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情感环状模型的档案情感作用模型构建及应用*

崔旋 霍艳芳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250100）

0 引言

“后现代社会”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体现了人们对主体情感的诉求，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及档案学领域“情感转向”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档案与情感的研究领域。在学术界，档案情感理论研究方兴未艾，并呈现出传统理论与后现代理论交织的特点。21世纪10年代之前的文章多着眼于主体情感对档案实践的影响，如姜之茂[1]指出档案馆工作要注重“情感投入”，在档案收集与征集工作中要融洽交接双方关系，换位思考；10年代早期，丁海斌[2]基于传统档案理论探索其情感价值，在追求档案情感价值及作用更高理论表达的过程中挖掘出它在凭证和参考作用之外还具有情感作用；而10年代后期档案情感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章则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更加深入，如魏丽维、李晶伟[3]认为除了档案价值论外，档案记忆观、社群档案理论、档案多元论、情感理论等后现代档案学理论都成为档案情感价值凸显的理论依据。

国内外对档案情感理论研究的关注度提高，国外多聚焦于特定情境中的档案情感理论研究，如对女权主义、寄养儿童、殖民档案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色彩。米歇尔·卡斯韦尔（Michelle Caswell）[4]提出在女权主义理论模式中，档案保管者被视为照顾者，通过一个相互情感责任的网络与记录创造者、记录主体、用户及社区相关联。杰奎林·威尔逊（Jacqueline Z.Wilson）和弗兰克·戈尔丁（Frank Golding）[5]通过案例研究揭示了不完整的档案记录可能对寄养儿童造成情感创伤，并提出揭露和解释档案的过程必须涉及亲历者的见解及档案保存、整理及传播的创新方法。詹姆斯·劳瑞(James Lowry)[6]认为为理解和重视情感创造空间的档案实践将会产生更加丰富的档案，并将在之后应用于移民档案的鉴定上。国内档案情感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档案学者逐渐意识到主体情感因素对档案工作存在影响，第二阶段从档案学科理论出发视情感为档案价值和作用的一种，第三阶段则将档案情感理论纳入后现代档案学理论加以探讨，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对档案情感价值（作用）的概念、内涵、特征、来源、功能等理论的探索，整体上仍然显现出重理论轻实践的特点。一方面，吴志杰等[7]从价值与情感的本质、语法角度、价值与情感的关系三方面论述了“档案情感价值”概念的不足，认为情感是价值判断的结果，不能视为价值。王玉玲[8]则从“档案情感价值”论断中的全称判断与特称判断、必然判断与或然判断、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性质判断和价值判断等角度指出“档案情感价值”适用范围的非普遍性。另一方面，詹姆斯A·罗素（James A.Russell）提出的基于效价维和唤醒维的情感环状模型鲜明地体现了情感和个体生理激活之间的关系，能够为个体情感调控提供理论指导。因此，本文首先以实践指向性最为明显的“档案情感作用”概念为切入点，着重论述“档案情感作用”概念的合理性和适用性，接着基于罗素的情感环状模型构建出档案情感作用模型，阐释档案情感作用的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档案情感作用模型有效应用的关键，以期为在档案工作实践中更好地发挥档案情感作用提供参考。

1 “档案情感作用”的概念表达

档案内容可以反映真实的历史记忆，唤醒主体情感，档案载体对人类情感的触动则更加生动，档案中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内涵，成为世界范围内公众情感表达的象征[9]。学者们普遍意识到档案可以唤醒人类情感体验，引发情感共鸣，但对“档案与情感”关系的表达却不尽相同。本文从档案情感理论的发展脉络出发，着重考量档案情感对实践活动的双重影响，对学术界常用的三种概念表达“档案情感属性”“档案情感价值”“档案情感作用”进行概念辨析，认为“档案情感作用”这一概念在理论发展和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更加具备合理性和适用性。

