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地方高职院校特优发展策略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熊景鸣 黄陈林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 铜仁 554300）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一种重要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国家相继提出建设优质高等专科学校和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双高计划”），前者强调“优”，后者强调“特”，这两个特点是今后高职院校建设发展需要紧紧把握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要突出特色发展，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与宗旨、办学定位与目标、发展方向与发展战略、育人精神与人文内涵、人才培养模式、校训校风、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另一方面要突出优质办学，主要体现在优质教学环境、优质教学团队、优质教学资源、优质科研服务、培养优质学生等方面。高职院校要同时坚持特色和优质两条主线，加快自身改革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资源支撑，为国际职业教育提供中国方案。

一、高职院校特优发展的必然性分析

（一）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发展的本质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速向经济强国、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中国制造2025”“大国工匠”“乡村振兴”“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持续实施的重大发展战略，迫切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大批技术精湛的杰出技术技能人才。高职院校特优发展是主动对接并积极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聚焦内涵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本质要求。

（二）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器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培养可用的人才。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更为密切，面向市场、服务产业是职业教育永恒的办学方向。高职院校特优发展有利于推动自身提质增效，围绕地方产业、技术进步、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要求，在人才培养、技术技能传承、促进就业创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高职教育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引擎

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高职院校转型升级发展需要新的引擎。高职院校特优发展必将成为高职教育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引擎，实现内涵式发展，注重以师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质量保障和终身发展；破除过去粗放、扩张式的职业教育结构布局，注重以人、财、物为基础的规模增量发展，转变长久以来对职业教育的偏见，真正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受到国际、国家、社会的重视。

二、贵州省高职院校特优发展的困境分析

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贵州省积极顺应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潮流，相继推出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2016—2018 年）”“兴黔富民行动（2020—2022 年）”等项目，并与教育部共同制定《教育部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技能贵州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将职业教育摆在教育强省、兴黔富民、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突出位置，高职教育较之前有了质的飞跃。但是，与当前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形势相比还不完全适应，与推进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需要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教育内涵与质量已成为当前贵州高职教育发展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发展水平整体不高

近年来，贵州省大力推动职业教育，现有高职院校43 所（公办37 所，民办6 所），2 所国家示范（骨干）校（全国200 所，占比1%），3 所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全国200 所，占比1.5%），1 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立项建设单位（C 档）（全国56 所，占比1.8%），2 所高水平专业群立项建设单位（B、C 档）（全国141所，占比1.4%）。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单位集中在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和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三家单位，其余40 所院校均未获国家重点项目。从办学指标来看，根据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平台统计：截止2019 年8 月31 日，贵州省生均财政拨款1.12万元（全国中位数1.34 万元）；贵州省生均教学行政用房18.07 平方米/生（全国中位数18.18 平方米/生）；贵州省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8003.97 元/生（全国中位数10 739.35 元/生）；贵州省生均实践场所6.69平方米/生（全国中位数8.39 平方米/生）。纵观对比以上这几项核心指标，贵州省职业教育整体都处在国家中等水平以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贵州省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另外，从2018 年国家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方面看，贵州省获得二等奖7 项（全国共评出特等奖2 项、一等奖50 项、二等奖400 项），高职教育教学改革成效不显著。

（二）治理能力有待提升

高职院校治理能力是促进院校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是加强院校内涵建设的重要引擎。2016—2019 年贵州省实施了三年行动计划，对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部分高职院校逐步建立健全内部治理架构。但是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还存在院校治理观念不够，治理体系缺失，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治理机制不健全，治理运行效力不高，教学单位自主权不够等主要问题。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结构尚未形成，开放合作的治理模式还未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治理文化还没有形成，可以说院校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最近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

