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ython的中国典籍对外翻译传播效果研究
——以《孙子兵法》英译本为例

王燕邵谧

(1.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1;2.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2160 )

0 引言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翻译界迅速响应国家号召,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研究与实践量质齐进,为服务国家战略作出了一定贡献。不过看似繁荣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研究与实践却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理论研究滞后(潘文年,2011),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研究主要聚焦对外传播模式、传播载体、传播路径、传播媒介和传播受众分析,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研究十分薄弱(许德金,2018),研究成果对提升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力贡献不足。中国典籍蕴含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智慧,但由于年代久远、语言艰深及内涵复杂,中国典籍“走出去”的难度可能会高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著作。《大中华文库》作为国家重大出版工程于1995年立项,旨在向世界系统推介中国文化典籍。然而,《大中华文库》的一些译作尚未进入海外读者视野,成了“出口转内销”的产品(王宏印,2009),不少收入其中的作品其读者实际上并非外国人,承载传播中华文化重任的这些作品很多仅成为中国学生学习翻译与古文的参考资料(潘文国,2016),汪榕培先生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以《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中国典籍外译实际上是“自娱自乐”,并未真正“走出去”(李宁,2015)。

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翻译只是传播的开端(谢天振,1999),传播往往是中国文化对外译介取得成功的关键(鲍晓英,2014)。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2013)指出,成功的传播活动须包含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五大要素,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传播效果,其他传播要素均在传播效果指引下互动。加强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传播效果研究有助于把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真实效果,从中获得的重要启示能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传播效果。当前国内对中国文化译作的传播效果研究比较薄弱,多为基于特定理论的主观分析,目前中国文化的海外读者接受度研究还较少见,多以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形式进行,运用大数据相关技术进行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效果研究的成果还极少,值得学界关注。本文以中国经典文化典籍之一的《孙子兵法》为例,将Python情感分析运用于《孙子兵法》的海外传播效果研究,从互联网中的英语国家读者评论大数据中挖掘出海外读者对此书的情感态度与评价,揭示《孙子兵法》更真实的传播效果,提炼能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效果的有益启示。

1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效果研究的优势

国内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接受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主要采取调查法。读者的接受研究在传播学中属于传播效果研究范畴,传播学的传播效果研究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特别强调定量研究,常采用的方法有调查法、焦点小组访谈法、深度访谈法、文献分析法、专家评估法等(谢柯 等,2016)。基于特定理论对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效果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多,此类研究能展现理论的价值,能在一定程度上判断译作的传播效果。这类研究的缺陷比较明显:忽略传播效果的终极检验者——传播受众,研究的主观性较强。基于调查法、访谈法等实证研究方法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效果研究将传播受众置于研究的核心地位,得出的研究结论更接近真实情况,对传统定性研究是一大补充。然而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传统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也存在较明显的缺陷:问卷调查的设计存在一定的主观性,调查的样本量有限;访谈法营造的非自然环境可能让受访者产生紧张情绪,对于某些问题的回答可能会避重就轻,访谈者的专业性也可能影响访谈质量;样本量太低也是另一大缺陷。融合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的中国对外翻译传播效果研究正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不过无论如何,传统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存在的样本量不够高、主观性较强等固有缺陷在新研究范式出现前是不可攻克的。

