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何以拒绝成为僭主

张绪强

关键词：梭伦;僭主;立法;财富分配

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希腊社会财富分化，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成为城邦矛盾的主流。贵族通过控制土地占据城邦更多的利益，平民因为丧失土地而逐渐沦为奴隶。面对这一状况，平民开始反抗贵族统治，在政治上暴力抗击，在经济上要求贵族收敛贪婪行为。平衡社会矛盾，重塑公民共同体，是希腊各城邦面临的共同话题。彼时的贵族政体无力应对城邦层出不穷的问题，僭主的强权统治在不少城邦出现。“当贵族寡头政权分裂而那些夺权的新手段又大起作用之时，僭主上台的时机就成熟了。”1僭主首先出现于希腊半岛的阿戈斯、西库昂等城邦，后来又在小亚细亚、爱琴海岛屿以及西西里的若干希腊殖民城邦中出现。甚至，与雅典相邻的麦加拉和科林斯也纷纷走上僭主道路。

然而，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执政官后却旗帜鲜明地表示“用僭主之力行事，非我所乐”。2以往学界在梭伦反僭主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多与雅典民主进程联系起来，例如，安德鲁斯（A. Andrewes）认为梭伦以和平的立法手段而非以暴力手段将城邦的政治权利分配给了四个等级，较科林斯等僭主统治的城邦具有进步性。3我国学者近年来在对雅典民主的研究中也逐步认识到与民主对立的概念不只有寡头，僭主在希腊古风时代就已出现。“僭主权力和财富的急剧增长，损害了原来和他平起平坐的贵族的利益和尊严，招致贵族精英的憎恨。”1梭伦反对僭主渊源有自，在法律和诗歌文献中多有记载，弄清楚梭伦何以拒绝成为僭主，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梭倫改革在雅典民主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加深对雅典民主的认识。在希腊古风时期有限的文献记载中，梭伦法律残篇和诗歌残篇成为梭伦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手材料，其中深意值得推敲。

一、梭伦的反僭主立场

在《希腊僭主》一书中，安德鲁斯将公元前650年科林斯库普塞洛斯（Cypselus）即位到公元前510年庇西斯特拉图斯（Pisistratus）后裔被逐出雅典这段时间的历史称为“僭主时代”。2在梭伦之前，基隆（Cylon）在麦加拉僭主泰阿根尼斯（Theagenes）的支持下，试图借宙斯大典之机夺取卫城控制权，进行僭主统治。其间，由于发觉基隆的行为受到敌邦麦加拉的支持，雅典人便转向支持世袭家族执政官麦加克莱斯（Megacles），基隆暴动遂以失败告终。在梭伦之后，以吕库古（Lycurgus）为首的平原派在与麦加克莱斯领导的海岸派进行战争之际，庇西斯特拉图斯在雅典自立为僭主。庇西斯特拉图斯父子在雅典建立起长达半个世纪的僭主统治，推行了一系列改善城邦状况的政策，为雅典走向民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梭伦的有生之年，雅典还是走上了僭主的道路;当亲眼目睹僭主制在雅典建立，梭伦明确表达了他反对僭主政治的态度。有人根据梭伦反对僭主的态度杜撰了一些细节。其中提及，梭伦曾号召公民与僭主进行斗争，但无人响应，他将自己的甲胄放在门外，悲痛地说：“我已经为国家和政体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我请求其他人也这样做。”还有的故事把梭伦到塞浦路斯的经历与躲避僭主联系起来，认为梭伦去到塞浦路斯是为了避免与僭主共同生活在同一国度。3虽然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尚不能获得确认，但是从故事的内核中依然可见梭伦反对僭主的基本态度。

