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大义”与“微言”

姜广辉,秦行国

[摘要] 春秋时代，诸侯争霸，“霸”即“伯”，即争当“诸侯长”。历史上，虽有孟子等儒者对春秋史事评价过低，但孔子作《春秋》记载春秋大事，对齐桓公、晋文公主盟之事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并从这段历史中发现政治智慧与思想之光，以“大义”和“微言”形式总结其中的经验。“大义”主要有：“尊王”“尊周”，反分裂;“选贤与能”，天下为公;天下治理，“会盟”共商;倡仁道，鄙诈力等。“微言”主要有：“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新“夷夏”观等。《春秋》“大义”和“微言”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和价值，可以进行现代性阐发与转化：政治上，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推举贤能理政;文化上，促进文明交流与民族融合，维护文明延续发展与民族团结等，这些在当代都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孔子;《春秋》;大义;微言

[中图分类号]  B2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22）03—0016—10

Profound Meanings and Sublime Words in ChunqiuJIANG  Guanghui，QIN Xingguo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410082，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ll principalities were competing for supremacy which was  also called Bo （伯）， the leading power among the principalities. Although undervalued by Mencius and other Confucians， this period of history was recorded by Confucius in Chunqiu （Annals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praising  Qi（齐） and Jin（晋） for their presiding over the alliance of principalities， highlighting the philosophic and political wisdom， summing up the profound meanings in sublime words. The major profound meanings include： Respect for the King and his Zhou Dynasty， opposing division; Commending talents with sound virtues and constructing a world fair for all people; Governing the world with alliance and through consultation; Advocating benevolence and dispraising treachery. The major sublime words include： Grand unification; Integrating three calendars;  Asserting the theory of threegeneration; Renewing the view on Aliens and Chinese Han Nationality. The  profound meanings and sublime words in Chunqiu （Annals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an be found to advance with the times and  thus can  be interpreted and transformed in new dimensions. To be specific， in the political aspect， we should uphold national unity， oppose national division， and appoint talents to manage state affairs.In  the cultural aspect， we should enhanc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ethnic integration， and maintain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 unity， all of which are of vit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Key words： Confucius; Chunqiu; profound meaning; sublime words

民國初年“废除尊孔读经”，传统经学传承衰歇，经典价值被深深覆盖，未能放光溢彩。近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号角已然吹响，经典价值的重估及其现代性阐释与转化成为大势所趋。六经中《春秋》一经，作为记载周王朝由盛转衰，诸侯争相称霸的历史，虽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1]3297的祸乱败亡之政，也有齐晋称霸、诸侯约盟以治的经国方略，其承载的治乱兴衰之道，是孔子借历史昭示治平之道的重要载体。然而，“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2]1968，孟子以“春秋无义战”[3]2773评价春秋，并以“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3]2772将春秋与战国等同评价，以致后儒误判春秋史的价值。事实上，五霸之国，其政之治，其国之强，殊为有方，足为史鉴。因而，将孔子借《春秋》所昭示的治平之道，亦即隐而不明、寄寓褒贬的“大义”“微言”进行发覆阐微式的阐释，正“大义”、明“微言”，显得极为重要。8674193D-7E07-4DED-B955-5CF260BF973A

诚然，学界不乏讨论《春秋》“大义”与“微言”的成果，如光绪年间就有日本学者藤川三溪著《春秋大义》，后又有辜鸿铭著同名书，更有不少春秋学者，撰有涉及“大义”“微言”的论文，但以当代价值观进行现代性阐释者则略显笔力不足，故笔者拟从“春秋之世”说起，将《春秋》“大义”与“微言”进行新的阐释。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22年第3期姜广辉，秦行国：《春秋》的“大义”与“微言”一春秋之世与《春秋》之书

传统史家将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前770—前476）取名借鉴孔子所作《春秋》，“战国”（前475—前221）取名借鉴《战国策》。《韩非子·五蠹》篇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4]445“上古”为西周时期，特点是竞“德”;“中世”指春秋时期，特点为逐“智”;“当今”指战国时期，特点是争“力”。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说：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5]522-523

顾炎武以六个对比，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作了区别。文中六个“犹”，是相对于“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而言，指春秋时期尚有西周礼乐文明的流风余韵。“七国”则指“兵革不休，诈伪并起”[6]1196的战国时代。概言之，若将西周视为“治世”、战国视为“乱世”，则春秋处于“治乱之间”、始乱而尚未大乱之世，诸侯国依旧可凭尚存的礼乐文明维持相对平衡。西周以后的中国历史，“治世”与“乱世”的时间相对较短，而“治乱之间”更表现为一种“常态”。因而春秋时期留给后人的政治经验尤其值得特别重视。

春秋时期，百国诸侯，大小不一，其时代特征为大国争霸，“你唱罢来我登场”，故可视其为“大国争霸史”“大国兴衰史”。春秋“五霸”，原称“五伯”，“伯”即“长”，为当时霸主，实际是“诸侯长”——盟主。诸侯争霸，就是争当“诸侯长”。诸侯长的职责是维护参盟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春秋“五霸”具体所指，说法不一。唐司马贞《史记索引》认为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其中，宋系小国，宋襄公试图以“仁义”成就霸业，最后身死国败，为后人笑，故不算霸业。宋国之外，齐、晋、秦、楚则是四大强国，各有势力范围，即：

齐国，东方;

晋国，中原;

秦国，西方;

