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杨帆

摘 要：根据地方志资料分析，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36年，疫病的帝纪分布存在高低频度，其中明代集中于嘉靖、崇祯时期，清代集中于康乾盛世和朝代中后期，两朝初年疫病较少。疫病季节分布特点为：春夏多发，以春夏、夏秋之疫为多，并往往与水旱灾害相伴而来。疫病空间分布特点为：疫病县数多，县域疫病次数多，嘉靖、万历、崇祯、康熙、乾隆朝明显;疫病厚度不一，明代舒城、合肥，清代无为、庐江疫病厚度高。

关键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时空分布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1101（2022）02-0046-07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n the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pidemics  in Chaohu Lake Bas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ANG  Fan

（College of Tourism Management， Chaohu University， Chaohu， Anhui 238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local records， the epidemics in Chaohu Lake basin lasted for 36 year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distribution of epidemics in the period showed high and low frequencies， which concentrated in the Jiajing and Chongzhen period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Kangxi-Qianlong periods and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s in the Qing Dynasty while was less in the early periods in the two dynasties. The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epidemics was characterized by frequent occurrence in spring and summer.Among them， there were more epidemics during spring-summer， summer-autumn， and often accompanied by major floods and dr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pidemics， there were more in the counties， which were obvious in the Jiajing，Wanli，Chongzhen，Kangxi and Qianlong periods; and the thickness between counties were different， with Shucheng and Hefei in the Ming Dynasty， Wuwei and Lujiang in the Qing Dynasty of higher disease thickness.

Key words：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Chaohu Lake Basin; epidemics;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疫病，是因傳染病菌的大流行而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顶级灾难。地方志中主要根据疫病的流行性、扩散性、灾害性特点进行归纳，有大疫、瘟疫和具体疫名的称谓区分。已有疫病研究成果从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灾害学等视角，对疫病原因、传播范围、流行路径、社会影响以及疫病之社会应对等问题给予了关注。在疫病研究方面，李文波[1]、龚胜生[2]对疫病史料的整理及论述为深入研究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的时空分布奠定了基础;张崇旺[3]、程杨[4]、尹阳硕[5]、王艳红[6]、程诚[7]、张涛[8]、庄华峰[9]、徐潇悦[10]等学者关于大区域疫病的综合研究有部分内容关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龚胜生（兵疫）[11]、曹树基（鼠疫）[12]、张建国（庐州鼠疫）[13]、李孜沫（霍乱）[14]等对特殊疫病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价值。总体上看，巢湖流域疫病研究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方向，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统计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资料，分析其帝纪分布、季节分布、空间分布等特点，既能了解疫病时期民间疾苦，又为考察区域社会问题提供新视角。

一、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时空分布的资料统计

首先，研究所用疫病资料来源于纪实性文献，特搜集巢湖流域府县方志，并与《明史·五行志》《明实录类纂·自然灾异卷》《清史稿·灾异志》《古今图书集成·疫病部》等互校，其中州县称呼以方志为准，包括合肥、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和州、含山7州县。其次，在疫病资料辨明上，需有明确时间、地点，否则不列入计算，并以“疫”字为准确记载。如，方志记载“州府疫”“州郡属疫”，按该府或州所属各县均发生1次计算，但要与具体县志比对，排除无疫病的县。再次，若方志中出现“大饥、人相食、死者枕籍”等辅证资料，则据疫病发生规律推断疫病存在与否，但需与“疫病”其他条目比对。

（一）明代疫病时空分布的资料统计

明代共277年，表1整理出明代巢湖流域19条疫病记录和10条辅证记录，疫病年数9个，疫病频度约为3.26%。

（二）清代疫病时空分布的资料统计

清代共268年， 表2整理出清代巢湖流域45条疫病记录， 疫病年数27个， 疫病频度约为10.07%。

（三）总结规律

从疫病病种看，有崇祯朝鼠疫、嘉庆朝黑痧疫、道光朝瘟疫、光绪朝霍乱等，但大部分记录不甚详细。从疫病产生原因看，疫病记载有水、旱、蝗、饥、兵等原因，主要分为自然因子和社会因子。从疫病传播范围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共有县7个，其中疫病县7个，在17个年份有2个及以上县同发疫情，流域内疫病传播存在。从疫病频率与危害性看，疫病频度高，发生的间隔周期短，人们尚未从前次灾难中恢复，新灾再临。巢湖流域在嘉靖二到三年、万历十六到十八年、崇祯十三到十四年、康熙四十七到四十八年、乾隆五十到五十一年、咸丰六到八年等年份数灾并发，饥蝗并生，兵疫接踵，民间疾苦触目惊心。

