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引发的三个思考

刘海涛

[摘  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至少引申出劳动、分配和妇女解放三个话题。这些问题也贯穿于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表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见解。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还需要从“谋生”这个前提出发作出有关劳动的制度安排;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排除收入差距扩大、奢靡之风蔓延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隐患;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调节婚姻家庭关系，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劳动;分配;妇女解放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2）04-0004-07

《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在叙述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后总结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414按照行文逻辑，下句话应该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421但这两句话之间用很大篇幅批驳了敌对势力对共产主义的攻击，诸如“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1]417，从中至少引申出劳动、分配和妇女权益三个话题。事实上这些问题也贯穿于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表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

一、劳动

劳动，在消灭私有制以后将不再是雇佣劳动而是联合劳动，已成为人生第一需要。但是，那时的社会成员是否愿意劳动、“懒惰之风”是否“就会兴起”，尤其是“不愉快劳动”由谁承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者。在法国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看来，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呼声可能就是“谁将倒尿盆呢”[2]100。

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源头《乌托邦》。作者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书中以“我”的口气提出反对公有制的意见：“一切东西共有共享，人生就没有乐趣了。如果大家都不从事生产劳动，物质供应如何會充足？因为一个人缺乏亲身利益作为动力，他就爱逸恶劳，只指望别人辛苦操作。”[3]45这种意见表明“爱逸恶劳”乃人之常情，劳动还需“亲身利益”驱动，对此莫尔借他所虚构的航海家之口进行了反驳。他说这种想象错了，“你若是到过乌托邦，你可以当之无愧地承认，除掉在那，你从未见过生活得秩序井然的人民”[3]45。这种回应一听就显得软弱无力。莫尔深信未来社会有丰富的产品，但如何使其丰富并没有多加考虑，不过他所设计的“乌托邦”还组织强迫劳动，还有奴隶存在，实际上已经委婉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是上流社会的特权，“君子远庖厨”，由此大大降低了《乌托邦》的思想境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领袖巴贝夫的回答是：“人人无条件地必须参加工作，是社会的基本权利，所以，将来没有一个故意偷懒的人能够在社会生存。”[4]93这更显牵强，属于一厢情愿。但也有许多早期社会主义者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这个话题。继莫尔之后，意大利人康帕内拉更高一筹，他在社会主义史中第一次提出“劳动光荣”的思想，在道德层面上发掘出激励人们劳动的精神动力;在他所设计的“太阳城”不仅废除了奴隶，也不使用仆人，一切都是自己动手。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现代社会主义也就这个话题提出许多方案。比如说寻找一批公民，他们正好对“不愉快劳动”有特殊的兴趣——法国的傅立叶把这个工作交给了儿童。他发现，“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男孩是爱肮脏的：他们爱在泥泞中打滚，爱玩脏东西”[5]49，因此可以“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任何令人厌恶的、贬低工人阶级的工作，作为一件光荣的事业来完成”[5]50。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使道德家们所醉心的关于美德——温存的博爱，鄙视财富，社会的善行——的一切空想变为现实。“儿童队在做这些好事时，便间接地带动大家在各种有利害关系的事业上都崇向美德。”[5]56更为现实的解决方案是科学技术。巴贝夫主义者认为，特别繁重和不愉快的劳动应当通过义务劳动的方式由全体公民轮流担任，但机械学和化学的成就是会在不久的将来使这种劳动减轻的。法国的卡贝则借“伊加利亚”公民之口说，“由于我们不断增加机器，现在机器作业已经可以替代两亿匹马或者30亿名工人的工作。一切危险的作业、繁重作业、有损健康的作业、不洁净的或者令人厌烦的作业，都由机器来进行，在这一点上特别显示出我国同胞高度的才能和智慧”[6]137。概括地说，社会主义者的方案无非是靠强制、靠美德、靠科学技术。资产阶级则不然，他们的方法是靠“饥饿”——使劳动者“无产”，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最简单的生存。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工人每天要进行十几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这种“劳动折磨”在给他们的身心带来极大摧残的同时造成了他们片面地发展。无产阶级要摆脱这种地位必然要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实现劳动从“折磨”到“第一需要”转变的前提便是“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资本家的私人占有导致“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工人的劳动成果大部分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落入资本家的腰包，其中一部分通过转化为资本又积累起奴役工人的手段;工人当然厌恶这种劳动，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罪魁祸首不是“物”，而是“物”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即雇佣劳动关系。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矛头所向不是生产工具或资本家个人，而是私有制本身。一旦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工人阶级将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届时，人对人的统治将为联合起来的人们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人们的劳动将不再迫于生存压力，而是一种用来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主动的自觉的行为，正所谓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和早期社会主义者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强调实现这个目标不仅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即使革命胜利后也不能简单地运用旧的国家机器，还需要经历一系列把人和环境都加以改变的过程。这意味着消灭私有制虽然不会兴起“懒惰之风”，但达到把劳动作为人生第一需要境界的条件还需通过劳动本身加以创造。

