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百年梦想：思想、制度、技术的变革

朱国华

摘 要：近代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阶级、不同群体的先进分子肩负起历史使命从各自认识角度探索尝试，先后形成三个历史交替的百年梦想，即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党百年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从新中国成立到新中国百年的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从思想变革的角度看，由技术救国、政治救国、革命救国、素质救国到思想救国，逐渐实现了器物层面追因深化到制度层面溯源。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由从王朝更替、王朝中兴、君主立宪、议会共和、军事獨裁到社会主义，逐渐实现了关注制度修补到制度重铸的升华。从技术变革的角度看，由近代工业化、建立工业体系、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到中国智造，逐渐实现了工业1.0升级到工业4.0。三个百年梦想见证着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其核心经验是先进政党的坚强领导、制度革新的稳步推进、技术变革的勇立潮头。

关键词：百年梦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近代历史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2）08 — 0005 — 09

人类历史上，世界性富强的国家梦想先后出现过六个，即罗马梦、盛唐梦、荷兰梦、伦敦梦、苏联梦、美国梦。大航海时代以来，大国崛起的样板先后有九个，即海上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业帝国荷兰、日不落帝国英国、欧洲霸主法国、科技强国德国、百年维新日本、社会主义新途苏联（俄罗斯）、超级大国美国。追求强盛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希冀，实现伟大崛起是世界各国的国家梦想。近代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阶级、不同群体的先进分子肩负起历史使命从各自认识角度探索尝试，先后形成三个历史交替的百年梦想，即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党百年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从新中国成立到新中国百年的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对于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封建王朝末期的中国而言，摆脱西方列强蹂躏和践踏逐渐成为国人第一个百年梦想即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无产阶级政党是第五个提出系统性救亡图强方案的实践群体，中国共产党创立初始即确立百年梦想即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新中国初创外受封锁、内承过渡，形势错综复杂，任务异常艰巨，但是中国共产党敢于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追逐百年梦想即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三个百年梦想对应三大历史任务，开创三条特色道路，是无数仁人志士、群体组织从思想、制度、技术等多维度探索尝试的结果。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的百年间，在追寻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梦想征途上，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党百年间，在追寻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梦想征途上，最终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到新中国百年间，在追寻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梦想征途上，基本探寻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

一、三个百年梦想的历史交替

三个百年梦想交替出现，集中反映了百年间时代主题的变迁，比较完整地叙述了近代以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比较清晰地映射出中国由弱渐强的路径抉择，比较突出地浓缩出关键性理论创新的成果，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奋斗不止的精神内核（见图1）。

（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初创：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

西方文艺复兴促进了思想革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大航海时代和全球殖民，欧洲封建制度相对顺利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反观中国，明朝晚期资本主义萌芽欲出，却遭遇到游牧文明取代农耕文明主导中国，虽然在诸多方面有所发展、有所进步，但是技术自闭、交流自封、经济自足、文化自满日趋鼎盛。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经济形态、两种生产方式、两种文明体系，以及两大地区性国际关系体系必然面临日益频繁的交流冲突，直至经济竞争、技术竞争甚至军事对抗。

西方列强先后采用外交方式、经济方式、毒品方式洞开国门，却遭遇到农耕文明自然经济的强烈抵触而失败;进而升级到军事方式和文化方式，成功叩门而入。自此，中国日趋过渡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百年梦想。

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阶级在王朝没落时自发形成的革命起义，在生产关系方面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但是在生产力方面尤其是现代化方面基本上未能体现进步性。“王朝更替”方案追求的国家独立实际上是建立新的封建王朝，追求的人民解放实际上是农民阶级的暂时解放;农民起义虽然无法实现百年梦想，但终究是历史的必然，其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宣告农民阶级的方案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彻底失败。

洋务运动是王朝动摇之际地主阶级洋务派主动发动的自我革新，在生产力尤其是近代工业化方面有极大地推动作用，在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方面改进不大，在上层建筑方面进展甚微。“技术救国”方案追求的国家独立实际上是王朝中兴，追求的人民解放实际上是阶级关系缓和。洋务运动也未能实现百年梦想，但是开启了全民族包括统治阶级挽救危亡的全方位探索。

