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春燕唤来新时期文学

□黄西蒙

1979 年版《班主任》

写《班主任》时期的刘心武

徐迟

1978 年版《哥德巴赫猜想》

笼统说来，“新时期文学”是百花齐放的20 世纪80 年代文学的开端，但其实，20 世纪70 年代末的中国，在文化征候上已与之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因此，知识界对新时期文学的起点或定位在1976 年10 月或明确在1978 年12月。这背后的历史节点是不言而喻的：1978 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当代文学走向的变化也产生了关键作用。

具体到文学作品上，关于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文学史上有“三只报春的燕子”的说法：刘心武的《班主任》、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白桦的《曙光》这三部在20 世纪70 年代末诞生的作品，赋予了文艺更多的人文色彩，让文坛的风气为之一振。这一系列作品也被看成新时期文学诞生阶段的经典文本。

春江水暖鸭先知

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刊登在《人民文学》1977 年第11 期上。在小说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在精神上“拯救”被“四人帮”戕害的学生宋宝琦的故事，成为青年在当时意识形态上转变的一个隐喻。

在今天看来，这一文本的批判方式十分直接，近乎是暴露、宣泄式的，但对当时的读者来说，却能起到启蒙的作用，其呼喊的姿态，尤其是借助张老师之口喊出“救救被坑了的孩子”这样的话，无疑是振奋人心的。《班主任》在叙事上带有当时那个年代政治话语的烙印，结尾处写道：“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法给予着肯定与鼓励。”如此画面，像是在指引读者告别旧时代、走向新时期，其中的澎湃激情、强烈的呼告精神，让这部作品不仅有浓烈的伤痕气息，也有与之前文学形态大不相同的新面貌。

另一只著名的“报春燕”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 年第1期上。这部作品不仅是讲述陈景润追求数学奥妙的故事，更是以此为例，强调科学精神和唯物主义的价值。《哥德巴赫猜想》在发表后，很快得到知识界的强烈认可，《光明日报》在当年2 月便全文转载了这部作品，并在“编者按”中提出：“广大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会从这里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受到鞭策，而普通读者则一定会为我们国家有这样优秀的科学家和这样出色的科研成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当时，文学话语与时代话语具有很强的同构性，文学上的新气象，大多也与时代的变革保持着同频共奏的关系。1977 年恢复高考，1978 年《哥德巴赫猜想》传遍大江南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科学事业的推崇，成为这一系列事件中始终高扬的集体情绪。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主流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倾向以及官方媒体在转载中表明的态度，意识到中国终于迎来了新时期，“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而文学在其中也扮演着“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角色。

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写道：“陈景润通过数学的道路，认识了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他在诚实的数学探索中，逐步地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讲述数学家的故事，似乎会缺乏一点“浪漫”，但在徐迟笔下，认识客观世界、尊重唯物论和科学价值，就是当时人们最期待的“浪漫”。脱离实际、不合规律的混乱岁月，终将在这些对未来充满宏大愿景的话语中，逐渐变为历史的尘埃，解放思想成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老作家“归来”的心声

在《光明日报》转载《哥达巴赫猜想》后不久，当年《红旗》杂志的第5 期，发表了茅盾《漫谈文艺创作》与周立波《深入生活，繁荣创作》两篇作品。“世界观的改造决非一蹴可就，恐怕还有人体会不深”，“要事事注意，处处留心，不但要观察得广，而且要挖掘得深，体味得细”，两位老作家的思考，并非只是谈及文学创作的具体方法，也是通过文学路子的转变，尤其是对文学真实性和精神层面的探索，给予当时的文学界以启发意义。

“砸烂精神枷锁，解放思想”，这一呼告，不仅是老作家“归来”后的表态，也是全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至此，历史再次上演奇妙的一幕，就在同一个月，1978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头版发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相继转载，20 世纪80 年代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终于到来了。

同年6 月，上海的《文汇报》开辟“关于题材多样化问题的讨论”专栏，文学创作的题材大胆突破过去的限制，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同样在6 月，《广东文艺》第6 期开辟“冲破‘禁区’，正确描写爱情”专栏，与上海的讨论遥相呼应。两个月后，1978 年8 月11 日，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刊登在《文汇报》上，这与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一同被后世当成伤痕文学的代表作。

“时代鲲鹏”初展翅

有趣的是，很多在日后影响力巨大的作家，正好在此时开启了创作之路，但他们当时还没有知名度，作品也并不成熟。但翻阅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足迹，在新时期文学诞生的阶段，他们就已经开始尝试了。

1976 年11 月，王安忆的散文《向前进》发表在《江苏文艺》11月号上，而据她后来说：“第一篇作品是散文《大理石》，写于一九七五年，由作家张抗抗做编辑，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的知青散文集《飞吧，时代的鲲鹏》，此书出版时，已是一九七七年秋天，每人得到一本纪念，其余全捣为纸浆。”

接着，新人新作层出不穷：1977年7月，刘恒的小说处女作《小石磨》发表在《北京文艺》第7 期。1978 年1 月，《人民文学》发表了李陀的短篇小说《带五线谱的花环》。在同一年，《人民文学》第10 期发表张承志的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个月后，王朔的小说处女作《等待》在《解放军文艺》11 月号上发表……

在历史的巨变面前，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与时代的动向发生着主动或被动的互动，文学史上这样的细节，自然也不在少数。当我们回顾往昔，会发现在宏大叙事的巨浪之下，也有很多年轻的作家和新锐的思想，泛起了朵朵微小的浪花。而随着历史的演进，他们将成为20 世纪80年代文学史的弄潮儿，当代文学将在短短十年内上演最精彩的故事，黄金时代即将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