1.1 “档案情感作用”概念的合理性

从档案情感概念的源流来看，无论是基于传统理论的概念表达还是对国外理论概念的引入，“档案情感作用”的概念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丁海斌在档案价值和作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将档案的基本作用归纳为凭据、参考和情感作用，并指出档案作为一种感觉对象，必然对阅读者产生情感影响[10]。受国外档案情感理论影响的文章多采用“情感价值”这一概念，这主要由于国外情感理论研究的概念分歧主要集中于与情感相关的术语“feelings”“emotions”及“affects”[11],而对“value”的限定较为统一。“价值”与“value”相比，积极意义更加明显，其概念内涵在表达档案情感伤害上存在不足[12]。

从档案情感理论研究现状来看，在诸多档案情感理论研究的文章中，“档案情感属性”“档案情感价值”“档案情感作用”是出现最为高频的三个词汇。属性通常指事物本身的性质与关系，情感属性不是物体本身固有的特点，而是依托于人，为客体对象所激发，其实质还是归属于人这一主体[13]。档案的属性一般包括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和一般属性——知识属性和信息属性。以上属性都是为档案这一客体所固有，不依赖于其他事物而存在，因此用“情感属性”来修饰“档案”似乎不妥。档案价值是档案对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有用性，档案的作用是指档案对人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价值是抽象的、稳定的，具有积极作用，而作用则是具体的、变化的，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14]。因此，从档案情感对实践的双向影响出发，“档案情感作用”的概念表达更为合理。

从“档案情感作用”概念本身来看，“情感作用”作为“档案”的修饰词，一方面表达了档案内容、载体所承载的历史事实、文化内涵、社会记忆对主体情感的触发作用；另一方面又揭示了情感在社会主体和档案客体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主体所具有的情感是由档案客体所引发的，情感因素渗透在档案客体影响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并为两者共同建构。

1.2 “档案情感作用”概念的适用性

“档案情感作用”概念的合理性是其理论适用性的前提，“档案情感作用”除了完成其基本任务，概述档案对主体情感的影响外，更表达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适应了实践表达中情感的两极性，因此，在学术表达中，“档案情感作用”一词具备一定的适用性。丁海斌阐释档案价值（作用）时使用“档案情感作用”这一概念，区分了价值和作用的抽象性和具体性[15]。吴志杰从情感与价值的本质、语法及情感的两极性角度，对“档案情感价值”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和反思，指出“档案的情感作用”这一概念更能概括档案能够引发人情感变化的功能[16]。这表明在对档案情感理论研究进行反思的同时，学者更加关注概念术语的学术严谨性。

人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接触的客体是多样的，档案并非是唯一能触发人的主观感受及情感体验的对象。能触发人情感的条件并不苛刻，身体和心理的接触都能引发个人的情感触动。为主体所有或者所接触到的事物因个体时间的付出而引发情感；具有文化属性的事物能让人在心理上联想到个人经历，引起情感共鸣；具有集群性和共享性质的事物能够更大范围地触发群体情感。档案触发人的情感，要以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从形成时间早晚来看，由于人们普遍存在的、与世俱来的、对历史以及未知世界的好奇感和亲近感，使得蕴含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载体保存时间较久的历史档案更容易引起个人对历史的追忆和情感的共鸣。人们在查考利用现行档案时，却较难产生情感波动。口述资料通过采访当事人，不自觉地融入亲历者的情感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情感的积淀和寄托[17]。人们出于工作和现实查档需要利用文书档案和人事档案时，更加注重借助档案解决问题，这时理性因素占据上风，但我们不能否认人事档案对个人情感的调动。

既如此，档案的情感作用是否缺乏实际适用性？我们是否不必对档案的情感作用进行深究？事实上，档案的情感作用具备一定的独特性，无法被其他事物取代。一个事物发挥作用的独特性与其本质属性息息相关，档案情感作用的独特性在于受原始记录性的影响而具备深刻性。诚然，文学作品的情感作用由于其艺术的表达和生动的叙事手法显得更加强烈、直接和易于接受，但是对于寻求历史真相、探索真理的群体来说，档案的情感作用无疑是深刻的。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可能是歪曲和偏颇的，这时带给主体的情感体验是被动和负面的。档案作为历史的原始记录，以其不加修饰的表达风格为人物正名，修正主体的主观感受，即使档案中蕴含着不实的表达，档案本身的存在也能为记录对象提供辩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档案情感作用具备一定的实际适用性。

