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木制印糕版的文化价值与再利用

2022-05-30 23:10李翔
东方收藏 2022年7期
关键词:历史价值再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摘要:木糕版的制作技艺属于中国传统工艺的范畴。糕模的纹饰是审美、实用和趣味的结合,它在脱离时代背景后所展现出的民俗价值,历来是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目前学界对于印糕版的理论研究,大多是从民俗文化的角度论述印糕版的图案及其背后的寓意,而关于印糕版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下来的案例之一的典型意义的研究,尚无详细的文字内容。近年来,木糕版渐渐被收藏界人士所关注。因此,开展木糕版的遗产价值研究,对于促进文化消费与非遗保护的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木糕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价值;再利用

木糕版是将糕饼印压成形的专用模具,最常见的材质为木质,包括苹果木、梨木、龙眼木、荔枝木、檀木等。作为一种食品加工工具,它不仅活跃在普通人家的厨房里,并且也是烹制宫廷糕点的必备用具。本文以中国传统木制印糕版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所蕴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基础上,提出木糕版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并寻找非遗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方式。

一、木糕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价值

1.1木糕版的历史价值

东汉应劭《风俗演义》中记载了一则关于糕饼的趣事:“河南汝阳彭氏墓路头立一石人,在石兽后。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暑热行疲,顿息石人下小暝,遗一片饵去,忽不自觉。”此事被路人哄传,说“石人能治病,愈者来谢之”。这里的“饵”为糕的古称。《太平御览》引《释名》曰:“饵,而也,相黏则也。兖豫曰溏浃(或作洟)就形之名也。餈,渍也,蒸燥屑,使相润渍饼之也。”《说文》:“餻,饵属。从食,羔声。”由此可知,糕最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到了唐宋时期,我国的饮食文化发展到一个顶峰。南宋《吴氏中馈录·甜食》大类中的“五香糕方”记载:“上白糯米和粳米二、六分,芡实干一分,人参、白术、茯苓、砂仁各一分,磨极细,筛过,白砂糖滚汤拌匀,上甑。”可见,此时烹饪糕点的技艺已经十分成熟。关于木糕版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刻木莲花,藕禽兽形按成之。合中累积五色,竖作道,名为斗钉。”[1] 这指明早期木制糕模压印的方法。宋代《清异录》卷四中载:“八方寒食饼,用木范。”[2] 可见唐宋时期木制糕点模具已经被使用。元代《武林旧事》中关于“糕”的记载将近二十种,有糖糕、蜜糕、栗糕、粟糕、麦糕、豆糕、花糕、糍糕、雪糕、小甑糕、蒸糖糕、生糖糕、蜂糖糕、线糕、间炊糕、乾糕宋刻“糕乾”、乳糕、社糕、重阳糕。随着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糕点已不再是仅供上层享用的甜食,民间也出现众多贩卖糕点的店铺,糕版的开发与应用也更加广泛。清代袁枚《随园食单·点心单》记载了“合欢饼”的制作法:“蒸糕为饭,以木印印之,如小珙璧状,入铁架焓熯之,微用油,方不粘架。”[3] 现今留存下来的木糕版,大多是清代及民国时期制成的。民国初期,南味糕点的商户冠生园、采芝斋、五芳斋、老大房等不断壮大,在武汉、南京、重庆、杭州、昆明、香港等地遍设分号,商号名称、标志纹饰也开始出现在糕饼上,形成了中国糕点业大融合、大流通的局面。

1.2 木糕版的艺术价值

印糕版的出现与木刻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的篆刻技术发源于先秦,之后主要运用在玺印和木版年画上。早期玺印发现于商周之际,到东周时有着广泛的发展。木版年画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作为民俗文化的具象体现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此外,雕版印刷技术亦先雕刻木版再由人工印制而成。与上述的几种“范”类似,印糕版是制作糕点的压印模具,目前存世较多的是单体印糕模具,其次还有上下模和平板印。民间糕模以阴雕技法为主。[4] 常见的龙凤纹饰、八宝吉祥纹饰多采用线雕,用长曲线贯穿整个画面,使得图案精致且灵动。木糕版对篆刻技术的吸收主要体现在糕版纹饰的阴刻部分,这在各类印糕版中都可以看到。半圆雕是造型艺术中常用的技法,它兼有圆雕的立体感和浮雕层次丰富的长处,如“福寿双全”图案对蝙蝠的刻画,视觉表现的集中,使五“福”(蝠)绕一“寿”字所传达的主题更为清晰。根据一块印糕版上开孔的多少,印糕版可分为单眼模具,以组合图案进行呈现的双眼、三眼和四眼模具,五眼及以上的被称为“百宝模具”,此外,还有在正反面都雕刻图案的双面图案模具。

