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展示的现存问题及对策建议

柴秋霞 姜琳馨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0 引言

随着计算机用户呈指数增长并覆盖全球，我们开始习惯用“1”和“0”这样的数字语言来存储和传送信息，这些信息又通过一系列数字技术的运作规则表现出来，使得当代信息保存与传播越来越趋向于数字形式。这种方式的转变，使得以原子形式存在于真实世界的物体，在拥有了相同“数字身份”的同时能更加快速地在数字世界中传播。博物馆在顺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融合数字技术不断完善藏品利用理念，促使藏品迎来了它们的“数字时代”。作为见证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物证，博物馆藏品几乎囊括了地球生物存在过的所有痕迹，是博物馆作为人类文明科学研究基地和社会教育中心的立身之本，也是博物馆长期探讨和研究的对象。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以及不断拓宽的藏品范畴和形式，当代博物馆也逐步提高了对博物馆藏品的认识和展示要求，英国博物馆协会在2019 年发布《为藏品赋能》（Empowering Collections）的报告中指出：未来博物馆需要“通过完善博物馆藏品数字信息展示利用的灵活性，让观众无论是亲临博物馆或是通过互联网平台都可以了解欣赏到博物馆藏品[1]”。有学者根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估算出我国2018年博物馆藏品的平均展出率为10.27%，其中中央级博物馆展出率为1.30%，省级博物馆藏品展出率为4.52%,市县级博物馆藏品展出率为25.00%[2]。这既体现出我国博物馆的藏品之丰，也反映了当前博物馆未能充分利用藏品资源，满足公众日益旺盛的文化需求。当前，博物馆不得不从数字化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藏品的展示方式，以提高博物馆藏品的展出率。

1 数字技术在博物馆展示中的应用形式

数字技术在博物馆藏品中的应用得益于上世纪计算机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发展，不同于数字化在今日所被期望的展示功能，实物藏品向数字信息资源的最初转化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博物馆藏品。博物馆本着“内向利己”的原则引入数字技术，在形成一套标准化的博物馆藏品信息管理系统之后，逐步拓展到展示传播领域。根据藏品数字化展示在博物馆中的发展与应用，大致可将其分为如下两类形态。

1.1 线上数字平台

在博物馆数字化藏品管理逐渐完善后，博物馆的数字化藏品开始逐步面向观众。上世纪90 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启动“美国记忆”计划，将图书馆内文献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储存，同时分类整理成专题栏目向公众展示。在此影响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部分欧洲国家相继开展了针对图书、遗产等人类记忆的储存计划，计划实现了欧洲文化遗产信息的永久性储存和开放性共享，为之后各种形态的数字化藏品资源展示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博物馆数字化融合了藏品管理与共享，在进一步建立藏品信息标准之后，大量的文物基础数据库开始逐步对外开放。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为了更好地利用藏品资源，匹配公众需求，以英国大英博物馆为首的诸多欧洲博物馆开始建立以馆藏数字化信息为基础的博物馆官方网站，网站首页采用菜单栏形式，公众可以自由检索馆内典藏文物等信息，最大化地实现了博物馆藏品的共享性和教育性。进入21 世纪，随着社会公众对博物馆藏品信息需求的增长，我国部分大型博物馆如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对馆内文物基础数据库进行整合，根据自身馆藏特点设置了多级目录和分类系统，同时开放数据库高级检索功能。利用观众视角改进搜索体验，形成了现阶段的网状浏览配合高级检索的数据库开放模式。如目前的上海博物馆设置的多个栏目，其中“典藏”部分下设“典藏精选”“每月一珍”“三维藏品”“AR 藏品”和“我的收藏”五个主题，典藏主题又按文物类型分为“金石”“书画”“陶瓷”“工艺”等形成网状浏览页面（图1）。除此之外，在深度共享的发展理念下，藏品资源共享平台逐步扩大，如陕西省建立了以省为单位的数字博物馆，将各省市县级博物馆的数据库、数字馆以及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籍文献在内的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线上平台集合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陕西历史文化资源数字化平台，实现了全省历史文化资源的“媒介转移”和社会共享。