随着数字人文研究的快速发展,以数字化、实证性、文本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微观描写和宏观解释并重为特征的数字人文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开始出现,翻译研究方法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翻译研究得以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胡开宝 等,2020)。当前人类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和数字化时代,所有学科的学术研究都将逐步走向数字化道路(陆俭明,2020),具有革命性的基于数据密集型计算的科学研究范式有望成为新时代的主导科学研究范式(Hey et al., 2009)。大数据技术能为数字人文研究注入强劲的动力,传统定量研究方法的“顽疾”将会被根除,基于大数据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将呈现新面貌。数字人文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具有革新性,数字人文可运用在翻译研究的诸多领域,其中就包括翻译批评,如可用Python或R语言对选定译本在海外电商网站中的评论进行提取与分析,基于大数据呈现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化译作的情感态度与评价(王赟 等,2020)。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效果研究具有传统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无法具备的显著优势:(1)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广泛使用,互联网“虚拟世界”正逐渐镜像化,其反映现实世界的程度正不断提升,“虚拟世界”正逐渐向“镜像世界”发展(耿晓瑞 等,2017)。消费者在电商网站上发布评论是在自然真实的环境中进行的,具有无干涉性(祝建华 等,2014)和非先验性(刘京臣,2017),能在最大程度上确保研究的客观性。(2)以往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效果研究的调查对象数量一般是几个到几十,数量级上百的都比较少见,调查对象数量偏少有可能不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真实情况,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可能不够强。大数据技术允许研究者调查规模巨大的群体,数量可达千万级甚至更高(祝建华 等,2014)。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效果研究可以最大限度地反映特定中国文化译作的真实传播效果,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更强,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主体的价值可能更大。当然,研究者须警惕唯“数据导向”,仅对获得的大数据进行表面化解读也会损减研究的价值,最理想的方式是在理论与数据之间不断往返,研究者在特定理论的关照下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基于大数据的中国文化译作传播效果研究用专业术语来表达就是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也称意见挖掘(opinion mining)。目前可通过情感词典和机器学习两种技术手段来实现情感分析。本文作者将运用Python语言编写爬虫获取《孙子兵法》在亚马逊网站上的海外读者评论大数据,运用情感词典技术挖掘海外读者对该书的情感态度和评价,并运用传播学理论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的中国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提供借鉴。

2 数据处理

2.1文本数据获取

运用Python以“The Art of War”为检索关键词在美国亚马逊网站爬取相关读者评论。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架销售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较多,为了提高数据挖掘的有效性,选择读者评论数大于10条的共13位译者的15本译著(见表1),共爬取到1997年9月26日至2020年7月25日时间段的5,607条评论数据。数据内容包括用户名、文字评论内容、影响力指数和星级评价。读者评论对其他读者产生帮助的次数定为影响力指数,如有10个读者认为某条评论对其有帮助,则该条读者评论的影响力指数为10。需补充的一点是:本文选取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考虑了读者评论数和译者背景两个要素,所选择的译本其读者评论数在上架销售的《孙子兵法》英译本中均位居前列,且选择的英译本在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有个别译者的译本未入选,其原因是目前未搜索到有上架销售或读者评论数太少。

表1 数据来源译本信息

译者 译本名 出版信息Tom Butler-Bowdon 10. The Art of War: The Ancient Classic Capstone; 1st edition (June 14, 2010)James Trapp 11. The Art of War[New Translation] Amber Books; New, Translation, Bilingual edition (July 26, 2011)Gary Gagliardi 12. The Art of War (Fourth Edition) Clearbridge Publishing; Fourth Edition edition(July 2, 2014)Lionel Giles 13.The Art of War (1st Edition)14.The Art of War 15.The Art of War(Kindle Edition)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1st edition (April 7, 2017)Simon ＆ Brown (November 6, 2018)May 17, 2012

2.2文本数据处理

文本数据处理一共分为两个部分,即文本清洗与文本降噪。首先,将读者评论数据中的文字评论内容进行文字清洗,即将读者评论中的重复评论、无文字评论、非英语评论、纯表情符号等删除。由于获取的读者评论数据质量较高,不存在需被文字清洗的部分。接着将清洗完毕的文本数据进行文本降噪处理,先将文本进行分词,将分词后的文本去除a、the、me等词。

2.3文本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Python中的Natural Language Toolkit 3.5对处理好的文本数据进行情感分析和语义分析。基于处理后的文本数据,根据语词频率和词性情感评分,计算每一条读者文字评论内容的综合情感得分及各语词之间的相关性。然后使用Word Cloud和Network分别绘制词云图和语义网络图可视化评论数据的整体情感得分和主题倾向。为了进一步把握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英译本的主要情感共鸣,本文选取了影响力指数排前100位的文本评论进行情感分析。此外,本文还将对不同译者译本的读者情感态度与评价进行对比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海外读者星级评价、情感态度与评论量趋势

