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的溢出效应评价
——基于改进的CRITIC-熵权赋权法*

马立强，王良羽，王 丞

（1.山东工商学院；2.中国海洋大学）

“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我国要在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时，我国对城市发展提出了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等新要求，对于我国工业城市而言，进一步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盘活城镇低效用地以及恢复利用工业废弃地，成为推动城市绿色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工业废弃地作为工业城市危机与复兴的共同载体，是我国工业城市快速发展所不可避免的负面产物，对工业废弃地进行合理有效的再利用，对实现工业城市的资源科学配置、城市绿色转型以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相较于项目为开发企业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在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的改造、运营等过程中，其往往体现出显著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正确分析与评价工业废弃地的溢出效应，对正确认识各项因素对溢出效应的影响、再利用项目中政府实现补贴的科学决策、开发企业实现投资的最优决策以及进一步量化工业废弃体现出的综合价值量等多方面均具有指导意义。本文基于改进的CRITIC-熵权赋权法，对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评价模型进行构建与研究，通过识别与分析工业废弃地文化、社会等部分溢出效应对综合溢出效应的影响情况，对工业废弃地综合溢出效应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与研究，为保证项目实现溢出效应的最大化提供理论依据。

一、工业废弃地再利用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我国工业废弃地的再利用项目呈现出明显的公益性、非竞争性的建设与发展特征，其项目建设完成后的建筑或设施往往会体现出经济效益不显著而社会、环境等溢出效应显著的特点。对工业废弃地的各类溢出效应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有助于及时发现项目资源配置效率低、外部经济性差等问题[1]，并为政府与开发企业监管项目进度及质量提供依据。国内外对溢出效应的分析与研究以经济、生态以及社会三个方面为主，项目所产生的各类溢出效应并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互相影响，项目的各类溢出效应往往会产生放大或缩小的情况。项目产生过大的经济溢出效应往往会带来其生态环境溢出效应的缩小，而项目的生态溢出效应往往与社会溢出效应呈现出正相关关系。[2]

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大都难以产生足够的直接经济效益，但存在明显的经济和环境溢出效应。在对该类项目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应通过设置符合其经济外部性特征的费用效益表，构建合适的评价指标[3]，以对项目的经济溢出效应进行合理核算，避免出现分析结果不合理、不全面的情况。同时，政府应加强对该类项目的监督与管理，防止出现开发企业为追求高额的利润过度开发而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容量的行为，以避免外部不经济性的产生。[4]

由于工业废弃地会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其再利用项目往往体现出较大的正向生态溢出效应。但若项目出现过度开发的情况，还是会对城市生态产生负面影响，为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管理者应将保护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并构建多元环境治理机制。[5]工业废弃地再利用的生态溢出效应计算往往通过生态恢复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评估的方式体现出来，广泛应用的方法为生态建模法和等效因子法。[6]通过对生态恢复后的生态系统体现出的各类服务的价值进行汇总，结合不同类型的等效值以及项目的实际面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等效因子进行适当调整[7]，最终实现工业废弃地生态溢出效应的合理评价。

通过对城市中的工业废弃地进行及时、有效的再利用，有助于在改善城市肌理、塑造城市景观系统[8]的同时，解决城市“断带”以及城市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体现出较强的社会价值。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会有效推动当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影响当地的ESV 以及相邻城市的ESV，并对相邻城市的城市化建设产生影响。[9]因此，对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的溢出效应进行合理的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所述，国内外溢出效应分析通常以水利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外商资本投入等项目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主要分析经济、生态以及社会三个方面，缺少对文化溢出效应以及适用于我国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评价方法的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全面识别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在文化、社会、经济以及生态4个方面体现出的溢出效应，确定相关指标并对指标进行定义与分析，构建该类项目溢出效益评价模型。（2）将CRITIC 赋权法与熵权法进行融合并改进，通过分析不同准则下指标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指标的离散程度，使两种方法优势互补，提高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评价的合理性、科学性。（3）将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评价模型与改进的CRITIC熵权法进行结合，通过实证分析对模型与方法进行运用，进而实现对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的科学分析，为进一步实现工业废弃地价值的合理量化提供理论依据。