图1 上海博物馆数字典藏页面

1.2 线下数字展览

随着2008 年我国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博物馆参观的日常化让观众逐渐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博物馆的单向输出，渴望自主探索博物馆内的藏品。因此，许多博物馆藏品数字信息开始在线下展出，博物馆将较为成熟的线上自主探索模式依靠展示设备重现于“真实空间”，最初只是通过触摸检索机、触碰查询一体机等简单的交互设备，将内部的数据库对外开放。博物馆由此迎来了数字展示设备应用下数字展览的实体形态，在对馆内藏品进行全方位扫描获取数字信息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为观众带来更加真实、沉浸的感官体验。2016 年更新的《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博物馆版》（NMC Horizon Report：Museum Edition）提议在博物馆展览中引入数字人文、创客空间、智能定位、虚拟现实、信息可视化、网络对象六大数字技术，并将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藏品共享和创新定位未来5 年的发展目标[3]。这一报告指导博物馆通过新兴技术让藏品信息与数字化展示深度耦合，使得藏品信息得到更好地传播利用。在我国影响较大的创新展览，譬如2020 年末由国家文物局指导、腾讯主办的“文物的时空漫游——腾讯‘互联网＋中华文明’数字体验展”（图2），共动用11所国内博物馆中顶级藏品的数字化资源，开创博物馆界首个纯数字文物藏品体验展览。该展览一经推出，便受到行业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博物馆使用新兴媒体技术，在不损害本体的情况下对藏品的数字化信息进行创新展示，为观众提供更强烈的观感触动和更广泛的信息接受度，帮助博物馆更好地吸引观众并增强展览的交互性，真正实现了藏品在“真实空间”的多元呈现，改变了公众对于博物馆的传统印象和刻板观念，让更多的人接触、走进、参与和利用博物馆。

图2 “互联网＋中华文明‘数字体验展’”展览现场

2 藏品数字化展示的现存问题

在数字媒体蓬勃发展的21 世纪，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交流方式无不受之影响。现在，多媒体设备展示的信息更加容易被公众接受并吸收，逐渐成为最受公众青睐的文化艺术传播方式之一，众多博物馆纷纷将数字技术投入到博物馆及其展览的建设之中，引发了全球博物馆的数字浪潮。但就展示而言，数字化只是博物馆藏品众多展示形式或手段之一，而非唯一途径和最终目的，也无力满足解决博物馆藏品展示所有问题的过度期待。此外，因其成长于实践，发展过于迅速，缺少理论探讨和总结反思，许多博物馆尚未认真思考便被迫卷入到数字化潮流之中，导致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

2.1 本末倒置：藏品的数字化展示不能取代实物藏品

数字化展示起源于图书馆对文献资料的数字化储存和展示，但藏品区别于文献资料，数字技术不能取代人脑解读藏品信息，其所蕴含的非言语性和非视觉性信息无法被数字储存或展示。此外，脱离了实物的数字化展示，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观看藏品本体的临场感和仪式感，这些感觉很难由方寸间的屏幕或是投影表现出来。而经过复制和转译的图像更无法全面转述文物的信息，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展示效果。博物馆应充分意识到数字化展示的局限性，不能过度依赖数字手段而忽视了藏品本体信息的展示和阐释，“物”始终是博物馆存在的根基，公共博物馆理应承担阐释物的使命[4]。利用数字技术展示阐释藏品，应以是否更好地阐释和展示藏品信息为评价标准，避免过度神圣化数字展示技术，从而丢失了藏品本身在博物馆展示中的主体地位。

2.2 华而不实：数字技术在藏品展示中的滥用

不少展览在技术上过于求新求异，同时曲解了数字媒体所带来的“沉浸感”和“交互体验”，以为所谓的沉浸式展览就是将声、光、电技术应用在展览中。这种做法使得各种文物藏品自身的文化及艺术魅力被弱化和消减，同时也无形中增加了博物馆运营的维护成本。陆建松教授曾指出，在当前博物馆展览形式表现方面，存在不当使用，甚至滥用新技术和新手法的现象，突出表现为利用这些新技术和新手段在展览中乱作“秀”（或称为“秀”而秀）[5]。《国际博物馆协会伦理道德规范》在“展览的阐释”中也明确指出博物馆应该是确保它们在展示和展览中呈现的信息，是被良好地创建的、是准确的[6]。但当数字故宫、数字敦煌等数字化藏品展示在市场上大获成功之后，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将数字化展示视作引流的法宝，一时间兴起了大量冠以“沉浸”“交互”为名的展览，而过度的技术表达使得藏品本身的文化内涵让位于表现形式，博物馆和文物却丧失了本味。博物馆中的数字化展示必须以服务藏品为第一原则，藏品数字化展示首先需要明确藏品的展示角度及真实性，其次需要选择适合的展示手段而非酷炫的新兴技术。

