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
——当代乡村人居环境设计的自发式设计理论思考

张学忠，牛艳艳，王宁

西北师范大学，兰州730070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总要求[1]。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及202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意见》，对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2]。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乡土文化兴盛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只有如此，才能使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才能营造乡村文化之“形”，守护乡村文化之“魂”；才能守“乡土”、寄“乡愁”，才能恢复良好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才能乐“乡民”、淳“乡风”，真正实现“生态宜居”。

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各地如火如荼践行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时，生活在城里的艺术设计家们也纷纷参与其中，不同设计师提出不同的乡村人居环境设计的思路和方法，并期待从中发挥积极的干预作用，这种趋势俨然酝酿着一场以乡村为目标的新的设计创新盛宴。但是，谙熟于城市环境设计的艺术设计家能否为乡村提供有益的设计？什么样的设计理论适用于乡村人居环境设计？正是本文探究回答的问题。

一、从康定斯基的艺术故事说起

现代抽象主义艺术先驱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是包豪斯学校里现代设计教育的主要教员之一，也是提出自发式艺术理论的画家，还是参与了莫斯科花园城市规划的设计师，见图1。

康定斯基1866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1886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攻读经济学，由于他受到法律学和人种学等其他学科的吸引，让他获得了一种能够将自身融入事物本质中的抽象能力。其中包括他关于罗马法与俄罗斯农民法之间的对比分析。根据《康定斯基回忆录》，他认为罗马法尽管清晰明确、精炼微妙的结构令他着迷，但它过于冷漠、太强调理性，以及毫无弹性的逻辑秩序，让他失望。相较于罗马法，康定斯基认为“俄罗斯农民法中对于法律基本问题的解读及令人愉悦的解决方法赢得了我深深的敬意和热爱”。他们（俄罗斯农民）看重的不是法律的僵硬代码，而是一种特别的自由和可塑的法律形式，依据的是朴素的人性原则，其中隐含的“内在需要”“个体自发性”等特征[3]。这种发现促发了康定斯基关于抽象艺术的理论，并在其抽象艺术理论著作《论艺术的精神》中，“内在需要”“共鸣”“自发性”“精神性”“综合性”等概念构成了他抽象艺术理论体系的关键词。康定斯基认为抽象艺术正是“通过超越时代企图囚禁它而设置的界限，指出未来的内容”[4]，抽象艺术的使命目的“不是为了作茧自缚而是为了解放”[4]。

受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的委托，康定斯基从1918年到1921 年间积极投身于苏维埃政府建设新社会的革命运动中。1918 年塔特林（Vladimin Tatlin）邀请康定斯基加入人民教育委员会下属的“美术和艺术家协会”，当时的委员会正着手研究讨论改造莫斯科城市的问题，希望把莫斯科规划设计成一座未来城市的典范。关于莫斯科市新的规划设计，一种思想是强调修饰美化的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的设计思想；另一种思想是基于花园城市的设想——发展小型社区并通过新的交通工具把郊区和市区连接起来。康定斯基创作的系列“微型世界”作品（见图1），是花园城市设计规划中莫斯科与卫星城的抽象方案，是康定斯基把抽象主义绘画与未来城市的规划设计、理想社会的预期设想联系起来的一种实验。这个实验方案体现的正是康定斯基“内在需要”“个体自发性”抽象艺术理论。虽然这个方案最终没能获得认可和付诸实施，但基于“内在需要”和“个体自发性”的艺术思想，通过他在包豪斯的设计教育，对现代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1 康定斯基创作的系列（微型世界）作品（1922年）

当今面对乡村人居环境设计问题时，康定斯基“内在需要”“个体自发性”艺术理论仍然可以提供积极的启示意义。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是基于农耕文化、宗族伦理的一种自治体系（乡村血亲宗族自治体系），其人居环境设计属于类似“内在需要”和“个体自发性”的产物。在践行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设计实践中，康定斯基自发式艺术理论或许也能为我国乡村人居环境设计提供令人愉悦的解决方法。

