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分析形势，有效增强中国经济“外循环”的韧性

汪 婉

在即将进入“十四五”之际，中国政府提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且明确指出，从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看，国内循环是基础，两者是统一体。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国内大循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坚实基础。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依托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打造我国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与此同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升温，国际贸易投资格局和产业链布局受到冲击，我国经济“外循环”面临新的复杂形势。

随着世界经济东升西降的趋势愈发明显，美西方的地缘政治战略重心也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到特朗普政府制造中美贸易摩擦，再到拜登政府推出“印太战略”，美国大幅度提升了对这一地区的优先战略，持续投入与增加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2022年2月11日，美国政府最新发表的《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指出：“美国将关注印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从东北亚和东南亚，到南亚和大洋洲，也包括太平洋岛屿。在美国向印太地区追加投入时，美国的许多盟友和伙伴，包括欧洲的盟友和伙伴，正日益将注意力转向这一地区”。该印太战略文件毫不掩饰地指出：“美国之所以如此重视印太地区，部分原因是该地区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挑战”。

《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在目标上将中国视为首要防范对象的同时，在内容上空前重视经济议题。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经过半个世纪，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逐渐缩小。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36.88亿美元，美国为1.279万亿美元，中国GDP不足美国的一成；而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GDP达到114.367万亿元（约合17.73万亿美元），美国为24.01万亿美元，中国GDP达到美国的74%左右。实力对比发生如此巨大变化，必然对中美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心从构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转向突出地缘政治竞争，美国的经济政策从自由主义贸易走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乃至分裂主义。

从2018年起，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对华加征关税，从供应链、进出口、科技合作甚至人员流动等各个方面实施对华“脱钩”政策。拜登总统上台后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美对华遏制战略，反而进一步联合盟友，以意识形态、价值观为由，试图在安全、经济、科技等领域全面遏制中国。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开启了中美之间的“脱钩”，拜登政府则进一步将世界推向两极化。

在美国的刻意围堵和打压下，中国必须另辟蹊径，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多元的角度，多层次拓展中国经济“外循环”的有效途径。中国一方面要继续调整对美关系，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管控摩擦烈度，以保持中美贸易规模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正在申请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拓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外贸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外循环”面临的机遇

（一）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迎来多元化局面

1.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贸易投资格局的影响

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受关注的双边经贸关系，无论对中美两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两国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近些年来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加剧。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借口之一，是美国对华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事实上，有数据显示，包括美企在内的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对美出口中占据了相当份额，而美国企业在华销售总额大幅高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换言之，中美贸易不平衡当中，包含着大量美国企业从中国的“逆向进口”，这不是中国谋求减少对美出口就能解决的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事实上具有“美美摩擦”的特点。（关志雄，2021）另一方面，受制于美国限制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政策，中国谋求增加对美投资和进口的路径也满布荆棘。

实际上，市场的客观要求往往走在政策的前头。近年来，由“一带一路”、RCEP、CPTPP带动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与美国对华“脱钩”“筑墙”行为相比，发挥着填补沟壑、弥合分裂的作用。美国试图通过限制贸易、投资和资金流动来遏制中国，具体措施包括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外资审查、进口限制、对华投资限制和金融制裁等。中国企业一方面努力维系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进出口市场，一方面为了减少依赖和风险，努力开拓其他进出口市场、特别是那些中国在技术领域能够发挥作用的新兴国家，积极发展同它们的经贸关系以谋求新的出路。近年来的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出现多元化的倾向。

中美贸易额在2018年达到峰值后呈下跌趋势。2020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较2016年的峰值降幅达64.5%。日本、英国等美国盟友陆续出台旨在加强投资审查和经济安全的相关政策。以日本为例，2019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日贸易额跌入负增长，2020年虽然实现了0.8%的正增长，但基本处于徘徊状态。中日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30.4%降至2020年的6.8%。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累计为70.03亿美元，仅占日本吸收海外投资的1.82%。

2.中国正在拓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外贸发展空间

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快速增长，贸易增速普遍高于中国外贸整体水平。自2013年至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18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93696亿元，疫情下仍比上年增长了1.0%。2021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11.6万亿元和23.6%，较同期我国外贸整体增速高出2.2个百分点。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是一大亮点。中国历来重视东盟，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于2002年11月签署，是中国第一个多边自贸协定，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协定。2020年11月，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为契机，该自贸协定大幅升级，先于其他自贸协定，放宽了原产地规则的实施和关税减让，降低了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准入门槛，并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增长13.2%。RCEP借鉴了这一成功经验，将选择性原产地规则的适用比例大幅提高至65.8%，提高了原产地规则的便利性和灵活性。2020年，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逆势上扬，进出口总额达到4.74万亿元，双方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额5.67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5%。