二、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时间变化分析

明清时期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尾声，也是近世商品经济、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既有太平盛世，也含灾乱连年。下面从帝纪分布、季节分布等角度分析疫病时间变化特点。

（一）疫病帝纪分布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帝纪分布情况见表3。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共有26朝皇帝在位，其中疫病波及13朝，疫病具有高发期和低发期。以帝纪疫病频度统计，两朝初期疫病频度低，明代集中在嘉靖、崇祯朝，清代集中在康乾盛世和中后期。以帝纪疫病年数统计，两朝初期疫病年数少，明代最多为嘉靖、万历朝，清代最多为康熙、乾隆朝。

明代疫病帝纪频度最高为崇祯朝。公元1640—1641年，崇祯朝特大疫遍及巢湖流域，与旱、蝗、战交叠而来。《续修庐州府志》载“庐州郡属旱，蝗，群鼠衔尾渡江而北至于无为，数日毙。”可推论知：疫病为鼠疫，惨状有饿殍枕籍，民采草树为粮以待麦，秋麦未登而疫作嚣，市静，巷无行人，城中出骸如蝇，人相食。

清代疫病帝纪频度最高为咸丰朝。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在安徽到南京的长江一带，湘军与太平军交战。时营务处甘晋致信曾国藩：“惟我军克宁国后，暑疫大作，疾殁者十之二三，患病者十之三四，其能出队者不及四成。”[15]220金陵围师也是苦痢疾，疫尤未已，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曾国藩奏折称：“大江南岸各军，疾疫盛行。宁国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次之。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军，亦皆疠疫繁兴，死亡相继。”[16]2606咸同之际疫病连连，巢湖流域地处长江水系，因战争生灵涂炭，疫病高发。

（二）疫病季节分布

采用数据归纳法计算疫病季节分布，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36年，春季发生疫病的有11年，夏季14年，秋季9年，冬季8年（含季节交叉有重复统计），其中有5条因时间不详有待考证;疫病发生于春夏、夏秋、秋冬、冬春两季交替时期的，分别为3次、4次、3次、1次。疫病季节分布特点为：春、夏疫病多发，季节交替时期疫病高发。

疫病季节分布受流域内地形、气候和水文多重因子影响。从地形地貌看，巢湖流域属湖泊冲击平原，由山区、丘陵、平原、圩洼、水面组成，海拔较低，尤其是圩洼，海拔仅5～6米，每遇汛期，灾害严重。就此现象，龚胜生认为疫灾梯度与海拔高度呈负相关，疫灾有低地效应，集中于海拔500米以下平原与丘陵[17]1989。

气候特征上，疫病主要流行于一年内相对多雨季节，反映在空间分异上，温暖湿润的南方疫灾相对严重[17]1984。巢湖流域湿润多雨，热量充足，无霜期长，与流行疫病的温暖湿润之气候特点吻合。春季干燥少雨，以春饥致疫较多。夏季，巢湖流域梅雨绵延，洪泛圩破，加剧水灾与疫病的发生，尤以清代无为水灾与疫病同发情况为多;反之，“空梅”造成夏旱无获，秋饥与疫病同现。冬季严寒，疫病源少，但冬疫仍存在，原因分析有“大水圩田尽没，冬疫”“大旱、秋冬疫”“秋贼走，冬大雪冰雹，严寒饥疫”，疫病与饥荒、战争同生时则灾难升级。

从水文特征看， 光绪朝方志记载巢湖以南尚有沙、 黄陂、 后、 排子、 白五湖，流域内河网密布。这一时期，河湖间的平原与盆地已为聚落，更为病原传播之人口集中区，加上密集的水网更促发了疫病传播。

疫病季节分布除了受流域内环境影响，也受明清宇宙期冷暖交叠频发的总体气候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病暖池效应影响。无独有偶，这一时期的欧洲也正承受黑死病、天花等疫病的折磨。

三、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空间分布分析

疫病往往受社会条件、自然环境等诸多影响，呈现细微差异性。在空间分布统计中，以“疫病县数”为定量统计指标，可以更好发现其分布规律。

（一）疫病县域总体分布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波及到所有州县，但是县域间存在差别（见表4）。