维新运动是王朝倾覆之际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发动的中西糅合，在生产力方面基本延续洋务运动之方向，在上层建筑方面有显著发展，在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方面浅尝辄止。“君主立宪”方案追求的国家独立实际上西化兴中，追求的人民解放实际上是阶级关系调和。维新运动根基疏浅，未能实现百年梦想，但是促进了更加开放、更加深入的改革甚至革命的方案探索。

辛亥革命是王朝灭亡之际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在外部性（与帝国主义关系）上具有较大妥协性和幼稚性。“议会共和”方案追求的国家独立实际上完全西化，追求的人民解放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解放。辛亥革命取得了较大的历史进步，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清晰地表明以往的历史实践相继失败，而且历史发展再也不可能倒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形式，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方面均有突破性地发展，同时在外部性上保持了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不仅仅是共产党人的奋斗，也有以往仁人志士试错的贡献，更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结果。

（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党百年：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西方列强依赖生产方式优势全球殖民，实现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中华文化自古尚王道贬霸道，缺乏殖民致强的文化基础，况且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无力角逐列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即树立国强民富的纲领;在工业化道路上，抛弃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路径，而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摸索创新，初步构建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在经济发展道路上，通过加入WTO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上建立起世界最为齐全的产业门类，成为制造加工生产的世界工厂。在科技引领战略上，先后经过科技卫国、科技兴国、科技大国、科技强国等发展阶段，奠定了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转向中国智造的基本蓝图。在区域发展战略上，先后实施东部率先发展战略（1988）、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中部崛起战略（2004）和东北振兴战略（2003），尤其是新时代均衡发展正在助推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很快找到革命力量的伙伴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北伐，实现国家统一。虽然遭遇反革命政变，但是依然独立自主摸索出一条异于“城市中心论”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走出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2]。通过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了抗日战争抵御外敌入侵的国运挽救;通过三条战线的密切配合，实现了军事斗争的胜利、国统区民主运动胜利和统一战线的胜利;通过人民政治协商，实现了建立新中国、开启国家富强之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借鉴苏联模式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苏联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弊端时，迅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命题，肇始中国独立自主探索建设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方面扩大开放积极融入世界经济贸易链、全球产业链、创新价值链，一方面内塑改革逐渐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保持10%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态势，经济总量迅速攀升至世界第二。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更加积极布局第四次科技革命创新版图，更加积极提供“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国际空间站等全球公共产品，更加积极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多边主义全球化、对话而非对抗等全球治理体系革新理念。中国共产党尤其积极践行共享发展，将小康社会（1979）、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2）提升至“四个全面”战略（2014），扎实开展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推動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稳步前行。

（三）从新中国成立到新中国百年：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民族复兴始于危难之际，立于艰险之间，成于希冀之中。中国共产党继承仁人志士之觉醒，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想，一代代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初心相守，延续着“两步走”思想（1954）、“三步走”战略（1987）和“两个一百年”（1997）的发展规划。195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五年计划，奠定扎实基础;十个五年计划，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初步描述了“两步走”思想。1959年底，毛泽东首先提出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国防现代化[4]，进一步具体化发展方向。”1963年，“两步走”思想更加明确，规范表述成第一步为三个五年计划，建立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第二步为20世纪末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逐渐成型，“两步走”思想升级到“三步走”战略。1987年，党的十三大详细而具体的描述了三个阶段的指标任务，划定了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中期的长远规划，直接指向温饱、小康、富裕的梦想，更加强调千百年来的复兴梦想和幸福理想。

在跨世纪发展关键时期，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首次涉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细化“三步走”战略的任务分解，同时进一步突出两个关键节点的复兴意义，即建党百年制度完善、新中国百年现代化强国。2017年，中共十九大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再细化，进一步分为2020年至2035年基本达到现代化，2035年至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定位于“三步走”战略的关键期、“两个一百年”叠加期、建成小康社会的过坎期，也是承续民族复兴的自信期。

二、思想的变革：从关注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

从思想演变路径来看，三个百年梦想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尝试理论创新，这同时要求不同阶级代表尝试不同的实践路线。近代以来，救亡图强关注的技术路线大致是试错机制，从归结于农民战争、技术变革到思想变革（见图2），逐渐实现由器物层面逐因深化到制度层面溯源。不同阶级仁人志士的试错，是三个百年梦想的延续，历史贡献在于宣告此路不通，而警醒后来者另觅他途。