中国正在“一带一路”沿线积极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中国已经签署或将要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国家和地区，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居多，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升级和RCEP的签署和生效。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中国对RCEP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额达到10.22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值的31.7%。2021年，中国对RCEP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2.07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值的30.9%。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相比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待提升，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将不断扩大，是中国今后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方向。

图1 各主要经济体在东盟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

3.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多元化趋向

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占世界比重超过20%。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21》显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为1万亿美元，同比下降35%。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少了56%，为3470亿美元，在世界总份额中占比下降至4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则减少了7%，为3870亿美元。因降幅小，其在世界总份额中占比上升至53%。其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为1330亿美元，首次登上世界第一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上升，2016年创历史新高，达到1961.5亿美元，同比增长34.65%。但2017年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逐年下降，主要原因是美欧日等西方经济体先后出台了针对中国的经济安保政策，其中包括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审查和限制。2017年10月，日本开始实施修改后的《外汇法》，可强制所谓涉及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者出售股票等。2018年8月，美国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限。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2016年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增幅为12.27%，达到1537.1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投资增长58.11%，达到60.19亿美元，但这是2019年急剧下降49.09%后的反弹，与峰值2016年的169.81亿美元相比，跌幅达64.56%。

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为70.03亿美元，仅占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总存量的1.6%，占日本吸收海外投资的1.82%，特别是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总额1434.50亿美元相比，处于相当不平衡的状态。在进口限制方面，日本追随美国，在信息通讯设备等领域排除了华为等中国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美博弈呈现长期化趋势的背景下，202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为33.7亿美元，同比下降9.3%，大约是峰值2012年的73.5亿美元的45.8%。

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被迫不断下降的同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2021年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14.1%，达到203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4.7%，创历史新高。其中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阿联酋、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巴基斯坦、俄罗斯等成为主要投资目的地。尤其突出的是，中国对东盟投资趋于活跃。2020年，中国对东盟全行业直接投资143.6亿美元，同比增长52.1%。2021年，中国对东盟全行业直接投资143.5亿美元。可以看出，由于美西方针对中国加强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中国正在将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特别是在技术领域同中国有合作需求的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投资持欢迎态度。在备受关注的5G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少东盟国家愿意和华为等中国企业合作。与欧美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既有技术实力，服务成本又更加低廉。事实上，东盟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与华为签署了技术开发备忘录，东盟运营商采用华为作为其5G设备供应商。腾讯等中国IT企业由于受到美国的打压和限制，也在加紧扩大面向东盟的事业。菲律宾最大的国营电信公司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PLDT）、第二大移动运营商环球电信（Globe Telecom）都使用华为设备推出了5G试点服务。2020年，华为已投资4.75亿泰铢（约1.02亿元人民币），在泰国数字经济促进局（DEPA）总部建立了5G生态系统创新中心。东盟数字化经济潜力巨大，有望在2025年拉动地区经济突破1万亿美元。

（二）RCEP——多层次拓展中国经济“外循环”的有效途径

作为迄今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的签署和生效是冷战后东亚一体化的最大成果之一。尤其在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国际经贸体系，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陷入低潮的背景下，RCEP的签署展现出“逆势而行”的态势，其签署的意义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延伸到了政治乃至战略领域。它与当前的大国战略博弈、国际秩序重构的现实趋势紧密相关。

RCEP 15个成员国的总人口、经济总量和出口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约30%，该协定全面生效实施后，可带动全球近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形成统一大市场，增强地区经贸政策的稳定性。中国商务部指出，RCEP正式生效后将逐渐取消90%的货物贸易关税并最终实现零关税，并针对投资、知识产权和电子商务等贸易活动形成规则，预计将使域内贸易额增加约420亿美元。按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RCEP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量将超过其他区域贸易集团，成为世界贸易的重心。

RCEP不仅加快区域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也有利于吸引域外企业在成员国投资。整个亚太地区将受益于RCEP的关税减免，大多数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将大幅降低，可以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复苏增长，共同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此外，RCEP体现了成员国共同推进自由贸易和多边合作、为全球经济贡献力量的决心。东亚经济将继续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引领作用。