二、当代乡村人居环境面临的问题

（一）诗意乡村里的标准化、批量化设计

众所周知，画家写生对描绘对象的景致是有挑选的，尤其是国画艺术家往往都喜欢选择具有古旧蕴味的乡村作为描绘对象。究其原因，一是缘于对中国古代画家图式、趣味的依循，便于画出“国画”特有的意境；二是画家天然地对乡村抱有诗意化的想象与期待，即建筑和设施古朴、道德民风淳朴，生活耕作一如田园牧歌的古代。这种对乡村独特个性化和诗意化的想象与期待，对应的却可能是另一种现实：偏僻（交通不便）、贫穷（坚守传统耕作方式）、蒙昧未化“不知有汉”。艺术家的这种想象与期待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从农民的角度来说，乡村并不是用来抒发思古幽情的，更不是用来艺术化地观看的，生计使然和身不由己才是真实。为此，“按图索骥”的画家们每当碰到贫困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被现代化的标准化、批量化地改造时，常常会吐槽个性、诗意的乡村被标准化、批量化的新农村建设毁了。

如果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标准化、批量化的现代化改造不可避免，那么乡村现代化建设是否可以避免标准化、批量化？深受标准化、批量化之利和弊的城里的艺术家，将乡村作为乡愿的寄托，以留住“乡愁”作为理由的艺术家对乡村诗意化的想象和期待，其实蕴含了艺术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差异带给艺术家的困惑。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标准化、批量化设计现象，其积极意义是有助于消除城市、乡村二元差异，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尤其是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乡村振兴战略，消除城市、乡村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总体特征。其中就包括统一规划乡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等人居环境的标准化、批量化，以及成功模式的进一步复制、推广。虽然这一过程可能会出现千村一面，缺少了个性，在美学上也有待考量，但是在低成本、高效率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解决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可选项中，标准化、批量化有其优势，也符合城乡一体化发展原则，初步满足了农民希望拥有与城里人一样人居环境的需求。

当然，艺术家的想象与期待，也提醒人们认清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丽乡村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或许存在视觉审美质量评价方面的自相矛盾。

（二）乡村劳动力的流失和乡村旅游项目的涌入

1.出离乡村

近年来尽管国家出台一系列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政府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投入也逐步加大，尤其在贫困地区，政府不仅承担了扶贫重担也承担了项目投资风险，农民只需投入劳力即可获得基本收入的保障，这是我国在乡村建设方面的重要利好和优势背景。尽管如此，乡村依然面临着许多导致人力资源流失的问题，如年轻人前往城市打工，学生前往城市读书，毕业生前往城市寻找工作，乡村的空心化趋势依然存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农业从业者（农民）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不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且难度不断加大。此外，与大城市相比，乡村的人居环境无论是从公共设施、服务设施的建设还是生产生活条件来看，都落后于城市，加之城市发达的产业体系带来的就业和收益的利好冲击，决定了出离乡村依然是年轻人主要的选择。

其次，乡村逐步兴起的标准化、大规模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不仅进一步促成剩余劳动力脱离农业，离开农村，而且对乡村原有的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挑战。大规模现代农业的发展，通过化学化、机械化带来规模效益、集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诸如食品安全、资源环境污染等一系列新的问题。当然，这种问题的出现不仅是中国乡村出现的问题，也是农业发达国家的通病。农产品出口常年位居全球第二的荷兰，为了在2030年之前达到气候目标，2022年6月10日荷兰政府公布了大幅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的措施，宣布了一揽子减排措施，却惹怒了农民，因为有关措施可能迫使许多畜牧业养殖户大幅缩减牲畜数量，甚至彻底停止经营。荷兰农户多次开着拖拉机在全国各地堵路，造成高速公路和市中心的混乱[5]。

乡村劳动力的流失，大规模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对乡村原有生态环境造成的危机，二者的共同作用，出离乡村，到城里获得劳动收益的最大化，成为年轻人的必然选择。

2.入驻农村

与乡村劳动力出离农村形成对流的，是乡村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城市居民选择到乡村旅游，也有学者大力助推乡村旅游，原因是乡村拥有异于城市的独特旅游资源，甚至在旅游创意方面，乡村蕴含了比城市更大的潜力[6]。

为了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越来越兴旺的产业，城里的旅游投资者、游客纷纷入驻乡村，开启了乡村旅游的新局面。乡村旅游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解决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问题，也可以充分发挥乡村自然、文化和历史资源优势，为乡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其经济活动机会，乡村旅游、旅游扶贫成为贫困地区乡村扶贫攻坚的有效方式，成为乡村居民增收的一种渠道。除了乡村旅游的利好之外，它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外来的旅游经营者和乡村人居环境设计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将农村变成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乡村旅游让农村民居变身民宿酒店、农业变身观光景区、农民变身旅游服务者或经营者。问题是，农村民居如何变成游客的民宿酒店，农业的价值能不能变成观光价值，农民能否擅长旅游服务与经营？更深层的问题是乡村文化的自信、修复，与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农村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宗祀文化、农耕文化、风水文化、历史文化的保护与现代旅游产业化之间的矛盾。例如出于旅游规划的乡村人居环境文化基因修复，会不会造成乡村现代化改造的逆流问题。