二、溢出效应评价模型构建

（一）评价指标的识别

待再利用工业废弃地往往在具有多个再利用方向的同时，还涉及多个利益相关群体。因此在对该类项目的溢出效应进行评价时，应综合考虑不同再利用方向下工业废弃地所能体现出的溢出效应，并向项目涉及的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发放调查问卷或邀请其进行访谈，收集充足、有效的评价信息，以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及全面性。将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的综合溢出效应作为目标层指标（一级指标），并将文化、社会、生态以及经济4 项溢出效应作为二级指标。由于溢出效应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因此构建如下3项项目情境作为溢出效应的评价准则，以实现影响程度的量化分析以及二级指标的权重赋值。

（1）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优先满足项目周边社会公众对休闲娱乐、良好环境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追求，即该再利用项目应优先体现较高的生态、社会溢出效应。

（2）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优先满足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保护当地工业遗迹及遗产，弘扬与传承当地特色工业文化的追求，即该再利用项目应优先体现较高的文化、社会溢出效应。

（3）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优先满足开发企业对创造高额经济利润，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拉动当地经济增长、提高项目周边商户以及企业发展动力的追求，即该再利用项目应优先体现较高的经济、社会溢出效应。

在获取评价信息的过程中，利益相关群体应根据自身对当地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各方面的了解情况以及其期望值，对项目的各类溢出效应进行客观的评价。文化、社会、经济以及生态4 项溢出效应分别对应多项三级评价指标，该模型一共包含21项三级指标。其中，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的文化溢出效应包含建筑与构筑物代表性、文物古迹价值、核心工业风貌保存情况、空间格局特色、传统工艺传承情况、特定时期影响力以及教育研究功能完整性7 个方面；项目社会溢出效应包含城市交通通达度，公共交通便捷度，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受影响程度以及产品、名人或历史事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4个方面；项目生态溢出效应包含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情况、植被类型敏感度指数、植被覆盖恢复指数、景观重塑指数、生物多样性恢复指数以及植被破坏压力指数6 个方面；项目经济溢出效应包含再利用对周边商企运营及经济收入的影响、再利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能力、再利用带动周边房价上涨的能力以及再利用对周边社会公众缩减健康医疗费用的影响4个方面。

（二）评价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1.评价方法的选择与改进

针对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的显著特点，本文选择CRITIC赋权法与熵权法作为综合评价该类项目溢出效应的评价方法。CRITIC熵权法是通过综合衡量评价指标间的冲突性，以及指标本身对比强度来实现评价指标客观赋权的一种方法，而熵权法是依据评价信息中的不确定性进而实现指标属性赋权的一种方法。在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中，不同溢出效应存在相互影响的情况，而通过这种隐性的相互作用，再利用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各类溢出效应相互促进或制约，最终在项目终止时溢出效应体现出放大或缩小后的状态。由于CRITIC 赋权法无法分析评价指标离散程度对指标赋权的影响，而熵权法无法分析评价指标间的相互影响状况，对二者进行融合运用有助于对评价指标进行合理、科学的赋权。

通过运用CRITIC熵权法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能够在分析存在相互影响的评价指标之间内在联系的同时，考虑评价指标的离散程度对指标赋权的影响，进而形成优势互补、有效提高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评价的科学性。[10]但由于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的溢出效应评价大多需要从多个角度展开，因此往往存在多个评价准则。为综合考虑不同评价准则对该类项目溢出效应的影响情况，对CRITIC赋权法进行改进。假设评价准则的个数为s且各评价准则的重要性均相同，则评价指标d的冲突性应将其在不同准则下的冲突性加和后取平均值，此时评价指标间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评价中存在多个评价准则时，应对评价指标相关系数进行重新计算，并根据相关系数进行后续信息量以及权重的计算。

