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变革的理论探究

摘要：在电子媒介时代快速发展的当下，传媒的变革改变了人的时空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世界的运行模式，也相应地催生了电子媒介时代下的文学表征。在文艺发展中，电子媒介从以往的中介地位转变为一种作为功能主体的建构力量，引发了文艺理论界的关注。我国现有的关于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变革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西方成果的借鉴之上，更为强调媒介对文艺的冲击和影响，辩证分析二者的间性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面对这一情况，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应聚焦文学媒介转型的现实问题，关注文学话语的媒介转向。同时，将传播活动纳入文艺研究的学术视野之中，加深对媒介时代文学活动的理解。文学理论应采用跨学科视角，综合运用文艺学、传播学、美学、社会学等多种方法，从而深刻把握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变革。

关键词：电子媒介;文学变革;文艺理论;话语转向

关于当今社会的时代特点，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称当今时代为“电信技术统治的时代”，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事实依据，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电信技术的蓬勃发展，电影、电视、电脑、手机、网络等相继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电信技术确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说我们这个时代是“电信技术统治的时代”也未免不可。但是，如果我们对“电信技术”进行细分，我们会发现电信技术的发展是以“电子媒介”为依托的。“有了电子计算机，之后又有了电视，再后又有了电视直播以至于互联网等等，人类才进入了电子媒介时代。电子媒介丰富了电信技术，也从本质上改造了电信技术，成为电信技术的核心和支柱。”[1]也有人把当今时代称之为“读图时代”，这个时代被图像所包围着，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计算机网络都是以图像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其艺术的独特性，传统的文字审美的优势被图像审美所取代，“读图时代”的来临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读图时代的图像制作方式与传统的图像制作——美术创作当然有着极大的不同，美术创作依靠的是单个人手中的画笔和颜料就可以制作出美术作品，而现代的图像则需要动用电子媒介的数字模拟技术，因而即使称当今时代为“读图时代”也离不开电子媒介的介入。称当今时代为“信息时代”“消费时代”抑或“全球化时代”的也大有人在，这些称谓当然都需要以电子媒介为依托才能得以产生，“信息时代”的信息是以电子媒介所创造的“智能”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也是依靠电子媒介的传播中介才能实现。消费社会更是以电子媒介为技术支撑而得以建构起来的。杜书瀛曾经就消费社会与电子媒介的关系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述：“我认为‘电子媒介这个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内容、生活方式和内容、思维方式和内容、感情方式和内容、感受方式和内容等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以电子媒介为主要动力和根本技术支撑所造成的影像大泛滥、符号大泛滥，成为当今社会（或曰消费社会）进行‘消费的一个基本条件和重要诱因”[2]。因而，称当今时代为电子媒介时代更能够符合当今的时代特征。

当代传播技术的突飞始料未及地改变了人的时空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人生活于其中的整个世界，并导致全球一体化加速进行和所谓“地球村”的形成。正如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说的：“后现代技术……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了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3]电子信息技术在客观上给人们带来一种新的时空感受，在主观上则给人带来了永久现在感和无历史感的状态，如何从理论上解析和在实践上应对这种“巨大改变”，就成为当代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也成为当代文艺理论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

无庸置疑，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现代传媒已从纯粹的中介角色转变为一种发挥主体功能的构建力量。它对文学艺术的创作、接受、批评方式都有着深刻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文艺生产的面貌，扩展了文艺的表现空间，催生出新的文艺样态和形式，从而产生了对社科的广阔影响。這就要求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必须与时俱进，积极转型，以应对由电子媒介的急剧发展所引发的文艺领域的一系列新势态和新变化。具体说就是从侧重于研究作家心理、文本语言、读者接受以及社会历史文化的原有模式转换到用电子媒介的新视域来统括文艺的内部与外部的整体关系的新研究模式。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在经历了所谓“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之后，又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向，这就是“传媒转向”。与此同时，文学艺术与电子媒介的关系问题也豁然进入了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视野，诸如文艺的现代传播到底涉及哪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文字、书籍以及电子等其他传媒对文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电子媒介的变化为什么会对文艺产生这样的影响，文艺又应该如何回应电子媒介的挑战等问题不断涌现。就像20世纪的文艺理论不能不关注语言、读者、文化等问题一样，21世纪的文艺理论也将不能不面对和关注文艺的现代传播问题。

新时期以来，在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大众传媒快速步入了电子数字化时代，以大众消费文化和文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化产业也获得了急剧发展。与此相应，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在经历了主体论、本体论、语言论、读者论、文化论的革新和建构后，开始关注到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变革的一系列问题，并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对西方研究成果的吸纳和借鉴，西方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1.将文学艺术的传播置于电子媒介时代语境中进行研究，或研究电子媒介语境下文学的多样性及其艺术门类的叙事变化，或者分析电子媒介与文艺样态变化之间的关系。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学者较早就提及文学、艺术领域的视觉和图像的转向问题，并对此作出批评。这类研究以玛丽-洛尔瑞安（Marie-Laure Ryan）和罗伊（Jan Van Looy）的研究为代表。前者通过个案的总结和描述，阐明电子媒介与文学叙事间的复杂关系，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研究数据，但由于缺少明确的线索进行串联，因此并未从梳理走向理论的提升;后者则主编了《细读新媒体：电子文学分析》，将“细读法”作为电子媒介文学研究的切入点，但仍主要停留在理论观点与材料的梳理综述层面。D165DAAF-0E61-4D2D-872D-CD2ED27B9763