梭伦改革措施制定后曾以立法的形式在城邦公布。虽然梭伦法律并未完整保存下来，但是从散见于古典作家著作、铭文、草纸等文献所保留的法律条文中，4仍然可以梳理出梭伦反对僭主的态度。梭伦法律残篇37提及，“议事会可以审讯阴谋推翻国家的人，虽则梭伦对于这样的阴谋者已经定下了法律”。5将阴谋推翻国家的僭主绳之以法是梭伦时期订立的法规，透过这一法规的制定，可看出，梭伦之所以以法律的形式对僭主行为进行约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僭主威胁所做出的反应。梭伦任执政官时虽然距离基隆在公元前632年发动的僭主暴动已近半个世纪，但是基隆暴动失败的影响却一直存在，尤其是暴动失败后阿尔克迈翁家族残暴杀害了基隆的支持者仍然存留在雅典人的记忆中。梭伦时期的雅典人对于此前发生的基隆暴动仍然心有余悸，对于僭主统治也就惟恐避之不及。

梭伦法律对僭主的惩罚十分严酷：“这是雅典的法令和祖宗之制：任何为了达到僭主统治的目的而起来作乱者，或任何帮助建立僭主政治者，他自己和他的家族都应该被剥夺公民权利。”1雅典激进民主制时期，民主派和寡头派都声称自己站在“祖宗之制”一边，一致认为梭伦的法律是雅典城邦赖以存在的基础。公元前410年，雅典民主派成立法典编纂委员会，授予其收集和公布当时实施中的各项法律的任务，德拉古法与梭伦法都是重修的对象。梭伦法修订后，汇编的法律被刻在市政广场上王者执政官的柱廊墙上。后世所指“梭伦法典”通常就指公元前403年重修后的雅典法律。2虽然一时尚不能确认对于僭主的惩罚是梭伦改革时期的规定，还是后世重编时的改动，但是联系此前发生的基隆暴动对于雅典的震动，有理由相信梭伦极有可能规定了如此严厉的惩罚。况且，这样的记载也并不是孤证。梭伦法律残篇还有一处记载：“波普利柯拉极其憎恶僭主政治，任何人企图篡夺政权，梭伦的法律是定罪以后加以惩处，波普利柯拉规定可以不经审判处以极刑。

从梭伦诗歌残篇中也可见到多处他反对僭主统治的表述。梭伦诗歌残篇散布于后世古典作品之中，数量虽然有限，却是研究梭伦的必不可少的材料。4在希腊古风时期有限的文献记载中，显得尤为重要。韦斯特（M. L. West）辑佚的梭伦诗歌标准校勘本共收录46段残篇。5诗歌鉴史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甚至有的学者将梭伦诗篇径直当作其政治活动的事实材料来看待。诺克斯（B. Knox）直截了当评价梭伦诗歌：“（梭伦）这位政治领袖利用诗歌为其主要的交流方式，来激励和警示（民众），来宣布自己的政策并为之辩护。”6诗歌残篇34即梭伦的自我辩护：“凭众神相助，我兑现诺言，其它的事，我不曾枉费工夫;用僭主之力行事，非我所乐，我亦不愿让低贱者和高贵者平分我们祖国的沃土膏壤。”7这种辩护在诗歌残篇32也有体现：“若是我不曾用蛮力攫取僭政，以此伤害我的祖国，并玷污和辱没我自己的传世美名，我问心无愧;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这样，我才胜出所有人之上。”8在诗歌残篇34中梭伦将其改革归于“众神相助”，接着表明自己立场“用僭主之力行事，非我所乐”，可见对于梭伦而言，僭主统治并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是众神不能支持的。此外，残篇32中也给出了梭伦拒绝僭主的另外一个理由。基隆发动暴动后，麦加克莱斯率领城邦居民包围基隆支持者，造成了对城邦神灵的亵渎。9僭主非但不能得到城邦神的支持，而且对于梭伦的“美名”也会造成玷污。梭伦拒绝成为雅典僭主，许多人对其冷嘲热讽，对此他写了诗歌来进行辩护：“梭伦天生不是有头脑、有主意的人，神明赐予他美事，他却不愿接受;他布下巨网，面对捕获的猎物却吃惊发愣，不知如何收紧罗网，只因为他缺乏勇气和胆识。若是换作我，能拥有权力，获得巨大财富，并在雅典当上哪怕一天的僭主，我宁愿自己被剥皮，我的后代遭灭绝。”