亚马逊网站销售的商品设置有星级评价(1~5星),本文采集的5,607条海外读者评论数据的平均星级评价为4.136星,也即平均星级评价的分数达到满分星级评价的82.72%,表明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英译本整体比较满意。通过对5,607条海外读者评论数据进行情感分析得知有3,767条积极评论、1,056条消极评论及784条中性评论。其中积极情感评论占总评论数据的67.18%,消极情感评论占总评论数据的18.83%,正负情感比率为3.57:1。由此可见,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英译本整体上具有积极情感倾向。最后,通过统计1997年以来逐年的读者评论频率可知《孙子兵法》正受到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关注。从海外读者评论量年度趋势图(见图1)来看,1997年至2010年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进行评价的数量呈现平稳上升的趋势。自2011年起海外读者的评论量骤然上升,并于2015年到达顶峰后逐渐下降至今,海外读者评论量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不像国内电商网站,非亚马逊平台人员和店铺卖家不能获取商品的销量,因此无法确切判断2015年后的读者评论量减少是否意味着销量也下降。查询美国亚马逊网站畅销书排行榜得知:布雷斯·巴伯(Brace E. Barber)的《孙子兵法》英译版位列教育史类畅销书第一名、中国史类畅销书第一名及犯罪与犯罪传记类畅销书第二名;拉尔夫·索耶(Ralph D. Sawyers)的《孙子兵法》英译版位列教育史类畅销书第五名及犯罪与犯罪传记类畅销书第20名;军事战略史类畅销书榜单前20名《孙子兵法》相关英译本占据六席,其中巴伯的《孙子兵法》英译版位列第二、索耶的《孙子兵法》英译版位列第七、塞缪尔·格里菲斯(Samuel B. Griffith)的《孙子兵法》英译版位列第九。当前《孙子兵法》在美国亚马逊相关主题畅销书中排名靠前,具有较高的热度。事物的发展常常是螺旋形上升,在某个时间点停滞甚至退步是正常的,螺旋形上升的发展具有前进性、曲折性和周期性。虽从2016年开始海外读者评论量逐年下降,但近五年的海外读者年度评论量均高于1997年至2012年的任何一年。2015年后的海外读者评论量是在更高基础上的反复,加上当前《孙子兵法》在美国亚马逊数个畅销书榜单中排名较高,可认为《孙子兵法》的海外读者关注度整体而言是不断增高的,在相关主题的图书中具备较高的关注度和读者喜爱度。美国图书市场每年译作仅占3%左右(傅西平,2015),《孙子兵法》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孙子兵法》海外整体传播效果较好。

图1 海外读者评论量年度趋势

3.2 海外读者评论主题词云图、语义网络图、影响力指数排名前100位评论情感分析饼图

主题词云图和语义网络图均是基于数据处理后的所有海外读者评论文本数据的语词频率绘制而成。在主题词云图中,字号的大小表示该词在所有评论文本数据中出现频率的高低。主题词云图(见图2)显示了所有海外读者评论文本数据中语词频率排名前50位的关键词。在语义网络图(见图3)中,线条的粗细表示该词组在所有海外读者评论文本数据中出现的次数多少,显示了排名前50位的语词关联组。

排除主题词云图中的book、read、sun、would等非指向词,可知海外读者主要关注《孙子兵法》的四个方面。主题词云图中出现的war、military、strategy、warfare等词表明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内容比较关注,有不少读者在评论中提及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如有读者说道:“这是一本能让你了解战术的极佳图书。”(Caryofiles,2019)主题词云图中顶端中间的词是translation,表明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英译本的翻译问题也颇为关注,在评论中发表自己对该书翻译的见解。如有读者指出:“翻译有点粗糙,我读过更好的译本,不过也还行。”(Raiden,2015)主题词云图中的business、life等词表明不少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延伸价值比较关注与认可,认为该书不仅是一本中国古代兵书,其中蕴含的思想具有当代价值,对商业、生活、政治、体育、人际关系等多个领域都能产生启示。如有读者说道:“书中的思想可以运用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如商业管理和下棋。”(Mcwhorter,2015)此外,主题词云图中评价性形容词和表示喜好的动词比较凸显,如great、good、interesting、excellent和like、recommend等,表明较多海外读者在评论中明确地表明了对《孙子兵法》的态度,认为该书是一本有价值的好书,表达了对该书的喜爱。如有读者说道:“经典!我强烈推荐!”(Moose,2019)