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谋生时间的减少和自由支配时间的延长。俄罗斯学者梅茹科夫指出，资本之所以对人感兴趣，不仅因为他是工人，更因为他具有自由时间，也就是剩余劳动时间。这一点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去甚远：马克思感兴趣的，恰恰是超出劳动时间之外的部分。[7]109显然，这个“部分”以前也被资本家剥夺用来压榨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则被社会成员用来狩猎、捕鱼、搞批判等。因此，缩短劳动时间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也是新社会发展成熟的标志。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便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但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预测未来社会，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消除现实社会中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如何使发展成果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英国学者伊格尔顿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社会主义需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事情，却恰恰是资本主义的事情。社会主义坐拥极大的物质财富，而不是一点一滴地辛苦创造这些物质财富。将社会主义视为发展生产力的是斯大林，不是马克思”[8]299。很显然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说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可以坐享其成、坐吃山空，反而要求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并且总是以无比喜悦的心情欢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在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但从逻辑上说未来社会必然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客观依据，而且也不可能实现。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确实遇到了巨大的矛盾。一方面，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执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应该是经济建设，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样一来，不仅应像法国的圣西门所说的那样人人应当劳动，而且应该发扬“忘我”的劳动精神，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生产之中，但结果就不是劳动时间的缩短，而是延长;对多数人来说，且不说不愉快劳动，就是一般劳动也并非出自自觉自愿，甚至会在集体劳动中出工不出力。另一方面，要缩短劳动时间，又难以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事实说明，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如果没有竞争，“懒惰之风”定会兴起，也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缩短劳动时间的物质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初始阶段，尤其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还需主要从“谋生”而不是“第一需要”这个前提出发作出有关劳动的制度安排，解决方案还不可能超出强制、道德和科学技术的范围——但“强制”应该运用“法治”的途径，“道德”应赋予社会主义要求，“科学技术”应转化为劳动者的素质。应该领导人民自觉地营造一个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氛围。但无论如何都应该把劳动和劳动者的“亲身利益”联系起来。780FFBE9-164D-42DE-A2CD-9A6362F3E157

二、分配

劳动者的“亲身利益”与分配相联系。“消灭私有制”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而且“按需分配”也是长期以来持续探讨的一个话题。《共产党宣言》并没有直接谈分配问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僧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表明，共产主义绝不是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

早期社会主义在分配问题上被认为具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征。对于这个问题应具体分析。其实早期社会主义者还没有愚蠢到有意识地鼓吹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地步。只能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实行公有制和按需分配的主张事实上不可能实现：生产资料稀少还要实现公有制，那只能平均分配使用——因为没有机器大工业的厂房和设备，平均分配和使用的生产资料只能是土地，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具有“农业社会主义”的特征;物质财富极度匮乏还要满足每个人的需求，那只能平均分配物质生活资料或主张社会成员“禁欲”。但主张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也大有人在。比如，法国的摩莱里就将“非生活资料必需品”和“生活必需品”区别对待，指出“如果普遍使用的或部分人使用的非生活资料必需品感到缺乏，以致数量不敷，以及发生可能某一公民得不到这种物品的情况时，则暂时停止发放，或减量供应，直到数量充足时为止。但是，应当特别注意，勿使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发生类似的情况”[9]109。所谓“禁欲主义”只是针对日常生活以外的需求而言。“每个公民从30岁起，可以按照各自爱好选择穿着，但不得过于奢华。”“饮食应当有节制，不可浪费。”[9]116与其说这是禁欲主义，还不如说是用质朴的语言反映的普通劳动者勤劳节俭的美德，而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恰恰具备这种美德，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所谓“空想”属性，正如卡尔·考茨基所说，倒不是因为目的不能实现，而是在于他们拥有的或想加以利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充分。[10]264可以再补充一句，他们也不是不懂革命的道理，而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远不具备——那个时代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中看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潜力。《共产党宣言》则把“禁欲主义”看作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僧侣的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1]424“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對私有财产，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1]424-425对于“平均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加以抵制，因为那是一种小生产或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无产阶级所主张的“平均共产主义”，在他们看来则更多反映的是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被科学社会主义赋予了消灭阶级的内涵。他们坚信，在消灭私有制以后，通过劳动和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1]814。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和“充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必然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