（三）专业群建设理念不够

近几年，从贵州省实施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和“职业教育兴黔富民行动计划”来看，在项目方面，虽然都推出了骨干专业群建设，但是真正在评审和建设方面，对组群逻辑、如何破除分院之间资源共享问题、如何重构课程问题缺少指导性意见，致使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中评出的专业群只是简单组合，建设也只是趋于任务化，没有真正探索出贵州省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实施意见，全省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效果不好，“双高计划”入选的专业群仅2 个。同时，专业和专业群面向产业和产业链的契合度不高，面向第一产业学科数为8 个，专业点数68 个；面向第三产业学科数为50 个，专业点数410 个；电子商务、财经、会计等专业开设过多，专业建设同质化严重，专业毕业生供大于求，在专业数量和结构布局上需要进一步优化。

（四）师资队伍缺口较大

近年来，贵州省将师资队伍建设作为突破口，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高职院校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的重要工作来抓，评选“省级教学名师”、建设“省级教学团队”、创建“省级大师工作室”，师资队伍整体职业素质不断提升。根据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平台统计：贵州省高职院校生师比17.28（全国中位数15.22）；贵州省具有高级职务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21.26%（全国中位数29.30%）；贵州省“双师型”教师比例41.5%（全国53.26%）。贵州省教师数量仍然紧缺，高级职称教师缺口很大，“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仍未建立，教师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有待提升。

（五）服务能力整体不强

贵州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教育扶贫工作，并将职业教育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环节。根据贵州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0）统计：2019年全省高职教育技术服务到款额8062.45 万元、技术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54 736.61 万元、纵向科研经费到款额4688.56 万元、技术交易到款额460.44 万元、非学历培训服务4 312 120 人日。从以上数据来看，贵州省高职院校大力开展技术服务及技术培训工作，为地方脱贫攻坚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为助推贵州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献策献力。但是，与国家整体相比，贵州省服务效率仍存在差距，根据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2019）统计：贵州省高职院校研发服务到款额中位数15.6 万元（全国中位数平均数64.675 万元）；贵州省高职院校非学历培训到款额中位数40.5 万元（全国中位数平均数139.825 万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贵州省高职院校技术服务及技术培训等社会服务水平依然存在整体不高、差异较大的问题。

（六）国际化办学停留在“引进来”

贵州省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是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作为提升职业教育办学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走出去、引进来”两条腿的国际化合作办学思路，重培养，强内涵，拓宽办学格局，提升办学层次，强化领域内涵建设，形成良好的贵州职业院校发展格局和国际视野。目前，贵州省现有来华留学生1000 余名（全国共有1.7 万余人，占比6.4%）；国（境）外海外办学点2 个（全国共有33 个，占比6.6%）；开发并被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6 个、课程标准32 个（全国有国（境）外采用的专业教学标准595 个、课程标准3349个，分别占比1%、0.9%）；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专任教师23 人（全国国共有1 400 人，占比1.6%）。由以上数据对比可知，与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相比，贵州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在“走出去”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三、贵州省高职院校特优发展策略探析

（一）六大方面，实现内部管理向治理转变

学校内部管理向治理转变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职业院校要以学校章程为核心，建构“党委统一领导、校长依法负责、专家潜心治学、师生民主参与、理事会监督”的治理结构。根据合法性、规范性、先进性、可操作性、个性特色五大原则，结合院校实际，与时俱进，将新时代对职业教育的新要求、新职教理念等写入学校章程，着力推进依法办学，以章治校。健全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制度，配套制定《理事会章程》，定期召开政校行企理事会会议，充分发挥理事会“咨询、协商、议事、监督”四大作用。要设立学术、教学指导、专业建设和教材建设及选用委员会。明晰议事范围和议事规则，指导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专业调整、课程建设、实训建设、团队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提升教授治学专业化水平。要注重发挥两会作用。每年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鼓励师生对学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做好提案处理工作，解决师生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调动师生参与学院管理与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深化“二级管理”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在人事调配、干部推荐使用、专业设置、合作办学、科研管理、人员聘用、团队管理、资产管理方面扩大二级分院办学自主权，充分调动二级分院在办学上的积极性。要实施教学诊断与改进。以智能化校园为基础，实现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的自我诊断、预警和改进，推进学院内部质量螺旋上升，激发师生内生发展动力，形成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质量保证体系。