2 基于情感环状模型的档案情感作用模型构建

情感环状模型是罗素于1980年提出的情感维度分类模型，通过引入维度理论对情感进行分类，在认知和量化个体的情感表达层面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能够对档案情感作用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尤其对实践中档案情感作用的调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1 档案情感作用模式图

罗素提出的情感环状模型将情感维度分为效价和唤醒维度，前者表示情感状态的正、负特性，即情感的愉悦或不愉悦的程度，后者表示情感状态的激活程度，即情感的强、弱程度，该模型通过一个二维双极空间模型图来总结情感的认知结构，28个代表情感的术语诸如快乐、悲伤等呈环状分布图中，从而分析和量化个体的情感表达[18]。该模型揭示了情感的双极性，其一是基于效价维度的积极情感表达和消极情感表达，其二是基于唤醒维度的较高强度的情感表达和较低强度的情感表达，两者均体现了情感和个体生理激活之间的关系。从情感的视角来看，档案情感作用是将档案与情感对主体的生理激活有机结合在一起，档案引发的主体情感同样具有正、负向两种性质，情感的强度也随着主体的实践活动有所变化；从情感作用的实践效果来看，罗素的情感环状模型从效价维度和唤醒维度对情感进行分类和分析，能够对个体情感调控提供指导。档案情感作用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把握其本质和特点，对档案引发的主体情感进行调控，从而实现效果的优化和完善。罗素情感环状模型中的维度划分能够对档案情感作用的分析提供重要参考。

档案情感作用融情感因素于主客体关系之中，它是指档案对人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具备的情感影响，即社会主体接触档案客体时，为档案的内容、载体所承载的历史事实、文化内涵、社会记忆等触动而获得的情感体验、情感共鸣、情感力量等[19]。基于罗素的情感环状模型分析档案情感作用，构建档案情感作用模式图（见图1）。情感作为档案客体和社会主体之间的中介，在社会主体接触档案客体时被触发，同时情感的两极性又影响着主体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正向的情感体验如快乐、兴奋、热情等能够对主体的实践活动产生促进、激励及导向作用，负向的情感体验如悲伤、愤怒等也会对主体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造成不良影响。档案情感作用的正、负向性质不在于档案触发主体情感的种类，而是取决于档案情感作用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影响。负向的档案情感作用对主体的社会实践具有消极影响，档案工作者、档案利用者、内容相关者等利益主体的参与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负向的档案情感作用。另一方面，档案的双向情感作用存在不同程度的唤醒度，效价和唤醒度共同决定着档案情感的作用效果。罗素情感环状模型的唤醒度主要是从生理激活的强度来对已有的情感进行分类，不同空间的唤醒度和效价存在着不同关系从而使情感的分类模型成为一个环状结构，例如在正效价-高唤醒度的空间，7.8°的“happy”和24.9°的“delighted”体现了角度的增加对应于兴奋的增加和快乐的轻微减少[20]。档案情感作用的唤醒度也表示生理激活的强度，但是相较于对已有情感进行分类的情感环状模型，其唤醒度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主体为档案所触发的情感初时可能表现出较高或者较低的唤醒程度，经过一定的人为干预，唤醒程度可以减弱或者增强。档案情感作用效价维和唤醒维的调控共同构成了档案情感作用的调控过程，为有效发挥档案情感作用对实践活动的积极影响，效价维的调控主要体现在负向档案情感作用向正向档案情感作用的转化，唤醒维的调控则体现在档案情感作用的高唤醒度和低唤醒度之间的双向转化。

图1 档案情感作用模式图

2.2 档案情感作用模型及类型分析

为了进一步对档案情感作用效果进行分析，本文引入罗素的情感环状模型，建立了以情感效价和情感唤醒为维度的档案情感作用模型（见图2）。其中，横轴代表档案情感的效价，表示档案情感作用的正向、负向性质；纵轴代表档案情感的唤醒度，表示档案情感作用的强、弱程度。不同于情感环状模型对已有的主体情感进行分类，档案情感作用模型则是将隐性的档案情感作用效果通过效价维度和唤醒维度加以划分。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档案情感作用类型可以被分为如下四种类型：正向-强型、正向-弱型、负向-强型、负向-弱型。