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涉及利益相关群体较多且复杂，因此，在针对某个具体项目作出评价时，需要向该项目涉及的多个利益相关群体发放调查问卷或邀请其代表进行访谈。由于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评价角度不同、完成调查所需的时间周期不同以及其对项目的了解深度不同等原因，评价信息易出现现象性的异常情况。这种现象性的异常情况往往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向社会公众这一利益相关群体发放的调查问卷多存在极端评价（评价信息全为最高评价、全为最低评价或全为中性评价等）的情况，而开发企业这一利益相关群体则存在过度追求经济性而给出不合理评价的情况等等。

在进行评价指标赋权时，异常的评价信息对运用熵权法求得的评价指标权重影响较小但对CRITIC赋权法的影响较大，因此本文对CRITIC赋权法进行进一步改进，以减小异常评价信息对评价指标赋权的影响，提高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评价的科学性。在运用传统CRITIC赋权法完成评价指标权重的初步计算后，设置调节系数η并对评价指标进行重新赋权，最终权重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ηd为第d项评价指标的调节系数，δd为运用传统CRITIC赋权法得到的第d项评价指标的权重，δ′d为改进后第d项评价指标的最终权重。

通过运用改进后的CRITIC-熵权赋权法，在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评价模型中经过相关计算可获得各项溢出效应的权重以及各三级评价指标的权重。为进一步分析各三级评价指标对包含于其的各项溢出效应的影响情况，构建下列公式以计算各溢出效应下三级评价指标所占的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μj为第j项三级评价指标在包含于其的溢出效应中的占比情况，∑μj为第d项溢出效应对应下各三级评价指标占比之和，φj为第d项溢出效应对应下第j项三级评价指标所占权重。

2.溢出效应评价模型构建

通过运用改进后的CRITIC-熵权赋权法，并结合各项评价准则、各级评价指标的识别情况以及评价指标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构建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评价模型。该模型对ANP 与AHP 的典型结构进行一定借鉴，由控制层与元素层构成，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评价模型结构图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的识别与分析，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其影响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溢出效应间影响关系

结合溢出效应及其所对应三级指标的指标特性，在运用改进的CRITIC赋权法对4项溢出效应进行赋权以及运用熵权法对21项三级评价指标进行赋权后，对两种方法进行融合运用，即将熵权法求得的三级评价指标权重与其溢出效应所占权重相除，进而获得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各项溢出效应下各评价指标的综合权重，为分析对各项溢出效应影响较大的指标提供依据。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人们认知的有限性以及思维的模糊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无法通过给出准确得分来评价事物。[11]同时考虑到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利益相关群体中的部分个体完成调查问卷的时间周期较短等原因，采用9 级语言评价标度对元素层中的评价指标进行打分。语言评价标度集L={l-4,...,l0,...,l4}中各元素分别表示为{极差，很差，差，较差，一般，较好，好，很好，极好}[12]，其满足条件：若α>β，则lα>lβ。通过运用含有不确定信息的语言型评价指标，能在使人更容易接受信息，对项目溢出效应作出更合理评价的情况下，提高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评价模型的科学性。

三、案例分析

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坐落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作为工业废弃地改造及再利用的成功案例之一，其前身为建于1954年的原国有重点陶瓷企业淄博瓷厂。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总建筑面积25万m2，既保留了已有60年历史的老厂房及老设备，又融入了现代化的艺术元素。整个创意园以陶瓷文创与琉璃红木、陶瓷科技为骨架支撑，打造了集陶瓷加工、大师工作室、陶瓷培训中心、陶瓷孵化器以及陶瓷历史博物馆等建筑或设施为一体的陶瓷文化特色产业基地。同时，新增休闲吧、书吧、陶瓷特色酒吧以及各种特色餐饮等店面，为游客及周边居民提供文化生活场所。对旧淄博瓷厂的改建及再利用项目进程及运营管理等进行科学的研究以及客观的评价，能够在为类似项目提供一定借鉴的同时，提高我国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的完成质量，加快我国工业废弃地的再利用进程。

由于淄博瓷厂的改建项目涉及多方利益群体，因此参与本次评价的主体为相关部门、开发企业以及游客。本次评价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共发放调查问卷115 份。调查问卷经过回收、筛选以及整理后，共回收有效调查问卷106 份，问卷有效性为92.2%。将调查问卷中与4项溢出效应相关的评价信息进行整理，通过构建评价矩阵并结合传统的CRITIC 赋权法计算四项溢出效应的对比强度、相关系数、信息量以及其占综合溢出效应的权重。各项溢出效应权重的计算结果如下：