2.從宏观层面切入电子媒介时代与文学的关系，将二者置于人类文化活动中进行分析，将电子媒介时代语境与文学变革视作两种紧密关联因素，分别进行深入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分析大众文化视野下媒介功能与文学艺术形态样貌的转型过程。斯图亚特·霍尔的专著《文化、传媒、社会》是为这类研究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视野，但较为缺少对具体问题的关注。

3.侧重在文化与社会多元关系中分析电子媒介的功能转换。这一类研究在分析电子媒介时代文学艺术等文化产品时，侧重于探求其在社会工业生产语境下的特点，重点关注电子媒介时代文化制品商业化、大众化、标准化、视觉化的特性，从而揭示电子媒介对文艺生产的重大影响。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研究外，这部分的研究还有瓦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詹姆逊的《文化转向》等著作。

可以看出，国外已有研究中，第一种研究类型主要对电子媒介语境进行考察，并且散落于各类文艺理论分析之中，更多处于描述与梳理的阶段，尚未实现理论的凝结;后两种研究类型则将电子媒介时代的文艺形态问题提升至文化与社会层面进行分析，主导当前该领域的研究。上述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观点：一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一类观点以意识形态研究和经济模式批评作为主要分析方法，开启了文化研究的潮流，主要集中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等作品中。第二类观点主要围绕美国文化展开研究，一方面受到杜威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以传播“仪式观”为代表的人文传统，代表作是詹姆士·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是英国的文化研究理论在美国的再次传播与发展，主要著作有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把它们全都带回家》（Bring It All Back Home）、《传媒制造——流行文化中的大众传媒》（Media Making——Mass Media in a Popular Culture）（英文本2005年出版）。第三种是以符号学理论对媒介时代文学艺术的研究，这一观点将流行文化视作象征符号，通过揭示其背后的意义来分析媒介时代的文艺现象。代表性著作有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中译本2000年出版）。第四种持有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将媒介的符号形态、感知状态和社会形态作为构成社会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将人、社会、文化放置于这一大的媒介环境之中，探讨它们的多元共生关系。代表性成果有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尼尔·波斯曼的《娱乐至死》、沃尔特·翁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此外，关注该领域研究的还有哈罗德·伊尼斯、埃里克·哈弗洛克、保罗·莱文森等学者，还有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英国社会学家斯特里纳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在其研究中关注了电子媒介时代的文艺发展。

综合来看，西方学界对这一论题研究起步早，能够联系具体语境，联系后现代知识论背景，在各种思潮方法的指导下，从质疑与挑战既定思维范式的科学性切入，在解构的同时重构文艺发展模式，并对该论题进行了多维度、深层次的研究，为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国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还比较散碎、不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国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以及传播学的著述中多有提及，但大多是从文化、社会、传媒的层面研究，缺乏专门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

国内对该论题相关议题的研究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因而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观点上都深受西方的影响。就目前情况看，直接对该论题做系统综合的研究成果尚少，而多数是从某一角度或某一侧面介入本课题或相关议题的研究。现当代学者多在文学史的宏观背景下，将媒介作为文学现代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相关研究成果有周海波的《传媒时代的文学》、陈平原主编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等。此外，我国学者还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的变迁问题，杨义、钱理群、郭延礼等学者从传播视角研究现代文学出版的变迁，为电子媒介语境下文学出版模式变迁的探索做出了铺垫;同时，李欧梵将报纸副刊研究作为视角，分析了现代知识分子关于“公共空间”的构建，王晓明则集中于《新青年》的研究，以此为切入点研究期刊编辑运行机制、读者市场反应模式等，吴俊通过对《人民文学》的研究，阐释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刘增人则从宏观发展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可以看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主要是研究传统纸质媒介（文学期刊与文学出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的。由于论题的偏离电子媒介场域，这些研究都可以为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变革与文论话语转型提供理论上的参考和文献上的支持。

文艺学的学者更为关注电子媒介时代下文学范式的转变及其引发的文论转型问题，欧阳友权的《数字化语境下文艺转型》、金惠敏的《媒介的后果》、黄鸣奋的《超文本诗学》、南帆的《双重视域》等著作就是对这一论题的研究。陶东风、金元浦等学者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下，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趋向，重点分析电子媒介时代的视觉革命，将“文化研究”看作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方向。与之观点不同，赖大仁、童庆炳、杜书瀛、李衍柱等学者认为传统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魅力，是电子媒介无法抹杀和取代的，因此他们的理论更加关注电子媒介时代下文学所具有的审美功能与精神提升作用。