（一）关注技术救国：洋务运动工业化

在西方列强欺凌和内部起义双重冲击下，地主阶级洋务派将危机根源归结为技术落后，其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思想的变革。技术救国相对于天朝大国自满自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思想进步，但是其关注点集中于器物层面，而未能发现亦未能解决隐藏在技术滞后背后的制度原因。

洋务运动切实兴办一批近代企业，举办一批军备厂，创办一批新式学堂，虽然受制于封建制度的掣肘，在中日甲午战争对外战争中彻底失败，但是至少警示后来者“技术救国”此路不通。洋务运动在实践上开启了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在思想上极大地冲击了落后保守的传统桎梏，在世界观上极大地拓展了先进分子对世界形势和中国未来的判断。

（二）关注政治救国：君主立宪

在边疆危机之后，中国又面临瓜分危机，资产阶级实力虽弱，但依然尝试肩负历史任务，将危机根源归结为政治落后，其指导思想“君主立宪”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变革。“君主立宪”相对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涉及到制度层面，但是由于自身实力微弱，不能正确认识人民群众，不能客观认知帝国主义，也不能合理对待地主阶级，最终失去实践的机会。

戊戌变法延续了工商立国和经济改革，开展西式军事改革，全面兴西学废八股，全面推行政治改革，其变法尝试远远超越资产阶级甚至光绪皇帝的实力范围，在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绞杀下彻底失败了。维新派意识到封建制度的腐朽性，但依然未能跳出依赖性和幼稚性，甚至还残存“卖领土换改良”的狭隘思维。戊戌变法不但教育了中国人民认识到封建制度改良的空间已经完全丧失，也让仁人志士更清晰地见识到帝国主义的欺骗性和虚伪性，逐渐失去对帝国主义的投降派、投靠派、妥协派的信任。

（三）关注革命救国：议会共和

内部改良的契机完全丧失，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将目光转移到革命救国，将落后根源归结为封建制度，其指导思想“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变革。“三民主义”首次跳出封建制度的思维范式，试图在资产阶级议会共和的体制下重建强国，但是对社会形态更替的曲折性认识不足，遭遇到帝制复辟而走向失败。

辛亥革命从政治上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议会共和，成立了中华民国，按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思想创设了《临时约法》，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启动了全方位改革设计。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外部性上（对外关系）具有典型地妥协性，在革命斗争中具有严重的幼稚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议会共和道路不通，帝制复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四）关注素质救国：改造国民性

从起义、改良、改革到革命相继失败，部分先进分子将衰落的根源归结于思想落后，这是首次从器物层面逐因、制度层面溯源深入到思想层面究根，其指导思想“民主和科学”集中反映了全民思想觉醒的重大变化。新文化运动试图从思想上清理封建制度，彻底改造国民性，提升国民素质，树立新兴文化。新文化运动是继政治上反封建即清帝退位之后，思想上反封建的集中体现，为后续经济上反封建、社会上反封建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后续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积蓄了力量、储备了思想。

新文化运动直接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勃兴，开启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历史征程;但也分裂为两个方向，李大钊等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探索，胡适等开始沿着资产阶级道路渐行渐远。五四運动在第一阶段以学生为主体，中心集中在北京;在第二阶段以工人为主体，中心转移至上海，标志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从自在阶级过渡到自为阶级。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组织领导的青年学生、群众自发行动的爱国彰显，表现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觉悟，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关注思想救国：马克思主义

在以日为师、以英为师、以美为师方案相继失败之后，无产阶级尝试以俄为师，将近代以来国家衰落民族屈辱归结于思想滞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即确定名称、制定党纲、建立组织机构、明确工作重心，规定党要进行的社会革命。1922年7月，中共二大进一步明确两大纲领即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横跨数百年，直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低纲领紧盯当前及短期任务，灭军阀、反压迫、大统一。

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联系起来，摸索出一条异于“城市中心论”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走出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保持了思想的先进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持续推进进程中，逐渐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践行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与改革实践的良性互动。

思想是指引百年梦想的指向灯，实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金钥匙。思想的革新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声，促进群体组织（政党）的重组，推动改良、改革甚至革命的实践，达到政权巩固或新建政权的结果，最终形成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制度体系。