在他人看来，成为僭主是美事一桩，不但可以拥有权力，而且可以获得巨大财富。但是，对梭伦而言，成为城邦僭主非但不能获得神的支持，而且会给自己的“美名”造成玷污。

二、作为引起城邦矛盾根源的“凡人”短视

梭伦当选执政官后，面临3种选择。其一，像他人所希望的那样，梭伦在雅典建立僭主统治;其二，像贵族所期待的，维持雅典现状;其三，在掌握一段时间的独裁权力，待政局稳定后，自动隐退。梭伦之前的基隆暴动已经使城邦矛盾暴露无疑，平民试图借助僭主的力量打击贵族阶层，在发现基隆与敌邦有联系后便放弃这一尝试，基隆和他的支持者被处置。基隆暴动虽未实质性地改变城邦状况，却暴露出平民尝试改变城邦局面的野心，平民表现了对城邦现状的不满。所以，梭伦上台后，维持现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那么，摆在梭伦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依靠民众支持继续走基隆未能成功的僭主道路，或者站在贵族一边实行独裁统治。僭主道路虽然未能在基隆时代实现，却在其他城邦获得发展，当时的雅典社会已经具备了僭主上台的条件。然而，梭伦既没有选择独裁也没有选择僭主道路。

如前文已经涉及，梭伦“不曾用蛮力攫取僭政，以此伤害我的祖国，并玷污和辱没我自己的传世美名”，2如果将梭伦没有选择僭主道路归结为对基隆失败经验的借鉴，并无说服力。梭伦之所以拒绝成为雅典僭主，有他更深层次的考量。

对于他人来说，掌握权力和获取财富是“美事”一桩，对梭伦而言，却并非如此。梭伦诗歌残篇13《致缪斯》對“凡人”的行为有类似的表达：

我辈凡人，不管高贵或是微贱，皆做如是之想：他所怀揣的希望正在实现，直到他遭罹不幸，那时才痛哭流涕;此前我们总是张大嘴，眼望空虚的希望沾沾自喜。

在同一诗歌残篇中梭伦进一步列举了“凡人”的短视：

如果有人一文不名，被贫穷困扰，他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腰缠万贯。人人各有所求：有人为获取利益返回故里，乘船漂泊在鱼跃的大海上，虽遭到凌冽的风暴肆虐，仍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有人操持弯犁，年复一年有如奴仆，开垦那广被树木的土地;有人学会雅典娜和赫淮斯托斯的手艺，靠着自己的双手赢得生计;有人受到奥林坡斯缪斯的教诲，得到她们的惠赠，通晓了迷人的智慧的尺度。

梭伦列出3种不同职业的人：以贩卖货物获取利益的商人，以土地为耕作对象的农民，辛勤劳动的手工业者。3个行业将他们的“美事”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对于社会财富的占有。诗歌所提供的有限信息中，5有一处值得推敲。为了获得财富，梭伦笔下的“凡人”宁愿冒着风暴，乘船漂泊在鱼跃的大海上，置生命于不顾。6此类描述似乎还可以从赫西奥德《劳作与时日》中看到。赫西奥德对其弟苦口婆心规劝，弟弟却仍然企图一夜暴富，不满于靠农耕所获取的有限收成。7梭伦笔下的“凡人”与赫西奥德弟弟的心态如出一辙。赫西奥德所记虽不是发生在雅典，反映出的古风希腊居民的心态却是相似的，因财富分配而产生的焦虑心态也应该是农业社会中财富聚集所产生的结果。

