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朝长芦盐区水患探析

何倩倩

摘 要：长芦盐区是清代四大食盐产区之一，盐场范围北起秦皇岛，南至山东境，引地横跨直隶、河南，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盐业生产中，天气对盐业的影响至关重要，尤其是雨水天气。通过梳理长芦盐区水患的基本情况和救灾举措，理清长芦盐区水患的基本面貌，以期为当今社会水灾的应对提供借鉴。

关键词：清代;长芦盐区;水患;灾荒史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2）08 — 0113 — 04

盐务上与国家财政税收挂钩，下与天下士民生计相关，历来受到各朝统治者的重视。长芦盐区历史悠久，是我国古老的大盐区之一，最多的时候设置二十四个盐场。[1]清代长芦盐区下辖盐场二十个，盐引地囊括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大部及山东西部小部地区，其产出的食盐供给184个州县百姓消费。[2]朝廷更是设有长芦巡盐御史、长芦都转盐运使司运使等官员专门管理盐务。

我国学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对芦盐的研究①。目前，学界对清代芦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芦盐历史、管理制度、盐业重心的北移、盐商群体等课题，基本理清了芦盐发展的脉络，但尚未有关于长芦盐区灾荒和救助的专著出版，只有在与之相关的范围内零星提及。本文从灾荒史的角度入手探讨长芦水患的现象、影响、成因和救灾措施，以期丰富芦盐的灾荒史研究。

一、长芦盐区的演变

长芦盐区产盐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西汉时期正式设立盐官管理盐务，此后，渤海沿岸盐场进入了曲折的发展时期。明清是长芦盐区发展的鼎盛时期，明朝确立了完备的盐官管理体系，盐场数目高达二十四场，超过了元朝和清朝;清承明制，但是盐场的数量缩减到了二十场。

清初长芦设有盐场二十，康熙年间裁四场，雍正时裁六场，至乾嘉时期，长芦南北场合计有盐场十个，分别为丰财场、芦台场、海丰场、严镇场、越支场、石碑场、济民场、归化场、富国场、兴国场。

清代由巡盐御史主管長芦盐政，监督巡视各地盐务。此外，常驻机构有长芦都转盐运使司运使及其下属官员，具体包括“长芦都转盐运使司管盐法道运使一员，秩从三品，辖三分司、十场、两所、三首领官，驻天津。”[3]257长芦运使下设有沧州分司、青州分司、蓟永分司，三分司分别管理不同的盐场，盐场内则设有场大使负责管理盐场的庶务，具体包括“掌其场之政令与场地之征，治其交易，”[3]250由此，构成长芦盐区盐官体系，负责管理长芦盐务。

二、长芦盐区水患的影响

清初长芦诸盐场煮盐法和晒盐法两者都有，到了乾隆朝，基本都采用晒盐法，晒盐法利用天气，借助风和太阳，制作结晶食盐。这种先进的制盐工艺成本更低，产量和生产效率更高，但同时也意味着天气因素对盐场的产量起决定性作用。大风、暴雨、风暴潮、干旱等因素都可能严重干扰盐场生产，尤其是水患，根据《长芦盐法志》以及《清代长芦盐务档案史料选编》中的统计数据，乾隆在位六十年，有记录的长芦水患有26次。频繁的水患对长芦盐区士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盐业的生产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损失，轻则灶地秋禾被淹受害，重则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盐包被水、运路堵塞。

首先，暴雨和沥水淹没灶地秋禾，给长芦盐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困难。灶地是灶丁所耕种之地，其赋税按照灶课独立征收。[4]灶地的耕种既能满足灶丁家庭所需，同时又承担国家赋税。水患对灶地农作物的打击是致命的。在有统计的乾嘉二朝32次水患中，记载“灶地秋禾被水”的记录高达23次，占比72%。水患多发于夏秋“此时伏已将尽，即水势渐消亦难补种，现在被水洼地秋成无望”[5]34一旦遭遇水患，意味着当年颗粒无收，严重影响灶户的生存。

