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李翱“幽怀”唱和解读(下)
——兼论韩愈阳山心结的郁积

刘真伦

(华中科技大学 国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三、《幽怀》《幽怀赋》创作背景考索

将贞元二十一年韩愈、李翱的生活状态与《幽怀》《幽怀赋》的精神面貌对勘，二者如合符契，可以印证本文的考证。

(一)“行此春江浔”“四序迭相侵”解读

《幽怀》反映的是韩愈贬谪阳山期间的生活情态，从诗歌内容上可以得到印证。“自酌”“自吟”的孤寂、“时易失”的悲哀，有助于判断作者的逐客身份。诗云“行此春江浔”“四序迭相侵”，符合这一条件的，就只有阳山之贬了。盖韩愈以贞元十九年冬末贬阳山令，二十年春始到阳山，二十一年春遇赦，夏末始离阳山，俟命于郴者三月，至秋末受法曹之命，离郴至江陵。《幽怀》自叙在此地忍受了春、夏、秋、冬四季的煎熬，二十年甲申春到二十一年春，正好一年。在韩愈一生的贬谪生涯中，惟有阳山之贬历经四季，符合《幽怀》的描述。此后元和十四年春贬潮，三月二十五日始抵潮州，当年十月二十四日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八日抵袁。是韩愈在潮停留仅八个月，不足以言“四序迭相侵”。

(二)“嚣嚣”之“众”解读

李《赋》所言“众嚣嚣”即谗口嚣嚣，也仅仅符合阳山之贬，而不符合潮州之贬。盖潮州之贬缘于上触天怒，毋须谗臣插口。《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1]1097，即是明证。

1.“嚣嚣”之“众”之一：韦、王

韦、王，指韦执谊、王伾、王叔文。三人皆永贞革新领袖人物。

韦执谊(765？—807)，京兆韦氏东眷龙门公房。祖仲昌，度支郎中、京兆尹。父莓，巴州刺史。执谊进士擢第。贞元元年九月，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高等，十月甲子，拜右拾遗。旋召入翰林为学士，年才二十余。因太子言，与王叔文交甚密。二年二月加知制诰，赐绯鱼袋。十月，迁起居舍人。俄丁母忧。服阕，起为南宫郎，德宗时召入禁中。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乃用为宰相。贞元二十一年二月辛亥，自朝议郎守吏部郎中骑都尉赐绯鱼袋授守尚书左丞平章事赐紫金鱼袋。三月庚寅，兼中书侍郎。及宪宗受内禅，王伾、王叔文徒党并逐，十月壬申，自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贬为崖州司马，再贬司户参军。后二年，病死海上。

王叔文(753—806)，越州山阴人，自称北海王猛之后。其父某，举明经，授任城尉、左金吾卫兵曹。叔文贞元四年以棋待诏翰林，德宗令侍东宫。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壬辰德宗大渐，太子疾不能言。王伾入，以诏召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二十三日癸巳，德宗崩。二十六日丙申，顺宗即位。二月二日壬寅，自苏州司功参军、翰林待诏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三月十六日乙酉，阴荐丞相杜公为度支盐铁等使。十七日丙戍，以本官及内职兼充度支盐铁副使。五月二十三日辛卯，转尚书户部侍郎，领使学士如故。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谓人曰：“叔文须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带此职，无由入内。”王伾为之论请，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削内职。七月丁巳二十日，以母丧去位，凡执事十四旬有六日。永贞元年八月初六壬寅，自将仕郎前守尚书户部侍郎充度支及诸道盐铁运等副使赐紫金鱼袋贬渝州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驰驿发遣。明年诛之。

王伾，杭州人。德宗朝为翰林侍书待诏，累迁至正议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书。自德宗大渐，伾即入，以诏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宦者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顺宗即位，贞元二十一年二月壬寅，自太子侍书、翰林待诏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永贞元年八月初六壬寅，自银青光禄大夫守散骑常侍翰林学士上柱国富阳县开国男贬为开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驰驿发遣。病死迁所。