图2 档案情感作用分类模型

不同档案情感作用类型的特征、产生原因、应用情境不尽相同，故文章接下来对四种类型的档案情感作用逐一分析，并将其类型、特征、产生原因、应用情境加以归纳（见表1）。正向-强型的档案情感作用表示由档案触发的情感是正向的，且这种情感的唤醒度较高。它具备以下特点：首先，档案情感作用的正向性质决定着档案内容对个体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其次，档案情感作用的高唤醒度说明档案的内容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具备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较高的公众参与度。大型电视纪录片《为了和平》史论结合，通过照片、实物、口述档案等讲述抗美援朝的伟大事迹，其中一幅由学生赠给志愿军战士的“我们热爱和平”的画像展现了抗美援朝时期人民群众对志愿军的殷切希望，经过68年岁月的洗礼，也承载了两位老人如今对过往时光的回忆；《山河无恙——影响中国的疫情档案》纪录片结合国内外一手资料，通过专家解读和亲历者讲述回顾百年中国防疫史，令人警醒和深思；江苏“长三角红色档案珍品展”精选出130件红色珍档，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浴血奋战史，通过重温党史不仅坚定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档案展览簿上更记载下青少年们“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更加坚定跟党走”的心声和承诺。

表1 档案情感作用类型分析

正向-弱型的档案情感作用表示由档案触发的情感是正向的，且这种情感的唤醒度较低。从档案情感作用模式图来看，档案情感触发的范围较小，且档案情感的唤醒程度较低，前者取决于档案部门的传播定位，后者取决于档案情感作用的传播效应。档案信息服务的目标受众是社会群体，档案部门应以此为出发点扩大档案信息的传播范围，真正做到面向和服务大众。明确的传播定位是扩大情感作用传播效果的基础，挖掘档案情感作用的传播效应，加强档案情感的唤醒程度则是促使档案情感作用类型从“正向—弱型”向“正向—强型”转化的重中之重。档案的保密性和保管场所的特殊性在档案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一道藩篱，民众对馆藏内容及档案利用流程不甚了解，限制了档案信息的传播范围，也阻碍了正向档案情感作用的发挥。疫情期间秦先生为了帮助年迈的父亲查找已故祖父的档案信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在福建档案信息网提交了查档申请，最终使老人得以在有生之年一睹父亲容颜。信息爆炸式增长，媒体流量为王的时代促使档案相关的严肃性话题更加淡出公众视野，以微博为例，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7月7日，“档案”相关的热搜共15条，主要涉及珍贵档案的发布或是档案政策的变化，如“开国大典档案”“驻华美军暴行档案”“建立毕业生体检档案共享机制”等，缺乏对档案、档案人员及档案工作的宣传，故扩大档案情感作用的传播效应任重道远。