RCEP还拉近了中日韩三个东北亚重要国家的经济关系。囿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安全等各种复杂因素，中日、日韩之间过去没有签订FTA，三边自贸谈判亦长期未果。如今RCEP使三国通过多边FTA联系在一起，以此为基础，中日韩FTA谈判进一步成为可能。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关键一步，也是政治上的重要一步。日本由于担忧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曾坚持拉印度“入群”，结果延缓了RCEP的谈判进程。最终日本政府决定签署RCEP，凸显其利益考量。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测算结果显示，在参与RCEP的15个国家中，因下调关税受惠最多的国家将是日本；在有望增加的420亿美元的域内贸易额中，48%约200亿美元将惠及日本。RCEP的经济效果将超过日本迄今其签署的所有贸易协定，对日本促进经济复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日本社会自明治维新以来奉行“脱亚入欧”的文化共识，全面汲取西方文明，至今仍自诩为“西方阵营的一员”。现在日本在地缘政治上虽然依旧追随美西方，但是在经贸关系上，通过签订RCEP、主导CPTPP等，已经越来越把自己和亚洲、特别是东亚捆绑在一起。

而中国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各种挑战，必须以更加开阔的视野、从更加多元的角度，多层次地拓展中国经济“外循环”的有效途径。RCEP实施后，中国不仅将首次与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使我国自贸伙伴数量增加到26个，而且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自贸覆盖率将提高至35%。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有超过1/3的进出口贸易得到规则保障，域外势力介入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也有所降低。中国通过RCEP可降低对美欧市场的依赖程度，平衡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因过度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市场，造成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偏低、外贸壁垒风险大的倾向。

RCEP在经济规模之外，还具有地理、历史上的连续性，中国与东北亚、东盟各国的通商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成员国要在地理相近、人文相亲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现代化、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RCEP高水平、高质量发展。RCEP是中国和其他东亚成员国参与区域贸易投资合作机制的重要尝试，有助于新兴领域规则的制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中国经济“外循环”面临的挑战

（一）美国酝酿推出“印太经济框架”

RCEP的正式生效使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该协定将此前已经存在的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以及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碎片化的自贸区予以整合，构建了覆盖亚太主要经济体的大型自贸协定（Mega-FTA）。而中国在RCEP的15个成员国家中是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将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媒体指出，“美国不会坐视RCEP带来区域内自由贸易及经济的增长，特别是中国由此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上升，势必将拼死维护其对亚太的影响力。”

拜登政府虽然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却进一步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其“印太战略”构建了“奥库斯联盟”（AUKUS，澳英美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美日印澳非正式战略对话机制）和“五眼联盟”（美英加澳新情报联盟）。美国政府还频繁出台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的国家安全报告，美众参两院竞相提出与中国抗衡的各种法案。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2022年伊始，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这些旨在提高美国竞争力的立法中，不仅包含加强美台关系、加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也包括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华实施额外制裁等内容。拜登总统表示，通过这些法案，“我们将有机会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表示，21世纪将是美国的世纪”。

这一系列安全机制以及法案的目的都是要遏制中国。但是，中国是印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使美国感到除了军事和政治力量之外，还需要加强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最近，美国经济界指出，“缺席经济合作是美国亚洲外交的弱点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直言，区域贸易议程缺失是美亚洲战略短板。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则称，中国申请加入CPTPP更加凸显美国的“缺位”。

拜登政府目前并没有重新加入CPTPP的意图，一个考量因素是美国国内对CPTPP的强烈反对声音，包括指责该协定将威胁美国工人就业、打击制造业等。拜登政府不得不另搞一套抵御中国影响力的经济机制。近期，美国政府酝酿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宣称将借助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印太商业论坛”等多边平台，围绕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供应链弹性、脱碳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劳工标准等，和地区盟友制定共同规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将寻求与地区盟友建立超越CPTPP的经济合作框架；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则表示，IPEF是独立于中国的安排，希望地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入。

“印太经济框架”排斥中国的手法，仍然是美西方惯用的标榜其规则方面的“高标准”。拜登政府试图以该“高标准”来说服国内的反对力量，同时作为提升地区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回顾奥巴马政府推出TPP，也曾提出要在亚太地区制定新的“高标准、高质量”的贸易规则。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日本安倍政权立即提出了“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试图以“高质量”抵御中国的影响力。令日本感到无奈的是，中国很快将“高质量”纳入“一带一路”倡议中。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4月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旨演讲中强调，要“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实施”“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