2.3 昙花一现：藏品数字化展示设备的维护成本过高

无论是线上的博物馆展示网站还是线下的数字媒体展示，都面临着制作周期长、技术难度大等问题，对博物馆的日常维护和运营更是提出了较高要求。不少博物馆的藏品数据库由于无法及时更新维护，导致利用率逐年下滑；实体场馆的互动装置展示经过开馆后短时间内的高频使用，便会面临维护更新成本过高而不得不闲置弃用的尴尬境地。从博物馆自身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的运用不仅意味着高额的成本投入，也对博物馆建筑等硬件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对大多数普通博物馆而言，数字化展示设备的长期维护和运营的压力远大于开发成本，导致许多数字化展厅往往热闹一时，便难以为继。

3 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展示现存问题的原因探析

通过对现存问题的剖析，目前数字化藏品展示利用存在着过度依赖数字技术、形式和内容脱节以及过于求新导致技术保障薄弱等问题。我们需要明确数字化展示利用本质上是期望利用多媒体及其多层信息的解读和展示能力，将蕴藏在藏品中的故事具象地表达出来，同时作为博物馆又“必须区分他们提供的东西和主流商业企业提供的东西[7]”，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负责任地向公众解释和说明藏品，避免“徒有视听觉的喧闹，却没有文化性的温情[8]”，成为藏品数字化展示亟待解决的问题。

3.1 “唯技术论”导致的技术局限

“认识到人类传播系统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我们就能看见所有形式的媒介都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互相依赖的宇宙中。当外部压力产生、新技术革命被引入以后，传播的每一种形式会受到系统内部自然发生的组织过程的影响[9]”。传媒形态的技术表现是由人所创造的，传播活动是人有意识的信息行为。如何理解人是传播的主体和各类媒介在传播中的作用，不局限于技术本身，一直是技术发展和传播准确性和有效性之间的矛盾。传播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藏品数字化展示利用需要超越单一的技术视野，这要求博物馆及学界必须克服技术发展导致博物馆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技术至上的倾向，回到以内容为导向的传统展示思维里，重新审视媒介形态和媒介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促进数字技术在博物馆中的高质量发展。

3.2 藏品数字化展示模式单一

应用模式单一是导致博物馆藏品信息资源浪费的又一原因，随着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技术的迅速兴起，形式多样、功能完备的数字技术已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数字技术一方面代表着新的展示方式，另一方面也代表着用不同的方式来看传统的展示内容。而作为知识传播的博物馆，数字技术的兴起颠覆了博物馆传统的知识信息传播方式，数字技术的方式多样和广泛应用可以帮助观众深度领悟藏品内涵和历史知识。从博物馆知识传播的本质意义出发，所谓颠覆，其实就是一种回归，以往难以透过实物传递出来的知识信息可以透过数字设备毫无保留地全方位呈现于观众面前。但目前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展示，主要以转换媒介展示藏品本体的方式为主，将拍摄或三维扫描的实物本体通过简单地复制拷贝，以不同的数字媒介呈现出来，其本质是依靠技术革新实现展示创新。数字化的复制和拷贝显得过于容易，但不能将一种媒介流动到另一种媒介的展示方式看作创新，它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诉说同一件事情。

因此，要想完全实现藏品的数字化展示，首先需要充分了解各类数字设备的属性和特性，明确想要表达的藏品信息，并寻找两者结合的方式。其次，在设计使用数字技术之初，要根据展览性质充分考虑数字设备的适配性和扩展性，尤其是对于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中的数字展项来说，要充分考虑技术与藏品内容的适配性，使数字化展项不会轻易被新产品取代，或是在选用数字设备时要具备预见科技的前瞻性，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数字技术发展留足空间。