楚国，南方。

四大强国之间，晋国东与齐国接壤，西与秦国接壤;而秦国南与楚国接壤;齐、晋与楚之间则隔着一些中等的诸侯国。这一时期的天下形势和社会矛盾主要是蛮夷与华夏之争。所谓“蛮夷”并非指周边的少数民族，主要是指南方的楚国和吴国（吴国在春秋末期才崛起）。楚国在南方，幅员广阔，疆土面积相当于中原各诸侯国面积的总和，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国家富庶，且民风剽悍，骁勇善战。这滋长了楚国统治者的骄矜心理，他们很早便自立为王，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且楚国常常发兵挑衅、滋扰中原华夏各国，对中原华夏各国构成严重威胁。所以，春秋时期，楚国长时间被中原华夏各国视作“蛮夷”。楚国国君也曾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1]1629

东周以降，周王朝已沦落为小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很弱，无法再号令天下。但周王室作为天下宗主、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名义还在。此名义仍是维系华夏族群团结的重要资源，作为一种“天命未改”的统一象征而存在。据此形势，齐国、晋国先后作为盟主国建立华夏联盟，以对抗楚国。两国高举“尊王攘夷”旗帜，“王”即指周王室，“夷”则主要指楚国。现代成语“称王称霸”，与春秋时期的“称王”与“称霸”有本质不同。楚国“称王”是不尊重周王室的表现，且想取代周王成为天下共主。正因如此，楚国“称王”被视作僭越行为。相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受到孔子肯定和表彰。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7]2511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7]2512

春秋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必须积极面对新的重大问题。其一，周天子與诸侯的关系;其二，天下如何治理;其三，如何看待结盟;其四，如何伸张道义;等等。孔子正是在思索如何处理上述许多复杂问题的情况下写作《春秋》。《春秋》以鲁国纪年（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为线索，记载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列国的历史，以“春秋笔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孟子曾评价《春秋》一书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3]2714“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2715又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3]2670其后，荀子、董仲舒、朱熹等人说：“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8]207孟子与其后许多儒者的评论固然给予了孔子《春秋》一书崇高的荣誉，但他们对春秋之史评价未免过于负面，对“五霸”的历史作用几近全盘否定，这并不符合孔子的思想。以前的研究者受孟子等人的影响，多把春秋、战国连在一起，一同当作乱世。其实，相对战国时代杀人盈城、盈野的局面，春秋时代属于始乱而尚未大乱的时代，当世英雄是可以匡时救世、大有作为的，而齐桓公、管仲正是那个时代“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时代英雄。

《春秋》一书，如同一部大事记，记事极其简略三国时张晏称《春秋》一万八千字，现实存一万六千五百余字。。所以，《春秋》若无传注说明，后人读之会感到一头雾水。《春秋》最著名的传注分别是《公羊传》《榖梁传》《左氏传》，即后世所称“《春秋》三传”。《公》《榖》主要讲《春秋》的宏纲奥旨，《左氏》所记为春秋之史。读《春秋》，唯三传结合，方能找到门径。正如宋代家铉翁所说：“不观《左传》，无以知当时之事，不读《公》《榖》，无以知圣人垂法之意。”[9]218674193D-7E07-4DED-B955-5CF260BF973A

《公》《榖》所讲宏纲奥旨，即“微言”“大义”，二者对举，首出《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语——“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当然，《孟子》早已有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载“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并借孔子之言“其义则丘窃取之”[3]2727-2728，道出《春秋》有“义”已为孔子所取，或是《春秋》“大义”之渊薮;而《公羊传》定公元年也有“微辞”一说，称“定哀多微辞”[10]2334，此“微辞”即为后世公羊学家谈论《春秋》“微言”的渊薮。元代赵汸将“其义则丘窃取之”之“义”理解为“此孔门传《春秋》学者之微言也。”[11]3若此，合言之，“微言大义”即“于微言中见大义”;析言之，“微言”是独家“秘传之奥”，“大义”则是众家公认的义理。

然而，后世学者对《春秋》及《公》《榖》是否有“微言”“大义”各持己见。一方面，董仲舒、何休、康有为以及多数清代公羊学者，特别强调《春秋》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董仲舒说：“《春秋》，大义之所本耶？”[12]143明确《春秋》大义有“六科”，或为“六旨”。又说：“《春秋》分十二世（即鲁国十二公）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于所见微其辞”[12]9-10，即《公羊传》所说“微辞”，也就是“微言”。康有为也以为，《春秋》有“微言大义”，且唯“大义”出自孔子，唯《公》《榖》所载为得孔子大义之门径。他说：“《春秋》之中，有《鲁春秋》之史文，有齐桓、晋文之事，有孔子之义，惟义乃为孔子所制作。”通过设问“求孔子之道于《春秋》之义，其不误乎？”“求《春秋》之义于《公》、《榖》、董、何及刘向之说，其不谬乎？”既强调“微言”“大义”之重要，并得出“据今二家（《公》《榖》）口说所存者，虽掇什一于千百，微言、大义粲然具在，浩然闳深。虽其指数千不尽可窥，然综其指归，已庶几得其门而入焉。”[13]6且康氏开篇即强调“《春秋》在义不在事与文”[13]11。