从语义网络图可知,在所有海外读者评论文本数据中,sun与tzu 、war与art、 read 与book、book与great、book与good、read与must等是同时被提及最多的词组。这些词的关联性表明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评论整体比较积极正面,与该书相关联的基本都是表达积极情感的语词,如love、classic、recommend、excellent、good、great等。从评论中也可知悉海外读者认为《孙子兵法》主要讲的是art of war,即战争的艺术,对该书作者sun tzu(孙子)也有较高的认知度。

图2 海外读者评论主题词云图

图3 海外读者评论语义网络图

为了进一步考察海外高影响力读者对《孙子兵法》的情感态度,本文运用Python对影响力指数排名前100位的海外读者评论进行情感分析(见图4)。

海外读者评论影响力指数最高的为1,242,最低为14,这些海外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的角色,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其他读者。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化媒体程度最高的是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不仅是传播受众,还是传播主体(祝建华 等,2014)。意见领袖不仅包括社会各领域的名人和知名学者等,还包括来自草根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化媒体活跃人士。由于具有公众人物或知名学者等身份的意见领袖数量少,他们往往处于显著地位,对其情感态度的把握比较容易。由于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的快速发展,研究隐匿于互联网的广大草根意见领袖变得更加容易与高效。传播学“两级传播”理论指出观念是从媒体先流向意见领袖,再由意见领袖流向一般传播受众(董璐,2010),即使在当今,如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的新闻传播过程也基本上还是经典的“两级传播”(祝建华 等,2014),研究《孙子兵法》海外读者群体中的普通身份意见领袖有重要价值。从影响力指数排名前100位读者评论饼图可知,最具影响力的100条读者评论中具有积极情感态度的有61条,中立情感态度的有两条,具有消极情感态度的有37条,分别占总评论量的61%、2%和37%。其中积极情感比率比所有海外读者评论积极情感率低6.18%,可见最具影响力的100个海外读者的情感态度与评价大体上与所有海外读者的接近,但这些意见领袖或准意见领袖的情感态度评定比普通读者要复杂一些。大致梳理数据后发现:占较大比重的影响力指数3以下的(其中影响力指数为0的超过半数)读者评论文本平均长度明显低于影响力指数前100位的读者评论,后者的评论不少涉及多个方面,字数较多,而低影响力指数特别是数量不少的0影响力指数的读者评论字数普遍显著少于高影响力指数读者评论,有些甚至只有一或两个单词,低影响力指数读者评论情感态度的指向性更为明显,评定高影响力指数海外读者评论的情感态度比评定低影响力指数海外读者的更难。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最具影响力的100位海外读者比普通读者的评价更严苛。还有一点需说明:所有海外读者评论的星级评价为82.72%满分星级评价,比基于Python的所有海外读者评论和影响力指数排名前100位海外读者评论的积极情感率分别高15.54%和21.72%,但也不能简单认为此两种评价存在较大的冲突,因为两者的算法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4.136星(82.72%满分星级评价)是5,607个海外读者评价的平均星级,是简单化的加除计算。亚马逊对销售的商品会进行买家综合星级评定,其算法逻辑比加除计算复杂得多,与基于Python的情感计算逻辑也有很大差异。亚马逊商品综合星级评定不是简单看几颗星比例,而是会涉及读者评论留存时间长短、采纳数和是否有VP标志(verified purchase)等因素。15本《孙子兵法》英译本亚马逊读者综合星级评价的平均星级为4.487,达到89.74%满分星级评价,比5,607个海外读者平均星级评价值略高,都表明《孙子兵法》的海外传播效果较佳。从影响力指数排名前100位海外读者评论情感分析来看,超过六成具有不同程度意见领袖身份的海外读者是认可《孙子兵法》的,但也有近四成对该书持负面态度。不同的算法逻辑可能会产生有一定差距的结论,甚至可能会出现结论相反的情况,这是十分正常的。大体来看,上述三种不同计算方式得出的结论都表明《孙子兵法》的海外传播效果整体较好。上文主要是对《孙子兵法》的海外传播效果作的宏观分析,下文将展开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以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图4 影响力Top100海外读者评论情感分布

3.3 海外读者评论核心关注点的情感分析

对所有海外读者评论文本数据处理后获得排名前500位的词频表,最高词频为3,938,最低词频为33。排除book、read、one、would、get等非指向性语词,梳理后发现海外读者主要对《孙子兵法》的内容、翻译和价值等三大方面最为关注。将反映内容、翻译和价值三方面的海外读者评论文本分别进行情感分析,计算对应情感态度的平均情感得分,结果如图5所示。