对于游客来说，从城市来到乡村，旨在追求新的、更个性化的、平静的田园生活方式，乡村旅游成为城市居民消遣的一种体验。为此，基于乡村旅游的新农村建设必然是远离城市的劣势，充分接近其所有优势，即城市、乡村的差异性与乡村旅游吸引力成正比。对于农民来说，为了迎合游客的田园梦和假日心态，是否应该放弃乡村人居环境的现代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此外，乡村旅游可能成为农民增收的途径，但农民在旅游产业资本、技术、经验等方面都无法与进村发展旅游产业的城里人竞争，会不会最终沦为城里人旅游产业末端的打工仔而背离了农民的本分、尊严和体面等。

不难看出，城里人对农村的美好向往，是因为对城市的厌倦和抵触，而村里人对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的向往是对农村的厌倦和抵触。基于乡村旅游的新农村建设并不总是单纯的郊区化，也可能是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

三、设计角度的解读

（一）设计与生计

乡村振兴，主要是产业振兴。当代乡村人居环境设计，不仅是为了旅游业的推进，更重要的是关注如何创造农民的生计，以提高选择留在乡村居住的居民生活质量。当代乡村人居环境设计，可以促进旅游，但旅游是乡村业态之一，只能是乡村经济和农民增收的组成部分，并非乡村的主业和长久、稳定之生计。

当代设计所对应的当代文化，已然远离古典农耕文明中文人雅士的“十大雅事”（抚琴、望月、对弈、观云、赏画、听雨、品茗、拾花、酌酒、探幽），追逐奇观、狂欢、快消费的当代文化，在旅游产业营销的加持下，自然引导乡村人居环境设计走向奇观、狂欢、快消费。对照之下，已完成工业化且步入后工业时代的当下，如果乡村资源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农民与城市居民二者身份不能互换，所有的设计还阈于进一步固化传统乡村的农业职责和农民身份，那么乡村原住民的因循守旧与平凡安逸将成为一种耻辱，自足自适的乡村诗意生活必将不复存在，乡村旅游也将导致农民的乡村生活成为一种未完成、竞争落败的沮丧之地。

在设计史上出现过一种“反设计”的运动，揭示的正是现代设计走向误区的可能性。为了促销和满足消费者对奇观、狂欢的欲望，由此出现了过度设计的现象，以及出现了设计师无所不能的自负或内卷的极端化趋势，并由此催生了“反设计”运动的产生。反设计（Anti-Design）是一种设计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意大利兴起，是抗拒主流的设计模式，针对的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设计主流模式，扭曲了现代运动或优质设计的宗旨，追求激进设计或短命的时尚，将设计沦为扩张廉价市场的策略及作为增加假性需求的工具。

（二）传教士与代理人

游客希望体验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而农民希望乡村与城市一体化，过上与城里人无差别的生活。设计师面对如此需求差异，如果按照乡村农民的意愿，乡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中的“乡村”显然就不该存在了，如果满足游客的需求，那么必然违逆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和要求。乡村人居环境设计的对象或主体应该是谁？

赫伯特·西蒙将设计称为人工科学，认为设计是一种有关非确定性的综合活动，而不是关乎自然法则中的无法确定性，更不是关于人工物的确定性。设计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沟通、建构、战略规划或系统整合，以及对符号、事物、行为和环境等新的综合[7]。作为人工科学及其研究对象，当代乡村人居环境的设计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是一场蓬勃兴盛的设计盛宴，而是一个复杂而特殊的设计问题，尤其是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现实原因，致使当代乡村人居环境的设计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问题，导致设计问题具有“非确定性”“抗解性”特征。当代乡村人居环境设计问题的“抗解性”特征，不仅包含了设计对象、设计客户需求的“非确定性”、也包含设计师自身的“非确定性”。