另一方面，朱熹认为《春秋》只是“直书其事”[14]3198，并无“微言”传授。但他认为《春秋》有“大义”，朱熹的学问广度与深度颇受学人推崇，学者多从其说。苏舆也认为《春秋》有大义，但对“微言”颇有微词，他说：“《春秋》为立义之书……故孔子曰：‘其义窃取”[12]112“《春秋》以立义为宗。”[12]12他又说：“经有不见，有诡辞，皆为微言”，进一步指出：“《春秋》之微有二旨：其一，微言……其一，則事别美恶之细，行防纤芥之萌，寓意微渺，使人湛思反道，比贯连类，以得其意，所以治人也。……故吾以谓今日所宜讲明者，唯有大义。”[12]38-39

如此看来，如何正确处理“大义”与“微言”，是对其进行新的理解与阐释的基础。综合三《传》所阐及众多春秋学者所论，《春秋》自有“大义”，亦有“微言”，须分而言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春秋》有“大义”，应将其共识梳理出来，加以讨论和评判，再梳理董仲舒、何休以及清代公羊学家认可的《春秋》“微言”，并从今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出发，认真吸取其合理性与建设性的内核。

二《春秋》“大义”

《春秋》“大义”，即《春秋》所载儒家之公理。董仲舒说：“《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谓也。……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12]143视《春秋》“大义”为绝属之分别、定尊卑之序、明君臣之职的显而可明的标准。晋杜预说：“圣人文乎鲁史，志乎周道。笔削隐显，有权有义，一正于周制而已……义焉，故有例典礼、贬僭乱、尊王以行法也。”[15]4他认为《春秋》有“例典礼”“贬僭乱”“尊王以行法”等大义，虽不全面，却是重要线索。今参读三《传》及其他《春秋》著作，结合时代需要，归纳如下：

（一）“尊王”“尊周”，反分裂

四库馆臣在《春秋左传注疏》开篇即有《御制书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一文，首载：“《春秋》，圣人尊王之经也。”[16]2其又说：“《春秋》……自隐公始，则不得不书隐公元年，而即继之曰：‘春，王正月。前史所无有也。盖言公之元年，乃禀王之春、王之正而得是非、尊王之义。”[16]2以“春，王正月”所禀“王之春”“王之正”的意蕴，表达明是非、重“尊王”的深意。宋戴溪也说：“加天于王之上，此《春秋》之特笔也。先书‘王正月，次书‘天王，此尊王之大义，圣人作《春秋》之本旨也。”[17]4

上溯至汉唐，《公羊传》载：“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10]2287司马迁、董仲舒、何休、杜预皆拈出《春秋》具“尊王”“尊周”之大义。司马迁说孔子“据鲁，亲周，故殷”[1]1943;董仲舒以为，孔子作《春秋》，“黜夏，亲周，故宋”。[12]189他又说：“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12]198;何休则说：“《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当新王。”[10]2239“新周”“亲周”“存周”都含维护周朝礼乐文明、推重周天子之尊位的大义，即“尊王”“尊周”之大义，正合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政治理想。所以何休在注解经文“（僖公）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时，说宋襄公有“忧中国，尊周室”之心[10]2252。《榖梁传》将庄公十六年十二月发生的“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一事赞为“同尊周也”[18]2384。清人齐召南就此赞誉说：“按，《左氏》《公羊》说，俱不如《榖梁》以‘同尊周为解。”[19]624他还认为何休在“（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下注“甚恶郑伯无尊事天子之心，专以汤沐邑归鲁，背悖当诛”，实际是“明著尊王之大义”。[19]68据此，我们细读《春秋》之书，结合春秋之史，更容易理解孔子为何“尊王”“尊周”及反分裂和如何以“作《春秋》”传此大义。

儒家称夏、商、周为“三代”。夏、商两朝尚有原始部落联盟的胎记，其时小邦林立，各邦国对中心王朝（即“中国”）只是“宾服”，而非“臣服”，前者对后者并无直接隶属关系，正如王国维所说：夏殷之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20]466-467武王伐纣建周，自关中至晋、卫、燕、齐，范围数千里，成为周朝疆域。限于交通不便，如何有效控驭疆域，成为王朝重要议题。武王、周公审时度势，推行“分封制”，充分利用血缘姻亲以及功臣的默契，分封诸侯以统治广大疆域。血缘关系由此成为天然政治纽带。彼时，周王朝是宗主国，诸侯国是藩属国，两者系君臣隶属。就此而言，中国已是一个“分封制”的统一国家。异于秦朝“郡县制”的统一，周朝“分封制”下的各诸侯国拥有极大的自主权。8674193D-7E07-4DED-B955-5CF260BF973A

若干代后，周王朝与各諸侯、各诸侯之间血缘关系逐渐淡薄，诸侯利益冲突成为王朝内部主要矛盾。尤以平王东迁为界，周王朝迅速衰落，宗主国名实不符。彼时诸侯纷争，天下日益走向分裂。为使天下不致过快分崩离析，以齐桓公、晋文公为代表的诸侯盟主，借重以往周天子权威，以“尊王”“尊周”相号召，团结华夏各诸侯国，维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所以《公羊传》称“齐、晋霸，尊周室”。[10]2271苏辙也说：“文武成康之德犹在，民未忘周也。故齐桓、晋文相继而起，莫不秉大义以尊周室，会盟、征伐以王命为首。”[21]2271因此，齐桓公、晋文公方能成就霸业。