图5 内容、翻译、价值评论的情感分布和情感得分均值

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内容、翻译与价值的积极评论数各占总评论数的71.75%、67.91%和68.85%,三个方面的积极评论数接近,三个方面的积极评论总数占三类评论文本总数的69.07%,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内容、翻译和价值三方面的评价整体比较好。内容、翻译与价值三个方面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平均分都比较接近,积极情感平均分最高的是翻译,消极情感平均分最高的是内容,表明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翻译的评价“好的很好、差的很差”的现象更明显一些。为了进一步把握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内容、翻译和价值方面的看法,作者对三类评价文本及影响力指数排名前100位评论进行了人工梳理与分析。

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内容评论大多是关于该书内容梗概、孙子的背景、核心概念与思想如伐谋、道、地形、避实击虚、知己知彼、奇正之术等的介绍和个人认识,绝大多数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内容比较感兴趣,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价值评价整体也较为正面,常用timeless、classic、amazing、great、legendary、fantastic、incredible等词来表达其喜爱之情,多数海外读者认为该书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军事策略和历史的内容,其中蕴含的思想已超越了对军事的价值,其重要价值还可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如商业、体育、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等得以彰显,是解决不同类型冲突的利器,对人们当下的生活有益。如有读者说道:“这本书能让我洞悉诸多冲突与伤害并免受其害,有助于我很好处理任何形式的冲突,即使是个人内心的冲突,这是一部具有当代智慧的古代经典。”(Brooktondale,2014)看似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内容评价相对最低,考察内容类评论文本后发现:其中一些评价较差的评论实际上并非对《孙子兵法》的内容本身不认可,而是对该书的设计版式、原文之外的内容如评注等给予了较差的评价。如有读者指出:“这是一部伟大的书,但此版的设计版式十分糟糕”(Frog,2012),“书中有太多译者的评注与观点,而且所有这些添加的内容都未能很好地证明观点或具有真正的相关性”(Gary,2016)。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内容本身也有比较消极的评价,但数量很少,主要是认为该书论及的是常识性知识,启发不大;该书年代久远,内容比较过时。如有读者说道:“有趣的书,我知道这是一部经典著作,但其中大多数是关于如何打仗的基本常识性观点。”(Holly,2018)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内容与思想的价值评价大多数是正面的,对其价值的绝对差评很少,一些评价较差的海外读者评论文本中包含了译者评注过多、评注质量不高、设计版式差、翻译质量较差等方面的评价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孙子兵法》价值的消极情感平均分。《孙子兵法》内容的消极情感平均分偏高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总的来说,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一书的内容、思想及其跨越时代的价值是比较认可的,比图5显示的情况还要稍好一些。传播内容是成功传播的五要素之一,传播受众往往不会对传播主体传递的信息被动接受,传播受众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常常主动寻找能满足个人需求与动机的信息(陈龙,2013)。《孙子兵法》不仅蕴含了博大精深的军事智慧,还涉及中国历史,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该书蕴含的思想对当代人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可能产生一定的有益启示。从海外读者评论来看,不少读者的身份是军事专业或军校的学生与教师、军人、前军人、商人、学者,还有不少读者是对军事、战争、策略、中国历史等感兴趣的人士。《孙子兵法》的内容符合这些海外读者的阅读期待,他们对该书的内容与价值认可度颇高。中国文化外译须遴选能满足传播受众需求的作品,这样才能与传播受众的心理构成产生心理反应,这是传播致效的前提(谢柯 等,2019)。《孙子兵法》的传播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其较好的海外传播效果。

