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一句顶一万句》的空间建构和隐喻功能

2022-07-07 23:45蔡雅蓉
青年文学家 2022年14期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延津刘震云

蔡雅蓉

卡尔维诺说:“经典就是那种初读起来像是重读,而每次重读又像初读的作品。”以此为标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庶几近之。阅读《一句顶一万句》,不仅要明白它写了什么,更要了解它没写什么。这部小说时代背景模糊,大致可判断出上部“出延津记”的叙事时间是“民国”,下部“回延津记”的叙事时间是当下,书中并没有涉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更多的是从小人物的生活事件入手来描写平凡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和交往關系。《一句顶一万句》作为刘震云的典型之作,深刻体现了其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切观照和表达,小说中最大的特点是以“喷空”的手法结撰全篇,意所到处,笔亦到。与此相对应的,小说中空间在倏忽变化,刘震云借此组建了这部小说的内在空间逻辑叙述体系。在笔者看来,该部小说中的空间转换之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时间,空间成了表现人物、推进故事的底色,而时间则是跟随空间的转换而不断推进的。故而,本文对空间这一要素加以分析,以期解读出不同寻常的底蕴,既可以在分类归属空间上作出探析,又可以将它的功能作一番解析。更甚者,点化出小说的另一层蕴含,带有隐喻的色彩,不着痕迹,不显山不露水,却意出语随,荡人心魄。

一、《一句顶一万句·出延津记》中的空间类型

在《一句顶一万句·出延津记》中,刘震云运用了巧妙而复杂的网络结构,组建了小说的庞大空间结构,将各色人等融入其中,借助于普通人的普通事,来反映出现实社会的真实,从而深刻阐释“一句顶一万句”的痛苦体验,将其呈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刘震云很注重对人物的整体揭示以及对事件的全程记述,以琐碎见大格局。在上半部里,使用了众多手法,将不同的人物放置在不同的空间里加以表现,以见其性格、身份、修养等多侧面。兹据考察,将其分为三大类型空间。

小说以日常题材为切入点,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物,将这些人物放在极富乡村气息与农村色彩的场景下加以表现,力图传达出作者的核心理念,即揭示出“一句顶一万句”的深层含义(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破执)。作为叙事文体,“叙事是具体时空中的现象,任何叙事作品都必然涉及某一段具体的时间和某一个(或多个)具体的空间”。因此,在这部小说里,就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种空间类型。

(一)人情与生活气并存的生活空间—“庄”

人物处在一定的空间背景下,借由空间的不断转移变换推动故事的发展,直到完成叙事、塑造人物。《一句顶一万句》所涉及的人物众多,人物的谋生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形形色色的,所以会给人营造出一种线索庞杂、细节繁多的感觉,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文本,作者安排的主线就是两位主人公“出延津”和“回延津”的事件。在这部小说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多以“庄”这个小集体展开进行叙事,如开篇的马家庄,直到魏家庄、董家庄、杨家庄等,它作为一个小集体形式,包含了诸多人物和多层次的事件。故事中人物的活动,比如以“集上”的种种日常活动,互相诉说,然而这种诉说却是一种局限,它正像“一句顶一万句”所反置的一万句也许够不上一句话的分量与意义。“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老马背后说起朋友,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从这里可以看出老杨和老马两人的不同品性,一者容忍,一者狭隘,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朋友关系,并没有靠其他外在物,而是通过一些互动的语言等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障碍表达给读者。通过各个“庄”的有机联络,刘震云组建了这部小说既富有人情味又具有生活气息的网络化叙事空间。

《一句顶一万句》的上半部分“出延津记”写的就是杨百顺为寻找朋友而“出延津”,在杨百顺十六岁之前,他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就是给人剃头的老裴,可笑的是两人之间并没有过多的交流,甚至没有说过多少话,两个看似亲密的朋友却缺少亲密的交流,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相差了多少岁,住的有多远,有多深的代沟,而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不同生活经历导致两个人即使身在同一个“庄”也没有共同的话题可以多聊,不管是剃头的老裴,还是有共同爱好的李占奇,他们与杨百顺之间的友情经历都是没有具体事件来充沛的,他把别人看作是自己的朋友,但是对别人来说,他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复杂的关系就是通过人与人、人与我之间的对话展开,通过这个人情与生活气并存的“庄”展开。

(二)揭露人际复杂关系的社会空间—延津之内

在“庄”这一较大空间的归属下,有着更为具体明晰的叙事空间存在:“集上最西头,卖生姜的那个,爱偷笑,一会儿自己乐了,也不知他想起个啥。”在这里,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不知,老段并不想去理解,老杨也记不起;另一方面,这种“喷空”的叙事手段,散漫衍续,补充了叙事的细节,丰富了生活的样子。刘震云创建了一个名为延津的空间结构,所有的人物、事件都在这个环境下展开,以延津为环境塑造了老马、老段、老杨、老刘、老曾等鲜活生动又各具特色的小人物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简单又复杂但是充满人情味的人际关系,所有的故事都从延津这个地方开始,所有的人物因为有延津这个地方而更加立体,更有生命力,小说虽然枝蔓庞杂但是结构单纯且情节紧凑,在小说安排的进程中不断地出现新的人物,并且作者会在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人物身上花费大量的笔墨来介绍其身世过往,人与人之间产生勾连和关系正是在延津这个特定的环境下的特定发展,所以小说看似在创作过程中浪费了很多笔墨造成不断的分叉,实则也是通过这些分叉的进程来不断丰富小说的内容,从而有利于深化小说的主题。