齐桓公首先号召“尊王”。他倚重管仲辅佐，发展经济、军事，富国强兵。国内大治，方兴霸意。桓公霸天下之高明，乃举“尊王攘夷”大旗。其所以“尊王”，是为“正名”，以免成众矢之的，可谓抢占道德制高点，所以刘向说：“齐桓前有尊周之功。”[22]300同时，齐桓公以信义结诸侯、救邢国、复卫国，维护华夏地区各国安全，因此诸侯“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就其利”犹今人言经济搭便车;“信其仁”是尊信其“仁义”精神;“畏其武”是畏惧其军事实力。[23]86，以入盟获得切实经济收益和安全保障。

晋文公亦以“尊王”号召诸侯。其为公子时，遭骊姬之难，逃难四方，待晋国内乱平定，回国收拾残局。他凭借已有国力，踵齐之履，争霸天下。争霸伊始，晋文公以谋臣赵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1]1663之谏，如齐桓公一般“尊王攘夷”。

孔子作《春秋》，处处显“尊王”“尊周”，实为肯定“五霸”行为。元代赵汸即持此观点，他以为，春秋时期的悲哀主要不在“天下无王”，而在“天下无伯（霸）”：“君臣大义以无伯（霸）而废，天理民彝以无伯（霸）而泯。”[24]699

“尊王”“尊周”，自然反对僭用“王”号。首僭“王”号者为楚。周初，武王始封熊绎为诸侯，子爵。三百年后，楚国强大，楚君熊通妄自尊大，藐视周天子，自封为“王”。古语说：“天无二日，国无二王。”[25]144楚国兴“僭”之始，若各诸侯国纷纷效法称“王”，则天下立刻诸“王”并出，政分国裂，周王朝或将分裂为诸“王”并立之朝，战国之战或将提前上演。孔子的态度是要维护天下统一，而且是“有道”的统一，即“尊王”“尊周”的统一，因此他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7]2521的一统局面甚为向往，对楚王僭越多加贬抑，削楚僭号，仍以子爵称之。凡记楚君去世，依例书“楚子某卒”。如：《春秋·宣公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旅”即楚庄王熊旅，又作侣）;《春秋·襄公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审卒。”（“审”即楚共王熊审）;等等。所以胡安国说：“荆楚僭号称王，圣人屏诸四裔而不赦之，大一统以存周，使民著于君臣之义也。”[26]616他明确指出圣人不赦僭号之楚，乃为维护大一统的周朝。清人叶酉也说：“圣人于楚，所以深恶而痛绝之者，只为其僭王。”[27]354

《春秋》“尊王”，易被误解为维护腐朽的“王权”制度。其实不然，春秋时期，西周典章制度、礼乐文明尚未完全崩坏。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仍是统一象征。所以顾炎武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可见春秋时期尚未败落成“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且彼时齐桓公、晋文公所倡“尊王”“尊周”，实际维持了天下的相对统一，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二）“选贤与能”，天下为公

贤能政治，是上古留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孔子颂扬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所反映的是原始共产制时代部落联盟领袖的选举原则，它成为尔后儒家所推崇的政治理想。《春秋》经传亦承载“选贤与能”的“大义”，宋代胡安国就说：“《春秋》大义在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26]354元代李廉也将孔子推崇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视作“《春秋》志大道、待衰世之微意”。[28]177

春秋战国的历史轨迹，是由西周松散、放权的国家统一形式，向秦汉整固、集权的国家统一形式的过渡，即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由“任人唯亲”到“任人唯贤”。春秋处于前半期，彼时“礼崩乐坏”伊始，政治、思想精英反省西周政治得失，思考如何保护已有制度文明，探索天下治道。孔子虽给人极力维护西周礼制文明的观感，实则在诠释西周礼制时，悄然质疑其原有意含。《礼记·礼运》载孔子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实则略有贬抑“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之意。因此，南宋高闶说：“天王不推至公，选贤与能，而使幼稚之子居大夫之任，以交政于诸侯，是示天下以私也。”[29]289

殷周鼎革，周人采取“分封制”掌驭全国，实行“任人唯亲”制度，此制度越往后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故而，“任人唯贤”思想便应运而生，集中表现在春秋时期儒、墨思想中系统的“尚贤”论述中。据《礼记·礼运》载，孔子曾提出“大同”“小康”之说。周朝“任人唯亲”属“小康”范畴。而尧舜“选贤与能”则属“大同”范畴。《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30]1414儒家“言必称尧舜”，其意即在于此。

从后世学者诠释《春秋》经的方向看，大多数学者赞同《春秋》笔法倡导“贤能”政治，获朱熹“《胡春秋》大义正”[14]2155赞誉的胡安国《春秋传》就是主要代表。元代后，《胡春秋》成为科举考试的官学定本。学者将其与“三《传》”并称为“《春秋》四传”。胡安国特别宣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其《春秋传》即如此。此“天下为公”非就尧舜时代的原始共产制意义而言，乃就“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社会正义而论。其隐含之义为：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乃是天下人之天下。故国家最高执政者的选拔不能拘泥于以往的“世袭”制度。胡安国说：

唐虞禅，夏后殷、周继。《春秋》兼帝王之道。贤可禅，则以天下为公，而不拘于世、及之礼;子可继，则以天下为家，而不必于让国之义。万世之通道也。与贤者，贵于得人;与子者，定于立适（嫡）。[31]488674193D-7E07-4DED-B955-5CF260BF973A