由于本次回收的调查问卷中存在评价信息现象性异常的情况，部分有效问卷的评价打分全为最高打分（l4）或全为中性打分（l0），其对各项溢出效应权重的确定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因此运用改进后的CRITIC 赋权法，结合式（2）对各项溢出效应的权重进行调整与计算，权重的最终计算结果如下：

根据上述权重的计算结果可知，若运用传统的CRITIC 赋权法，经济溢出效应经计算后仅占0.095的权重，而运用改进后的CRITIC赋权法，通过计算各项溢出效应的调节系数后对其进行重新赋权，此时经济溢出效应所占权重为0.225。在不改变各项溢出效应权重大小关系的前提下，运用改进后的CRITIC赋权法计算得到的权重更合理。将原淄博瓷厂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的4项溢出效应按权重大小由高到低排序可知，其生态溢出效应的体现情况最优，其次分别为社会溢出效应以及文化溢出效应，经济溢出效应的体现情况最差。

该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在彻底清理原淄博瓷厂工业固体废料的同时，消除了瓷厂生产对周边居民带来的空气及噪声等污染。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改建时，由专业的景观师对创意园区内的生态环境进行规划，在项目特许运营期内，开发企业严格开展项目运营管理并时刻监督项目质量，最终创意园区内的绿化率、植被种类以及类型等多方面均得到提高。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的建成为周边居民增加了休闲娱乐的场所，园中改建的陶瓷历史博物馆、大师工作室以及陶瓷培训中心等建筑与设施提供了传承当地特色陶瓷文化以及传统制作工艺的场所。由于前往1954 文化创意园的游客大多以周边居民为主，创意园内与周边商户的纪念品购买量以及各种特色餐饮店面营业额的提升情况较差，因此该地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所体现的经济溢出效应较差。

为进一步分析三级评价指标对该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综合溢出效应的影响，将106份有效调查问卷中与21项三级评价指标相关的评价信息进行整理，构建评价矩阵并结合熵权赋权法计算各项三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各三级评价指标的赋权结果如下：

为进一步分析各项三级评价指标对包含其的溢出效应的影响情况，结合式（3）计算各项溢出效应所包含的三级评价指标权重。具体计算结果如下：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可知，针对淄博瓷厂改建为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这一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对其综合溢出效应评价影响最大的三项指标分别为公共交通便捷度、传统工艺传承情况以及产品、名人或历史事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其所占权重分别为0.073、0.062、0.055。而影响最小的三项指标分别为特定时期影响力、植被覆盖恢复指数以及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受影响程度，其所占权重分别为0.034、0.035、0.036。

由于1954 文化创意园占地面积较大，政府增添了多处公交车站，这为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园区内改建的陶瓷历史博物馆、大师工作室以及陶瓷培训中心等建筑或设施，让更多游客在更深刻了解淄博瓷厂的历史事件、名人以及产品的同时，亲身体验陶瓷的制作过程以及传统工艺的精妙之处，这在提高社会公众对1954 陶瓷文化创意园认同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再利用项目的综合溢出效应。由于原淄博瓷厂已改建完成，其在特定时期的影响力仅通过文字记载无法让游客得到更直观的认识，因此特定时期影响力对项目综合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小。由于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的主题是弘扬与传承当地陶瓷文化，园区内较多的建筑与设施导致植被种类、类型以及园区绿化率很难进一步提高，进而导致植被覆盖恢复指数这一评价指标权重较小。对于周边居民而言，1954文化创意园所提供的更多的功能为休闲娱乐而非文化旅游，未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改变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该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中，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受影响程度对项目综合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小。

