜在影响。

（2）个人经历

大卫·霍克斯于1942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拉丁和希腊古典文学。1945年至1947年，二战结束，霍克斯回到牛津继续学习汉语和日语，之后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深造。20世纪50年代，霍克斯回到牛津大学，完成了汉语研究的学业。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霍克斯的研究不仅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学，而且涵盖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鲁迅的短篇小说。

20世纪60年代，霍克斯对《红楼梦》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1970年，企鹅图书出版公司与他联系，要求他完成翻译《红楼梦》全书的任务。为了全神贯注于翻译，他辞去了中文系主任的职务。1973年，他获得了一项研究奖学金，这项奖学金资助他近10年的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小说的前80章，分别于1973年、1977年和1980年出版了三卷，其余由英国汉学家闵福德完成。

根据霍克斯在学校的早期经历所知，尽管他的母语是英语，但他仍然通过文学深入到语言学习中。作为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译者，他用自然、生动、细腻的语言给文本增添了更多的趣味性。其次，作为一位世界杰出的汉学家，他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向俞平伯、威利等学者学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們的影响。他在前人对汉语及其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红学的研究，这对他的翻译工作大有裨益。此外，他对事业的热情和执着也可能是《红楼梦》英译本成功的主观原因。

杨宪益1915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封建家庭，他的家族给他带来了中西合璧的教育。他的祖先大多是清朝的官员，而他的父亲和叔叔们则在国外学习，欣赏西方的教育。当他12岁左右时，他被送到了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尤其擅长文学。1936年，他被牛津大学录取。杨宪益在大学期间进一步学习文学和政治，翻译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1944年到1946年，他开始担任翻译工作。在这期间，他做了大量的阅读和笔记，写了大约200多篇关于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的短文。20世纪50年代，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开始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尽管他们在这一时期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但复杂的政治环境经常让他们的工作受到干扰。他们必须注意自己的翻译文本，并经常与编辑争论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

基于杨宪益的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一方面，他对英汉文学有着深刻的认识，多年的翻译实践为他的翻译能力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他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对他有长期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干预和制约。我们不能否认杨宪益对《红楼梦》英译做出的贡献，就像我们不能不考虑不同翻译现象的引发原因而决定哪个译本更好一样。

尽管这两位译者对英汉文学都很了解，但他们的母语文化仍然主导着他们的翻译活动。文本中有许多量词，但杨宪益和霍克斯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霍克斯倾向于用“a party of”来暗示人物的肢体运动，蕴含着更多的动态美。例如，原文“每林孝家带领十来个老婆子上夜”（810）被翻译成“each day at sundown Lin Zhixiaos wife conducted a party of ten or so senior women into the Garden to police it during the night”（1141），这意味着比起老妇人，这些妇女更有经验，也更勤劳。

此外，霍克斯大多采用交际翻译，寻求原文与译文的动态对等。因此，他根据文本的整体意思来翻译，而不是逐字翻译，这也是母语者的优势。例如，秋桐当着王熙凤的面抱怨平儿，说“奶奶名声生是平儿弄坏了的”（956）。霍克斯将其译为“Patience is going out of her way to give you a bad name， Mrs Lian”（1366），这样的表述暗示了人物达到这个目标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然而，杨宪益将其译为“Pingers spoiling your reputation， madam”（1490），虽然更直截了当，但缺乏含蓄之意和文学品位。

2.诗学的影响

诗学（勒菲弗尔，2004：26）是一种关于诗歌及其技巧的理论，也是一种文艺理论。诗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时间。勒菲弗尔认为，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在诗歌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的。诗学研究涉及到词、句以及整篇文章的翻译策略。为了符合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译者经常对原文进行调整，以达到使被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在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关注翻译中的诗学因素。诗学关注的是文学应该是什么或可以是什么，它由文学本身及其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构成。因此，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译者不得不对原文作一些调整。

最为世人所熟知的霍克斯和杨宪益的译本都始于20世纪70年代，结束于80年代，但他们的翻译风格却完全不同。一方面，新中国的重建寻求保守的、文学的、政治的翻译风格，同时也向英语国家发出了某种友好的信号。另一方面，集体主义的盛行限制了个性的发展，给翻译设置了更多的限制。因此，杨宪益重视原文及其作者，他有意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国家，并以文学翻译为基础，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然而，二战后，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学家关注现实世界，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如社会问题和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大多数文学作品的目的都是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人们的现实需求。在霍克斯看来，翻译的目的是满足读者的需要。因此，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他采用了意译的方法。此外，他还参考了西方文学和流行文化，用简单的术语来代替一些晦涩的术语。小说中的所有细节都经过了仔细的翻译，揭示了译者的良好意图和他们在诗学冲击下所做的努力。

3.赞助人的影响

在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中，赞助人的作用是最关键的一个，并一直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赞助人包括个人、政府、政党、当局以及报纸、杂志和出版商，是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力量。赞助人有三个基本要素：意识形态、经济和地位，它们在不同的情境下通常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在意识形态上，赞助人制约着文本结构和主题的选择和完善;在经济上，赞助人给作者或译者一笔资金或任命他们担任某个职位以谋求生计;在地位上，赞助人被认为是以特定组织或方式团结在一起的一系列组合。如果人们想把不同的文化带给大众，书籍可以成为一种媒介。如果文学作品不能出版，无论它们有多么非凡，对作家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出版社作为翻译的赞助者之一，可以决定翻译的标准和出版，甚至可以决定翻译的目的和策略”（勒菲弗尔，2004：19）。

出版商有权决定翻译谁和是否出版。著名出版社倾向于选择比较权威的学者来完成这一任务，尤其是汉学家。例如，企鹅出版社邀请霍克斯翻译《红楼梦》，他的作品以有组织的方式出版。此外，目标读者或媒体瞄准的市场也会影响其决策。译者在当时权威的允许下做适当而安全的翻译。总体来说，赞助人一直在操纵着翻译活动。

以安德烈·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纵理论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和文学的界限，增加了社会、政治和历史的维度。基于这一理论，本文简要梳理了《红楼梦》的英译历史，以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英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汉英翻译活动的影响。我们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既需要坚持自身选题标准，也应该主动地辨认和配合上述的操纵因素。对于译入语国家的主导诗学和意识形态，我们的对外译介行为是无法强加干预的，同时需考虑到讀者的接受程度，否则会对传播效果造成干扰。另外，对外译介机构应该增强与译入语国家的译者和赞助人的合作，以求从最大限度上吸纳不同层次的读者，尽可能使我们的对外译介达到较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大卫·霍克斯&闵福德（译）.石头记[M].伦敦：企鹅图书出版社，1973-1986.

[2]杨宪益，戴乃迭（译）.红楼梦[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

[3]安德烈·勒菲弗尔.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4]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冯庆华.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红楼梦》霍克斯与闵福德译本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6]冯庆华.思维模式下的译文句式：《红楼梦》英语译本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

[7]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8]李晶.道阻且长：《红楼梦》英译史的几点思考[J].红楼梦学刊，2015（2）：238-264.

[9]孙玉明.红学：1954[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0]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11]郑中和.节译与改写的交织：《红楼梦》英译史上的一篇轶文[J].红楼梦学刊，2017（1）：261-276.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