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媒体在我国社会圈层化运动中的应然角色研究

武 峥，李 泉

（1.阜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阜阳236037；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一、社会圈层化运动的演变与影响

（一）社会圈层化运动的演变历程

1.社会分层：整体统一中的社会结构分化

社会分层类似于地层结构高低有序的等级层次，是指由于社会成员及群体对社会资源存在分配及占有差异而引起的社会层化和等级秩序现象，是不平等现象在社会结构中的反映。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一直都高度重视等级层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分层基于政治力量引导，由行政权力通过计划经济体制掌控社会资源分配，以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地主等为主的社会分层，更多体现的是社会结构整体统一状态下的个体及家庭的政治身份，公众及群体处于资源分配的被动接受地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至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帷幕由此拉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引起了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剧烈变迁，社会始终处于分化整合、重组流动的状态，社会分层逐渐成为社会矛盾激化和问题冲突的重要背景因素。

国家经济体制的变革引发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发生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开始突显；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社会结构逐渐分化，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结果，决定了社会公众和社会群体的话语权大小以及层级高低。由此导致社会阶层差异分化，并根据职业、制度、权力、资源等不同标准划分为对应的社会阶层。[1]社会分层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结构变革的全过程，是关系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议题。社会分层结构本身的差异相对固化，较难消除，界定了不同层级群体之间的边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公众人际交往活动的排他性和圈层化现象。

2.社会圈层：跨越阶层的群体细分与聚合

1947年，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以“差序格局”理念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加以概括：个体和他人的社会关系就像石子投入水中产生的波纹圈一样，由近及远愈远愈薄，所有个体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同时也从属于优于自身的共同体中心圈子，血缘、地缘、政治地位、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等共同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形成因素。从“差序格局”理念的视角来看，社会圈层是权力集中、阶层分化的产物，同时具备“圈群”和“层级”的共同特征。社会公众以自我为中心，以自身所处的层级为起点，向外延伸形成人际互动圈层，聚集形成自我圈层的话语体系和沟通方式，实现价值诉求与情感共鸣。[2]

圈层在社会领域表现为公众及群体的人际交往互动模式，不同群体之间通过内外圈群和社会层级的双重维度构建人际关系网络，并进行内部和圈际交流，社会关系、利益、情感和信仰等是除血缘之外影响圈层成员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社会圈层的形成并不完全依赖于单一纵向的阶层划分，反而聚合了跨社会层级公众及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各种价值观。我国社会圈层主要划分为情感型、地域型、兴趣型、职业型、工具型与复合型等类别，并通过不同标准完成了对社会群体的细分和聚合，使其在同一社会圈层中满足情感、价值、社交等共同诉求。网络空间中的圈层是现实社会圈层的真实反映，而互联网平台为不同圈层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技术支持。

3.社会分层与社会圈层的联系与区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逐渐由集中化、同质化转向差异化、复杂化，社会阶层划分的层次结构和等级秩序日益分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进步，基于共同兴趣爱好、地缘关系及利益导向的圈层开始形成，并成为现代生活中人际交往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社会分层结构中不同阶层的成员通过共同圈层得以团结、聚合。社会分层通过某种标准区分社会群体及成员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层级秩序，是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体现，而这种不平等通常由经济地位和社会资源的占有差异而决定。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不同阶层的地位结构总体呈现上下、高低不等的垂直结构，社会层级分化严重，处于不同层级地位的成员在社会分层结构和地理空间结构的位置变化形成了社会流动，而阶层、经济资源占有情况的固化，则导致处于低层级的人们在向高层级流动时面临通道堵塞、跨层级流动频率下降、社会结构矛盾冲突增加等问题。

社会分层强调界限分明的社会群体差异化分层，而社会圈层则是信息时代不同层级社会成员的聚合（见图1），强调以共同价值诉求为基准的跨阶层聚集。社会分层根据资源占有类型不同和水平高低不同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并以此作为评价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根本标准。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和结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自致性因素取代先赋性因素成为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强化群体认知和集体行为。阶层固化则剥夺了个体通过自致性因素实现社会层级流动的权利和上升通道，由此导致群体贫富差距扩大， 影响社会平稳发展。社会圈层的跨阶级性，能够通过不同标准凝聚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社会成员基于共同诉求构建跨阶层互动的人际关系网络，社会成员个体意识被淡化，基于圈层成员共同价值诉求的集体意志得以强化。不同圈层重叠交叉领域的跨界对话，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跨阶层流动，形成不同社会层级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效缓解社会阶层固化引发的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营造成员共同体的集体归属感。

图1 社会阶层与社会圈层结构示意图

（二）社会圈层化的双重影响

圈层化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其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其更为清晰地呈现于公众面前，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同圈层实质上是相对独立的场域空间，以圈层共同体的集体形式进行外部对话和内部交流。