负向-强型的档案情感作用表示由档案触发的情感是负向的，且这种情感的唤醒度较高。从档案情感作用模式图来看，其产生原因在于，其一档案情感触发的范围较广，其二档案情感的唤醒程度较高，两者均取决于档案内容的性质，档案中蕴含的历史事实、文化内涵和社会记忆能够在信息共享和重塑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和加深，最终从档案记录者和所有者上升至整个国家和社会。如果档案记录的内容是客观公正的，且档案揭露的事实本身对记录对象来说是一种伤痛记忆，那么这种历史面貌的重现就会对记录对象及其后代造成二次情感伤害，如果档案记录的内容中存在不真实、不可靠之处，这种歪曲事实真相的记录也会给记录对象带来情感创伤。民族战争中形成的文字记录、照片、音视频乃至官方发布的文件等，记录的是一段血淋淋的历史，为了维护历史事实和种族记忆必须将其保存下来，每一份档案材料的翻动，每一件战争物品的展出都会使参观者心中弥漫沉重、压抑、悲愤的情绪，尤其是对亲历者后代更会造成难以磨灭的情感创伤。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教科书中公然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对日军侵华行为只字未提，这种回避事实、轻视历史的行为是对我国民族灾难记忆的抹杀，更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负向-弱型的档案情感作用表示由档案触发的情感是负向的，且这种情感的唤醒度较低。它具备以下特点：首先，档案情感作用的负向性质决定着档案引发的主体的情感体验、情感共鸣对主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具备一定的消极影响；其次，档案情感作用的低唤醒度决定了负向档案情感作用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人为干预，且这种干预达到了较为理想的状态。负向的档案情感一般作用于内容相关者、利益攸关者、研究者、档案保管者等，档案信息的社会属性在记忆共享和重塑的过程中显现出来，此时档案情感作用范围扩展至社群和国家。纪录片《二十二》以幸存的“慰安妇”为视角，通过当事人及其他人员的口述展示她们的生活现状，这种口述档案的形成往往伴随着亲历者的伤痛回忆，但是导演采访过程中的同理心、拍摄过程中的尊重以及记录片不刻意煽动仇恨，质朴平和的展现方式都大大降低了对当事人的伤害；档案工作是一项服务性的工作，由于社会公众对档案关注度不足，服务过程难免存在一定的摩擦，尤其是涉及个人档案的征集、公开及人事档案的审核等问题时，档案工作者更应该站在各个角色的立场上思考问题，维护档案所有者的切身利益，推动档案工作的顺利展开；社群档案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中形成的档案，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记录不实或销毁记录都是对一个群体乃至一个国家社会记忆和族群情感的伤害，这种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工作更需要档案工作者以道德准则和职业操守要求自己，谨慎对待。

3 档案情感作用模型的应用

档案情感作用模型的本质是在主体档案情感分类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档案情感作用加以调控，最终实现档案情感作用效果的优化，有效发挥档案情感作用对主体实践活动的积极影响。由档案情感作用模式图可知，效价维的调控是由负向到正向的单向调控，唤醒维的调控则是高唤醒度与低唤醒度之间的双向调控。结合档案情感作用的类型分析，如何实现对正向-强型及正向-弱型档案情感作用的维持或加强，对负向-强型及负向-弱型档案情感作用的弱化是档案情感调控的着力点，也是档案情感作用模型应用的关键。

3.1 正向——档案信息的内容挖掘和传播效用

档案与利用群体之间因档案信息内容挖掘力度欠缺、利用渠道单一、利用程序严密而自然地形成一道鸿沟，这严重阻碍了正向档案情感作用的发挥，从丰富档案的信息内容和提高档案信息的传播效用两方面打破档案与利用群体的隔阂是新时期促进档案工作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有效调控正向的档案情感作用的必然举措。

第一，加大档案信息的内容挖掘。首先，立足馆藏资源，发挥地域优势。档案信息机构应该以馆藏档案为基石，加大对地域特色档案的开发力度，充分利用红色基地、名人故居等的藏品、史料资源建立区域优势。其次，借助社媒平台，打造“档案”热点。档案信息传播要注重把握传播的时间节点，从公众热议话题中选取与档案契合度较高的内容，结合社交媒体新颖的叙事方式制造热点，扩大档案信息辐射范围。最后，打造档案精品，树立品牌效应。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应与地区发展相适应，围绕地区文化建设打造“档案＋党建”“档案＋旅游”等档案文化品牌以及以企业为主导的档案服务品牌。近年来，各省市档案馆紧密结合国际档案日、重大人物及历史事件纪念日、节假日等时间，深入挖掘馆藏资源积极践行党史教育，弘扬地域文化，宣传档案事业，有效发挥了正向档案情感的作用，巩固和发展了主流意识。