国内关于本论题的研究还有以下的成果：张邦卫的《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2006）、单小曦的《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2008）、高字民的《从影像到拟像——图像时代视觉审美范式研究》（2008）、管宁的《视域与转换——文学的媒介视域与文化符号的转换》（2011）、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本体论》（2004）、《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2005）、《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2008）、陈伟军的《媒介融合与话语越界——传媒文化的多维阐释与散点透视》（2011）、张振华的《影像文化通论》（2012）等等。这些著作都着重从理论的视野分析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变革的推动力和文本形态，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发展和文论转型研究有着深入的阐释和分析。D165DAAF-0E61-4D2D-872D-CD2ED27B9763

上述研究成果所體现出来的观点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从文学出版媒介出发，研究文学出版、文学期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推进作用;第二类主要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从文化与媒介的互动层面，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文化话语、存在形态进行分析，观点集中在消费文化与视觉文化对当下文学艺术的影响;第三类主要从文学的现代转型与现代传媒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具体语境下媒介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以上三类观点都对当前电子媒介时代文学艺术的转变进行了分析，认为媒介因素是文学研究必须引入的重要维度，并认为由于媒介的引入，应重新讨论文学的基本问题，文学本体、文学创作、文本形态和读者接受等问题都需要进行新的阐释，但这些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仍旧存在着诸多问题。

总体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站在文艺学、美学的立场上，强调媒介对文艺的冲击和影响，而对于如何从文艺学与传播学的结合上将文学变革和电子传媒真正放在一个互动的框架中，辩证分析二者之间的“间性”关系和多元互动的研究还不多见。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也普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单纯基于大众文化或消费文化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使研究的重心不能集中到“文学变革与文论转型”研究上来，特别是不能聚焦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现实，脱离了具体的研究对象;第二，仅仅局限于对电子媒介文学现象进行研究，而忽视了当今时代的特点是电子媒介时代，该时代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特点都应该纳入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仅仅分析网络文学，好像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就是网络文学一家;第三，缺乏对所借鉴的西方理论的消化吸收和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对西方媒介环境学知识囫囵吞枣的吸收，并不能结合中国语境，中国语境更注重媒介生态因素;第四，国内相关研究因为主要集中在美学与文艺学研究领域，而无法展开对中国当代文学传播过程和机制的研究。只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有一个准确的具体把握，才能对其未来的走势和发展有一种科学的理论预见。因此，我们要在整理分析前人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创新的途径获得进一步的突破和开拓。

电子媒介时代文学范式转型问题也是我们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该问题是文艺学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当代发展中遭遇到的一个新的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国内学界开始在该论题上发力。研究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文艺理论家侧重于从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主要运用理论思辨的方法探讨文艺传播所带来的文学范式转型问题，其研究成果也主要是为了充实和发展文艺学和艺术哲学的基本理论。另一类则是传播学者的研究，主要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调查实证的方法探讨文艺信息的传播机制和过程，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为现代媒体提供营销策略的理论咨询。由于研究成果主要来自文艺学、美学的理论思辨研究，而对于现当代文学方面的文本介入分析不多。因而对于文学范式转型问题更加要突出其跨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强调研究的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将事实描述与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概括结合起来，将当代文学思潮的演变与理论的逻辑思辨结合起来，将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的重构与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对该论题有所推进。

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由于电子媒介的兴起引发了文学场的变革，这种变革又相应地引发各种文本形态的变迁，这些成为电子媒介介入文学领域后而产生的文学表征。网络文学及其影视改编、IP运营模式等新的文学形态需要深入研究，新形态孕育着新机制，文学的生态环境、场域、生产及其消费、审美意蕴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值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重视与探究。

面对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出现的这些新的现象，我们需要做出一种新的理论回应。第一，瞄准当下文学媒介转型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结合汉语语境中文学发展，解决遇到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包括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文化生态变革、文学表征的呈现、文本形态的变迁、文学精神的审美变异等，将媒介技术引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媒介成为与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之外的“第五要素”，由于“第五要素”的介入，电子媒介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而引发了文论话语的根本转型，这对于当前的文艺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第二，着眼于文艺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将文艺现象放到电子媒介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中作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媒介因素将成为影响文艺活动发展的重要成分，同时丰富了对文艺活动发展方向的认识，也加深了对文艺性质的更全面的理解。通过这种研究丰富和深化了文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为推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观念的转型和体系创新提供一种思路，对“何为文学”与“文学何为”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思路，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得以改写，引入了“媒介”要素，并引发文论话语的根本转型[4];第三，跨学科研究模式。针对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和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这就需要综合运用文艺学和传播学以及美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成果和研究方法，在学科交融的视野下探讨问题，对文艺传播的符号特性、表征功能、交流规律、传播效果等问题进行多角度的研讨和全方位的透视，以期在人类文化现象的整体视野中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全面而有深入的把握，由于论题触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因而需要对中国当代文学文本，特别是网络文学文本进行个案分析。

[注释]

[1][2]杜书瀛：《电子媒介时代及其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0月18日，第 3 版。

[3][美]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0页。

[4] 胡友峰：《论电子媒介时代文论话语转型》，《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艺术学基金重大项目“微时代”的文艺批评（19zd02）阶段性成果。D165DAAF-0E61-4D2D-872D-CD2ED27B9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