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定的12 本“干部必读”

1949 年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针对如何统一全党思想和意志，争取全国最后的胜利，1949 年3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在关键时期我党更应该加强理论学习，并确定了12 本“干部必读”的马列著作。

用以“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

早在1944 年初，毛泽东就提出要学习5 本马列著作。当年3 月5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解释说：“指定读五本理论书，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我们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1945 年4 月24 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郑重提出全党要读5 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一本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此外，还有斯大林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如果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12 本“干部必读”书目

1948 年9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就要精读一些马列著作：“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当年10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提出要“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并认为这是完成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为了开展理论教育工作，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挑选一些理论书。

10 月、11 月，中宣部两次开会讨论9 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指示，并开始着手选择理论书。时任中宣部党内教育组负责人张仲实回忆：“1949 年3 月间，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央叫我提出一个干部学习理论的计划，我就同胡乔木（毛泽东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同志商量，拟定了一个学习书目，经中央批准，这就是‘干部必读’12 本书（分别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据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逢先知介绍，“毛泽东在这个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给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参会人员。“干部必读”是毛泽东正式为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材料定下的名称。

过渡性机构承担出版任务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出版“干部必读”，报经毛泽东批准。该任务由刚成立不久的出版委员会承担。

1949 年1 月3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2 月22 日，由中央宣传部出版组、新华书店、新中国书局等组成的出版委员会于北平成立。出版委员会由华北局宣传部代为领导，之后由中宣部直接领导。1949年11 月出版总署成立后，出版委员会改组为出版总署出版局，黄洛峰任局长。至11 月底彻底停止使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的名义。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从成立到结束，仅存在了不到一年时间，是一个带有临时性、过渡性的机构，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履行了“准国家出版管理机关”的职能。

出版委员会对出版“干部必读”非常重视，数次开会讨论“干部必读”的开本版式、封面设色、纸型等出版细节。

曾任出版委员会出版处印务科科长的王仿子回忆，出版委员会出版的书籍，凡是政策文件和理论读物如“干部必读”等，用解放社名义出版，其他图书用新华书店名义出版。

“干部必读”印了300 万册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全党干部兴起了学习热潮。从1949 年6 月到1950 年6 月这一年间，据统计，“干部必读”初版每卷印3 万册。1950 年9 月16 日，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的报告中称：“由于全国汹涌的学习运动高潮，一般干部和新解放区的读者对于政治理论书的要求比对于文艺读物的需要迫切得多。包含12 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干部必读’已经全部出齐，印行的总数达300 万册。”

1950 年10 月1 日，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一年来的出版工作时说：“这一年，通过全国规模的学习运动，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出版业实际成了思想战线的武库，以大量武器装备了一切干部与学习人员。12 本‘干部必读’的出版与大量发行，是这一年出版工作方面应该特别提起的。”

“干部必读”给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理论教育提供了较为权威的读本。1983 年3 月13日，胡耀邦曾谈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学习热潮：“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经提出过重新学习的口号……那一次重新学习，保证了我们党由革命战争胜利地转入掌握全国政权，保证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立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