设计师有“传教士”和“代理人”两种身份模式，“传教士”身份意指设计师作为独立的个体，包含构想和表达自身独特设计智慧、艺术理念的冲动；“代理人”身份则意指设计师是设计委托者诉求的代理人，设计行为是履行职业本分、破解委托人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事实是，设计活动大都是基于“传教士”和“代理人”身份在解决设计师自认为重要的问题，并非与村民或游客的问题完全一致，甚至设计拟解决的问题有时是设计师自己构想的问题。“设计是为了消费者”，这或许只是一种假象，设计活动主要是为了设计师，设计师希望说服甲方、消费者接受他们的设计方案，许多乡村人居环境设计项目中，村民并没有与设计师一起参与。

四、另类思考

（一）《四千年农夫》与村民的脑矿

乡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当我们追逐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大肆发展非农的新产业以期破解农村现代化困境的时候，富兰克林·H·金在2011年著书《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永续农业》却对中国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大加赞赏。富兰克林·H·金认为东方农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农业，东方农民是勤劳智慧的生物学家。如果向全人类推广东亚的可持续农业经验，那么各国人民的生活将更加富足。例如富兰克林·H·金认为在远东地区，每一种可以食用的东西都被认为是人类或者畜禽的食物。而不能吃或者不能穿的东西则被用来做燃料。各种有机垃圾混合在一起和人类的或动物的粪便都被细致地保存下来，在使用之前再将它们粉碎并烘干作为肥料。在这里，看不见一块闲置的土地，见不到一点被浪费的资源[8]。

《四千年农夫》中基于自然生态充分利用资源的农业模式，是与西方现代农业不同的模式，其中蕴含着不同于西方现代设计的一种新的设计模式——避免过多人为干预的设计模式，是一种东方农耕民族特有的设计智慧。

当然，并非只有富兰克林·H·金发现中国乡村文化中蕴含的这种“脑矿”。早在1923 年陶行知与晏阳初和其他有志之士组成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了全国平民教育运动，并聚焦中国的乡村和农民。其中的晏阳初，因为在法国担任中国劳工翻译的经历，发现这些劳工拥有智慧、经验，只是没有渠道去学习，劳工身上有巨大的潜力，并将这种潜力称为“脑矿”。陶行知创办了许多平民学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晓庄师范。在学校里除了教授农民识字、阅读，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水平和文明意识，也向农民学习，开掘中国农民的“脑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把乡村当作社会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创办《农民报》，建立广播电台，编演农民戏剧等，在乡村开展文艺、卫生、公民和生计四大教育。时至今日，陶行知和晏阳初两位先生的平民教育理念，仍然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因为“四千年农夫”蕴含的农业智慧，以及普通村民中潜伏的“脑矿”，或是消解现代乡村人居环境设计中诸多问题的另类思考。我们没有理由无视村民自我改造的潜力，也没有权力剥夺村民对于美丽乡村人居环境设计的主导权。乡村人居环境艺术设计改造不能脱离作为主体的农民，乡村人居环境设计的评价话语权、设计操作权应该交还给村民。即排除单一的文旅富农、设计扶贫、文化下乡等授人以鱼的模式，我们需要做的是提供相应的公益培训和教育、医疗、文艺等设施设备条件，展示、传习、推广平台，是扶持帮助传统艺匠生活向当代设计生活融合过程中农民角色身份的转换，由此滋生出与现行学院派设计相异的造物、造境模式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实现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从乡村被动改造到农民主动创造的转变，从看起来很美到生活很美的转变，理应是当代乡村人居环境设计之自发式设计的目标。

（二）石节子村的案例

石节子村是甘肃省秦安县一个仅有13 户村民的偏僻山村，见图2。石节子地处偏僻、干旱缺水、可生存的农作物异常稀少，花椒、苹果、桃是仅能培育的农特产品。而这座闭塞贫瘠的小山村，因为石节子美术馆的建立与开展的系列艺术活动，成为国内艺术乡建的一个典范。

图2 石节子村，2020年

石节子美术馆的创建者是靳勒，他既是学院派的教授，也是出生于石节子并担任石节子村“荣誉村长”的石节子人（见图3），他带领村民一道创作系列艺术作品，并成为乡村里的一道道景观，其核心是强调全体村民参与，与文旅专家、设计师主导的乡村规划设计形成鲜明对比。石节子村是在艺术家与村民集体交流和使用当地资源的基础上采取的自发式创造性艺术实践。