从梭伦诗歌残篇也可看到导致雅典社会财富增加的手工业的情况。诗歌残篇13《致缪斯》中提到，“有人学会雅典娜和赫淮斯托斯的手艺，靠着自己的双手赢得生计”。1雅典娜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和战争女神，同时也是执掌工艺的女神。据荷马史诗记载，雅典娜赐予纺织女工以纺织技艺，并亲自教导麦加拉的公主欧律诺墨编织技艺。荷马史诗中经常出现的配有黄金扣针的色彩斑斓的漂亮长袍，相传最初是由雅典娜纺织的。史诗还记录下一段女工场景：“奥德修斯的女仆们，既然主人不在家，你们现在可以进屋去，陪伴女主人，在她身边旋锤把线纺，坐在房间里逗她喜悦，或者用手把羊毛梳理，我将给这些火钵添加柴薪好照明。”2此外，雅典娜还被认为是造船业和笛子等乐器的发明人，而赫淮斯托斯是古希腊执掌锻造与冶炼之神。雅典娜和赫淮斯托斯出现于梭伦诗歌之中，似乎在提示我们雅典手工业在梭伦时代已经获得一定发展。此外，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对梭伦的提示有进一步的理解。雅典“是希腊最繁荣、最发达的共同体”，3早在公元前850年，雅典已经与东方开展商品的交换，到公元前8世纪初，东方的金匠正出现在雅典。这样也就可以解释公元前8世纪中期雅典为何突然出现较科林斯等古老城邦更高艺术水平的几何陶瓶、陶钵。4公元前7世纪时，在彼奥提亚雅典粗制的陶瓶大量出现在商业交换中，各种有地方风格的陶瓶装饰基本消失，雅典几乎垄断了精致黏土桌瓶的生产。5雅典成为以陶器著称的手工业城邦。随着精品陶器制作工艺的成熟以及橄榄油的生产，从公元前575年开始，雅典逐渐取代科林斯，成为希腊世界首屈一指的商业城邦。在雅典真正成为海上霸主之前，米利都、科林斯、叙拉古、罗陀斯、塔林顿和马赛等城邦均已经建立起独立的舰队并开始海外殖民。所不同的是，阿提卡地区早期发展是在阿提卡地区内完成的，雅典成为推动12个共同体联合的主要力量。

将手工业、商业置于雅典对外贸易关系中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看清雅典经济发展的情况。希波战争时，地中海贸易结构变得复杂起来，相伴而生的是贵金属尤其是银的使用，钱币的使用促进了贸易规模的扩大，雅典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出现了钱币。公元前570年至前550年，科林斯和雅典开始使用钱币，最初的雅典钱币名为“纹章币”，使用规模尚非常小。雅典钱币开始大规模使用是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25年的事情了，随着钱币数量的增加，“纹章币”被更精致的钱币所取代。公元前6世纪末开始，背面为猫头鹰的雅典钱币被推广至当时的整个希腊世界。梭伦改革时，雅典虽未铸造自己的钱币，却已在大量使用外邦如埃吉纳的货币。7梭伦为了减少对埃吉纳和科林斯二邦的依赖，执政之初即推行币制改革。梭伦的币制改革更加便利了雅典与希腊世界的商业交换。8以贵金属为等价交换物的钱币的出现在推动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财富的集中。

在社会财富集中的雅典，梭伦没有通过僭主方式成就自己的“美事”，而是选择“美名”。个中原因在诗歌残篇13《致缪斯》十分明确地进行了表达：“有人一文不名，被贫穷困扰，他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腰缠万贯”，“众神赐予的财富才会持久，从最底端到顶部都稳固牢靠，而凡人出于暴戾推崇的财富，来得紊乱无序，它只是为不义的行为所蛊惑而勉强跟随，但转眼之间便与祸害相伴”。9在诗歌残篇4《致城邦》中，梭伦表达了自己对“美事”的担忧：“无论是普通的民众还是‘民众的领袖，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都不知如何克制自身的欲望。”1民众自己对待财富的态度是“愚昧和拜金”，心甘情愿将城邦摧毁;而“民众的领袖”在财富面前表现出来的是“贪婪”和“暴戾”。对于残篇4中出现的现象，张巍认为，不能对其单独进行解释，还应该考虑残篇6。后者中提及的“民众的领袖”在宴会上胡作非为体现出他们不受遏止的贪婪，而起因正在于他们“心存不义”。“让民众追随他们的领袖的最佳方法，是他们既不享有过多的自由也不太受压制，因为贪婪滋生暴戾，若是巨大的财富来到心智失序的人身旁。”这样，残篇4、6与残篇13形成“财富→贪婪→暴戾→祸害”因果链条，而这条因果之链的起因乃“不义的心智”