1.社会圈层化的积极作用

圈层成员多由生活形态、价值观念、文化认知等较为接近的个体成员组成，社会圈层化现象孵化了以此为组成要素的圈层共同体，以实现圈层内部价值诉求的精准目标和对外延伸发展的资源流动配置。社会圈层化的积极作用重点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优化社会治理模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跨阶层聚合的不同圈层成员的社会阶层地位、经济收入、文化水平等差异化现象明显，但处于同一圈层之中的社会成员层级、身份等异质要素被弱化，借由共同价值诉求、利益倾向或兴趣爱好等同质属性连接聚合，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连接较弱，但圈层凝聚力较强，能够通过集体行为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社会治理主体可结合这一圈层特征进行高效治理，促使社会资源集中、定向、精准配置，强化圈层共同体配合社会治理过程的群体认知，进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二是激活公共理性，构建社会共治合作体系。公共理性以公民的个体理性为基础，依赖公民个体的理性能力，是圈层长期运行并获得社会认同的核心，亦是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公共理性表现为对其他成员的尊重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通过理性对话和交流寻求共同发展。圈层共同体成员的共同价值诉求促使其在公共理性构建中总体方向保持一致，并顺利推动圈层成员由个体理性走向圈层共同体公共理性，确保公共决策和管理的正义性与民意性。基于公共理性的圈层共同体成员具有较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能够将成员个体理性选择整合成为公共意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从而形成社会共治合作体系。

三是凝聚社会共识，提升公共议题传播效率。公共议题的群众性和普遍性要求社会成员积极参与讨论，就自身关切的问题展开有效表达。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公共议题讨论能够畅通民意表达，从而推动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而圈层正是天然的公共议题舆论场。由于圈层共同体成员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总体一致，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能够突破自身阶层的限制；个体社会实践经历亦可为议题讨论提供多视角依据，提高公共议题传播和讨论的有效性。同时，公共议题利益相关圈层共同体可通过专业优势精准分析，为公共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圈层交叉领域以及其他圈层的广泛参与和集体发声，能够引发公共议题的多维度关注与讨论，提升公共议题的影响力，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在公共议题讨论的圈层内外交流、互动过程中，掌握各自所属不同圈层核心话语权的成员互动，有可能引发社会资源的迅速流动与快速整合，从而弱化社会阶层的硬性边界，优化社会分层流动速率；处于不同圈层边际地带的成员对外交流互动则能够实现圈层边界的扩张和圈际之间的社会资源交换。[3]

2.社会圈层化运动的消极影响

圈层是社会群体的细分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使圈层划分更为细致多样。但与此同时，社会资源和信息传播会更多地在同质化圈层中流动，难以突破圈层限制，形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一是增加公共对话和社会整合难度。社会圈层化本身是中性而客观的现象，但其“准入标准”使得圈层的形成及对成员的接纳具有一定的限制。在圈层规模扩大受限的同时，成员个体诉求表达却更显多样化，圈层共同体内部交流对话门槛变高，不同圈层矛盾冲突使社会整合难度增大。圈层共同体对于公共议题的选择和参与受价值诉求和利益倾向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参与公共讨论立场的公平公正。究其原因，主要是参与公共对话过程中的信息接收与传播高度依赖内部信息共享路径，外部信息的接收则被人为筛选，且明显呈现趋利避害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们会对不符合圈层共同体利益诉求的信息内容进行选择性忽略，导致圈层信息接收渠道和交流对话机制日益封闭化，圈层成员认知方式和社会参与能力僵化。

二是圈层矛盾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圈层内部成员追求圈层地位由边际向中心靠拢，处于圈层边际的成员渴求更高的话语权；同时，既有资源占有者和话语权主导者也不断利用自身优势加速资源向圈层中心靠拢，在资源过度集中和话语权争夺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会导致圈层内部处于矛盾斗争之中，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圈层具备的资源紧缩特征，导致内部既得利益群体对不符合准入参数的社会成员较为排斥，而处于社会话语权地位较高、社会资源占有较为丰富的圈层共同体，亦会挤压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小众圈层的生存空间，导致大众圈层与小众圈层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形成对立，而小众圈层的非主流文化形态在成型初期通常会遭遇社会公众的排斥和反对，从而会进一步激化社会内部矛盾。

三是圈层成员个性泯灭与行为趋同。以青年群体为主导的圈层多数具有明显的“圈地自萌”特征，基于同一标准而聚合的圈层共同体成员具备较多共性，往往习惯于圈层内部对话与交流。因此，个体对外的社会群体规模交流空间日渐压缩，长期拘泥于特定范围内的人际互动，“疏离”于社会关系网络互动，信息接收也往往筛选符合圈层共同体价值标准的内容，导致圈层共同体成员的个性与行为模式趋同化，在“信息茧房”中桎梏自我，思维方式日益定式化、程序化，从而加剧处于资源分配弱势地位的个体与社会矛盾，形成现实孤立。

二、圈层传播崛起与圈层媒体诞生

圈层传播是社会圈层化运动过程中的传播生态及话语体系变革。圈层共同体成员能够依托社交媒体工具介入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传统大众传播中的把关人理论结构被弱化，舆论监督框架和社会交往方式也因此发生改变。争夺圈层受众注意力是公共信息传播的主要目标，由此最终形成基于圈层共同体成员关系连接的移动式社会化传播网络。

