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时空分布与热点研判

侯 博，刘 强，王志威,2,*

（1.江苏师范大学食品安全与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2.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食品安全风险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国际性难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食品安全风险通常被定义为对人体健康或环境产生不良效果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对于食品供应链体系而言，其各个环节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危害食品安全的潜在或现实因素，这些因素沿着供应链体系运动并以直接或间接传导的方式产生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不断累积、相互交叉与叠加达到或超过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危及人体健康。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化与城市落户限制政策的逐步放宽，不同阶层的人口迅速聚集于大城市群企业内，导致数量巨大的不同规模的食品市场主体、不同质量形态的食品高度聚集，与此同时，多重食品安全风险伴随着食品供应链运动也向大城市群集聚和叠加，使得食品安全事件在大城市群持续爆发。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源于科技发展、现代食品工业与物流业引领的新型食品安全风险日益成为主要威胁，特别是当前新型冠状肺炎病毒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使得食品安全风险的隐蔽性和不可预测性不断增加，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难度日趋加大。多年来，学者们对食品安全风险及其治理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代表性成果。随着相关成果的不断积累，学术界亟须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借助技术手段科学归纳总结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相关文献的时空分布、研究的热点及演化路径等，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数据采集与分析工具

1.1 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研究致力于厘清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的研究现状，在数据库的选择上基于权威性和全面性考量，选用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数据库以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以下简称核心库）进行文献数据的挖掘。考虑到专业检索方式能够在参照用户对文献资料实际需求的基础上进行检索，检索的准确率能够实现有效的提升，本研究最终采用“专业检索”方式检索“SU＝‘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管理’+‘监管’+‘预警’+‘社会共治’+‘预防’+‘防控’+‘召回’+‘追溯’+‘政府’+‘企业’+‘社会’+‘公众’+‘消费者’+‘媒体’+‘市场’+‘供应链’+‘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该命令力图涵盖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中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工具与技术3 类重要内容的常见关键词表述，共检索出1 292 条文献记录，获取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经手动逐条筛选，剔除会议、文件、广告信息等非论文文献记录，最终保留1 110 篇代表性文献进入有效文献数据池。

1.2 分析工具

本研究的分析工具主要借助CiteSpace II软件，这是一款应用JAVA语言和pathfinder、minimum spanning trees算法研发的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工具，其主要用于探究学科领域发展趋势，随着时间节点的不同表现出一些变化，揭示其中的研究前沿与相关学科、领域中基础理论及其演变的深层变化关系，并从中找到各主题、作者、关键词等要素指标之间的相互合作、关联关系。CiteSpace软件强大的知识图谱功能和可视化功能有助于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更加全面、精准的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时间分布：3个阶段的演进历程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时间分布是基于年度发文量和累计发文量分别绘出的折线图和柱形图（图1），发文量的时间分布图有助于整体上了解我国学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对于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关注程度，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学术史节点和重要事件可尝试研判中国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研究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就收录于核心库期刊不同年份发表的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文献而言，可分为如下3个典型阶段。

图1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文献的时间分布Fig. 1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ublished papers on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in China

第一个阶段：2001—2008年的缓慢起步阶段。早期对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较少，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食品的数量安全和卫生安全研究，以提高粮食产量、提升农产品质量、防范食品中毒等食品安全卫生风险为重点，在保障我国食品供给稳定的前提下逐渐引入西方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特别是对于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机构制度比较研究，以建立中国自己的食品安全标准和机构管理体系，完成早期对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的初步探索。

第二个阶段：2009—2013年的快速增长阶段。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国际国内影响，如何保障食品的质量安全、预防重大食品安全风险迅速成为政界、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点。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出台，2010年国务院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成立，2011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建立，反映出中国政府对治理食品安全的决心和政策方向。学者们也从食品安全监管、风险预警、责任明确、消费者参与、公众感知等多维度探索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模式和路径，这一时期是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爆发增长阶段，对于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个阶段：2014—2020年的稳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食品安全风险因素日趋多元化，其中以人源性因素为主是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风险与事件的主要特征。随着分散化、小规模的食品生产经营方式与风险治理内在要求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日益显现的矛盾以及有限的监管资源与相对无限的监管对象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在中国农业现实发展的大局对学术理论研究、学科交叉研究提出的新要求下，近年来的年度发文数量呈现波动增长态势，年均发文数量为83 篇。基于数据类型，进一步地对期刊论文的年度发文量和累计发文量分布进行幂预测和多项式回归预测，图1中的幂预测和多项式回归预测方程分别为＝0.544 1和＝3.518 9-12.464-6.437 7，预测曲线的分别为0.896 5和0.988 2，说明两个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良好，可预测2021年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主题论文发文量将稳中有升，达到100 篇以上。