二、《一句顶一万句·出延津记》中的空间功能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空间作为叙事的主线,已提升到了与时间相提并论的地位。而在小说中,人物是核心要素,那么这两者就必然会产生不可磨灭的联系。空间从侧面为人物塑造发挥作用。小说既可以在不同空间与场景的转换中来展现性格的多面性,也可以在同一空间的不同场景中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变化。

(一)侧面揭示了普通人物的人性美

普通百姓自有其生活、其思想、其性格、其愿景等等,刘震云没有脱离生活层面,他以犀利独到的眼光审视大众,将笔触伸向生活的点滴,彰显了存在于其中的朴素、自然之美,这种美同时散发到人物身上,让其性格鲜亮、品质高洁,不以物俗为局限,从小人物的身上更可见人类身上勤劳、善良、淳朴、踏实等珍贵的品质。以杨百顺为例,从杨百顺到罗长礼的姓名变化,杨百顺并没有一个非要达到的目标,也没有一个非要坚守的礼制,一切皆由现实的利益而取舍。他顺从自然,随遇而安,带着一股浓郁的从容气息和坚定的心地品行。

(二)对人物性格的反思

人类是进化的生物,但进化带来的副作用却很大,在人性美的反面,恶也同时存在。在刘震云笔下,这种反方面总是表现在人与人的隔阂、距离之上。小说中人物纷繁复杂,作者以“喷空”手法描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着眼于底层的平凡与不凡。

劉震云表示,由于所处环境、地位和各自利益不同,由于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孤独中。他过去的作品,总觉得是自己有话要说,而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书中杀猪的老曾、剃头的老裴,还有杨百顺,他们的话都比我说得好,说得有智慧、有深度”。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对亲密无间、和谐畅通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但同时隐含了相反的一面,即真实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令人失望和难以容忍的隔阂、孤独、落寞的情愫与感觉。

《一句顶一万句·出延津记》的主人公杨百顺在经历了人生的打击与孤独之后毅然踏上了出延津的道路,他的人生经历以及心理、性格的转变展现了如蝼蚁一样生存艰难的处境,虽然世界很大,身边的人很多,但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熙熙攘攘并没有给人带来心理的满足和踏实,反而身边人不理解,内心的愁苦烦闷得不到排解和发泄,一直压抑着的情绪让人身处闹市却依然倍感孤独,即使在真正走投无路的时候也无人可投奔、无人可言语,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烦闷,去寻找一个能“说得来”的人却也是那么的不容易,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一边带着希望拼命地寻找,一边又在人与人恶意的揣测和伤害之中不断失去,所以《一句顶一万句》中不仅展示了小人物的善良、朴实、勤劳、踏实的珍贵品质,还展现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的相处氛围,同时作者也从侧面透露出人性中存在的与善意相对立的人性黑暗的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硬币的正反面一样,善良和邪恶本来就是相对立而共同存在的。

三、《一句顶一万句·出延津记》中的隐喻

刘震云创作的《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蕴含了深刻的思想,小说名不以十句、百句、千句来比照,而是冠以一万句,前后形成强烈的反差,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和感触。刘震云用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直白平实的写作风格叙述了生活中的种种琐碎之事,但就是这种看似鸡毛蒜皮的琐事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读者可以隐约且真切地感受到作者赋予该小说的一种隐喻。这种隐喻贯穿在行文的各个角落,以真实的人物、事件反映出来。此隐喻有如下两点。

(一)对现实人际关系的不解与失落

刘震云以客观的口吻诉说着故事,试图把准确细致的生活还原出来,字里行间却流露着一种可以察觉到的情愫,这就表现出他对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感到迷茫和困惑,表达了在跨越了现实和历史,消融了城乡和地域之后,这种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精神上难以言表的寂寞。杨百顺为了自己的生活能有个着落,“嫁”给了寡妇刘香香,刘香香没了老公,为了对抗婆家所以“娶”了杨百顺,两个看似没有感情交集的人最后走到一起,他们的结合不是纯粹因为爱而结合,嫁娶之事更像是一种为了处理好自己人际关系的选项,而这种实际上有名无实的婚姻缔结最终也会因为种种琐事和矛盾导致分崩离析,事实上他们二人的婚姻只维持了不到一年时间就烟消云散了。关于老裴的风流事,贩毛驴,走内蒙古,得艳遇,借此将这叙述扩大化,还涉及河北等地。作者在幽微隐约之处,对其加以褒贬,这种褒贬十分客观合理,因为它超出了狭隘的对错之分,在作者看来,现实利欲的合理性,推动着人的“行走”。刘震云固然是失望落寞的,但是更多的是不解,从他的观念出发,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一句”便够了。

(二)在失望后仍然充满希望

小说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生活,塑造了多彩的人物形象,也对失望过后的充满可能性的生活寄予了希望,毕竟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总是色彩斑斓,有正有反。“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事实上也是一种对希望的追寻,“出”和“回”从时代的角度来看都是对未来、对生活充满希望而后产生的行为。梁漱溟说:“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刘震云是基于中国传统理念,既表达了自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和谐的不满与失落,同时又保留着人心底里最真挚的善意和希望,老杨、老裴、老马等,这些人都是带着希望而活着。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朋友,成为大家庭的小分子,互相温暖着、依靠着。人性是如此,生活是它的形式,在悠长的生命里,“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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