“世”指世代相传，父子世傳君位;“及”指“兄终弟及”，兄亡传位给弟弟。意即国君选择继承人时，应本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原则，破除“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之制，以免不达治道。故刘敞说：“王不推至公，选贤与能，而笃于下流之爱，使幼稚之人居大夫之任，交于诸侯，示天下以私，治何由兴哉？”[32]48

《礼记·礼运》所载孔子“大同”“小康”思想，是中国思想宝库中最可宝贵的资源之一。囿于秦汉以后的君主制，此类思想被选择性遗忘，以致后世绝少讨论。胡安国《春秋传》反复强调“天下为公”，其破“世袭”，选贤能的思想，不仅难能可贵，亦殊属大胆。

（三）天下治理，“会盟”共商

“会盟”共商，乃春秋时期的又一景象。据笔者粗略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诸侯会盟而有名者达五十余次，据笔者统计，春秋时期有名的会盟有：皋鼬之盟，溴梁之盟、蜀之盟、清邱之盟、新城之盟、落姑之盟、鹿上之盟、重丘之盟、莒庆之盟、熏隧之盟、葵丘之盟、曹南之盟、首止之盟、阳榖之盟、虫牢之盟、亳城之盟、亳北之盟、萧鱼之盟、澶渊之盟、宋之盟、扈之盟、柯陵之盟、祝柯之盟、柯之盟、蔑之盟、郄犫之盟、幽之盟、贯之盟、召陵之盟、宁母之盟、牡丘之盟、垂陇之盟、蔇之盟、衡雍之盟、暴之盟、鸡泽之盟、戏之盟、平丘之盟、袁娄之盟、辰陵之盟、宿之盟、防之盟、处父之盟、黄之盟、薄之盟、谷之盟、鄟陵之盟、鄄之盟、拔之盟等。有的属于正式的结盟，有的属于盟国内部的会议。约四至五年就有一次会盟，实属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景象。

孔子作《春秋》，为何如此频繁记录诸侯会盟，其所寄寓的“大义”是什么？学者看法各异。一直以来，春秋学者对“会盟”持贬抑态度。《公羊传》称“凡书盟者，恶之也”[10]2198，几乎为“会盟”定性。胡安国也认为《春秋》“凡书盟者，恶之也”[31]24，完全以负面视角待之。西哲黑格尔曾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黑格尔此话的德文原文为“Was vern -ünftig ist，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eklich ist，das ist vernünftig.”范扬、张企泰译作：“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1.11.）北宋苏辙就从“会盟、征伐以王命为首”方面看到“会盟”的积极意义。南宋赵鹏飞也有感于此，认为诸侯会盟关乎天下大治，协同共商，“盟为美事”，故起而纠正“以盟为恶”之论。

赵鹏飞（生卒年不详），字企明，号木讷，乃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著《春秋经筌》十六卷，收入《四库全书》。明代李开先（1502—1568）说：“如杨慈湖之《易》，林之奇之《书》，《诗》则王氏《总闻》，《春秋》则木讷《经筌》，及卫湜之《礼记集说》，多有高出朱注之上者。”[33]567他认为赵氏春秋学造诣之高，胜于程朱学派（包括胡安国）。

赵鹏飞对春秋“会盟”，总体持肯定态度。他说：

《春秋》之书盟，凡以讥其不信也。然歃血要神，以期疆场之靖，不犹愈乎干戈相向，以雠兵毒民邪？以三王之世责之，则盟为不信;以春秋之时待之，则盟为美事矣。[34]7

上古之人质朴诚信，春秋诸侯会盟之所以要歃血盟誓，乃因时人已缺少古时的质朴诚信。另一方面，诸侯会盟，协商天下治理之事，减少诸侯国间的疆场厮杀、避免士兵和民众伤亡，维护天下相对和平稳定，何尝不是天下美事，何尝不是“天下为公”！所以宋人沈棐也说：“有朝聘、会盟，所以讲信修睦，辑宁邦国。”[35]42他又说：“《春秋》之法，善盟会，恶侵伐。盟会非先王盛礼，《春秋》且善之，以当时诸侯侵伐相寻，残民敌国，为害最大。圣人疾之，且幸其有会盟也。”[35]225他强调“非先王盛礼”的“会盟”可免“诸侯侵伐”“残民敌国”之害。

凡事皆有因。春秋时期，频繁会盟，主要出于夷、夏之争的需要。如前所述，那时的“夷”主要指楚，楚虽为周朝封国，因地处南方，在长期发展中远离华夏文明。因此，“楚王”凭其日益强盛的实力经常侵犯华夏诸国。华夏文明有被毁灭和取代的危机，即“以夷变夏”。中原虽有齐、晋强国，但单凭一国仍显“势孤，力不能抗楚，而楚之祸方深”[36]595，故中原各国有同心结盟的意愿，所以《公羊传》说：“同盟者何？”“同欲也”“同心欲盟也。”[10]2234诸侯“结盟”可迅速改变与强楚的力量对比，使盟军军力足以压制楚军北上，因此，春秋时期楚军始终未能冲破华夏的势力范围，由此而有近两百年大体和平之格局。所以《榖梁传》解释“同盟”时四次提到“同外楚也”。[10]2409就此而言，春秋“会盟”，维护了地区和平，维护了华夏文明的存续与发展。故而程颐会说“天王崩，而会盟不废”[26]614，以突显“会盟”在春秋时期的重要价值。

（四）倡仁道，鄙“诈力”