从疫病县域总体分布看，明初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朝，巢湖流域暂未搜集到有记载的疫病縣;自弘治朝始，从长江中下游看，疫病出现相邻地区同染疫、不同地区相继染疫之惨况，疫病集中于安徽、江苏、浙江3省沿江位置，呈线性分布，巢湖流域疫病县为合肥，学界认为弘治朝是明中后期大面积疫灾的开始[5];嘉靖、万历、崇祯朝，巢湖流域疫病县增多，几乎流域同灾。增多的表征是，无论从长江中下游地理位置看，还是从行政划分（属南直隶）看，都处于疫灾高频度、高厚度的热点区。县域分布特点为：明初疫病少，中后期疫病增多，呈上扬线型。

清初，顺治朝疫病县2个，无连续性灾情;康熙朝增到5个，雍正朝3个，乾隆朝6个，与清初相比明显增多，疫病面呈集聚状，庐州府相邻几县成片发生疫病的情况也增多，其中乾隆朝疫病县的疫病次数多达16次;嘉庆朝疫病县2个，疫病面多为零散点状分布。清末，疫病县域再增多，道光朝4个，仅次于康熙朝。

（二）疫病厚度的县域差异

疫病厚度（即疫病年数）存在县域差异，厚度最大是无为州（15），其次为庐江（14）、舒城（14）、合肥（11）、巢县（10）、和州（7），最小为含山（5）。庐州府内州县疫病厚度较高，在10以上;和州直隶州内疫病厚度低，和州、含山都在10以下;两大区间内疫病厚度差异小。

明朝疫病厚度最大为舒城、合肥。明清以来，舒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不断取得新耕地的需求导致了人类对山、水、林的围垦与破坏，加剧了发展型生态失衡，引发自然灾害与疫病，嘉靖大疫、万历特大疫、崇祯特大疫，该县均未幸免。合肥疫病首先与当时疫病流行大环境相关。例如，嘉靖初年，广东、湖广、福建、南直隶、江西、浙江疫病大流行，南直隶的合肥水陆交通发达，为疫病大范围传播所经地，亦引发对当代新冠疫病中重点节点城市防疫之思考。其次，作为府邑之城，合肥疫情与其经济富庶和位置重要等影响因子相关。例如，崇祯末年，起义军多次攻打庐州、六安州府以图江淮间战略位置和军备供应，战争之际，合肥、六安一带特大疫，灾难重重。

清前期，安徽省疫病重心位于铜陵县境;清中期，疫病重心偏向西北， 落于合肥县境; 清后期， 疫病重心南折分布在庐江县境; 中后期均位于庐州境内[7]。

清朝疫病厚度最大是无为、庐江。清前中期，巢湖流域疫病最多是无为州共11次，其中康熙四十七年、四十八年，雍正六年，乾隆七年、二十一年、三十年、三十三年、五十一年共8次疫病与水灾同时发生;清中后期，巢湖流域疫病偏向舒城、庐江，这与境内太平天国战事变迁有关。例如，咸丰二年冬，太平军从舒城来庐江，咸丰七到十一年，太平天国在安庆、桐城、庐州等地战斗激烈，百姓逃亡，庐江、舒城一带春饥、夏旱蝗、冬雪大饥，并出现连续疫情和人与动物间的疫病链。后为解天京之围，太平军向巢县、含山、和州、南京转移战事，人口流离，和州、含山瘟疫流行。

可见，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流行是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生态平衡下行，以及内外战争频仍、自然灾害加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形成了疫病泛溢的脆弱社会环境。

四、结语

梳理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流行之时空分布规律，以史为鉴，可对当代防疫工作有所启发。从时间分布看，疫病主要集中于两朝中后期和康乾盛世，帝纪疫病频度最高分别为崇祯、咸丰朝;疫病季节分布上表现为：春夏两季疫病多发，季节交替疫病较多，并和大的水旱灾害裹挟而来，时刻警示必须加强灾后的家园重建。从空间分布看，两朝中后期和康乾盛世，疫病县数增多;明代合肥、舒城，清代无为、庐江县域疫病厚度高。

通过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病资料的梳理，本文突出了疫病史的时空分布研究，從宏观上对该领域作了有益补充，使得疫病资料的呈现更加数据化和具象化;从学理上说，体现了对社会存在之群体生命的哲学思考;从现实意义上看，为今后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和完善现代卫生防疫体系提供了历史参考。而这也正是笔者著此文以知史鉴今，关照现实社会问题的初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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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