韩愈贬谪阳山的原因，朝廷显然没能明正其罪，连当事人也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识，恍如乘桴浮。”[2]131当时有两大猜测：疏论关中旱饥、疏论宫市，但韩愈本人皆不认可。韩愈自己怀疑，是刘、柳泄言：“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2]131韦、王下石：“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1]317方崧卿《年谱增考》对此有明确的判断：“按公阳山之贬，《寄赠三学士》诗叙述甚详，是盖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韦、王之党已成，韦执谊以恩幸时时召见问外事。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买疏谏他事，得召见，与正买相善者数人皆往贺之，王叔文、韦执谊疑其言己朋党事，诬以朋燕，尽谴斥之。意公之出，有类此也。故公《寄三学士》诗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还忧。果然又羁絷，不得归锄耰。’盖是时叔文之党尚炽也。又《忆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常愁猜。’是其为王叔文等所排，岂不明甚，特无所归咎，驾其罪于上疏耳。”[1]293方崧卿的上述判断，揭示了韩愈得罪真正原因。

2.“嚣嚣”之“众”之二：刘、柳

自贞元十七年韩愈授四门博士至十九年韩、刘、柳三人同任监察御史期间，韩愈与刘、柳交往密切，交流频繁。三人都拥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杰出的文学才能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学术研讨、诗文创作以及时政见解方面密切交流、切磋琢磨、此唱彼和、惺惺相惜。而且韩、柳同为中唐公羊学派入门弟子，应该有不少共同语言。当然，在不少问题上，也会有不同见解。如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韩愈《天之说》、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三者立论不同，也有过坦率的交锋。

对刘、柳泄言的可能性，韩愈有过怀疑，“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2]131。但最终明确否定：“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2]131对此，清人方世举有独到的领会：“方(崧卿)说此贬由伾、文，得之；然由于刘、柳泄言，伾、文始知。诗谓‘岂其由’，不忍实指友朋而作疑词也。不然，则不必有‘刘柳’、‘岂其’二语。”[2]137如果真正否定了内心的猜嫌，又何必留下这段文字？作于《幽怀》之后、《赴江陵途中寄翰林三学士》之前的《岳阳楼别窦司直》认定“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即是明证。须知在这一时期韩愈友朋中，当得起“才”字的，非刘、柳而谁？所以，韩愈对于刘、柳泄言的可能性有过真切的怀疑，是可以认定的。但是，存在泄言的可能性，并不能直接认定泄言为事实；刘泄言与柳泄言之间，也不能一概而论。质言之：考察韩愈与刘、柳一生的交往，刘泄言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柳泄言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本人有专文考证，此处暂不讨论。

3.“嚣嚣”之“众”之三：崔、杨

崔、杨，指崔简、杨凭。前者为柳宗元姊夫，后者为柳宗元岳丈。

崔简，两《唐书》无传，今钩稽其生平可知者于次：崔简(740—791)，字子敬，博陵安平人。贞元五年登进士第。山南西道节度使辟为掌书记，官至使府留后，增秩至刑部员外郎。贞元末任连州刺史，二十一年正在连州刺史任，元和六年改永州。未至，四月六日，以前任赃罪长流驩州。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年五十二。元和七年，藁葬永州。

杨凭，两《唐书》有传，其生平如次：杨凭(？-817)，字虚受，一字嗣仁，虢州弘农人。大历九年举进士，累佐使府。征为监察御史，累迁起居舍人、左司员外郎。贞元十五年为礼部郎中。历兵部郎中，太常少卿。十八年九月乙卯，出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二十一年十一月甲申，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元和二年，入为左散骑常侍，迁刑部侍郎。四年，拜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简劾奏前为江西观察使赃罪及他不法事，七月壬戌，贬贺州临贺县尉。七年，徙杭州长史。十二年以太子詹事卒。