《论语·子路》载：“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7]2507一“世”为三十年。孔子认为，王者出世，三十年间可以推行仁政。孔子主张以仁义得天下，反对以诈力取天下。这也体现在其《春秋》笔法中，因此《公羊传》提出了“崇仁义”说，《榖梁传》则明确指出：“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18]2435《公羊传》说：“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10]2200宋人刘敞也说：“为天下，岂可以诈力哉？”[32]525他更直言：“居中国，弃人道，废仁义，则必死矣。”[32]498孔子作《春秋》，倡仁道、鄙“诈力”，具体表现在：

1.表彰齐桓公以“仁义”行天下

《论语·宪问》载孔子语：“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7]2511“九合”泛指“多次”，而非实数。史载齐桓公主持会盟十五次，以兵车相会者四次，不以兵车相会者十一次。《春秋·庄公二十七年》载：“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37]1780此“同盟”之“同”于《春秋》笔法，颇有深意。《榖梁传》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18]2387齐桓公、管仲以诚信结诸侯，爱惜民命，不轻启战争，所以孔子赞桓公和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表彰其仁道精神。8674193D-7E07-4DED-B955-5CF260BF973A

2.鄙视“诈力”

“兵不厌诈”几成后期兵家思想中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此思想较早见于战国法家著作《韩非子》，其《难一》篇载：“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 [4]347其意为：两军交战，不排斥诡变、诈伪的策略或手段。此类思想春秋时已有萌芽，尚未普及。那时，两军作战，须列堂堂之阵、竖正正之旗，以示先礼后兵的君子之风。故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7]2511“谲”就是狡猾、玩弄欺诈手段。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履行流亡楚国时对楚成王的承诺，若两国交战，主动退避三舍（九十里）。楚军贸然进攻，中晋军诱敌深入之伏，全军覆没，统帅子玉自杀，晋军大获全胜。虽如此，但孔子更欣赏齐桓公的做法。当时楚国恃强凌弱，觊觎华夏，齐桓公曾率九国联军进兵楚国边境，造成一种威慑气势，逼迫楚国求和，签订“召陵之盟”的“和平协议”，承诺互不进犯。齐桓公“不肯黩兵血刃，以轻用民命”[38]158，为后世称道，成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孔子反对诸侯间相攻不已，尤其反对灭国绝祀，是想保持诸侯国间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进而恢復西周时期的友爱和睦状态。《论语·尧曰》载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7]2535之语，即是此意。孔子反对诸侯以诈伪取胜，认为那样会互相效法，陷入恶性循环，世道人心会愈来愈坏。故其“《春秋》笔法”有意贬抑诸侯“诈伪”之行，哪怕两军交战，也不赞同“诈伪”取胜。

《春秋·鲁定公十四年》载：“五月，于越败吴于檇（音醉）李，吴子光卒。”[37]2150-2151此条材料如何体现“《春秋》笔法”？首先，按《春秋》笔法，凡诈伪之战，书“月”不书“日”，此经文只书“五月”，未书“日”，无形中将其定为“诈战”，认定是不值得纪念的战争。其次，书“于越”而不书“越”，有贬抑之意。《春秋》书越国有称“越”，有称“于越”。越国人读“越”字拉长音，读成“于越”，具地方色彩。《春秋》正常书越国之事时，单书“越”字，若越人行事不合道义，则书“于越”以贬抑之。如《春秋公羊传·定公五年》所说：“于越者何？越者何？于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10]2338最后，书“于越败吴”，即越军打败吴军。越败吴而不书“胜”，亦贬抑越军以诈取胜。

先前，吴、楚有“鸡父（楚国地名）之战”，吴军以“诈力”大败楚军，此次吴越“檇李之战”，越军又以“诈伪”大败吴军。宋洪咨夔就此评价说：“以诈遇诈，诈有时而穷;以力遇力，力有时而穷。穷则我之施于人者，人得以反诸我矣。”[39]699

三《春秋》“微言”

“微言”“大义”最早并举于西汉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书载：“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2]1968。由此可见，“微言”“大义”对应孔子所修《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六经中内蕴“微言”和“大义”。但汉唐之世，强调以“微言大义”解释六经的学者并不多。春秋学，虽然有“微辞”“大义”之说，但二者有殊，且对“微言”所指，颇有异义。

至宋代，学者开始较多谈论“微言大义”，宋儒以为周敦颐、二程发现了孔孟的“微言大义”。不过，他们所说的微言大义，是从心性理气的哲学方面说的，不是从改制变法的政治方面说的。到了明代，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三十《续问上》载：

问：“刘歆曰：‘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夫果有‘微言大义哉？”曰：“自六经四子，莫不有‘微言大义。《诗》《书》《语》《孟》，大义悉于微言。《易·系》《中庸》，微言详于大义。故由大义可以升堂，由微言可以入室。”[40]665

胡直认为，只有洞悉“六经四子”的“大义”“微言”，才能登堂入室，优入圣域。他所说的“大义”“微言”也未专就春秋学而言。这意味着，直到明代，“微言大义”或“大义微言”还只是一种笼统说法。

着意《春秋》讲“微言大义”，大概是从清代公羊学派开始的。四库馆臣提出，春秋学著作有“大义微言”，盛赞北宋经学家刘敞《春秋意林》阐释“大义微言，灼然圣人之意者，亦颇不少”。[41]216晚清经学史家皮锡瑞认为，孔子《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法制”[42]261“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42]262