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翻译的评论量占采集的总评论量的20.96%,表明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翻译问题比较关注。人工梳理和分析后发现: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翻译质量整体满意度较高,大多数读者认为译本的语言清晰、地道,可读性强,对书中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能抓住其核心实质,添加的评注、背景介绍等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海外读者有关《孙子兵法》翻译的评论提及了若干译者,他们有些是世界知名的汉学家,有些是学术造诣极高的学者兼翻译家,还有些译者具备军事背景,总的来说他们的翻译得到了海外读者的普遍认可。比如影响力指数排名前100位海外读者评论中有39条评论涉及《孙子兵法》的翻译,其中高度评价翟林奈(Lionel Giles)的有六条、索耶的有四条、安乐哲(Roger T. Ames)的有四条、格里菲斯的有一条。如有读者表示:“我读过《孙子兵法》的很多译本,翟林奈版是迄今为止最好的。”(Amil, 2013)“安乐哲的翻译无可置疑,如果我的房子着火,我会带上圣经和他翻译的《孙子兵法》逃离。”(McGinley,2000)“索耶翻译的《孙子兵法》是市面上最好的,他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有能力将原文的意思以最准确细致的方式表达出来。”(Szasz,2003)上文已提及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翻译的评价两极分化现象比内容和价值方面更明显,这表明虽然大多数海外读者比较认可《孙子兵法》的翻译质量,但也有一些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翻译质量评价很低。经梳理和分析翻译类海外读者评论文本发现:对《孙子兵法》翻译质量评价较差的方面主要包括宏观评价翻译质量较差、字字对应式的死译、译者理解原文错误、可读性较差、语法错误、译者的观点和评注过多、编校质量较差等。梳理后发现,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翻译评价较差的大半都集中在Barber版,主要问题是译文僵硬对应原文、原文理解错误、语法错误和编校质量较差等。总的说来,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翻译质量评价整体较高。翻译问题既涉及传播内容又与传播受众相关,传播内容不仅是指信息的意思与内涵,也包括其语言载体。翻译与传播受众相关是指译文的文本惯例与传播受众的阅读期待和习惯的符合度直接关系到传播效果。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等(2012)指出, 有效传播的核心要求是传受双方共享一套信息符号系统。信息符号系统不仅是指信息符号的呈现样式,还指内隐于信息符号中的思维与逻辑(谢柯等,2019)。海外传播效果较好的《孙子兵法》英译本译者几乎全是英语为母语的知名汉学家和学者,他们构建的信息符号系统与传播受众习以为常、喜闻乐见的文本信息符号系统高度匹配,再加上“自己人”效应,在较大程度上保证了《孙子兵法》英译本的传播效果。

除了内容、翻译、价值三个方面,不少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英译本的设计版式、版本特点和译本尺寸也进行了评价,而且凡是对这些问题予以评价的绝大多数都是差评。如影响力指数排名前100位海外读者评论文本中对上述方面予以评价的有30条,评价较差的就有26条。主要问题集中在目录或内容顺序不符合原著却无解释、译文中插入注释影响阅读的流畅性、装订质量差、纸张质量差、文字编辑质量差、内容缩水、译本尺寸太小等方面。不同国家对图书的外观和设计版式等可能存在不同的偏好,这些容易被传播主体忽略的细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图书的传播效果(谢柯等,2019)。从海外读者评论来看,大多美国读者不喜欢《孙子兵法》版面太小和内容有较明显压缩的译本。

3.4 海外读者评论量前三名译者译本的情感分析

由于评论量过少会影响情感分析的有效性,故从13位译者15本《孙子兵法》英译本中选择三个译者的五本译著进行情感分析,包括翟林奈的两个译本、格林菲斯译本及巴伯译本,选择的译本其海外读者评论量不低于60条。从三位译者译本评论情感分布和情感得分均值对比图(见图6)来看,海外读者对翟林奈、格林菲斯、巴伯三个译者译本积极评价文本量占各自评论文本总量的比例分别是65.34%、69.57%和66.71%,总体来说海外读者对此三位译者的译本评价是正向的,其中海外读者对格林菲斯译本的积极评价文本量最高,且他的译本积极情感得分均值最高,表明海外读者对格林菲斯译本的整体评价在三位译者中最高。格林菲斯译本的消极情感得分均值在三位译者中最高,分别比翟林奈和巴伯高0.15和0.13,说明海外读者对格林菲斯译本的评价两极分化现象更明显,评价的情感更为强烈。