2.2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空间分布：研究力量聚合

2.2.1 研究机构的聚合

研究机构分析不仅可以探究不同的研究机构对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的影响程度，还可以通过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分析推动研究机构的进一步发展。Node Types节点选择Institution，得到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谱图（图2）。

图2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机构聚合图Fig. 2 Clustering map of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ions engaged in food safety risk research

从机构合作共现来看，共有节点399个，节点连线157 条，节点密度为0.002。机构合作网络图谱整体上是分散零星的，只有少数几个节点之间联系紧密，其余多数节点较小，难以形成封闭的环状结构，这表明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科研院所之间交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机构间密切的学术交流合作有助于研究力量整体效应的有效实现，其中江南大学研究机构（商学院、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等机构之间联系密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存在较多的交流合作，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食品安全与营养（贵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贵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之间联系密切，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合作机构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的研究贡献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学术智慧。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高产机构多分布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合作密切机构之间的地理位置也多接近。虽然目前交通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机构之间跨空间的交流合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发文机构来看，食品安全风险的研究主力是中高等院校，国家研究院所、地方科技公司也参与其中。从二级机构来看，主要是高等院校的经济类、公共管理类和卫生安全类学院，为进一步探究研究机构之间力量的聚合关系，本研究将二级机构汇总至同一个机构（表1）。

表1 发表20 篇及以上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核心库期刊论文的机构分布Table 1 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s publishing more than 20 papers on food safety risks in the core database

根据对筛选文献的计量分析可知，2001—2021年间共有578 所科研机构参与到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的研究中，为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展理论技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工作，是主题领域科研成果产出的重要渠道。中国人民大学20年间发表主题领域文献68 篇，是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的最高产机构。其论文总被引次数和总下载次数都远远高于其他机构，研究成员更是高达83 人，这表明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形成了稳定聚合的研究团队，在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的地位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主持6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8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 项教育部社会科学项目、4 项省级科研项目和10 项校级科研项目，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消费者行为感知以及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与法律制度方面。整体上看，高等院校仍是高产机构的主要阵地，其团队研究成员数量庞大，依托多项基金项目优势形成聚合力量，对于我国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2.2.2 核心作者的分析

表2 发表9 篇及以上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核心库期刊论文的作者分布Table 2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publishing more than 9 papers on food safety risks in the core database

Node Types节点选择Author，得到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谱图。整体上看，作者合作知识图谱已形成数个闭环，表明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领域已形成稳定的研究团队。其中形成引文年环最大的研究力量是来自江南大学的吴林海团队，其核心成员有王建华、浦徐进、徐玲玲、陈秀娟等专家学者。特别是2014年以来，吴林海团队中标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与跨界合作机制研究”和“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形成了较强的学术影响力，推进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学科交叉、知识纵深和创新。此外还有以郭丽霞、钟凯为主导的研究团体，罗季阳、杨倩、王欣、李经津、张晓娟等人形成的研究团体，以及周应恒、王静、孙保国、薛庆根等学者也形成了一定的合作交流。这批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通过组建研究团队，合作发表研究成果，对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研究领域的发展形成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为我国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图谱中虽有部分闭环，但大部分线条是分散无序的，表明多数学者间虽有合作但远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稳定合作群体，期望未来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的研究人员依托技术、平台等优势加强沟通合作，以进一步推进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的纵深研究。

2.2.3 成果的资助和学科支持平台：基金项目与中图分类号分布

随着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从中央到地方均加大了对科研创新群体的培养支持力度、并优化科研人才项目资助链条，推动了各领域关键技术的攻克和国家整体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本研究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成果受资助的基金项目的统计发现，在1 110 篇代表性文献中，受到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共751 篇，文章资助比例达67.7%，其中占比70.2%的文章受到国家级和省级以上各类重点基金的资助与支持。如表3所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领域的核心论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力度最大，项目资助比例达25.6%；其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比例达19.8%；涉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比例分别达到3.3%、2.8%和2.5%。此外，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以及各省的科学基金和科技项目也关注并推动着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领域的发展。