无论是特朗普政府退出TPP、还是拜登政府目前拒绝重新加入CPTPP，都是“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使然。中国政府在申请加入CPTPP时表示，这是助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必要路径，中国愿与各经济体一道，共同推动亚太自贸区由愿景变为现实。对于CPTPP设置的“高门槛、高标准”，中国的表态更加诚恳，加入更高水平的自贸协定将会推动中国对目前一些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政策和实践进行改革，有利于中国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取得高水平的经济发展。

而美国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寻求与地区盟友建立超越CPTPP的经济合作框架，其目的在《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中表达得十分清楚：“美国只有将自身牢牢锚定在印太地区，并与地区内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加强域内合作，才能更好地促进美国利益”，“普通美国人享受的经济繁荣与印太地区息息相关。美国将提出一个新框架，为美国经济做好准备”。拜登政府基于本国利益优先，为了获得国内支持，其意在首先要吸引制造业、资本、技术回流美国，而不是让所谓志同道合的贸易伙伴进入美国市场。拜登政府也不会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关税削减或其他开放市场的工具，让东盟的农产品和制造品更多地进入美国市场。尽管美国迫切希望在2022年初与印太地区国家确立经济合作的“共同目标”，但是缺乏共同推进的胸怀，势将难以实现什么“共同目标”。

（二）日本将利用经济安保政策和RCEP规则双重手段重构亚洲产业链

由于美国联合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已经开始实施经济安全保障政策，收紧对华涉及高科技领域的合作政策，调整过于依赖中国的供应链。2021年4月，拜登与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深化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学以及民用空间等领域的研发合作，并加强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供应链合作。两国还公布了《联合声明》的附件——《美日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计划共同研发安全和开放的5G网络和下一代移动网络。同年5月24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对经济安保政策提出调整意见，强调要与美国等友好国家加强供应链合作，而与中国的合作则要在相关法律制度框架内限定在非敏感产业领域。同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2021年版《通商白皮书》，指出日本在提升价值链所面临的新挑战中，既要避免生产基地过于集中等老问题，也要注意经济安保方面的攻与守，还要关注环境、人权等问题。2022年1月21日，美日领导人在会晤中同意设立由美国国务卿、商务部长同日本外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组成的“2+2”磋商框架，以加强在经济安全保障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该机制将重点关注科技和供应链等领域的安全性。岸田文雄政府在日本国会推动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相关法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重新调整产业链体系，加强国内生产，不再过度依赖海外，其主要目标是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过度依赖。

实际上，日本一直在调整其产业链，日本政府并不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开始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才提出所谓“摆脱对单一特定国家”即对中国的依赖的。每当中日政治关系发生重大风波时，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就会提出“中国+1”（CHINA+1）战略，分散因政治关系恶化带来的经济风险。特朗普执政以后，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促使日本政府加大力度推进产业链本土化、多元化、产地分散化的重组政策。从目前情况看，日本的高科技企业将逐渐“本土化”，而生产基地过于集中在中国的企业，将逐渐面向东盟各国构建多元供应体系。

前文已经指出，中国通过贸易多元化实现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战略缓冲，而RCEP是体现上述策略的重要平台。RCEP生效不仅会带来关税下调，还有望通过降低亚洲地区内的贸易壁垒，促进贸易和投资，实现供应链重构，提高供应链效率。但是，开放也是一把“双刃剑”，关税的一大功能是保护本国企业和产业链。RCEP生效后实行“区域累计原产地规则制度”，可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即使跨越多个成员国进行加工和组装，只要在区域内就可以享受关税优惠。比如在关税完全取消的阶段，从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到泰国，组装后作为整车出口澳大利亚，这些流程都可以免税。RCEP的15个成员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日本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东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关税逐步取消之后，日本将考虑重建供应链，在RCEP成员国中选择条件最适合的国家进行加工、组装，以降低价格，提高产品的实际附加价值。东盟是生产汽车和零部件的重要基地，但是原材料产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随着RCEP生效，今后日本企业可能重构供应链，从中国采购重要材料，在东盟进行加工和组装。

随着加工组装等低端产业链流向东盟国家，中国国内部分低端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就业将面临挑战。如果中国未能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及时建立高端产业链，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将失去原有竞争优势。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各国制造商正在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收入较低的国家，中国的本土企业也将因劳动力成本的推高而迁移到东盟国家。

（三）东盟将成为各国直接投资和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平台

1.东盟希望在中美间保持平衡

东盟因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也因为其政治上的中立性，成为美国、中国、日本等进行贸易转型和生产布局调整的首选平台。RCEP推动的区域一体化，使得东盟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