图6 海外读者评论量前三译者译著的情感分布和情感得分均值

通过梳理与分析发现:海外读者对翟林奈、格林菲斯和巴伯三位译者译本的积极评价与上文论及的类似,主要是对《孙子兵法》内容与思想及其价值、翻译等给了比较好的评价。对翟林奈译本评价较差的主要集中在字字对应式翻译、译者分析缺乏、注释与评论的位置易使读者分心、设计版式不好、编校质量不高等方面。海外读者对格林菲斯译本的消极评价情感在三位译者中最为强烈,主要认为其译本基本是总结性文本、对内容当代价值的质疑等。经过细读海外读者对格林菲斯译本的评论文本后发现:认证买家的评论大多是正面的,且认可的程度普遍较高,差评的整体程度不高,出现了个别极端差评,极端差评主要是对《孙子兵法》内容的实用价值予以否定。格林菲斯译本的积极与消极情感得分均值均较明显高于另两位译者译本的另一可能性是技术性问题:由于文本量小,用Python进行情感分析时可能会出现合理范围的偏差,个别极端差评可能会较明显地提高消极情感得分均值。也就是说海外读者对格林菲斯译本进行消极评价的情感可能没有图6显示的那么强烈。巴伯版的《孙子兵法》和其他版本的最大区别是设计版式和内容,该版不是全译本,巴伯版融合了翟林奈等人的翻译,每章的内容呈现模式与原文完全不同。巴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提取了原文的若干核心要点按阿拉伯数字顺序排列。巴伯版《孙子兵法》中没有评注,每章内容由若干小段或句子构成,语言简洁易懂,此版更像是指南式读物。虽巴伯版“与众不同”,但此版在美国亚马逊数个畅销书榜单位居前列,说明该版《孙子兵法》受到了不少读者的欢迎。海外读者对巴伯版《孙子兵法》的好评主要是对《孙子兵法》内容与思想的认可,也有读者对该书版式、翻译等的赞扬。海外读者对巴伯版《孙子兵法》的差评主要集中于对该书“独特”之处的批判,大多给予较差评价的海外读者指出该版只是《孙子兵法》的概要版,价值大打折扣,感觉被骗了。还有一些读者指出该版缺乏背景介绍与注释、编校质量较差等。虽不能认为巴伯版《孙子兵法》是最佳译本,但此版确实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此版设定的传播受众是对中国文化了解很少甚至一无所知的普通读者和年轻学生,这些传播受众往往并不需要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去了解《孙子兵法》蕴含的深厚中国历史与文化专有项内涵,书的可读性、易理解性和实用价值可能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因素。该版能让这些读者快速了解《孙子兵法》的精神实质与实用价值,满足了不少偏好“快餐式阅读”或“碎片化阅读”读者的需求。此外,巴伯是一名具有军官背景的基督教护教学讲者和教师,在美国具有较大的知名度,他的主要目标是强化基督教孩童的信仰。英语国家如美国的基督教信仰与文化根基较深厚及其较显著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 巴伯的独特背景、较大的知名度及该版较为凸显的实用风格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此版《孙子兵法》在美国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孙子兵法》的海外读者认知度。