表3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核心库期刊论文的基金项目和中图分类号分布Table 3 Distribution of funding and 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Number for published papers in the core database on China’s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的标引有助于期刊论文的学科属性实现族性检索和分类统计，也为本研究进一步探索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学科领域提供了新视角。经统计发现，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1 110 篇核心论文的中图分类号涵盖12个大类，说明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受到了多个学科的支持和关注，其中文献量排名前三的学科领域分布在F类（888 篇）、D类（314 篇）和T类（224 篇），表明食品经济、食品政治法律和食品工业技术是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成果重点隶属的三大学科归类。如表3所示，对中图分类号细分类条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隶属F203学科领域论文量最多，占比40.8%，达453 篇，此外，D922.16、TS201.6和F426学科领域的论文量分别达到160、150 篇和138 篇，说明生产行业管理学科领域对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关注度最高，此外，文教、卫生管理法令、食品安全与卫生和工业部门经济等学科领域对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进展有较多支持。

3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热点分布：议题与创新

关键词是对一篇文章研究主题的概括与升华，对关键词进行的可视化分析可展现出本研究领域主要研究议题的分布。借助文献计量的关键词导入Excel软件发现，1 110 篇文献共提取关键词610个，其中出现次数在10 次以上的关键词达32个，表4只列出次数最多的前18个高频关键词。其中，“食品安全”这一核心关键词出现次数最多，高达533 次，中介中心性为0.27，这是因为检索词选用的就是“食品安全*风险”组合。这也表明保障食品安全是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贯穿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始终。其次为风险评估、安全、风险交流、食品安全风险和食品，分别出现103、59、56、46 次和38 次，从而也很好地验证了前期检索词能够实现对食品安全风险领域主题文献的精准检索。

表4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高频关键词Table 4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research on China’s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Node Types节点选择Keyword，得到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的关键词网络谱图。如图3所示，图谱整体上呈现中间聚集、外层发散的分布状态，对应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领域的研究重点突出、分项推进的研究特点。进而基于对数似然率算法对关键词图谱进行聚类分析以进一步探明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图3的聚类图谱呈现出从#0到#11共12个聚类结果：#0食品安全、#1风险评估、#2风险防控、#3食品安全风险、#4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5风险分析、#6食品安全治理、#7供应链、#8食品安全监管、#9食品安全与检验、#10政府监管和#11农产品质量安全。

图3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Fig. 3 Keyword clustering knowledge graph of research on China’s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图3的中心部分呈现明显的聚集效应，汇集和迭加明显，颜色较深；该部分关键词聚类的代表有“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风险”“风险感知”“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事件”等，这部分关键词词频较高，与“食品安全风险”主题切合紧密，相关度高。其次是外层部分呈现零星的聚类分散效果、颜色较浅；该部分的关键词聚类代表有“水产品质量安全”“社会共治”和“食品安全监管”等，这部分关键词聚类反映了食品安全风险与食品安全事件研究热点多层次、多领域、多视角结合的研究特征。基于对关键词的归类，可从中得出新世纪以来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研究领域的主要议题。

3.1 基于风险分析视角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食品安全领域是始终充满风险的领域，世界上没有绝对零风险的食品。从绝对意义上看，食品安全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相对意义上看，食品安全风险有轻有重、有缓有急。对现实的食品安全风险的精准分析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实践基础和逻辑起点。目前，各国政府普遍把风险分析方法用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从广义上而言，风险分析框架是由风险评估、管理和交流3个相互关联、但又具有不同功能的组分所构成。一直以来，包含风险分析实践的理论框架假设风险管理影响风险交流并促其产生，而风险管理又是由风险评估的结果所决定。较新的理论框架则假定风险分析的3个要素间存在某些融合关系，这种融合特征也反映了相关管理机构对在重要利益相关者和食品链中各参与者之间展开食品安全对话工作的重要性的认可。在聚类图中主要表现为聚类#1风险评估、#2风险防控和#5风险分析的出现，这些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主要有“风险交流”“食品安全事故”“风险管理措施”“风险评估”“风险分析框架”“风险社会”和“风险预警”等。

3.2 基于技术工具视角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治理工具或政策工具等的探索与应用是关键环节。特别是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对食品部门产生了直接和深远影响，互联网和通信技术、食品供应链中的区块链和其他工业4.0应用成为新时代最具潜力的创新，食品的生产正从应用传统的质量安全控制方法转向在加工、检验、可追溯性和配送等环节应用更现代和更复杂的质量安全控制方法。从聚类图中得知，聚类#9食品安全与检验和高频关键词“关键控制点”“全过程跟踪”“大数据”“智慧城市”“语义分析”和“可追溯系统”等可以归结为技术工具视角的食品安全风险研究。食品安全风险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性，完善的食品安全信息交流体系是解决信息壁垒的根本途径。随着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区块链与“双随机、一公开”等新型风险治理手段的应用推广，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技术和工具的创新与组合成为研究热点。其中大数据主要通过分析挖掘小数据，提取有价值信息而为食品安全治理提供服务，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网络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可以处理增强食品安全所需的多维信息。食品可追溯系统是基于在全程食品供应链上形成的连续且安全的食品信息流来为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间构建有效的交流平台，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推进了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的实现，也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工具箱的内涵和类型。

