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落尽见真淳
——论《儒林外史》中的魏晋情结

王树新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山西 朔州 036000）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经典的世情讽刺小说，吴敬梓在书中描摹了儒林群像，既揭露了封建士人内部的秩序结构，也以理想主义之笔形塑了许多典型的名人贤士形象。这些人物寄寓着吴敬梓的魏晋情结，凝结着自由精神与道德理念，显示着社会批判性。在自由无拘的名士贤者、市井奇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魏晋风骨的赓续以及超脱庸俗的藩篱的隐逸情怀。

一、疏放旷达的名士风流

作为一种士人文化的传统，魏晋风骨形成于东汉末年，儒道等不同文化流脉秉持的话语立场与哲学思维在对冲中走向统合，最终导致了玄学的兴起。士人阶层无力规避动荡的时局，也不愿放弃文人的风骨，于是他们纵情诗酒、沉湎药石，以追逐自然之乐抵御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拘囿。以儒道文化为思想基石的魏晋风骨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尤其是其超脱世外的名士风流，奠定了士人“雅”文化的基调。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对士人文化的书写显然受到了魏晋士人文化的影响，他借由对疏放旷达的名士贤者形象的建构表达了对魏晋时期文人风流的无尽向往。

魏晋风骨鄙夷物质层面的欲望，极力赞扬士人远离礼教秩序，依照“本性天然”的方式自由发展。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塑造了王冕、杜少卿等风流士人的形象，他们或出身贫寒却不因此而自卑，或家有“累世之财”却“四散济人”，不介怀外物的得失。王冕以“没骨花卉”的画技独步天下，他却屡次“谢辞厚礼重金”，在听到朝廷有意授予官职的消息时，他立即收拾行囊逃遁，不愿涉足朝堂政事。他以破败的牛车拉着母亲，行走在乡野之间，迎面传来村童们嘈杂嬉笑的声音，他依旧自得其乐，丝毫没有受到别人的干扰；而杜少卿则在大好春光中携妻共游、赏美景，这种“本性流露”的君子做派虽不符合礼教，但不失之坦荡自然。相比之下，在道路旁侧看的“目眩神摇，不敢仰视”的众人，却显得心有戚戚，神志不坚。这种旷达的处事态度、背离礼教的生存姿态与甘于贫穷的节操立场，无一不显示出对魏晋时期士人风度的追缅与遥思，这在儒林中诸多假正经、伪卫道士之间显得尤为珍贵。

在这些疏放旷达的名士之外，吴敬梓也借由《儒林外史》中众儒生的人生选择、治家方式探索着名人贤士立身处世的不同方式。吴敬梓对魏晋风骨的承继是带有反思性质的，他不是全面地认同魏晋名士们不羁不囿的生活方式，而是力求在融入外世与保持内在纯净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从而避免因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而导致现实世界的悲剧。如《儒林外史》中虞博士做官之后在精神上始终保持着对自我的坚守，除应得的官俸之外分文不取、分毫无犯。他将做官视为获得生存资料的正当途径，对比散尽家财、怀才不仕的杜少卿，虞博士显示了一种另类的、更为温和的反叛方式。同时，虞博士并不教自己的子嗣谋取仕途经济，转而教后人医术，虽被排斥在封建士人的阶层之外，却可以谋得安身立命的手艺，不需向外求索。吴敬梓在缅怀魏晋名士超脱世俗的遗风的同时，也肯定了人发自本心的对生存与享乐的追求，他对魏晋情结的坚守不是偏执的，在承继延续的同时也注入了时移世易后的现实思考，体现了正视生活本身的处世态度。

二、郁愤交织的讽刺思想

魏晋风骨追求雅致、自由的文人情趣，显示了弃绝庸常、与世无争的精神品格，充满内在的冲突与矛盾，表明了一种郁愤交织的讽刺态度。魏晋时期动荡的时局、众生的疾苦都给当时的文人带来了内心的痛楚，他们不愿趋炎附势便佯装超脱，以离经叛道作为反抗封建秩序的方式，以恣肆洒脱的生活方式表达着对时代的无言征讨。而《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塑造的众多名士贤者身上也闪现着这种对时局的郁闷和愤懑，他们以自我的言行表达对世道的不满。

杜少卿面对臧蓼斋拜谒知县的邀请时，心情郁闷难言，直斥其为“一等的俗物，搅缠不休，真真是腌臜奸猾极噫！”士人阶层之间的往来皆被人情利益操纵，潜心文学不过是为了经营仕途经济。杜少卿的话语隐含作者的立场，表达了吴敬梓对于封建社会士人阶层庸俗习气的不齿，直露的言语极具讽刺性。同时，吴敬梓也对魏晋时期礼重女性的风习心有向往，他塑造了沈琼枝这一女才子形象，讽刺了当时士人的学识鄙陋与寡断优柔。沈琼枝虽为女子却才干拔群、胆识过人，在被骗为人妾之后丝毫不显慌乱，立即决定逃跑，并精细地规划了逃跑的线路及之后的生计问题。女性的卓越智慧与果决胆识与同时代的官宦之家的纨绔们形成了鲜明的比照，隐晦地讽刺了当时依靠荫庇承袭官职，自身才学浅薄、目无远见的士人群体。吴敬梓的世情讽喻是含蓄而辛辣的，他以“外史”为小说命名，显示了其写作立场是“局外”的、旁观的，这与魏晋时期文人观照社会的立场具有一致性。