4 对中国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的启示

中国典籍距今年代久远,即使是大多当今中国人也只是对数量极少的典籍有所涉猎,文言文水平不高的中国读者对中国典籍的认知也相当有限,欲将这些内含丰富中国文化的典籍成功传播到语言文化迥异的他国注定会经历坎坷,这必然是一条不断探索之路。本文的研究对中国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可能会产生一些启示。中国典籍浩如烟海,对中国典籍的选择是不可忽略的第一关,传播主体须充分调研传播受众的喜好与需求,不能闭门造车。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主体要了解西方文化目前的动向,他们需要中国文化典籍的哪些部分,除了一些经典之外,他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中国当下的情况,将一些我们自认为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化推出去并认为就能产生良好的接受效果的想法是比较天真的(王宏印 等,2013)。《孙子兵法》在海外传播效果较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思想对其他领域的应用价值,中国典籍的当代价值应作为遴选的标准之一。传播主体应选择传播对象国读者可能感兴趣的中国典籍,且选择的中国典籍其思想具有跨领域性和当代启示性,能对当代海外读者的生活或工作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启示价值。对中国典籍翻译的最大启示是翻译不应只有一个版本,应针对不同的传播受众进行精准翻译,而且应最大限度地确保译文的可读性与地道性。这里的精准翻译是指根据不同类型传播受众的不同特点,采用相应的特定翻译策略与方法。如果翻译的目的是实现某种服务于译文目标读者的功能,那么妨碍翻译目的实现的翻译即是翻译失误(Nord,2001)。也就是说如果传播受众是普通读者,就不宜采用学术型翻译的方式。普及型翻译与学术型翻译的目标读者是不同的,前者是一般读者,后者是专业人士,其区别在于副文本的有无及多少(王宇弘 等,2018)。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注释、前言、序言、评论等副文本整体是比较认可的,认为这些原文之外的内容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原文,但也有一些海外读者认为过多的评论与注释、过长的前言与背景介绍、详细的相关考证等没有必要,妨碍了他们的个性化解读或影响了他们的阅读感受。若设定的中国典籍传播受众是一般海外读者,须注重译文的易理解性、可读性与地道性,副文本不宜过多;若设定的传播受众是研究特定中国文化或需要深入了解特定中国文化的专业人士,可采用“厚译”的方式,其译文也可体现更强的学术性。为了最大程度提升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效果,还可根据地理、人口、心理、行为等变量进一步细分传播受众,精准翻译产出同一中国典籍的不同译本。2015年3月美国出版了孩童版《孙子兵法》(TheArtofWar:BabyEdition)。这释放了一个信号,也许中国典籍在海外儿童教育领域也可有所作为。大数据能更加高效地帮助中国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主体摸清不同类型传播受众的需求,再加上精准翻译与精准营销的助力,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效果可以进一步得以提升。至于谁来翻译的问题,还是以顺译为佳,这样既能确保信息符号系统的一致性,又能产生“自己人”效应,能在较大程度上提升译本的传播效果。由于学养深厚的汉学家可谓凤毛麟角,可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进行中国典籍对外翻译,外方人士的工作不应仅是润色译文,应深度参与翻译的全过程,对语言甚至一些非语言问题进行深度把关,促使译文的信息符号系统最大限度地匹配传播受众的信息符号系统。另外,不少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评论也提醒中国典籍对外翻译与传播主体还应重视译本设计版式等细节。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架销售的由中国人翻译、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孙子兵法》译本极少,且评论量极低,关注度低,这在一个侧面不仅说明了上文提及的语言、翻译策略、“自己人”效应问题,还涉及传播媒介问题。中国典籍译本由中国出版社出版,在传播力方面会明显逊色于传播对象国的知名出版社,再加上缺乏“自己人”效应,由中国出版社承担中国典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工作其效果会受到影响。传播媒介是成功传播五要素之一,中国典籍译本的出版应选择传播对象国出版社为佳,如学术型翻译译本可与传播对象国知名大学出版社合作,普及型翻译译本可与传播对象国传播力较强的商业出版社合作,以充分发挥传播媒介在提升中国典籍海外传播效果方面的作用。

5 结语

中国典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个别经典取得了较好的海外传播效果,但整体来说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效果不理想。《孙子兵法》是海外传播效果较好的少数中国典籍之一,对其翻译问题的研究颇多,但对于其传播效果的研究很少,目前还尚无基于大数据的《孙子兵法》海外传播效果研究。读者评论是读者在自然状态下对一本书的非介入性评价,真实度高,当中蕴含的有价值信息与启示有待研究者深入挖掘。由于热门图书的读者评论量十分巨大,传统研究一般只能选取小部分读者评论进行质性研究或样本量较低的定量研究,其结论不能全面反映实际情况,一些有价值的方面可能未能被挖掘。大数据为消费者评价研究开启了一条更加高效的全新研究路径。本文通过运用Python发现:整体而言,《孙子兵法》在海外的关注度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多数海外读者在评论中提及该书的内容、翻译与价值等方面问题,并给予较高的评价;同时一些海外读者对《孙子兵法》的不同译本提出了不同的消极评价,如死译、版式差、编校质量差、内容过时等。基于大数据的《孙子兵法》海外传播效果研究能在真实度更高的层面把握该典籍的传播效果,数据挖掘也能让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掌握《孙子兵法》的海外接受情况,对于未来的复译再传播能起到直接、有效的指导。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中国典籍外译研究乃至中国文化外译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革新会促进研究的创新。数字人文在欧美已成为显学,在国内翻译学界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很多方面值得翻译研究者探究,前景光明。“我们已然生活在现代技术之中,我们对生活的理解都深深地涉及技术。”(张宵军 等,2021)随着技术驱动的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翻译学必将呈现出“新文科”应有的崭新面貌,相关研究能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走进”海外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