糕版上最吸引人的是它的题材和纹饰。民间美术题材大多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中国的木糕版大多采用吉祥图案,通过巧妙运用物象象征意义和谐音形式,寄情于物,以此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5] 杨光宇先生在《中国传统木糕版》一书中,将纹饰分为“祈福求财”“婚丧嫁娶”“延年益寿”“祭祖祁神”四大类。[6] 常见的图案有“银锭”“黄金万两”“和合二仙”“榴开百子”“寿桃”“如意”等。木糕版边缘图案为突出重点,以简约规则的笔法雕刻,最常见的是波浪花边图案。由此可见,木糕版的装饰艺术与剪纸和年画的题材亦有相通之处。和果子(わがし)为日式点心,最初是日本寺庙配禅茶和供佛茶的素茶点。在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遣唐使回国后将唐朝的点心传回日本,因其做工考究而受到贵族阶级的追捧,间接促进了和果子的发展。[7] 制作和果子的木型以樱花木为原料,样式丰富多彩。与木糕版不同的是,果子木型有明顯的立体风格和写实风格,造型简练且细腻,表达了日本人对自然的崇尚。而木糕版的纹饰更注重对称性、内容故事性,以及边饰连续性,画面整体始终保持一种和谐的美感。二者尽管外形轮廓类似,但实则蕴含了不同的哲学观念。

1.3 木糕版的民俗价值

木糕版的文化价值,还体现在其所承载的民俗价值上。透过一块块小小的木板,我们能够跨越历史窥见那个时代与社会的风土人情。《会稽典录》记载:“腊月二十四,各家拂尘至夜祀灶。岁除前数日,各以牲羞果饵相馈,谓之馈岁。”这说明糕除了精致可口,还具备一定的社会功能:传统节日里的中秋月饼、重阳糕等;寓意新人幸福美满的“喜糕”“坐底糕”;古时科考为考生准备的“定胜糕”;用于长辈祝寿的“福禄寿糕”;用于待客的“茶水糕”;到了春节,家中的厨娘们又会聚在一起特制庆贺新年的“年年有鱼”“暗八仙”等糕点。

文字与图案、造型与寓意、情感与工艺,经过多元集合方式,使木糕版成为一种民间百姓寄托理想的意象。以不同形态表象的造型来寄寓不同的情感诉求,是木糕版最显著的文化特征。[8] 如以“元宝形”表示富有,“桃形”表示长寿,“菱形(正方)”表示方胜祥瑞,“葫芦形”表示万代长青等。在此基础上,木糕版已不仅仅是一块块普普通通的食品加工模具,而是具有艺术之纯的工艺品,它所表现的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历史渊源的深厚内涵,使它超越了模具本身的意义。木糕版在刻印过程中以我国传统文化符号为主体,制作者在雕刻过程中融入自己的再创造,借助物象的表征、谐音的假借等艺术形式,赋予其新的情感内涵,从而使其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木糕版蕴含的民族个性和民族审美正是其文化价值的所在之处。

二、木糕版作为非遗所面临的几点问题

2.1 传承者“后继无人”

随着生产方式的更迭,机械化已在产品制造业中占据主体地位,小手工业者无法从资金和产量上与新技术抗衡,故而诸如木糕版此类的传统手工技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其次,传统传承方式“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亦是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无人”的原因之一。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辛苦难学,故而在传统艺人数量减少的同时,愿意从事民间艺术的人也越来越少。以我国的民间竹编工艺为例,竹编盛器曾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一直到民国时期,竹编还在继续传承发展,手工艺人曾用细竹丝编成斗笠并写上“抗战到底”字样,表达民族抗争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竹编的字画、山水虫鱼、珍禽异兽等艺术品备受国内外的瞩目。然而,如今由于传承后继乏人,手工竹编制品已陷入濒危境地。事实上,不仅仅是竹编,非遗保护中一直面临着非遗传承后继无人的问题。有时候即使有人学,若非遗的经济效益在短时期内难以变现,学习者一旦缺乏使命感和担当,便很难再坚持下去。

2.2“生产性保护”的可行性

近几年来,非遗产业的开发工作主要是以“生产性保护”为主,但成效甚微,并未能彻底贯彻好“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一工作方针。尽管民间制饼、敲饼习俗让位于塑料、金属等模具下诞生的糕饼,但后者既无法散发出果木的清香,又不具备传统雕刻特有的民俗风情。[9]电脑雕刻的糕版,具有纹饰多、可变化调整、设计新颖、紧跟潮流的优势,然而部分复杂图案及有斜角度的花纹却仍需手工雕刻完成。[10]因此,热衷于延续传统民俗的顾客往往仍会定制手工木糕版。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往往前期过于注重旅游的经济效益而忽略遗产的实质内容,没有树立好非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就导致后期无法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最后,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以及消费者多为乡民。然而,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工进城就业,愿意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口减少等因素从某种程度上使得这项民间艺术活动难以为继,间接导致非遗保护工作无法深入展开。