《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中指出，“美国赞同东盟的中心地位，美国将面向东盟深化长期合作，加强其作为区域主导多边机构的韧性，并将探索四国集团与东盟合作的机会”。该战略文件再次强调，美国将与盟友、伙伴一道，推动构建一个印太经济框架，但是从内容上看，目前还是一纸空文。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东盟对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6—2030年，东盟需要2.3万亿—2.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即每年需求在1840亿—2100亿美元之间。美国能否填补这个巨大缺口？《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称：“美国将努力帮助印太地区内盟友、伙伴缩小域内基础设施赤字。美国将通过与其他七国集团伙伴共同推出的‘建设更美好世界’倡议，赋能印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美国将为印太地区提供高水准基础设施，使之增长、繁荣。”在自由贸易领域，美国曾标榜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如美国主导的TPP和美国放弃主导TPP后日本取而代之的CPTPP，事实上对东盟的大部分国家设置了歧视性的全球价值链整合规定，施加了不公正成本。现在，对于加入CPTPP都犹豫不决的美国，是否能够通过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增加贸易量？关于这一点，《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避而未谈。

东盟国家希望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如果美国在东亚地区制定的地缘政治战略只是为了遏制中国，而不是为了该地区各国之间建立真正的合作，那么东盟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2021年3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加坡无法选边站，不可能再回到贫穷、绝望和那些不稳定和冲突的时代。”

2.日本日益重视同东盟的经贸联系

相形之下，日本在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中积极选边站队，目前在美国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中已被视为“急先锋”。但是，日本作为东亚的一分子，在经济上是否要为了“站队”而采取背离市场规则的政策，导致本国经济蒙受损失？日本似乎还没有痛下决心。首先，日本基于其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在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区域和跨区域自贸战略方面，与美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姿态，反而与中国具有共同立场，这也是RCEP得以签署、生效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中日经济深度融合，在美国以排除中国为目的、构筑以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为核心的名目繁多的联盟中，日本也采取了选择性参与。

日本经济具有高度的对外依赖性，其国内经济早已进入成熟阶段，又不具备中国这样的国内大循环条件，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进一步限制了日本内需。日本自21世纪以来积极拓展对外贸易，特别是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日本成为推动“巨型FTA”最积极的国家，而且成果显著。2017年特朗普政府退出TPP、暂停“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在美国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日本却跃跃欲试，在贸易、投资、物流、信息等各领域向产业链“核心”移动。2017年12月5日的《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的贸易政策已经进入“不同地区的数个国家结成‘巨型FTA’的时代。日本要与时俱进，成为‘巨型FTA’时代‘引领者’，要继续作为自由贸易的旗手，将基于自由公正规则的21世纪的新型经济秩序推广至世界”。安倍政府还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等一系列外交政策，支撑日本的自由贸易战略野心。

截至2021年12月，日本已与16个国家和3个地区签署并生效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RCEP也于2022年1月起生效。日本在国际经贸机制化建设和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有利地位，展示出一马当先的姿态。 从上述自贸协定可以看出，日本非常注重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关系。

日本在东南亚深耕多年。从20世纪60年代以日本在泰国建汽车制造厂为发端，至今日本在东盟各国都有生产基地，日本企业超过1.4万家。日本政府还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支援东盟国家的公路、铁路、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近10年来日本对东盟投资持续增加，根据日本银行2021年10月8日的统计，2014年日本对东盟投资为18.9万亿日元，2020年达到27.6万亿日元。而同期日本对华投资为12.4万亿日元和14.4万亿日元，处于徘徊状态（作者引用日本银行数据，统计口径与中国存在一定差异——编者注）。

日本的海外投资受政治因素影响。日本银行公布的2021年1—6月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9.4852万亿日元，同比增加37.4%，其中流向北美占34.6%、流向欧洲则为22.6%。日本对东盟投资为2.2万亿日元，增加67.1%，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4781亿日元，减少29.8%。日本对东盟的投资是对华投资的4倍以上。但是，从日本2021年上半年对华及对东盟的投资收益率看，对华投资收益率同比增加17.8%，为1.1870万亿日元，而对东盟投资收益同比减少6.9%，为1.2210万亿日元（作者根据日本银行数据计算，统计口径与中国存在一定差异——编者注）。实际上，中国一直位居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收益率的高位，正如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佐佐木伸彦直言，“中国支撑着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收益”。虽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收益率逐年扩大，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逐年缩小。