现代学者研究《春秋》经一般认为，只有公羊学派讲“微言大义”，《左传》学派，榖梁学派一般不讲“微言大义”。实际上，清代公羊学派中也分两派，一派如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皮锡瑞等特别强调“微言大义”;另一派如孔广森、凌曙、陈立等并不甚讲“微言大义”，他们因此被视为“不明公羊家法”。对此，今人该如何看待？

笔者以为，汉代公羊学派解释《春秋》时，认为孔子有“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思想以及新夷狄观等不见于《春秋》经明文的，即为“其义则丘窃取之”之“义”，同时也是“孔门传《春秋》学者之微言也”之“微言”。这些是孔子的思想精髓，是孔子通过口述或暗喻的方式传授给弟子门人的。唯其如此，公羊学派所主张的“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思想以及新“夷夏”观才能作为一种理论立足于世。公羊学派与《左传》学派、榖梁学派相比，其鲜明特点就是：对经典的解释采取一种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态度，其主要理论特色不在一般春秋学家所公认的“《春秋》大义”，而在“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思想以及新“夷夏”观等“微言”，恰是这几个“微言”构成了公羊学的理论支柱。这些理论对于历史规律的阐释以及对政治经验的总结，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中国经学思想史中的一份宝贵遗产，不应轻易否定和抛弃。

（一）“大一统”

此为国家统一理论，即国家必须统一于中央王朝。“大一统”就是尊重、重视国家统一，“大”是动词，即尊大、重视之意。这个理念由何而来？《春秋》经以鲁隐公元年开篇：“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0]2196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采用本国君主纪年，新君即位，纪年改元，以示万象一新。但鲁国采用周历法，“王正月”就是周王朝历法中的正月。《公羊传》的解释是将历法意义上的“尊王”变成政治意义上的“尊王”，而将政治意义上的“尊王”目的解释为维护“大一统”的理念，由此揭示孔子苦心孤诣作《春秋》，其“尊王”之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维护“周天子”的权威，而是维护天下所有族群的统一，避免走向分崩离析。8674193D-7E07-4DED-B955-5CF260BF973A

“大一统”思想的意义在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它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它为中国的长期统一提供了理论支撑和信仰力量。

（二）“通三统”

此为制度文化创新与包容的理论，即一个新王朝既要开创本朝制度文化的新传统，同时也要参考和吸收前两朝制度文化的旧传统。“通三统”理念缘何而来？《公羊传·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10]2204宋国系殷商后裔，公爵。何休《公羊解诂》阐发为何宋国国君是最高的公爵时说：“宋称公者，殷后也。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而不臣也。”[10]2204此前，董仲舒曾解释“封二王后”即分封夏、商两朝后人的道理，说：“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12]198此处，董仲舒提出了“通三统”的理念。其意是说，对于新兴的周王朝而言，尊重夏朝和商朝的历史贡献和制度文化，允许其后人继续保留其制度文化，“使服其服，行其礼乐”，将其视作国家上宾，而非臣子;意即：新兴的周王朝不是把夏朝和商朝的制度文化完全铲除掉，而是借鉴和参考这两朝制度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将其吸纳周王朝的“礼乐文明”中。对于周王朝这种文化包容精神，孔子极为赞赏，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中国文化中的“通三统”思想到后来发生了转化，不再是仅仅继承先前两朝的制度文化，而是有所放大，即在主流文化之外，参考和吸收其他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比如宋朝以儒为主，兼重佛、道，三教并用。南宋孝宗说“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43]756，可谓新的“通三统”。

“通三统”思想的当代价值，即圆融并包，取长补短，吸收一切优秀文明的精华，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可将其视作中国文化的遗传密码，它使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事实上，现在大学的哲学系同时开设“马哲”“中哲”“西哲”课程，或可称为另一种“通三统”。

（三）“张三世”

此系历史进化的理论，即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三大阶段：由“据乱世”走向“升平世”（小康社会），最后到达“太平世”（大同社会）。《春秋》经文原无此意，此理论是公羊学派先师一步步推演发展提出的。

董仲舒将《春秋》鲁国十二公分为三个阶段，其《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说：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12]9-10

“君子”实指孔子。昭、定、哀三世，六十一年，是孔子一生所见证的时代，称为“所见世”;宣、文、成、襄四世，八十五年，是孔子从其长辈那里听闻的时代，称为“所闻世”;隐、桓、庄、闵、僖五世，九十六年，因年代遥远，属传闻时代，称为“所传闻世”。三个时代远近不同，孔子的处置也不同。“所见世”系现世的人和事，不免有利害冲突，所以要“微其辞”，采用隐微避讳的笔法。对“所闻世”的社会弊端，因不牵涉利害冲突，可痛陈其祸。对“所传闻世”，因时代久远，恩义情感已大为减杀。故而孔子作《春秋》，对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笔法。

董仲舒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大时段，即后世所说“三世”。“三世”的客观历史并未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演化。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将其作为进化理论来阐扬。何休说：