同时，吴敬梓在强调文人的风骨的同时并不赞同效仿魏晋士人的“隐遁”之举，他的知识分子立场是具有家国情怀与责任意识的，他强调在“出世”之外也要有“入世”之心。《儒林外史》中杜少卿装病拒绝出仕为官，宁肯同夫人耳鬓厮磨也不愿真正做出一点事情，最终因故人纷纷谢世或隐居而陷入彷徨无措，唯有远走他乡另寻生机；庄绍光的博学上抵天听，被御批圈点为官，却说，“我道不行”，最终避居湖畔一隅，使其不俗的才华流于孤芳自赏。对于他们这种消极厌世，放诞恣肆的处世姿态，吴敬梓或借由他人之口进行批评，或将否定的立场隐晦地转达出来。相对而言，王冕的形象更符合吴敬梓对于理想化士人的期待。他并不贪恋高官厚禄，也不在乎与权贵之间的往来，但是当时为吴王的朱元璋亲自拜访时，他却愿与之坐而论道，言语之间对世情风俗了若指掌，为吴王提供了许多良策，显示了真正有家国天下情怀的知识分子形象。吴敬梓将魏晋时期知识分子郁愤交织的忧国情怀进行了延伸，借由儒林中士人形象的内部分异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要与现实社会相联系，既要保持内心的独立与洁净，也要积极入世，找寻变革社会的良方。

三、避世而居的隐逸情怀

魏晋风骨狂放不羁、脱离俗物的情怀，逃逸于功名阶级制度之外，从“外向度”的探索转向“内向度”的发掘。他们正视人发源于本性的欲求，肯定人对生活乐趣的追求，注重激发人格中具有独立性的一面。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致力于形塑具有自由个性与崇礼思想的真贤者、真名士的同时，不得不意识到该类品行高洁、不媚世俗的名贤处境的尴尬。他们无力攀爬缠绕着人情利益与阶级壁垒的封建秩序，只能保持住自己内心的纯净与独立，难以承担起移风易俗、匡扶礼仪的现实责任。满腹经纶、画技高妙的王冕只能避居密林，逍遥于世外；恪守儒道思想的名士庄绍光以玄武湖为根据地，边感叹“道业难播”，唯有“琴棋自适”，边以自然之幽静隔绝市井之繁华；显示着吴敬梓对魏晋名士之风流的无尽追缅的风流士人杜少卿，最终也只能放任自流，偕同妻子游玩赏乐却不愿出仕为官。

这些避世而居的人物形象显示出吴敬梓的隐逸情怀，他细致地描写了儒林中人的各种可笑行径，作为烘托这些赓续了魏晋遗风的名士的大背景。而在《儒林外史》的结尾处，吴敬梓也传达了对这种“避世不见”的态度的轻微反思，杜少卿的背离世俗传递的仅是个人的文化态度，没有超出其个体经验的范畴，没有为当时的士人文化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方向。他的内在思想依旧是崇尚儒家礼义的，只不过是源于对部分封建教化的不满而产生了反叛的冲动，他趋向的并不是毁坏旧的礼乐制度、建立新的文化范式，而是想以朴素的道德观念教化世人，虽然其态度是严肃的，其言行也构成了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但是不免陷入一种“曲高和寡”的尴尬状态。历数《儒林外史》中吴敬梓进行自我投射的真名士与真贤者，他们也仅保持住了自己心灵的疆界不受外物的侵袭，但是却匮乏足够的主体能量，不能将主体思想向外投射并获得回应。

于是，在风流名士的“隐逸世外”之外，吴敬梓也塑造了一些“大隐于市”的“奇人”形象。他们如名士般守卫着内心的纯净、崇尚精神的自由，同时又不超离世俗市井，显示出经世致用的现实态度。如贩火纸筒子的闲散商贩王太，这类人物在古代的传统小说中常被归置为人物中的下乘，吴敬梓却写其精于棋道，胜过国手后不卑不亢地谢过要请吃酒的众人，挑起扁担仰天大笑而去；寄身于寺庙中的季遐年靠卖字为生，却纵情叫骂背负千金前来求字的富绅，而遇知己时他又挥毫泼墨，因自给自足无求于外人，以其率真澄明的态度行走于世间。我们可以说，这两类形象构成了并置关系，共同反映了吴敬梓对魏晋名士的隐逸传统在不同向度上的探索。同时，这些“市井奇人”的形象又是吴敬梓在“名士贤人”形象基础上的一种延伸，是吴敬梓结合社会现实对魏晋时期的文人隐居思想的一种转化，反映了作者对积极入世者的肯定态度。理想人物形象的移置反映着作者思想世界的变动，但其不堕世俗、追求自由的重要品质却始终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