其次，大水冲没滩池、损毁盐场生产设施，阻碍盐场正常的生产活动。乾隆三十二年（1767）长芦盐政高诚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本年受灾严重的丰财芦台二场“该二场盐滩间被雨水淹浸，坝埝殊损，秋晒无望，亟请酌备工本及时修整，以资明春兴晒。”[5]114此外，由于生产的食盐多存在附近低洼盐坨中，一旦大水淹没盐坨，食盐结晶消融，灶户的辛苦劳作因水患瞬间华为乌有。在有记录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及嘉庆六年（1801年）这五年中，被大水冲没、漂没的食盐共计1 348 259包。由于长芦盐区的引地包括河北、河南两省，食盐又是生活必须品，大量的盐包被冲没同时也意味着居民食用盐供应不足，盐引地百姓有“淡食之虞”[5]80严重影响了两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

第三，河水涨发，暴雨冲毁道路，严重影响芦盐的运输和销售。嘉庆六年（1801）天津水患，风雨交加，上游洪水和下游海潮同时夹击，当年“顺天、河间、天津等府，均受水患，运到各州县之引盐多有淹没。”[5]208此时，引地食盐被冲急需用盐，而天津盐坨地亦同样被淹，本次“存坨盐斤雨淋水浸荡没二万六千余包，引地盐斤既经被淹，自应赶紧筑运。”[5]208但偏偏由于天津大水“坨地积水未消，不能筑包配运，抑且河流湍急，粮船货载均皆停泊守候.盐船亦难涉险挽运，”[5]208引地急需的盐斤运不出去，而盐坨的存盐又在不断流失，事关万千百姓生计，干系众大，以至于时任长芦盐政那苏图专门为此事向皇帝上奏恳请抚恤。[5]208

最后，大水威胁盐区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乾隆二年（1737）的水患使得：“军民居住房屋，虽间有倒坏压伤人口数名”[5]34而嘉庆六年（1801）的洪水造成的损失更大“行宫前挑筑堤埝汕刷渗漏，院内积水尺余，房屋墙垣间有坍塌……十八日自丑至午，大雨倾注，东南风紧，海河倒漾之水漫溢府城，南门、西门、关厢积水淹浸，居民奔避入城”，[5]208水灾过后，穷苦百姓房屋被损、灶地被淹，缺乏生存必要的资料，同时，大灾也会引起不易察觉的心理创伤，成为引起社会动荡的因素。对于水患的预防和治理十分考验朝廷的执政能力。

三、长芦盐区水患治理措施

通过借鉴历史，结合当地实践，清朝朝廷形成了灾前预防、灾时救灾、灾后善后等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救灾流程。

由于气候和地理等因素影响，长芦盐区是水患的高发区，为了预防水患，朝廷在此地修筑堤坝、加固滩池，加强防御，力求以多种手段有效抵御水患。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巡盐御史莽鹄立上奏朝廷请求修筑堤坝以防水患。[3]402无独有偶，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夏长芦盐区多阴雨连绵，时任长芦盐政西宁为保护盐坨内存盐，使“民食根本”不至有“淋浸之虞。曾经预饬运司、运同及各大使转饬商人、灶户等加筑圈埝，设法防护，以期免致伤损。”[5]121这类灾前措施显然是有效果的，据西宁奏报“六月十四、五、六等日连日大雨，河水涨发，溢出堤岸。天津盐坨所有加筑圈埝，稍高之处均未被淹，其低处圈埝被水漫刷，盐包间有淹损。”[5]121在数日连续暴雨之下，虽然低洼处屯盐有所损失，但正是由于提前做了诸多防灾措施，保住了稍高处的存盐，灾前预防措施虽不能完全化解水灾，但是可以减少经济损失，降低水患带来的危害。

在灾害发生时，救灾行动主要是在朝廷领导下，由朝廷官员发起和主導。主持长芦盐区救灾工作的官员一般为长芦盐政，长芦盐政首要工作是核实灾情，积极救灾。一方面要及时抚恤灾民，“设厂煮粥，以资口食”[5]208并将“无业贫灶与民一体抚恤，”[5]80此外，还需“于盐政衙门备公款内动支，如房屋倒坏无处栖身乏食穷民，无亲可倚，及压毙大小人口无力殓埋者，酌量资助，”[5]34采取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使得受灾灾民得以妥善安置。同时，作为由皇帝任命的封疆大吏，长芦盐政还需要“逐一履勘被灾情形”[5]250及时详细地向皇帝禀告当地灾情，使得皇帝可以对灾情做出准确判断，以便于发布缓征、蠲免等救灾减灾措施。