图3 靳勒与石节子美术馆（2008年）

石节子美术馆创建者靳勒，深受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名句“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影响，他将石节子村13 户村民的每户人家作为石节子美术馆的组成部分，在靳勒看来，石节子人，不仅是农民，也可以是艺术家。题写石节子美术馆名字的不是书法名家，而是村民何蠢蠢，见图3崖面上的美术馆题字；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的名为“主人”的展览上，村民缝制“虫人”的衣服，村民的行为也成为作品的组成部分；在“一起飞”的艺术乡建项目中，艺术家和村民平等自觉参与，一道为村里修建60.8 m的“公民之路”；由村民们将旧衣服破布条和石节子的红胶泥，做出几十个“基因棒”（见图4）参加了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开馆展览；石节子为村民靳红强于2019 年10 月在北京世纪坛举办画展等。自2008年以来，石节子美术馆举办了大小展览及艺术活动24次，都是由村民参与的艺术试验。

图4 村民制作“基因棒”（2020年）

石节子村全民参与的当代艺术试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石节子美术馆也成为省内外十几所高校的社会实践及创作基地，同时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2013年政府出资20万为村里接通了自来水。之后，石节子硬化了进村道路，安装了路灯；筹资兴建了饮水工程；修建了公厕、浴室，改善了基础卫生条件；设立了售货部，联通了互联网、绿化了村庄荒地，改善了村民生活环境。艺术给石节子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善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基础条件。

石节子美术馆十几年的艺术乡建实践及创作活动，不但改变着石节子村，同时也改变了村民。作为艺术乡村，村民们也开始自觉维护村容村貌，干净的村道、整齐的柴火堆、方正摆放的废弃砖块，村里没有人乱丢垃圾，因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石节子美术馆的组成部分。此外，在村民参与的众多艺术创作实践中，激发了村民的审美意识、表达意识及文化自觉意识和价值认知，村民们变得更自信、更有参与意识，也更相信艺术，相信艺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艺术也让村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尊重，石节子村民也在与众多艺术家的访谈接触中，不再怕生羞涩，他们为自己参与艺术活动而高兴，为自己是石节子村民而感到骄傲[9]。

在石节子艺术乡建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艺术乡建模式，即“自发式”创新性艺术乡建模式，使石节子村成为国内艺术乡建的典范样本。2019 年3 月23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在北京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开展，展览从全国各地乡村艺术中筛选三家，秦安石节子艺术作为当代乡村艺术代表之一参加了会展。2021 年，由高名潞著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将40年来他亲身见证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放到了百年来文化现代化的背景以及全球化语境中进行梳理，其中第十五章“乡村托梦（异托邦）和介入艺术”第三节，探讨当代艺术史视野中乡村大美术的前景和疑虑，并将石节子作为典型样本之一[10]。

石节子村作为艺术乡建的样板，以及艺术介入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范例，尽管算不上成熟，许多工作还在探索推进阶段，加之艺术家村长靳勒于2021年底突然逝世，暂停了石节子前进的步伐，后续的发展或许愈发艰难，但从当代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将石节子美术馆纳入中国乡村百年来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与全球人居环境设计的语境中来看，石节子美术馆体现了农民作为自足主体的觉醒，尽管石节子美术馆听起来有点像一群村民营建的一个乌托邦，但在高名潞著的《中国当代艺术史》中，石节子美术馆被看作是乡村异托邦和介入艺术的典范。其中的异托邦，是高名潞借用福柯存在论的观念“异托邦”（Hétérotopie），强调每个人都必须履行自己的角色，乌托邦是子虚乌有的，异托邦是真实存在的，是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

五、结语

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博伊斯强调通过自发的内在变革，用艺术去重建人与人、人与物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关系，以艺术来重建人类精神。即改变世界的关键，在于人类共有、内在的创造力。于是，他将他的“社会雕塑”理论付诸行动，让人们都参与到他的艺术理想构建之中，来践行其“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主张。石节子美术馆的个例或许过于特别，不具备普遍性，但石节子美术馆告诉人们，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早在2007年，靳勒就带领四位村民前往德国参加卡塞尔文献展，在德国艺术展上，59 岁的村民靳女女对着记者说了一句朴实真挚的话：“艺术重要，雨水更重要”。雨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乡村是农民的生存空间，农业是乡村文化的根基；农民是乡村的主人，也是实现美丽乡村、创造诗意生活的主角。

艺术作为自我确认的方式和自足系统，雨水作为生态系统自发的涌现，并不依赖外来他者的设计或规划，激活乡村农民对自适、自足美好生活的创造力（内在需要），发挥农民在乡村人居环境设计中的主导作用，提升农民自发设计的能力，才能真正有益于传承、发展中国农耕文明，才能真正实现乡村人居环境的生态宜居，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