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有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两种主张。马克思秉承了按需分配的思想传统。虽然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性质不同，但因其承认劳动者的“天赋”是“特权”将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仍与共产主义的要求不相适应。但考虑到共产主义本身需经历不同发展阶段，这种情况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因此在分配问题上还必须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即按劳分配的原则;至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事情——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经作出说明，无须赘述。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抛开其他分配方式不谈，即使单纯实行按劳分配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劳”如何量化。过去人们发明的解决办法是“八级工资制”“记工分”等，但这些办法具有主观性、随意性特征，并不见有科学的统计和计算为依据。另一方面是如何防止事实上的不平等产生社会质变。也就是说，这种“不平等”在达到一个特定的临界点时是否会发生质变，即导致阶级的划分和对立。过去人们发明的解决办法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人说应翻译为“资产阶级权利”，其实二者是一回事，都是指“按劳分配”。其后果实践已经给出答案：在分配问题上导致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泛滥，因而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某个特定时期，按劳分配演变成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摩莱里畅想的按照各自爱好选择穿着曾被指责为奇装异服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便是“禁欲主义”的翻版;不仅没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而造成了普遍贫穷的局面。

问题的根源在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改革开放前，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且多层次不平衡。所谓“低”的参照物是同时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并非社会主义国家，后者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从整体上还落后于前者。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急于求成的情绪和超越阶段的实践。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应该允许不同形式生产关系的存在，以便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而不是为了加快共产主义的步伐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通过改革实践找到了解决矛盾的办法：最初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同质劳动的交换问题，又通过市场经济解决了异质劳动的交换问题，进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但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今天，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问题似乎淡化了，但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障碍，这也极大地浪费了自然资源并败坏了社会风气。这些现象与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一样，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隐患，有待通过完善按劳分配的实践形式并处理好与其他分配方式的关系等途径加以排除。780FFBE9-164D-42DE-A2CD-9A6362F3E157

三、妇女解放

婚姻、家庭、教育在阶级社会中与私有制有内在的联系。相对劳动和分配问题而言，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解决得较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体系及其代表人物中，傅立叶是妇女解放的倡导者。他认为自由“是同样适用于两性身上的自由，而不单是适用于一性身上的自由”[12]71，“一切社会灾难的源泉，都只能有一个轴心即奴役妇女”[12]71。社会幸福之源泉，“除了逐步解放妇女之外，没有别的轴心，也没有别的指南针”[12]71。英国的欧文则认为婚姻应该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金钱关系基础上的婚姻是一大“谬见”。另一位法国人德萨米提出的两性完全平等的思想则最为全面。他主张结合自由，离婚自由，但他声明这并不意味着消灭家庭感情。他在《公有法典》中系统全面地考察了前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认为“公有”一词只能用于物，适用于产品。他所作出的结论是：不要分散家庭！不要家庭教育！不要夫权！自由结合！两性完全平等！离婚自由！[13]120-126这些主张的共同点是，公有制度下的婚姻将完全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不受私有财产所支配。

科学社会主义在考察婚姻等问题方面则引进了阶级分析法。《共产党宣言》把阶级的观点贯穿于婚姻家庭之中，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1]417-418。这便是阶级的划分在家庭的体现。“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1]418这表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已经渗透到婚姻家庭之中，用恩格斯的话说，“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14]85。在无产阶级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同时，以妇女为生产工具的家庭形式也将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妇女本身也将摆脱生产资料的属性而获得解放。在这个基础上，婚姻将完全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并实现充分自由——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而且妇女的解放和婚姻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夫一妻家庭的解体。恩格斯认为，“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14]93。“别的动机”可能包括家庭地位、收入、社会交往等，都可以折算成金钱。但在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金钱关系自然也就消亡了。“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14]94。在这个前提下，家庭当然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夫妻间每一方的自由发展都是两个人发展的条件。

如今在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在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妇女仍然是无产阶级劳动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不仅受资本的盘剥，也要受男性的奴役。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男女平等虽然写进了宪法，但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显然，相当多数的女性在经济上并没有完全实现真正的独立，这种状况决定她们在社会上和家庭中还属于“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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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冬梅780FFBE9-164D-42DE-A2CD-9A6362F3E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