3.3 研究与应用之间的道器相离

藏品数字化来势之快，以至于博物馆行业内还没有制定出合理的与之相配的行业标准，研究的滞后性导致应用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在2021 年初国家博物馆所公布的博物馆300 个线上资源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对于“在线展览”“网上展览”“文物数字化展示”“数字全景展厅”等展示方式，在发布之时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和划分，存在严重概念不清的情况。除此之外，行业标准的缺失导致市场乱象，严重影响了博物馆的生态发展。多数商业展览打着“沉浸式”“多感官”等新概念，收取高额门票，大大折损了博物馆在观众心中的形象。我们如何立足于当下的现实环境，运用数字技术与藏品的结合满足公众新的审美冲动、学习习惯和精神要求。特别是在藏品数字化展示已逐步成型的今天，如何由器而见道，更好地利用科学技术服务于众，需要加强数字化展示的理论探讨和标准建立。

4 博物馆藏品数字化展示的建议与展望

当今博物馆正逐步通过创新藏品信息应用方式，将数字化的藏品从计算机显示器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件件可观赏、学习、体验、触摸甚至穿戴的数字展品，这些发展改变了博物馆传统的学习和参观方式。也许最初的博物馆数字化倡导者并不会想到，这些数字化的藏品如今正以影像、印刷品、应用软件、艺术创作等方式在人们生活中全方位加以传播。传统博物馆的典型特点是让所有知识信息都集中于“物”上，观众只能依靠现有的知识体系接收到其中的部分信息，而如今的博物馆正不断探索观众与馆方的双向交流模式，信息不再被单向度地推给观众，相反，观众可以从博物馆或者数据展示平台上将感兴趣的信息拉出来，甚至参与到创造传播信息的活动中来。这一变化意味着，博物馆不再是藏品信息传播的唯一媒介。

4.1 信息平台：有效利用数字资源，满足观众多元需求

数字化使得文物脱离了时间的局限、空间的限制和“原子”的束缚，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展示设备的更新迭代，未来藏品的数字化展示有机会突破传统展览的线性叙事窠臼，增强观众观展的自主性，让观众可以有选择地参观。以故宫博物馆院门户网站为例，截至2021 年末故宫共有藏品1 863 404 件（套），其中已被数字化并对外展示的数字化藏品共68 573件。除可移动文物之外，故宫还将不可移动的建筑进行数字化展示，截至2022 年年初故宫博物院官网已有超1.6 亿人次访问量[10]，依靠这类数字化藏品资源服务，博物馆藏品展示正从观众分众化展示转变为个性化服务。

综上，博物馆信息平台这一传播媒介可以从“博物馆主导”和“公众主导”两种模式着手发展。“博物馆主导”模式要求官方综合利用藏品数字化资源，将散乱的、独立的藏品串联为线上展览，如2021 年初上海博物馆发布的“赶上春——江南文化数字专题展”，以江南文化为主题，以乡土（江南书画）、风物（日常用品）、故人（江南才俊）、浮生（江南风俗）为线索，以时间为轴，辅以空间地图，将与江南地理、历史、人文、习俗相关的藏品集中展示，向观众展示了一幅由文物藏品绘制的江南春景。其中，在“乡土”主题下烟雨江南这一板块，还开设了“跟着古画去旅行”“AR 艺术家——我画江南”两个互动数字游戏，通过古今对比连接观众与藏品的情感，不仅可以感受到江南的旖旎风光，更能一眼千年地体验画中之美。

“公众主导”则是由博物馆或资源平台提供藏品并制定相应规则，由公众根据自身情况主动探索藏品叙事和展示方式。在此基础上，数字化藏品将改变传统博物馆的参观模式，观众本身将作为更加重要的角色，不需要再去依照策展人的文物分类或是博物馆认为值得参观的藏品路线亦步亦趋。过去因为顾虑大众需求而弃之不用，无法对外公布的文物，现在都能为观众所选择。例如疫情期间伯明翰博物馆信托基金会与游戏“占领白墙”的合作（图3）。该游戏基于伯明翰博物馆和美术馆所拥有的数字藏品资源，让观众从中任选出200 件藏品，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策划、设计和构建属于自己的数字艺术展览，这个展厅将成为这世界上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版本。国内博物馆近期也开始积极尝试该类模式，2021 年10 月，杭州博物馆发布了“粮道山18 号——人人都是策展人”计划，活动向观众提供了馆藏的150 件数字藏品，观众可以任选10 件藏品，自定展览主题和叙事，生成属于自己的策展海报并发布。该活动仅上线一个月就吸引近2 000 名用户参与游戏，共计发布803 个展览。这意味着未来通过数字化藏品，无论是专家、博物馆工作人员或是观众，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化展厅，并拥有对外阐释和设计展览的权利。