3.3 基于政府监管视角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考量，食品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并由此产生了食品安全问题，这也是政府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实施政策工具干预的根源。随着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政府职能定位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由指令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也引起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政府职能与作用的变化。所以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框架内，学者们对政府角色定位与职能转变进行了大量理论探讨。此部分形成聚类#8食品安全监管和#10政府监管，有代表性的关键词有“食品安全监管”“政府监管”“食品安全保障”“信息不对称”和“保障体系”等。除传统的监管职责之外，现代治理理念下政府重点扮演的角色是引导者，应着力于构建保障市场与社会秩序的制度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政策工具引导、规制其他治理主体以合作的方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

3.4 基于供应链管理视角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确保“产”出来的食品质量安全是市场主体的最基本职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已经从单一的政府主导模式转向更加强调市场治理的模式。在我国公共资源紧缺而食品安全检测需求巨大的情况下，国内许多学者也开始认识到市场治理的必要性，展开了大量研究。市场治理手段一方面依赖于价格机制和将采购商和供应商等聚集在一起采取集体行动的正式、合法的合同契约来激励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可通过信息和劝诫、完善可追溯体系、召回机制等工具来引导企业自觉遵守食品安全规定。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声誉将成为企业或行业竞争秩序的主导，声誉机制日益成为食品安全风险市场治理的新手段。学术界主要围绕供应链契约、食品安全信息传递、声誉机制等方面来探讨如何完善和优化食品安全风险的市场治理体系，图中形成聚类#7供应链和#11农产品质量安全，代表性的关键词有“制造商”“加工环节”“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供应链协调”和“标准化活动”等。

3.5 基于社会力量视角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社会力量是指能够参与并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主要由公众、媒体、社会组织等构成，是相对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域”。由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技术性和社会性交织在一起，使得单凭政府力量难以化解种种复杂难测的食品安全风险，甚至会破坏食品行业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而社会力量在应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其可提供政府决策者往往不知道的基层信息，增强食品安全干预措施的合法性，被认为是补充政府治理和企业自治的有力工具。提高社会力量参与度是指将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决策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者，协同理论和相关实践经验也表明，通过社会力量强有力的参与过程会有助于产生更公平、更持久、更稳健和更有效的决策。该议题有代表性的关键词包括“消费者”“公众参与”“媒体”等。尽管推进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举措值得称赞，但仍需要说明的是，现在公众不但越来越关注其参与程度，而且越来越关注政治过程以及技术和生产过程中的透明度状况，这些发展趋势势必会影响中国学术界和实践界今后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工作，以及新立法和新机构框架的发展状况。

3.6 基于机制创新视角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食品安全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话题，因为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规和管理决策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影响社会的不同阶层。例如，食品安全治理的一些举措可能会影响农户的收入、食品行业的盈利能力、消费者对食品的选择、食品成本、国家经济实力以及食品系统的国际竞争力等众多因素。因此，有效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取决于有效的制度、决策、各个领域的产出优化以及机制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包括将食品安全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社会共治成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原则与基本制度、食品安全风险法治体系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确立了风险治理是推进食品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此部分形成聚类#6食品安全治理，聚类中代表性的关键词有“《食品安全法》”“法律制度”和“管理体系”等关键词。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在实践中的演化和发展，使得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协同的共治体系成为诸多国家防范与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重要一环，学界也开始日益重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相关研究。多元共治格局下提高参与度的做法则将公众等多元利益相关者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决策过程中的主动参与者，从而增加决策合法性和提高公众信任感，甚至提高决策效率，此部分形成聚类的还有“社会共治”“协同治理”“跨界治理”等关键词，体现出机制创新视角下的另一重要的热点研究议题。

3.7 基于国际经验借鉴视角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问题，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在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社会问题的社会共治与跨界合作治理已经成为普遍方式，区别于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管理模式，西方国家通过建立一套各有侧重、相互联系、友好合作的正式或非正式运作体系，以促进与实现社会共治体系中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良好互动与良性运行。虽然发展阶段与社会制度具有差异性，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共治机制各不相同，但必定具有内在的普遍性。因此，系统研究西方国家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具体实践，深入挖掘、充分揭示多元主体共治机制的共性特征，对优化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机制具有借鉴价值。此部分形成聚类#4FDA，出现较多的关键词有“欧盟”“美国”“日本”“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FDA”和“启示”等。需要注意的是，经文献比较发现，国际文献更多地关注了发达国家，较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尤其缺少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而且由于国情、文化等诸多的差异性，国际文献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现实的研究。如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国际经验”与“本土特质”相结合就成为未来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热门方向。