通过运用改进的CRITIC-熵权赋权法，计算并分析各项评价指标对包含其的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可知，对文化溢出效应影响较大的三项评价指标为传统工艺传承情况、核心工业风貌保存情况以及教育研究功能完整性，其权重分别为0.182、0.151、0.145；影响最小的评价指标为特定时期影响力，其权重为0.100。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中的大部分建筑由旧建筑改造及融入现代化元素而成，因此在对该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的文化溢出效应进行评价时，相较于建筑与构筑物代表性、空间格局特色以及文物古迹价值等方面，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均更加重视园区的内涵，即传统工艺的传承、核心工业风貌的保存以及教育研究功能的完整性。而由于园区内仅保留了文字描述类型的历史纪事，无法让游客对原淄博瓷厂在特定时期的影响力产生直观的认识，导致该指标对文化溢出效应的影响最小。

针对该再利用项目的社会溢出效应，对其影响最大的评价指标为公共交通便捷度，其权重为0.341；影响最小的评价指标为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受影响情况，其权重为0.167。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的建成带动了周边公共交通的发展，为周边社会公众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不同群体均对公共交通便捷度的评价较高且相对统一，进而导致该项评价指标对社会溢出效应产生较大的影响。而1954 陶瓷文化创意园自建成至今，相较于发展文化旅游项目其更多的是作为周边居民的休闲娱乐场所。由于公共交通便利等原因，居民外出休闲娱乐的成本基本不变，导致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受影响程度占社会溢出效应的权重较小。

针对原淄博瓷厂的改造与再利用项目，对其经济溢出效应评价产生最大影响的指标为再利用对周边社会公众缩减健康医疗费用的影响，其权重为0.284；影响最小的指标为再利用带动周边房价上涨的能力，其权重为0.211。在对原淄博瓷厂进行改建前，开发企业对当地存留的固体工业废料进行清理，并对园区的景观、植被进行重新设计。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建成后，其园区内绿化率、植被种类以及生物多样性得到大幅提升，同时管理者对园区进行严格的维护与管理，瓷器制造、工业废料对周边居民带来的噪声、空气等污染得到彻底根除，不同群体对该项指标的评价均较高且相对统一，进而导致该指标在经济溢出效应中占较大权重。而文化创意园目前主要作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其带动周边房价上涨的能力较弱，因此该项指标在经济溢出效应中的权重较小。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析可知，对该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生态溢出效应评价影响最大的两项指标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情况与景观重塑指数，其权重分别为0.191以及0.177；影响最小的指标为植被覆盖恢复指数，其权重为0.135。相较于其他指标对生态溢出效应的影响，园区改造完成后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并且园区内多项景观在得到重塑的同时，新建了少量能体现陶瓷文化的景观，使得该项目的生态溢出效应进一步提高。由于园区内植被的种类、类型以及覆盖规模等均被景观设计师的设计所限制，部分受访者对该指标的认识较浅等原因，植被覆盖恢复指数这一评价指标对生态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较小。

四、结论与讨论

工业废弃地的产生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其在工业化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后就成为阻碍工业城市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再利用项目的开展对我国工业城市土地资源浪费、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等多方面均具有积极意义。对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的溢出效应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工业废弃地的再利用进程，并为量化估算项目的价值提供理论依据。为消除现象性异常评价信息对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溢出效应评价指标赋权的影响，通过设置调节系数对CRITIC-熵权赋权法进行改进，同时构建项目溢出效应评价模型，并将其与改进后CRITIC-熵权赋权法进行融合运用。

模型计算结果显示，改进后的CRITIC-熵权赋权法可以有效减小现象性异常评价信息对指标权重的影响，各项溢出效应及评价指标赋权的合理性、科学性得到有效提升。同时结合实证分析可知，在工业废弃地再利用项目中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溢出效应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在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的后续运营管理中，管理者应重点关注公共交通便捷度、传统工艺传承情况以及产品、名人或历史事件对社会的影响程度这三项指标对项目综合溢出效应的影响。同时，管理者还应综合考虑社会公众对园区提出的新要求，通过增添影像资料、开办陶瓷制作兴趣班以及增大创意园区宣传力度等方式提高1954 陶瓷文化创意园的文化、社会等溢出效应，进而实现项目综合溢出效应以及项目质量的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