崔、杨对韩愈的打压，韩诗中亦有披露。《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云：“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秪得移荆蛮。”[2]112州家，即柳宗元姐夫连州刺史崔简。使家，即柳宗元岳丈湖南观察使杨凭。所谓“州家申名使家抑”，披露了贬谪人员通过大赦得到量移的制度化程序：首先需要所在州府申名上报，然后由观察使以上层层审批。此处“州家申名使家抑”，并不意味着州家申名及时、使家有意压抑，而是说州家申名、使家审批环节都层层压抑。《答张彻》云：“赦行五百里，月变三十蓂。”孙汝听注：“《帝王世纪》曰：‘尧时有草夹阶而生，毎月朔日生一荚，至望日则落一荚，月小则余一荚。’‘月变三十蓂’，言及一月也。”[12]卷二《元和郡县志》卷三十江南道连州：“东北至上都三千六百六十五里。”阳山县：“西北至州水路一百四十七里。”则阳山至上都长安，三千八百一十二里。按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宋孙奕《示儿编》所载赦书日行五百里的速度，长安至阳山，不到八日可至。而据孙汝听注，赦令到达阳山，居然耗费了整整一个月。“州家申名使家抑”，本文解读为州家申名、使家审批环节层层压抑，绝对不是凭空揣测。除此之外，如《县斋有怀》：“夷言听未惯，越俗循犹诈。指摘两憎嫌，睢盱互猜讶。”[2]94《陪杜侍御游湘西寺独宿有题因献杨常侍》：“谁令悲生肠，坐使泪盈脸。翻飞乏羽翼，指摘困瑕玷。”[2]123均有助于理解韩愈的阳山处境。

四、泣血之旅：阳山心结的郁积

韩愈生性憨直，一生屡屡遭受挫折打击，都能够不屈不挠，倔强如初，即便面对天子依然如此，“欲为圣明除弊事，岂将衰朽计残年”[1]1097即是明证。惟阳山之贬给予他的打击，让他不敢明言亦不忍明言，整整纠结了三十个月之久，直到晚年亦未能真正忘怀。这一沉重的心理阴影，本文称之为阳山心结。

(一)阳山之行不是官职迁转而是贬谪

由正八品下的监察御史迁转为从七品上的中下县令，并不意味着升迁，也不是正常的职务调动，而是贬谪。早在南迁阳山途中所作《湘中》“自古流传是汨罗”“空闻渔父叩舡歌”，以屈原自比；《同冠峡》“羇旅感阳和，囚拘念轻矫”，到达阳山之后所作《晚菊》“此时无与语，弃置奈悲何”；均自承逐客身份。《赴江陵途中寄翰林三学士》“孤臣昔放逐”“乃反迁炎州”已经表述明白。以下叙述其离京场面：“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黾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2]131所享受的，正是唐代流人同居家口配流的待遇，参见《唐律疏议》。而阳山之贬最让韩愈纠结的是：他本人始终不知道自己所犯何罪。自贞元十九年冬十二月南贬阳山，至元和元年六月自江陵召拜国子博士还朝，整整三十个月时间内，他始终在纠结这一不解之谜。最早透露这一心结的《幽怀》，记录了阳山生活一年来这一心结的郁积；元和元年六月所作《答张彻》，标志着这一心结的基本消解。而这一心结最直接、最密集的倾泻，集中在贞元二十一年秋末至孟冬自郴州至江陵的纪行组诗中。

(二)阳山之贬真相：刘柳泄言、韦王下石

对韩愈而言，阳山之贬的真相是刘柳泄言、韦王下石，他本人未必真正毫无所知。《东方半明》《杂诗四首》《射训狐》三篇，方世举以为“贞元二十一年在阳山作”。《东方半明》的意旨，樊汝霖以为与《忆昨行》“三奸悉破碎”同，为“风人之托物”，文谠以为“刺群小”，韩醇指实为讥刺“执谊、叔文”；《杂诗四首》，方世举以为“永贞元年夏秋之间为当时朝士而作”；《射训狐》，方世举注以为“‘狐’比伾文，‘聚鬼征妖’，言其朋党相扇，炰烋中国也。”。所以，对刘柳、韦王的怀疑，尽管在贞元二十一年三月作《幽怀》诗尚未明朗，但内心的疑虑却多少有所流露，《东方半明》《杂诗四首》《射训狐》即是证据。《幽怀》诗虽然也在思考得罪因由，但归结为《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以监察御史职司纠察处于嫌疑之地为解。观《新唐书·百官志》监察御史“分察百寮，巡按州县”“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尤其是“察官人善恶”“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寃苦不能自申者”，确实处于嫌疑之间，容易招致嫉恨。但这样的猜想较为泛化，还未能归结到具体的人事纠葛。作于《幽怀》之后不久的《君子法天运》，则由忧转疑，由泛泛而论转向了具体的嫌疑对象“小人”：

君子法天运，四时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势，取舍无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远忧疑[2]99。