三、制度的变革：从王朝更替到社会主义

从思想到制度，是历史实践的起点至终点。在追寻三个百年梦想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思想认知推动着不同方向的制度路径探索，囊括了封建王朝制度更替、中兴、复辟，到君主立宪、议会共和、军事独裁，直至社会主义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后，制度的创新发展也遭遇到“左”和右的冲击影响。从制度建设的维度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梦想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着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梦想的实现;在世界经济中心加速转向亚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影响全球治理体系、“一带一路”倡议较好开辟经济走廊、航母群时代开启军事强国等日益有利的形势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想正在稳步前行。

（一）封建王朝制度的更替、中兴、复辟的尝试

发展、改革、稳定是国家治理的永恒话题，思想解放的深度预示着社会发展的区间，制度革新的力度预示着矛盾激荡的空间，实践举措的幅度预示着保持稳定的时间。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投降派、投靠派、改良派、改革派基本上围绕封建王朝这一不可动摇的核心设计出多种方案，也把封建王朝制度的发展极限展现出来。

太平天国运动设计的制度是维护农民阶级利益的政策，天平天国的制度设计除了解决了土地问题（亦存在缺陷），未能有效解决近代工工业化问题，也未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帝国主义侵略），因而制度设计仅仅局限于王朝更替，无法解决千年变局下的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梦想。

洋务运动是统治阶级的自救，具有推动改良的先天优势，但也具有无法彻底打破利益藩篱的桎梏，其制度设计仅仅能够修补技术缺陷和工业化问题（亦未能很好解决）。当时三大核心问题即政治上领导阶级的转型、军事上军队军备转型、经济上工业化转型，一个也未能彻底解决，因而王朝中兴无法根本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梦想。

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和皇帝派系的联合改革，具有双重优势，但是也有实力孱微这一致命的弱点，其制度设计优先从帝制形式突破，实现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目标。君主立宪没有解决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伤害了具有强大实力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帝国主义存在极为幼稚的幻想，因而必然遭到社会底层的疏离、统治阶级的扼杀，无法根本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梦想。

帝制复辟在制度上完全没有创新，颠覆了历史发展潮流，无论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还是“伪满洲国”，在生产力上无法解决土地改革和工业化，在生产关系上无法解决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变革，在上层建筑上，过多强调本阶级的利益而忽视人民整体解放，不但不可能实现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梦想，还极易诱发历史倒退和混乱格局。

（二）资产阶级议会共和的尝试

资本主义制度是当时多数国家制度试行的主流，但是该制度本身并不一定能够解决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跻身西方列强行列，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否则只能在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中处于依附甚至被殖民的地位。

辛亥革命的形势造成了清帝被迫退位的政治变革，其中封建军阀代表袁世凯发挥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但也为后续在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制度执行中埋伏了重大隐患[5]。1912年3月，《临时约法》仿效西方构建的制度体系，实行三权分立，以内阁制取代总统制以约束袁世凯的滥权擅为。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军队的领导、对地方政府的掌控、对袁世凯的限制、对帝国主义的妥协，表明中华民国依然难以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辛亥革命没有形成以资产阶级领导的强大军队，反而造成了国家军队的地方军阀转向。其次，在地方政府的设置上，与中央政府关系相对疏离，尤其是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极易造成独立倾向。第三，对袁世凯渐次妥协失去了制度约束的形式和意义，最终导致制度设计流亡。第四，中华民国对帝国主义依然残存希望，甚至寄希望于重大利益妥协，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帮助，这就变相造成国家独立性缺失。

（三）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尝试

每逢王朝更替或者社会制度变更，伴随着中央政府式微的是地方割据，地方割据是由合到分的必然过程，也是由分到合的重要基础。1928年，“东北易帜”标志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将议会共和倒退成国民党训政。事实上，国民党政权采取依附美国，进而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设计，这不但与各阶级追求制度进步相背离，也无法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

即使在日本全民侵华的外敌灭国面前，国民党也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狭隘主张，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也主动制造三次“反共高潮”。这表明国民党军事独裁制度设计，不但没有团结各民主党派、人民群众，反而造成了各阶级群体的分裂和掣肘，更无法肩负起领导各阶级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

（四）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

农民阶级的利益需要保障，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应该得到发挥，民族资产阶级的参与应该积极争取，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应该坚决斗争，此时，只有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能够整合社会各阶级，推进制度变革，实现国家独立。1922年，中共二大明确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目标。