图3 “占领白墙”在线策展游戏

4.2 展示空间：打破藏品利用局限，提升展览陈列丰度

文物在诞生之初主要具有观赏、把玩、触碰和社交功能，自博物馆诞生之后，文物便作为藏品被安置于展柜之中，以往的功能仅剩下依赖目光的静态凝视。数字信息技术对提高文物藏品的展示利用率、藏品信息传达的深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藏品在被数字化之后，成为一种信息被广泛储存与传播，同时借助影音互动媒介进入实体展示空间[11]。观众的观看方式、赏玩方式又重归多样。加之科技的不断变革与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认知方式、知识获取模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通过新媒体技术处理加工的藏品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首先，传统博物馆展示中由于文物保护或展示空间限制而无法展出的藏品，现在不仅通过数字技术展示出来，还能有效缓解藏品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带来意想不到的展示效果。自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清明上河图》真迹在故宫一共展出了2 次，反响极为热烈，引发了“故宫跑”这一博物馆现象。为了能让更多观众一睹《清明上河图》之芳容、领会汴梁之美，故宫着手策划了2018 年《清明上河图3.0》（图4）互动艺术展演，展览以360°全息沉浸交互经典舞台艺术和4D 球幕影像等技术手段营造出真实的体验。这次创新的尝试，既保留了作品原有的美学价值，又从观众体验和文化信息获取的角度拉近了观众与文物的距离，不仅让观众可以近距离多角度地感受清明上河图的魅力，一气呵成地体验繁华多彩的宋代社会生活，而且使得深藏于博物馆内的珍宝“活”了起来。

图4 清明上河图3.0展演虹桥球幕影院展示原理及效果

其次，相较于传统的藏品展示大多与使用环境或出土情景相分离，难以全面传达藏品信息状况，数字化藏品展示则更加强调信息的传递，增强藏品信息传达的丰富性和有效性。我国博物馆以历史类展馆为主，其展品多为出土文物，除少量青铜、陶瓷等精美文物外，大量古代陶质文物展品的美观性、艺术性、可读性均不甚理想，而观众也“不会止于对文物感性材料的了解，因为这只是了解文物意义的开始[12]”。作为历史的见证，文物藏品的使用功能、科学价值等诸多信息也是可供展示的对象,即便是那些以观赏为目的创造出来的文物，如何观看、在哪里观看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点，场地的置换很容易就把文物与其环境及用途割裂[13]。利用数字化技术的主要优势，将抽象的过程可视化、远离现场的事物临场化[14]，通过多元、前沿的技术手段和展示形式，将传统展馆转变为沉浸式、互动性、情景化的感官空间，大大拉近了藏品与观众的距离，营造出和谐共情的观感氛围，从而延伸文物藏品的信息丰度，增强文物藏品的可读性。例如中国仰韶文化博物馆开辟的数字展厅，因仰韶文化的特点，博物馆展示的文物及其器型多相似单一，审美性与可读性稍逊于精美的青铜瓷器。在此基础上，数字展厅采用触摸屏式展柜，游客通过触摸屏幕，即可获取展柜内文物的详细信息。同时，结合各类多媒体设备及数字化藏品信息，以3D 裸眼的呈现效果打造沉浸式的观展氛围，讲述庙底沟文化对外传播与扩展的过程。由一件彩陶入手，通过数字化藏品资源和数字技术整体完美结合，呈现了文物所处时代的历史故事及宏大背景，让观众更加真实深入地感受仰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独特魅力。

最后，可以通过藏品数字化展示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美育功能。观众反复前往参观往往是因为博物馆开启了其对未知实物的好奇心或是对一些经历过的事情的联想[15]。如2019 年故宫博物院新年数字沉浸体验展《宫里过大年》（图5）共动用885 件藏品，通过提取故宫历史及院藏藏品中的过年元素，运用数字投影、虚拟影像、互动捕捉等方式最大限度地还原清宫过大年场景，形成春节文化与观众的互动，传统文化元素与当代艺术设计交织，组成全新的艺术文化体验空间，让观众在博物馆体会了传统的清宫年味。较之于传统展览，数字化展示更加注重引导观众兴趣、调动观众情绪，触发人们对于美和好奇的本能追求，博物馆中的数字艺术是结合历史、人文和科技的新型艺术形式，它以创新、交互和沉浸的形式提升了博物馆的美育功能，是博物馆对观众好奇和幻想的创造和回应。