《君子法天运》一篇，现存宋代诸谱均未系年。《举正》引樊汝霖注云：“二诗(《幽怀》《君子法天运》)徐州作。”而方氏《年表》未录此两篇，可见方氏并不认可樊氏的结论。方世举以为“贞元二十一年在阳山作”，注云：“此诗为刘禹锡、柳宗元昵比伾、文而作。君子居易以俟命，四时可前知也。小人行险以徼幸，寒暑不可期也。利害判然，惟人自择耳。彼二子者慕熏灼之势而忘冰霜之惧，可忧哉？可疑哉？”[1]238王元启注：“君子之有好恶，如天之有温凉舒肃，四时皆可前知。小人惟所遇为转移，穷冬可以摇扇，盛夏或至重裘，寒暑有不可期也。利害有常势，谓惠迪从逆之吉凶，小人去顺效逆，是谓取舍无定姿。结句非谓我亦不能无惑，正谓群小恣行，国脉必受其伤，故不得不动其忧疑。贞元末小人用事一时，欲速侥幸之徒争附之。公自弱岁入京，当出门无所之之日，即知有天命之不吾欺。盖其所见者卓矣，是岂群小所得而乱之者哉？此诗亦为伾、文群党而作。”[1]239谨按：此篇主旨，在末联“忧疑”二字，犹前首“幽怀”，皆有“不可明言者”在。二者情调相近，《幽怀》侧重于“忧”，而此篇侧重于“疑”。樊汝霖《韩集谱注》系二诗为同期所作，或不为无据。但定于徐州，则尚需斟酌。盖韩愈生性憨直，一生经历三次南迁，三度贬谪，三遭凶险，而倔强如一。早年初入职场，汴、徐两度遭遇杀身之祸，脱险于几微之间，虽有彷徨，有愤懑，而无忧疑。盖中唐骄兵悍将之凶残已成常态，无可疑者。所以韩愈认定为天人相仇，其心态是“任彼而不用吾力”，淡然处之：“凡祸福吉凶之来，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祸为不幸，而小人得祸为恒；君子得福为恒，而小人得福为不幸。以其所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则吉，小人则凶’者，不可也。贤不肖存乎己，贵与贱、祸与福存乎天，名声善恶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将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将任彼而不用吾力焉。”[15]217晚年以谏迎佛骨，上触天怒，几乎不免。但危机来自宪宗本人，不容群臣置喙，有忧而无疑。而韩愈本人始终倔强如斯：“欲为圣明除弊事，岂将衰朽计残年。”[1]1097没有丝毫的认罪态度，反而成就了这样的精神面貌：“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傍。”[15]241归纳起来一句话：忧疑而不敢明言，是韩愈阳山心境的独特状态。

(三)阳山心结：不敢说亦不忍言的窘境

归纳上文，所谓阳山心结，是韩愈对于阳山之贬的真实原因不能理解，对刘、柳泄言，韦、王下石的可能性不愿接受，从而产生的心理郁结。倾心结交的知己之友出卖了自己，志同道合却最终背道而驰的天然盟友不遗余力地迫害打压自己，这样的遭遇，任何人也难以忍受。更难以忍受的是：打压迫害自己的这批人物更进一步地成为了势焰更为显赫的朝廷新贵，成为掌握朝政的枢机大臣。在这样的背景下，满腹委屈“不可明言”，只好托之“幽怀”。《幽怀》作于贞元二十一年三月上巳，此时上距韩愈到达阳山已经一年有余，下距“夏秋离阳山”不过三月。“四序迭相侵”，一年多的贬谪生涯，崔、杨辈的刁难打压，尤其是天子明诏大赦却因为“州家申名使家抑”而迟迟不能量移，长期积郁的满腹委屈不能明言，只能托言于“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16]374。这既是自我宽慰，又何尝不是心结的倾吐！

韩愈《幽怀》的重要性在于：自贞元十九年冬十二月南贬阳山，至元和元年六月自江陵召拜国子博士还朝，阳山心结整整纠缠了韩愈三十个月。虽然这一心结最直接、最密集的倾泻，集中在贞元二十一年秋末至孟冬自郴州至江陵的纪行组诗中。元和元年六月所作《答张彻》，才标志着这一心结的基本消解。但《幽怀》诗是这一心结的首次吐露。明白了这一点，解读韩愈《幽怀》、李翱《幽怀赋》，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