暴雨过后，长芦盐政一方面要积极设法消除积水，恢复生产。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水患中，长芦盐政西宁“一面委员会同各场员督令灶户人等将滩池积水设法疏消修整完固，接续勘晒盐斤”[5]122但是，灶户多为穷苦人家，小民力量单薄，遇到天灾无法自保。此时，朝廷一般会按照惯例采取多种措施设法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如：借给工本银整修、应征钱粮蠲免、缓征等措施。

免除部分或者全部的赋税是政府常用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救灾手段之一。在乾隆朝，蠲免和缓征两种手段均有使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嘉庆朝的救灾措施中，朝廷均是将应征钱粮缓征，未再出现过蠲免，该现象也从侧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力的衰弱。

借给工本银是长芦盐区灾后帮助恢复生产的另一项基本措施，该措施在乾嘉朝共出现了9次。由于灶户大多贫苦，水患后无力整修滩池等生产工具，而水患发生频繁，由政府财政全额承担显然不可能，此时，由政府借给灶户工本银两资助其整修工具，恢复生产，就成为一个折中措施，这笔借款，会分摊在以后的若干年份中，只需在政府规定的年限中还清。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借款对象仅为“贫乏灶户无力自修者”，[5]250而对于有实力自行修整的灶户，则是令其自行整修尽快恢复生产。借款对象按照贫困等级，分别给与不同的借款额度，如：嘉庆六年（1801）赈灾“请照乾隆四十六年之例分为三等：稍有力之户，每工借银五两;次无力之户，每工借银八两;极无力之户，每工借银二十两”[5]212所借银两分六年还清。

除了上述赈灾措施外，修建神庙和对食盐价格的短期上调也是应对灾害的重要补充措施。

表2是根据《长芦盐法志》中记载的庙宇统计，从表2中可以看出，长芦盐区修建的神庙众多，供奉的神仙多为海神、龙王，平浪侯等掌管海洋河道的水系神明，且庙宇的营建地点无一例外，都在河岸、河口处。除此之外，在各个盐场中，还建有大量的神仙庙宇，如遭受水患冲击最严重的丰财场除了上表中提起的海神庙和观海台，还建有“小圣庙、白衣阁、娘娘庙、三官庙、药王庙、真武庙，比栋连甍”，[3]424仅丰财一场内兴建了八座神庙。每当节日祭祀之时当地百姓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神活动以祈求风调雨顺。当遭遇人力战胜不了的大水患时，盐政官员亦会前来上香祭祀，如在嘉庆六年（1801）的特大水患“水势汹涌日增，横溢漂没”[3]410当时长芦盐政官员率领当地士民百姓祭祀天后宫“忽一昼夜，各处泛滥之水顿消落二尺许，以次顺流而纳轨。居民奠定，咸惊喜以为海之先期纳水，实从来所未有，天后庇庥之力灵且速如此！”[3]410神庙作为劳动人民精神生活的一种映射，反映了长芦盐区人民祈求水患消弭、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景。

此外，在损失过大的年份，朝廷还会适当调整食盐价格，以减少水患造成的损失，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三十六年（1772年）长芦盐区接连遭遇特大水患，在乾隆给内阁的谕旨中明确提及，由于上年长芦盐区灾情严重、盐坨被淹，“商等工本不无稍亏，既仍照常纳课又不能与贫民一体沾恩，未免向隅。”[5]130因此，将盐价每斤加两文钱，时限为一年，以表示皇帝体恤商户，仁德之意。

综上所述，水患具有突发性、不可抗性等特点，是对人类威胁最大、损失巨大的自然灾害之一。清代长芦盐区采取多种手段积极防灾抗灾，固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这些措施随机性大，并未形成成熟的灾害预报示警机制和上下联动的成熟救灾防灾体系，且受限于生产力，救灾手段和救灾工具落后，救灾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可以发挥的作用有限。

〔参 考 文 献〕

[1]杨荣春.明清长芦严镇场考略[J].盐业史研究，2014（02）：18-26.

[2]刘洪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芦盐业史研究综述[J].盐业史研究，2012（03）：106-112.

[3]黄掌纶.长芦盐法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朱义明.清代山东耕地地亩种类辨析[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4）：51-63.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清代长芦盐务档案史料选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