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10]2200

何休将“三世”定性为：由远至近，“所传闻之世”是“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所闻之世”是“见治升平”;“所见之世”是“著治太平”。此进化史观被后人冠以“张三世”的名目。何休关于公羊学研究的著作有很多，如《春秋文谥例》《春秋汉议》《公羊墨守》等，今皆遗佚。从其所传世的《春秋公羊解诂》中并不见“张三世”的概念。今所见到的关于“张三世”的最早资料出自宋均。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载：“案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或许何休遗佚著作中有“张三世”的概念，或许宋均与何休意见接近，学者将“张三世”概念归于何休名下。事实上，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越往后越乱，为何硬要将其写成不断进化的历史？据公羊学家的解释，此乃孔子借《春秋》寄寓其理想。故学者强调，对于《春秋》，不应以历史书读之，而应以政治书读之。如清代皮锡瑞解释说：“孔子并非不见《国史》，其所以特笔褒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征信也。”[42]282这种看似何休借助“张三世”命题宣传的进化历史观，公羊学家把它说成是孔子本人的“微言”，或可将其视作一种经典解释学的别派。

“张三世”理论的当代价值，在于劝诫社会改革，劝导与时俱进，以免积弊兴乱。中国文化中有“大同”思想，但“大同”思想依托的是尧舜时代的原始公产制。若想实现社会“大同”，就要回到尧舜时代，那无异于倡导复古，开历史倒车。公羊学派提出的“张三世”思想则不然，它讲社会发展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是主张社会改革的理论。晚清康有为主导的“维新变法”即依托公羊派提出的“张三世”理论。

（四）新“夷夏”观

新“夷夏”观是一种对先进文化认同的理论，也是一種民族融合与平等的新观念。新“夷夏”观所说的“夷狄”与“华夏”不以地域和种族划分，而以文明先进性划分。夷狄之人文明先进，就是中国;反之，中国之人文化落后，即为夷狄。梁启超出于公羊学派的立场，曾作《春秋中国夷狄辨序》此文发表于1897年8月18日《时务报》第36册，是梁启超为友人徐勤（字君勉）所著《中国夷狄辨》所写的序言。说：“《春秋》之号夷狄也，与后世特异。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44]124何种“政俗”与“行事”为区分中国与夷狄的标准？梁启超总论《春秋》之义说：“《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自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44]124春秋之时，偶有华夏诸侯行事恰与此相反，为《公羊传》所痛斥，如《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说：“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10]2327《公羊传》向往多民族的融合，提出的理想目标是华夏与夷狄和谐相处，“华夷一统”，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即《公羊传》所载：“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文化落后民族在文化先进民族的影响下，会逐步摆脱落后面貌，共同创造新的文明社会。8674193D-7E07-4DED-B955-5CF260BF973A

新“夷夏”观的当世价值，即学习先进文明，促进民族融合与文明交流。以当世言之，即为一种先进的民族观、文化观。

综上所述，“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新“夷夏”观等，均为《春秋》公羊学派的重要理论贡献。其对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激励社会改革、除弊兴利，促进文明交流、民族融合与团结均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四结语

自西周以降，中国历经三千年发展，虽然天下分分合合，总以统一为依归，其主导的精神力量就是出自《春秋》的经典诠释学的“大一统”理论。因此，回看春秋之史，虽然有孟子及其影响的儒者给予负面的评价，但却不能完全抹杀春秋史上遗留的宝贵思想与政治智慧。《春秋》经传很好地发掘和阐扬了春秋历史的正面价值。“春秋争霸”，诸侯之间上演了一部“大国争霸史”，却不同于当代的“霸权主义”。因为诸侯盟主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参盟各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其目标是获得同盟国的尊敬，而不是侵伐他国利益，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古代大国争霸的范式，即在大国崛起、群雄并歭的形势下，如何在各国之间订立一种共生共存、相对平衡的社会准则。春秋时期频繁的会盟实际就是要解决此问题。孔子作《春秋》，就是要在天下将乱之时提出天下治理的是非准则，即《春秋》中寄寓的“大义”和“微言”，循此准则，天下将复归于“治”;违此准则，天下将日趋于“乱”。《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作《春秋》以前，《诗经》曾经作为社会价值观的载体;孔子作《春秋》之后，《春秋》便成为了社会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之一。这种价值观以“大义”与“微言”两种形式表现，具备与时俱进的特质和现代性转化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赵岐，孙奭.孟子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顾炎武.日知录：第1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何晏，邢昺.论语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赵汸.春秋集传[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3]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上）[M]//蒋贵麟.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7册.台北：宏业书局，1987.

[14]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杜预.春秋释例[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6]左丘明，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7]戴溪.春秋讲义[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8]范宁，杨士勋.春秋榖梁传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19]齐召南等.春秋公羊传考证[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0]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1]苏辙.苏氏春秋集解[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2]司马光，邬国义.资治通鉴：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23]韦昭.国语注[M].上海：世界书局，1936.

[24]赵汸.春秋属辞[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5]李纲.梁溪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6]李明复.春秋集义[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7]叶酉.春秋究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8]李廉.春秋会通·读春秋纲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9]程端学.春秋本义[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0]孔颖达等.礼记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31]胡安国.胡氏春秋传[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2]刘敞.刘氏春秋意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3]王士祯.居易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4]赵鹏飞.春秋经筌[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5]沈棐.春秋比事[M]//景印文渊阁四庫全书：第15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6]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7]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38]程敏政.篁墩文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9]洪咨夔.洪氏春秋说[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0]胡直.衡庐精舍藏稿[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2]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43]王应麟.玉海[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收稿日期] 2022-01-21

[作者简介] 姜广辉（1948—），男，黑龙江安达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经学史。8674193D-7E07-4DED-B955-5CF260BF97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