4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总体成就与未来展望

4.1 新世纪以来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总体成就

作为一个国际性难题，食品安全风险的成因错综复杂，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并存。现阶段的中国呈现出典型的风险社会特征，食品安全风险成为最大的社会风险源之一，中国食品安全风险与由此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广为关注。随着风险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新的风险不断产生与食品科学技术保障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学者们围绕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主题展开了大量的先驱性研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科研成果。总结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有如下3个方面值得尤为关注。

第一，治理理念的转换。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的变革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变化而逐步演化，演化的逻辑反映了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理念、治理方式的探索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被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社会共治被确立为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主要原则。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治理发展的脉搏，以客观现实中的分散化、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方式与风险治理内在本质要求间的基本矛盾为主要背景，基于整体性治理等现代公共治理理论，努力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以及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随着当前食品安全风险的新态势涌现，学者们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共治体系中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如何跨越原有的主体、地域、空间的界别限制，以较低的治理成本来保障最优的食品安全水平。从传统管理到社会共治和跨界治理理念的转换使得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

第二，多研究方法与多学科交叉融合。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从单学科的视角过渡到对食品科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深度结合，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思想的碰撞和交叉融合促进了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多学科之间的通力合作，为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带来新的深度。研究方法从定性分析和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等定量分析方法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交叉，特别是努力采用体现交叉学科最新发展成果的多维复合性的研究方法展开关键问题的研究，如决策实验的网络层次分析法、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多变量Probit模型等，为将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打造成具有强大融合和内生能力的学术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研究力量的聚合。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从新世纪初期才开始起步，20 年来伴随着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年发文量保持稳中有增态势。研究成果提质增量的背后是学者们持续深入的科研努力，以专业化和多元化应对复杂多变的食品安全风险，依靠交流合作深化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改革研究。这一时期，一批致力于推动研究进展的学术期刊和机构得到发展，改变了过去疏散分离、各自为战的科研布局，实现了科研力量的优势互补，形成我国食品风险研究的良性循环。研究机构多点位相对集中分布格局的形成表明了我国食品风险研究力量的聚合、稳定研究态势的形成以及整体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为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延伸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2 进入新时代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政治论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中把握中央关于食品安全既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又是“重大的民生问题”的基本定位的前提下，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理应有着崭新的研究姿态。

第一，新的时代责任把握。1978年以来，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用40多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时间才完成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从低保障水平到中上等保障水平的巨大跨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特色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所特有的治理效能的充分体现。新的历史方位需要承担新的时代责任，基于中国食品安全风险备受关注的这一时代背景和中国应该在全球迎战食品安全风险挑战中履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大国的国家责任，新时代的研究将努力反映中国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所进行的不懈探索和取得的积极成效，体现并力图形成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中国经验”；同时揭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阶段性、复杂性、艰巨性与未来的演化趋势，力图反映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中国特征”，加强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合作，为食品安全风险的全球治理做出贡献，为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安全管理作出示范。

第二，新的实践经验提炼和新的学术价值挖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食品安全风险尤为严峻。这恰恰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的理论框架提供鲜活的实践基础，所以提炼实践经验，服务实践应用应是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研究目标，但本研究对中文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实践研究缺少对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实践探索的系统归纳与理论凝练，同时，相关理论成果由于缺乏实践研究支撑，科学性备受质疑。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基于我国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基本背景，未来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应基于“国际经验”与“本土特质”的基本维度，立足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各个地方与部门连接上下促进的基本实践，研究提出更具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理论框架，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深入探索食品安全风险的政府治理体系、市场治理机制与社会力量参与共治体系的组合治理方式、跨界协同机制等，对于拓宽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研究的边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于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学科建设亦有着重要意义。

5 结 语

食品安全风险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公共社会问题。现实与未来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正在面临着一系列的新变化，多重风险并存且集聚，呈现出类风险叠加的新态势，如何科学识别并有效治理现阶段的食品安全风险成为政府和理论界广泛关注的热门议题。本研究以中国知网的核心期刊库为数据源，从文献计量视角分析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时空格局和热点议题。新世纪以来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论文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表现为缓慢起步、快速增长和稳定发展3个阶段的历时演进。20 年来国内学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政策与学术相支撑的研究方法，在阐述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进展等方面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深入探索，研究成果丰硕。进入新时代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肩扛新的时代责任，通过不断提炼新的实践经验和挖掘新的学术价值为深入推进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的学科建设以及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贡献学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