图5 “宫里过大年”展览现场

4.3 媒体矩阵：拓宽藏品利用渠道，增强博物馆渗透力

通过不断创新藏品展示传播渠道，博物馆业已形成以门户网站、社交网络、及时通讯、移动APP 的新媒体矩阵。“H5”小程序、“云展览”、“云直播”、“数字文创”等新概念逐渐成为博物馆的热词，博物馆参观学习将不再止步于到馆实地参观。通过形式多样的信息传播媒介，再借助线上虚拟展厅、各类移动终端上的软件、小程序等丰富多样的信息载体，博物馆的服务将不再局限于物质空间，观众与藏品的互动也开始与他们的生活和休闲相联结，无时无刻的线上访问和交流不仅能吸引曾经来访的观众与博物馆持续互动、促使他们反复前往，还能让从未到过博物馆的潜在观众对博物馆产生兴趣。更进一步，还能通过开展藏品保护活动，提高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促使他们主动参与到藏品保护或博物馆的建设发展中来。传统的博物馆参观往往仅限于在展馆内的切身体验，观众在实地参观时也常常会碰到诸如恰逢藏品借调、展厅改陈、旅游旺季等不确定因素，给参观体验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不免遗憾离场。但在藏品数字资源整合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云展览”“云直播”平台为博物馆参观提供了便捷的“售后”服务，带动博物馆更便捷地走进观众生活。如2015 年利用360 度全景技术打造的“全景故宫”云上展厅（图6）将故宫博物院搬到了移动互联网上，经过多年的更新打磨，目前已有手机小程序端口、PC 端口、移动设备、软件等媒体渠道，使用场景不限于参观前、中、后阶段，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独步宫阙之间，而对于像养心殿等暂未开放的区域，也可一探究竟，既满足公众对于故宫的好奇，也提升了故宫博物院教育的普及度和广泛程度。

图6 “全景故宫云展览”操作页面

除参观体验外，各种数字技术与移动端口的创意结合成为博物馆藏品与日常生活方式产生交集的又一新热点。如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推出的“云游敦煌”小程序，将官方记录的文化信息变为可收藏、可追踪的文化资产，使观众在结束参观之后还可以持续关注敦煌动态、学习和了解洞窟壁画，参与到线上的敦煌动画剧配音、点亮莫高窟体验燃灯民俗等博物馆官方活动。此外，敦煌小程序开发者还提出“科技向善”的文化使命，将敦煌文化与公益事业结合，其中“声动画语”公益项目，通过复原并收集莫高窟第156 窟的内容素材，以动画形式复原中晚唐时期的生活场景、社会民俗，观众观看动画之后还可以通过参与文化问答挑战，挑战成功即可为中国敦煌石窟保护基金会募集善款，以公益形式助力敦煌的数字化保护，并有机会获得第156 窟的数字藏品，让观众真正做到“将博物馆藏品带回家”。通过创新数字化手段，利用数字化展览、数字文创等多种形式，延长博物馆参观后的文化体验，不断持续的互动有助于提升博物馆与观众的黏性，形成与观众的有机联结，于无声处浸润于大众文化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作用。正如国际博物馆协会对2022 年博物馆主题日“博物馆的力量”这一主题下“数字化创新力量”所期待和要求的，“博物馆已经成为创新的乐园，新技术在这里可得以发展并应用于日常生活。数字化创新让博物馆更容易接近和参与，帮助观众理解复杂而精细的概念[16]。”

5 结语

通过对博物馆展示利用现有藏品数字信息的梳理，可以看出藏品数字化展示较之于传统展示的诸多优势，特别是在信息阐释和传达上更加符合当代公众的生活观念、认知方式和信息获取模式。其作为博物馆藏品阐释传播的技术手段，在实际操作中也暴露出过度依赖数字展项、藏品内容和展示手段脱节及运维难度较大等问题。本质原因在于当前对数字技术的认识不足和过度期待，在相关行业标准还未完善的当下导致现有数字展示手段难以有效服务于藏品信息阐释与表达，未能充分发挥数字展示技术在博物馆的应有作用。但数字技术在知识共享、信息传达和多平台交互等方面具有与生俱来的超时空优势，将在藏品的保护、展示、传播、利用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也引导着观众在不同媒介中多维度认知藏品，让博物馆更好地融入到观众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