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社会财富增加，“凡人”的短视刺激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我辈凡人”的短视和“人人各有所求”的贪婪便是梭伦对雅典社会矛盾的归因。

三、僭主统治与梭伦理想政治的根本分歧

雅典社会财富的增加改善了城邦居民的物质生活，财富集中所引起的雅典社会的焦虑情绪成为城邦突出问题。“民众自己，由于他们的愚昧和拜金心甘情愿地摧毁这座伟大的城邦，而‘民众的领袖心存不义，定会由于暴戾而遭受诸多痛苦;因为他们不知如何遏止贪婪，抑或如何在宴会上眼前的欢愉中平和守序。”3对于梭伦而言，解决心态失衡问题才是解决城邦混乱的根本，实行改革的本质也就是要实现财富分配的正义，梭伦诗歌指出了问题所在：“δυσνομ?α给城邦带来数不尽的灾祸;而ε?νομ?α昭示万物之有序与适恰。

学界对ε?νομ?α一词的词源学考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δυσνομ?α的含义。通常情况下，ε?νομ?α在此出现会让读者将其与νομ??（成文法律）联系起来，认为“好的法律”会带给城邦好的秩序和万物的和谐。其实不然，此处的ε?νομ?α更多与分配仪式发生关联，奥斯特瓦尔德（M. Ostwald）、纳吉（G. Nagy）以及张巍都认为ε?νομ?α词源来自ν?μω，5是由古代希腊一种瓜分胙肉的习俗有关。将ε?νομ?α与分配关系结合有社会学解释作为支撑，也就更有助于理解与其对应的δυσνομ?α的含义。正如卡奈瓦罗（M. Canevaro）的观点，ε?νομ?α不与成文的法律有关联，即使是由ν?μω一词发展而来，古希腊人为了更好地分配也必然会考虑到身份、行为、功用等诸多方面的要素，6亦即正义性分配问题。公元前6世纪兴盛的泛雅典娜节庆上出现了专司祭祀物品管理的神庙管理员;该职务在后世不断发展，在公元前5世纪发展为城邦联盟中负责金库管理的官员并出现在各类宗教节庆中。神庙管理员外，还出现了负责宗教设施管理的“雅典娜圣物管理员”。无论是神庙管理员还是圣物管理员，他们的出现都指向祭祀礼仪中一个重要问题，即对于祭祀物品的保管和分配。正常情况下，城邦利益分配会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所谓的正义分配。亚里士多德认为分配性正义是根据优点和价值按照比例分配物品、荣誉的问题。1换言之，如果在一对关系中有A和B两个成员，他们要据贡献的大小按比例分配成果，如果A的贡献是B的两倍，那么A所获得的成果也要是B的两倍，即获得的成果应该与贡献成正比。2在城邦献祭中，献祭的胙肉若未能按照这一正常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献祭的秩序就会遭到破坏。

梭伦诗歌中“民众的领袖”贪婪、暴戾扰乱了宴飨中“眼前的欢愉”，这些贵族在分配胙肉时表现出来的贪婪、暴戾，在城邦利益分配中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雅典就近殖民了阿提卡全境，在此過程中，贵族因为武力上的优势充当了先行者和保护者，占据了相对较好较多的土地。3贵族的剥削方式就是收取贫民土地上的收成。“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护民和六一汉，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4小农无法应付那些拥有资金的富人，最终在小块农田的田间地头到处都插满记录抵押合同的债碑。黑色的大地母亲受到了奴役。5梭伦诗歌中所描写的“民众的领袖”的为富不仁，也可以通过梭伦法律残篇对债务奴役的规定中得到印证。