（二）三个环节，实现专业建设向专业群转变

专业群建设是促进专业资源整合和结构优化，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的重要抓手。高职教育应把产业链和创新链构建需求作为专业与专业群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需求相适应的专业群，形成社会与高职教育实现资源、技术与人才双向输送、互为支撑的良性循环。专业群建设首要是组群。高职院校应紧贴产业链（产业群）结构和职业岗位（群）的需求，精准分析产业人才需求侧和供给侧的饱和度和能力结构，适时调整优化群内专业结构，实现专业群与产业链或岗位群的有效对接。专业群建设的最大痛点是课程体系的构建。职业院校要充分调研产业（链）工作体系以及岗位工作任务，分析岗位能力素质要求，合理遴选开发拓展课程、方向课程和平台课程，构建完整的 “平台课+方向课+拓展课”的专业群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多岗位、多需求的课程体系，提高学生自主选择权。专业群建设重在资源共享。专业群中的专业可能分布在不同的二级分院，这给教学资源共享带来了很大难度。以铜仁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高水平专业群为例，打破专业组群二级单位界限，群内专业分布在农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三个二级分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师、课程、实训资源共建共享，这就促使各专业之间、院系之间打破原有的工作模式，更加开放共享的办学，将专业群作为一个独立的基层组织，合理分配教师、课程、实训等各类资源，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

（三）四项探索，实现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

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是回答培养“什么人”的具体答案。高职院校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改革，在各类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以形成“各类课程同育人”的思政教育格局,实现育人合力。将思政课程作为重点，创优思想政治课堂。加强对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研究，广泛搜集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国内素材，将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使思政课变得有意思、都爱听、真相信。将公共基础课程作为延伸，与德育相融合。在教育过程中进行思政扩散，多方面引导学生树立爱国情感、遵纪守法、崇德向善、积极乐观的态度，主动担负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将专业课程作为补充，深挖思政元素。根据不同专业的独特之处，把握好挖掘拓展的重点，要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学生自觉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突出培育严谨的科学态度、敢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引导学生在进行自然探索的同时，增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意识；人文艺术类专业要突出培育高尚的文化素养、高雅的审美情趣，注重把爱国主义、民族大义贯穿渗透到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体育类专业要突出培育健康的生活习惯，引导学生弘扬体育精神，发展健全人格，养成运动习惯，锻炼健康体魄，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将实践课程作为检验，实现知行转化。实践课程要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精益求精、专注严谨、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职业道德，同时也要注重培养文明礼貌、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等方面的社会公德，帮助其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将知识转化为行动，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

（四）三项突破，实现师资队伍建设向“双师型”转变

教师是教育教学的实施者、科技成果的产出者、投身社会的服务者，教师的教学水平、技术技能水平、服务水平直接影响着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是学生能否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关键。“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要把握三个环节。首先，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双师资格认证标准。高职院校师资质量提不上来，很主要的原因是国家、地方、高校对双师教师的内涵和标准缺乏统一的界定，以至于出现各种不同的理解。地方行政教育部门和高职院校应将岗位职业能力作为双师认定的必要条件，各类证书作为充分条件，建立科学分级、逐级认定的“双师型”资格认证体系。其次，要做好双师教师培养规划。高职院校大部分教师均是高校毕业生，缺少行业、企业经历，实操技能缺乏。因此，当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最重要的突破口是做好内培。高职院校要用好职称评审中企业实践这个硬要求，落实五年一轮训制度，加强过程监督，加大实践考核；要着力发挥行业企业这个大型实践基地的作用，拓展校企合作范围，与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实行“学生+校内指导教师”顶岗实习，既可解决实习期间校内指导教师与学生脱节的问题，又可实现阶段性地教师培养。最后，要做好职业院校人事招聘改革。做好“内培”的同时，也要做好“外引”，要严格教师准入标准，增加企业经历和实践要求，打破人事招聘“唯学历论”倾向，打破校企双方职工无法互通局面，探索合理的企业经历人员招聘条件，完善笔试+技能测试职业院校教师资格证考试制度，把住职业院校教师入门关。