在革命实践中，通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实现了“以党治军”;通过农村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工农联盟，解决了土地问题;通过“三三制”尝试实现了阶级联合共治;通过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援助摆脱了帝国主义依附，除了生产力方面推进工业化薄弱之外，基本上奠定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制度设计的初始积累。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基本奠定了民主联合政府的制度框架，是各阶级各党派相互妥协协商的结果，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依然具有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极大可能性。国民党发动内战，反而加速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衰亡，促进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对话和新中国的加速建立。新中国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终止了屈辱，实现了稳定，确定了社会主义方向;从制度层面看，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制度，基本上实现了百年梦想。

1949年建立的政治协商会议和1954年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政治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4年颁布的宪法从法律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53年至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生产关系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为第二个百年梦想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随后中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嘗试，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和弊端，较好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

改革开放以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2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007年），制度蓝图不断完善，理论创新因时而动，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位一体”逐渐升级到统筹兼顾的“五位一体”，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提供了坚实支撑。

中共十八大以来，生产力维度上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加速萌发，经济基础维度上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国际关系维度上全球治理体系深度变革，治理现代化维度上，全球疫情非传统安全剧烈冲击。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遭遇制度创新的压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横亘制度建设面前，中国对内改革入里，倒逼政府治理现代化，全面落实脱贫攻坚战，统筹谋划新一轮西部大开放顶层设计;对外扩大开放，不断升级“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内涵，积极主动构建经济共同体，深化多边合作渠道，持续密切利益共同体，维护国际组织尊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展现大国担当，持续分享制度红利，为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百年梦想架设了台阶。

四、技术的变革：从工业化到工业4.0

生产方式标志着时代发展的阶段，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核心指标，技术的变革是生产力的直接反映。从技术变革的角度看，三个百年梦想其实也是数百年来在思想进步、制度完善的框架下，不断推动技术进步、技术交流、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它见证了洋务运动开始近代工业化、新中国建立完整工业体系，逐渐由工业1.0升级到工业4.0的发展历程;从技术的角度实现着中国人的一个个百年梦想。

（一）开启近代工业化历史进程

地主阶级洋务派是率先将“技术救国”理念纳入挽救危亡实践的，紧紧抓住了制约百年梦想的核心因素之一。地主阶级洋务派争取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大量吸收西方科学，批量进口先进技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重点发展民生企业，短期内初步建立起部分相互关联的工业体系，制造出一系列相对先进的军事装备，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发展水平。

“技术救国”在客观上助长了资本主义因素，诱导了资本主义道路，有所抵御西方经济入侵，推动了中国对近代化道路的探索。整体而言，洋务运动处于模仿引进阶段，对应工业1.0水平，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基本上延续了近代工业化的实践努力，工业有所发展，技术有所进步，让中国保持了对生产力的追求和认知水平。

（二）确立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工业体系

新中国建立后，加速没收官僚资本，将民族资本主义纳入国民工业体系。1950年，基于中苏友好同盟，苏联援助中国“156项工程”开始实质运行。1952年，中国政府适时提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建立完整工业体系。1954年，一届人大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发展任务，明确了“两步走”思想，即三个五年计划时间构建起独立的、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实现工业水平跃升;努力实现在二十世纪末时中国工业水平达到世界前列，全力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6]。

虽然肇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出现急于求成的主观冒进，但是随后的“工业七十条”等一系列调整及时推动了工业体系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随后，按照整体工业布局和战争风险预判，启动了“三线”工业体系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中西部工业布局和均衡发展，同时刺激了地方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至改革开放前，新中国通过短短三十年时间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基本建立起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

（三）中国制造铸就世界工厂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积极稳步地以经济特区为样板对外开放，先后经历以设立深圳特区为标志的政策性开放阶段、以融入WTO为标志的制度性开放阶段、以设立上海自贸区为标志的发展性开放阶段和以全面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标志的全球治理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是中国制造由起至兴的主要背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产业环境和产业优势逐渐凸显，中国凭借工业体系完整的优势逐渐成为了世界工厂。

中国制造以物美价廉的产业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优势，迅速跻身世界贸易大国、经济大国、产业大国。工业化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具备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2017年国家工信部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等系列重大支持政策，加速构筑独具优势的新型制造业体系，加快构建国内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加强构成区域错位发展的制造业发展新格局。