RCEP生效后，日本在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进一步强化。2022年伊始，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后疫情时代日本与东盟新型经济合作”计划。面向未来，日本将对东盟加大以下三个领域的投资力度：第一，帮助东盟提升作为全球供应链枢纽的吸引力。日本认为东盟重视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地区安全性和稳定性高，在东盟构建供应链具有相对高的价值，对于提升日本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日本将帮助东盟提高创新能力，增强其可持续性发展。第三，日本将帮助东盟加速能源转型。日本政府将通过向日企提供补贴，大力推动与东盟在供应链、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人才、绿色脱碳的投资与合作。

图2 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余额中的占比（作者根据日本银行数据计算）

虽然中国和东盟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世界经济复苏放缓的背景下，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贸易规模逆势上扬，连创历史新高，但也要看到，在一些关键产品领域，如汽车零部件、半导体等，中国和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指数（TI）并不如日本。2020年，东盟在汽车零部件进出口方面的区域内结合度为8.1，其紧密度是东盟与域外国家的约8倍。从国别看，日本为4.5、印度为2.5、中国为1.2。这说明在汽车零部件方面，东盟和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并不紧密。

在半导体行业，2020年，东盟结合度最高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其贸易结合度为3.7，其次是日本，为1.8，美国和欧盟均为1.7。东盟虽然与中国地理接近，但结合度仅为0.6，反而与距离较远的美国和欧盟的结合度更高。在东盟的半导体制造企业中，欧美企业较多，而且半导体重量轻、价格昂贵，通过航空运输，运费单价受运输距离影响不明显。因此，与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在消费地附近聚集相比较，半导体是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国际分工的行业。

综上所述，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占据较大优势的东盟国家已经成为日本分散供应链、构筑多元化供应链体系的首选之地。加上地理邻近、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等条件，RCEP生效不仅不会中断日本供应链重组政策，反而可能加速推动在华日企迁移到东南亚地区，部分关税减免也可能大幅减缓在华日企投资建厂的动力。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看，2020年，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了31.0%，2021年上半年同比下降了73.3%。由于RCEP生效和日本全面实施经济安全保障政策，今后可能出现日企较大规模从中国撤离、回归本土和向东盟国家迁移的动向，对此，中国要做好预案和准备。

中国主动求变、积极应对，有效增强中国经济“外循环”的韧性

面对美国政府采取的“脱钩”政策，中国主动求变、积极应对，对外贸易趋向多元化、多样化。经过几年较量，美国也认识到切断中美经济联系不符合美国利益，2020年、202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反弹，说明在一些领域，中美也不乏“重新挂钩”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美西方的遏制打压，中国更加致力于深化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合作，更加注重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关系。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成为全球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外贸易额跨越6万亿美元大关，进出口均增长了约30%。

从投资的角度看，尽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紧张，加之美国联合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大幅减少了对华直接投资，但是，中国仍然吸引着大量外国投资的涌入，2020年、2021年连创历史最高水平。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看，由于美西方采取经济安保政策，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被迫下降，但是，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中国还致力于加强区域和多边合作，美国及其盟友构筑的经贸“小圈子”，迫使中国加快商签FTA进程，积极推动RCEP签署、生效。中国通过RCEP可降低对美市场的依赖，降低因过于集中美欧日等发达经济市场所导致的外贸壁垒风险，有效增强中国经济“外循环”的韧性。

当然，中国经济的“外循环”今后还将面临诸多挑战。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化，美对华遏制的领域也将不断延伸。中国一方面要继续调整对美关系，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面对挑战，中国应从以下方面着力应对。

一是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对外开放。一方面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巩固周边地区政治互信，充分发挥多边治理平台作用，争取更多时间和空间，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通过持续开放降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成本，使中国继续成为对世界贸易和生产成本具有吸引力的地方。

二是打造以我为主的区域经济循环。中国通过推动RCEP生效，申请加入CPTPP，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进程，既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新动力。要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塑造同沿线各国深度相融的经济循环，打造相对稳定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体系。

三是努力打造更具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针对美国试图联合他国，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能否走向中高端成为关键。目前，美日利用东盟在东亚产业链上“去中国化”的意图明显，已明确提出要把东盟打造为东亚高质量产业链的枢纽。中国目前的劳动力成本无法与东盟一些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商品的技术附加值又无法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竞争。高科技需要长期的积累，突破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随着RCEP的签订，留给经济结构转型的时间不多了。要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努力打造更具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中国要和以东盟为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挖掘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合作，要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智慧城市、大数据、5G等领域加强创新合作，构建科技创新和数字合作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