（五）五个角色，实现社会服务向技术服务转变

贵州实现乡村振兴，赋予了职业教育从“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到“人人职教、个个就业、家家致富”的使命。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更加认清自身功能定位，把握角色扮演，破除以往社会服务的惯习，完成技术服务的转变。

1.对接地方产业，扮演好科技“研发员”角色

科技进步是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支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对不富裕的地区，由于基础薄弱、人才匮缺，自我创新能力不足，生产技术大多处于追赶的滞后状态，大部分要靠技术扩散、技术转移等来实现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产业发展，阻碍着地方经济发展。高职院校应当发挥学院人才资源优势，紧紧围绕地方产业的需要，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找准产业体系的薄弱环节，加强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实用技术研究，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2.着眼难点问题，扮演好决策“进谏员”角色

在脱贫攻坚和农村产业革命不断推进的进程中，势必会出现一些地方政府无法确定、不易抉择的问题，需要大量实践事实研究结果来加以证实。高职院校应当充分发挥学院人才智力优势，多学科、多视觉、多层面深入开展问题研究，为政府、行业和企业提供决策参考。

3.深入田间地头，扮演好技术“服务员”角色

贫困地区种、养殖户惯用老技术、老方法进行生产或销售，缺少学习新技术的机会，致使产量一直上不去，效率提不高，成本降不下，效益不增长。发挥高职院校技术优势，是高职院校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和服务贡献度的重要途径。学校要积极鼓励动员教师进村入户现场指导，开通农技服务“专家-农民微信群”，技术指导农户培植特色产业，有效带动精准扶贫户直接受益，辐射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4.聚焦生产难题，扮演好技能“推广员”角色

高职院校在实施学历教育同时，应积极开展面向社会人员的技能培训，尤其是农民，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服务农村产业革命，是职业院校的职责使命。要坚持“能训必训、应训尽训、育训结合”的社会服务理念，与市县联合实施“雨露计划”“阳光工程”等项目，为涉农企业举办种植技术、养殖技术等技术技能培训，有效促进涉农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根据农民自主创业就业需要，开展职业工种培训与鉴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5.强化党建扶贫，扮演好精神“讲解员”角色

高职院校应当发挥在人才培养与党建方面的能力优势，积极引导村级党组织建设与产业链、合作社融合发展，帮助村级组织带好致富队伍；选派优秀干部驻村任第一书记、技术骨干，作为科技特派员，开展技术帮扶，寻找农产品销路，带领村民科学养殖种植，宣传国家政策方针，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转变观念，将他们“苦熬苦等”的思想转化成“苦干实干”的行动，把“我想富”的梦想转成“我能富”的现实。

（六）三个方面，实现国际化办学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

“双高计划”的三个内涵之一就是国际交流，国际化办学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高职院校要实现特优发展，国际化办学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是极为重要的环节。要让学生走出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交流合作，在做好留学生招生的前提下，把握国家公派项目和贵州省千人海外留学计划等政策，开拓形式灵活的短期游学、长期交流学习、海外实习实训，让学生有机会走出国境，扩大视野，增强国际交流。要让教师走出去。高职院校应积极树立教师国际化意识，加强与国（境）外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国际交流机构合作，增加教学、科研出国团组，通过短期交流考察、学习培训和访问等方式，拓宽教师国际化视野，更新教育理念，提升科研能力。要让学校走出去。利用好中国—东盟交流周平台，与东盟国家的高校建立长效对话机制，加强在各领域实质性交流合作力度，争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海外分校形式，开展国际职业教育服务，承接中资企业海外员工的教育培训。同时，要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制定，开发国际通用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高质量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资源。

高职院校特优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关系着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地方经济发展、职业教育转型升级，需要政府、教育部门、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以及职教战线的教师协同配合，共同推进，实现高职教育特色优质高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