（四）中国创造推动产业升级

在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同时，中国也着手核心科技研发，持续加大R&D经费投入，推动科技卫国、科技兴国、科技大国、科技强国的指导思想转变。2007年，中国R&D经费投入上升至世界第二位;2012年，教育经费投入首次超过GDP的4%，为中国创造积累高素质工程师人才，为产业升级积累核心技术。

制造的核心就是加工，而创造的核心是设计。中国创造不是取代中国制造，而是另一条发展之路，更高层次的提升道路。2016年中国的各类专利申请受理数量首次超过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为中国创造的扎实推进奠定了技术基础。与此同时，中国高科技企业数量和高科技城市数量开始呈现出增长态势，但是在全球制造业四大梯队中仍然身处第三梯队，高端制造业仍有加速超越的压力。

（五）中国智造抢占未来先机

工业4.0是世界共识的可预见未来发展趋势，虽然处于科技领先的国家占有优势，但是科技触发点仍不明确，因而世界各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专项政策，抢占发展先机，德国推出工业4.0，聚焦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战略，重塑科技与制造融合;日本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聚焦智能电网和智能能源;中国则以完善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以戰略性新兴产业为基础，以智能物联网为导向。

中国智造是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机，也是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契机，更是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的生机，是全球产业链层次深度调整的历史机遇，也是中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发展战略。在工业4.0的全球竞争格局中，中国不仅要维持传统产业优势，又要分享新兴产业先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谋求中速高质量发展，实现技术跨越和实力跨越。

五、百年梦想的经验教训

技术、制度、思想对应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总结，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互动作用，基本上反映了时代变迁的最核心因素。从三个维度看三个百年梦想，更加凸显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品质、仁人志士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中国共产党代代传承的励精图治，以及中国人民追求国强民富的伟大动力。

三个百年梦想是每一位中国人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梦想，数百年艰辛实践犹如大浪淘沙，浮现出三个亘古不变的成功经验，惊醒后来者规避历史教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继续保持初心、负梦前行。

（一）先进政党的坚强领导

百年梦想需要坚毅的逆行者，风雨同舟，勇挑重担，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前行征途上的重重障碍，牢牢把握住主要矛盾的变化，科学规划主要任务的分解，不断解放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保持理论创新，调整好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就是具有先进指导思想、坚强领导力、强大实践力、密切组织力的政治组织，是历史检验和选择的执政党，它的核心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毫无特殊利益。它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它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三为三谋”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实现百年梦想，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既是现实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未来全球竞争格局的坚实保障。

（二）制度革新的稳步推进

制度革新的核心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不仅仅需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包括技术变革关键期的调整），为解放生产力营造良好的生态，而且要为持续发展预设相对合理高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保持社会流通机制的畅通，保持社会活力的彰显，保持奋斗精神的体现。制度革新的关键是“试点—推广”机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法完善了试错机制，开辟了寻找规律的较好举措，保证了制度革新的稳步推进。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制度创新时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7]试点探索、复制推广，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三大规律”的经验升华，也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革新稳步推进的重要基石。

（三）技术变革的勇立潮头

技术变革的核心是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代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且物质力量中凝聚着改变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精神力量。对技术变革的把握往往成为社会横向承载力和历史纵向延伸力的重要密匙，在技术变革中勇立潮头者往往会率先成为时代竞争的优势者，在技术变革中退缩者往往会成为“落后就要挨打”的体验者。

在新中国探索工业化之时，毛泽东就提出发展科学技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的方针，奠定了新中国科技突破的总基调。1988年，邓小平谈及经济发展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论述，特别强调强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政府一直保持着科学技术战略规划的赓续，为实现百年梦想提供了坚强的技术保障。进入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时代，习近平在2018年两会座谈时又明确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论断[8]，为持续巩固创新驱动战略、勇立技术变革潮头确定了总基调，落实了总保障。

〔參 考 文 献〕

[1]刘大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八四○年中英鸦片战争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J].历史研究，1964（04）：103-120.

[2]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G]//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7-108.

[3]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C]//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9.

[4]毛泽东.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G]//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

[5]徐梁伯.辛亥革命“失败说”献疑——兼论史学与政治主导意识同构现象[J].社会科学战线，1996（02）：146-155.

[6]沙健孙.毛泽东与“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战略的确定[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12）：33-39.

[7]习近平.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朝着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前进.[N]人民日报，2013-01-02（01）.

[8]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N].人民日报，2018-03-08（01）.

〔责任编辑：秋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