2.3 传统非遗开发与保护模式的弊端

商家出于對非遗商业价值的追求,往往会选择批量化、简单化即以效益为中心的产业化经营。[11]在糕文化分布的空间地域,如江苏吴江,江西婺源,浙江宁波、绍兴、湖州、嘉兴以及安徽黄山等,同时也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尽管旅游区的纪念品商店或文化美食街大多有兜售地方特色糕点的场所,但因其价格高昂,味道不如现做现卖的新鲜可口,导致销量不佳。由此可见,仅仅看到糕文化的经济效益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注重其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的实现,以便突破传统开发模式的弊端。此外,非遗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实现其实是可以并行的。以洛阳老城区宫灯的保护为例,在老城区内的文化广场,手工艺人通过展示宫灯的制作环节,包括宫灯选材、主题设计、成品展示等,传递文化信息,使游客在观看洛阳宫灯制作的过程中,能够从中感受到宫灯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最后的展示环节,可以结合当地老城区民居建筑的特色悬挂宫灯进行销售等,使宫灯融入人们生活的空间结构中,不仅促进了非遗的传播,还有助于形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古建筑的整体性保护。[12]

三、木糕版的保护与再利用

3.1 支持传承人的再实践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延续绕不开“民间创作”的主体,即传承人。他们掌握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保护传承人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13]然而,传承人再实践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在尊重传承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学校可以引介手工雕刻者进入美术课堂,传授宝贵的经验,以此加强对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通过与传承人的近距离交流,学生可以了解到我国宝贵的民俗文化。例如海南三亚市天涯区红塘小学自2017年起,定期请精通黎锦、黎陶手艺的老艺人对师生进行技艺传授,把非遗技艺引入课堂,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亲手捏制陶艺品,并近距离接触纺织艺术。这样的手工制作,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还在艺术创造中提高了审美,最重要的是,使得黎族文化有传承。

3.2 通过博物馆展览实现文物再利用

作为体现民间工艺的木制印糕版,它的保护不仅应该回到“民间创作,民间发展”这一层面,更需要博物馆等科研机构的关注。国外研究已指出,博物馆对于促进儿童的社会发展、长期的记忆能力、成年后的幸福有益。相关研究还表明,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为参观者提供了正式学校学习以外的自主学习机会。[14]一次令人满意的展览,应该能够丰富不同参观者的主观经验、认知经验、内省经验和社会经验。[15]新形势下,博物馆的边界正随着其功能的演变而不断扩大。流动博物馆是用流动的形式,将博物馆展览的各种元素运出博物馆,向基层公众进行博物馆文化服务的一种传播方式。中国港口博物馆流动博物馆于2016年1月在宁波市北仑区洋沙山社区举办“传统木制糕模展”,并于2020年11月在北仑区银泰城举办“浙东民俗文物展”。两次展览都以传统民俗文物——木糕版为媒介,通过一系列的社教活动,如糕模印糕、瓦当拓印、年画印刷和巧手剪纸等,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和文化。

3.3 以经济价值的生成促进文化价值的实现

日本的和果子又称为“茶の果”,与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紧密结合,故而如今仍旧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在京都,茶师在茶道展示环节,通常以一道当季的和果子作为茶席的开始,和果子的清甜可以中和生茶的苦涩,丰富饮茶人的体验。中国茶艺古已有之,从唐代陆羽的《茶经》到当代范增平的《中华茶艺学》,古往今来无数茗人雅士在茶艺实践中探索和总结。作为古老的茶叶大国,在复兴品茶、饮茶的茶艺文化同时,也应重拾起我们的“糕文化”。“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品茶与吃糕都可以给人带来生理和精神的愉悦,茶的清香和糕点的精致亦能够使人平心静气。此外,从具有糕模制作习俗分布的空间地域来看,如安徽徽州、浙江宁波、福建闽南等,这些地区通常也是茶产区,较有名的有“婺源綠茶”“西湖龙井”“寿眉白茶”等。因此,茶与糕两者应该结合起来,既能彰显其文化价值又可获得经济效益。

3.4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根据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章第七条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宁波慈溪市、镇海自古以来就有做印糕的传统,镇海当地年龄在70岁左右的老人一般还掌握着制作方法。印糕版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五批宁波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社会公益性传播教育活动也在积极展开。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文化属性决定的,但若要处理好印糕版所面临的制作场地、制作工具和传承人缺失问题,一个政府扶持与民间自然传承合理平衡的法律保护机制仍有待构建。这些课题都是值得学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四、小结与展望

民俗的传承与保护是为了让我们铭记历史,继承先人的精神财富。随着学科的发展,非遗不再仅仅是“静态”的遗产,它也需要发挥文化载体自身的价值,将承载的历史与当下的文化消费相联系。其次,非遗的管理愈发注重合作式和参与式发展,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批判与辩论、解读与更新的过程中,回到其所属的社会内部。[16]由此可见,外部环境对非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续是有一定决定作用的。木糕版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从事生活实践的伟大创造,图案纹饰具有浓厚的民间气息,属于典型的民间美术,它的这种植根于民间的艺术特征,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民风民俗的纯和善。生动而灵巧的纹饰,深厚的历史底蕴不应该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今天,在杭州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饭店茶馆还提供用木制糕模压印的传统糕点,相信随着各方实践的深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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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 José María Rodrigo; IGLESIAS, José Manuel Díaz. “La representación cartográfica del paisaje cultural y el patrimonio inmaterial.”[J]. PH: Boletín del Instituto Andaluz del Patrimonio Histórico,2011,vol.19,no77,p.120.

作者简介:

李翔,1995年生,女。助理馆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艺术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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