第二，提高档案信息的传播效用。首先，明确传播定位，服务社会大众。档案信息传播的受众是广大人民群众，不论是馆内的档案借阅及复制的利用政策还是馆外对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人员的宣传都应该尽可能地扩大传播范围，为社会公众服务。其次，结合信息技术，创新传播形式。加快数字化档案资源建设，为信息时代新型档案信息传播形式提供优质资源；结合VR技术和云技术，促进档案展览形式的新颖性、展览内容的生动性；基于档案的文化属性充分挖掘蕴含于档案信息中的视觉文化，打造以档案信息为主体的电影、纪录片等。最后，发挥媒体融合效用，促进社会公众参与[21]。利用微信、微博和客户端等新型媒体，建设集档案信息收集、整理、宣传、利用于一体的档案社媒平台，动员社会公众加入档案工作者队伍，自觉主动地投身于档案信息建设，从而提高档案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北京市档案局、馆聚焦群众利用需求，持续推进馆藏开放档案目录建设，国际档案日期间分区推出网上展馆，并充分利用微信、抖音等形式开展档案宣传，全方位、多层次的档案宣传既使群众增强了档案意识，又激发了群众的家国情怀，有效输出了地域文化和红色文化。

3.2 负向——档案工作者的义务饯行和责任承担

档案工作者是连接档案和利用群体的桥梁，档案工作的性质又将档案工作者置身于多主体构成的情感网络关系的节点[22]，受职业道德和责任感的约束和激励，档案工作者能够更好地融工作关系与情感关系于一体，在档案工作环节站在各个角色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有效调控负向的档案情感作用，推动档案工作的顺利展开。

第一，加强职业道德。档案工作者的主观观念及情感偏向影响着档案内容的真实性，他们有义务守护档案的本质属性，促进服务工作的公正性。加强职业道德是促进档案工作者更好地实现工作义务的重要环节。首先在观念上，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为主导，尊重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维护档案记录内容的真实性；其次在法规上，应该积极践行《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以准则内容约束自己的行为，树立崇高的档案职业道德理念，将档案工作职业道德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后，道德的约束力应该由一定的规章措施来保驾护航，应建立档案工作的监督机制和对其不良行为、不法行为的惩罚机制，促进档案工作的透明化。《国家档案局关于深化档案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放在档案专业人员评价标准的首位，对档案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档案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法治意识、纪律意识及奉献精神[23]。

第二，增强人文关怀。档案对利用者主观感受的触动决定着档案情感作用的发挥，档案工作者是连接档案和利用群体的桥梁，是发挥档案情感作用的关键因素。档案工作者在管理实践中要学会换位思考，具备良好的同理心。向社会征集档案时，应该重视个体的需要和诉求，不能强制征集；公开档案时，要征求档案记录主体或者相关对象的意见，维护档案所有者的切身利益；提供档案服务时，要善于挖掘档案利用者的利用规律和个性化需求，有针对地提供多元服务，营造人性化的服务环境和氛围。山东省档案馆建立重大活动档案征集函制度，加强重大活动档案前端控制，主动与活动主办方协调对接，并通过《山东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维护被征集者及捐赠者的档案利用权益，促使档案征集流程更加规范化和有温度[24]。

第三，有效发挥档案的凭证价值。档案工作者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捍卫档案记录的真实可靠性，有利于避免内容偏差对档案记录对象带来的情感创伤。同时，也应积极主动地将档案作为处理事情和划分权责的真凭实据，发挥档案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争端和法律权利捍卫中的凭证价值。面向社会征集所需的档案材料，并汇集成档案专题材料，将国家珍贵的历史档案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宝贵记忆财富，以真实的历史记录还原历史真相，取信于国际社会，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央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七个单位联合申报，遴选出真实、准确、主题明确的南京大屠杀记录电影、目击记录、市民呈文等共计11组档案，最终使得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成功并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还历史以真相，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向心力[25]。

4 结语

发端于传统档案学理论的档案情感作用的探讨是对传统档案学理论的阐释和完善，体现了学者探求档案学科理论，追寻更高理论表达方法的诉求；受国外档案情感研究影响形成的多维度档案情感理论探索也为基础理论和后现代档案理论的研究注入了发展活力。正确认识档案情感作用的机理，挖掘档案情感作用模型有效应用的关键不仅是档案情感理论研究的探索方向，更建立起档案工作实践中情感作用发挥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