此外，贵族在获得财富后的奢侈表现也是古代艺术品表达的重点内容。希腊早期陶瓶中的宴饮和会饮场景中，贵族或者裸身雀跃而行，或者在躺椅上伸展四肢，他们身旁常由酒童侍候，还有吹管弦的年轻女子为他们演奏。他们的奢靡生活成为陶瓶画刻画的主要对象，尤其是在东方化艺术中，对贵族奢侈生活的表现更加突出。7公元前7世纪，雅典的官方节庆活动日益频繁;到公元前6世纪，在官方主导的宗教崇拜、节庆和祭祀上，戏剧节和酒神颂一类活动虽然备受关注，贵族们铺张、炫耀、巡游、参与和竞赛的形式变得更加突出。东方物品的流入也助长了雅典贵族的奢靡之风，被保留于各类艺术的瓶画之中。显然，“民众的领袖”在分配中过度索取了城邦的利益。他们依靠雅典社会的旧有秩序在争夺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占据比较优势，带头破坏了分配的秩序，这大概就是梭伦诗歌中δυσνομ?α内涵所在。如果将缓和城邦矛盾的措施指向削弱贵族势力，那么雅典城邦随时有走向僭主统治的可能。

概言之，以农业为主的雅典经济在梭伦时代已然发生变化，高质量陶制品的生产以及橄榄油、葡萄酒的供应逐步改变了雅典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中对财富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邦民已经把财富视为正面的价值来追求了”。8商品经济渐趋繁荣的雅典社会，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均表现出对财富的渴望，同时贪婪的本性又加深了人们的焦虑。梭伦实现其理想政治，从根本上解决城邦矛盾，“既不剥夺也不加增他们的尊荣;而那些既拥有权力，财富又令人羡慕的人，我也设法让他们不遭受损害。我屹立于此，为双方挥舞坚实的大盾，不许任何一方行不义而占上风。”9既不站在贵族一方，也不与民众结盟，这是梭伦对城邦问题充分认识后做出的选择。“δυσνομ?α给城邦带来数不尽的灾祸，而ε?νομ?α昭示万物之有序与适恰。”10城邦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不正义的分配机制。

面对雅典社会成员的集体焦虑，梭伦在财富面前保持守正心态，他所要解决的正是妨碍雅典进行正常分配的人身自由权利。首先，他以立法形式废除了威胁公民人身自由的债务负担;其次，以立法形式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向过错方追责的权利;再次，立法确定民众有申诉之权利。1梭伦宁愿遭受双方的仇视，也要为城邦订立最优良的法律。梭伦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合理分配基础之上的美好愿景，这与僭主追求显然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四、结论

面对希腊世界紧张的局势和尖锐的社会矛盾，阿戈斯、西库昂、麦加拉和科林斯等城邦纷纷走上僭主道路。在雅典，梭伦之前基隆暴动，梭伦之后庇西斯特拉图斯父子僭主上位，城邦最高权力时刻有被僭主篡夺的可能。然而，梭伦却拒绝成为僭主，“若是我不曾用蛮力攫取僭政，以此伤害我的祖国，并玷污和辱没我自己的传世美名，我问心无愧”。2梭伦既不站在平民一方，也不站在贵族一方，守正心态成就了他立法者的身份。

梭伦改革前，雅典社会虽然仍以农业为主，但是随着制陶业、酿酒业和橄榄油制作的规模扩大，商品经济获得发展。在与外邦贸易交换中，贵金属制造的货币引入雅典，货币的使用推动了社会财富的集中。对财物的占有引起人们内心的焦虑，最终导致对城邦原有秩序的破坏。贵族依靠雅典社会的旧有秩序在争夺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占据比较优势，带头破坏了分配的秩序，在分配中过度索取了城邦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梭伦若是站在平民一方实行僭主统治，无益于从根本上解决城邦矛盾。梭伦无论是在经济方面废除债务奴隶制，还是在政治方面按照财产等级分别赋予公民相应的政治权利，都是要对雅典社会存在的不正义分配做出调整。

梭伦拒绝成为僭主的原因大致有两点。第一点，梭伦认为造成城邦矛盾的根源在于“我辈凡人”的短视和“人人各有所求”的贪婪，只有建立合理的分配体系才能解决城邦面临的问题。第二点，梭伦对雅典城邦的治理是一项根本的管理机制，需要获得贵族和平民双方的支持，单凭贵族或者平民一方支持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