（一）圈层传播的基本特征

圈层共同体成员具有较强的价值认同和人际互动，其共同多样化需求向外辐射，延伸产生文化效应及经济效应。圈层传播以媒介融合及技术进步为前提，通过深耕圈层文化、研磨圈层共同体价值认知，进行去中心化的环状式精准传播。

1.社交媒体引领圈层传播互动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社交媒体工具的兴起，颠覆了传统新闻行业的信息生产传播机制，营造了碎片化的高自由网络空间，为圈层成员提供了自由生产内容、表达观点、传播信息的平台和渠道，传统信息生产传播单线性流程和人际互动模式由此革新，个体交流互动与社会交往有机统一的全新关系网络就此形成。圈层传播强调个体在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社会成员以自身所处的圈层为舆论场，利用社交媒体工具针对公共议题展开讨论和数字化互动，成为公共舆论引导、社会治理动员、社会共识凝聚的重要客体。在圈层传播的过程中，以知乎、微博、贴吧等社交媒体作为媒介产品的互动意义，被圈层成员广为接纳，成为圈层共同体集体意识和注意力的连接工具。基于圈层成员共同价值诉求的信息交互机制，有效提升了各传播节点的关系连接紧密度，实现了公共传播的方式创新、范围拓展和效率提升。[4]

2.去中心化和多核心传播节点

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的圈层传播，使得全体社会成员均能随时、随地、公平、自由地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的过程，传统大众传播模式中的单一主体和权威主导结构被颠覆，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工具的单向性传播模式被改写。新型信息生产传播机制呈现去中心化和多核心传播节点的特征，使得所有圈层成员均可以通过人际关系网络进行信息交互和自由连接，无须经由传统权威中心控制干涉，所有个体均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主体，总体呈现出开放式、扁平化、平等性的信息传播交互结构。同时，去中心化信息生产传播的重要特征还表现为多核心的传播节点，在圈层共同体中占据强势话语权地位的成员，将成为这一新型传播机制中的意见领袖，其个人行为和观点会引导和影响圈层内部其他成员，而与其互动密切的关系节点将共同形成传播场域，在舆论发酵、事态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形成、转移新的核心传播网络。[5]

3.信息过滤与筛选的环状传播

社会圈层自身相对封闭性和隐性的准入门槛，以及圈层共同体的价值标准和利益倾向趋同性，在社交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选择性，导致圈层成员在生产、传播信息内容时多以自身利益和兴趣为出发点。网络技术的进步能够为每个圈层量身定制信息内容服务，社会成员长期处于自主选择的信息环境中，圈层成员对于外部信息的获取和筛选具有明显的主观性，信息定向传播交互的区隔状态越发明显。不同圈层内部的信息交互环境相对封闭，信息内容能够在圈层内部完成生产、传播、反馈等整个流程，整体表现为以圈层成员内部互动为主的可循环封闭式环状传播模式。

（二）圈层传播背景下的圈层媒体诞生

圈层媒体是大众传媒和分众传媒的进阶产物，是适应社会分工细化、圈层分化多样趋势的媒介产品。它以圈层定向传播为主要手段，以圈层共同体受众为主要目标服务群体。圈层媒体内容生产呈现专业化、专一化的总体特征，通常不涉及无关行业的跨界内容输出，目标受众群体较为稳定、封闭，通常由价值标准、兴趣爱好趋同的圈层共同体组成；其发行渠道以圈层受众需求分析为基准进行定向投放，针对性和可控性较强，内容价值传播更为精准有效。圈层媒体多以自身所服务圈层的文化内涵为定位，满足圈层成员多样化需求，以提高信息服务的亲和力，增强圈层受众的黏合度。圈层媒体的实质是服务于圈层文化需求的媒介，其既是圈层信息内容生产传播等文化需求的载体，也是凝聚圈层共同体社会共识的工具。圈层成员通过圈层媒体进行聚集并赋予其互动行为以相应意义，从而积极参与到信息生产传播以及公共议题的讨论过程中。[6]

圈层媒体以特定群体为目标受众，追求精准定位下的信息共享和群体共识凝结。媒介主体依托圈层文化符号和共同话语，满足共同体成员情感体验和文化需求，形成亲密的受众黏合度和强有力的市场依附。与此相对应的是，圈层传播机制中的媒介产品具有清晰定位和目标群体，能够实现对特定圈层的精准传播，加强文化认同，构建新型人际网络关系。但其明显的标签化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社会成员的自我身份构建和社会认同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互动中形成潜在的标签化思维和盲从逻辑，扭曲对社会的认知方式。同时，圈层媒体特定领域信息内容的生产与输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圈层受众信息主动获取的丰富性，导致信息茧房环境中的群体认知处于孤立状态。

（三）圈层传播对社会治理的双重影响

以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的圈层传播，分享交流信息和讨论公共问题的数字化互动共享是其主要议题内容。由此，传统大众传播的媒介形式、时空地域限制被打破，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同一圈层成员处于共同的信息知识共享空间，他们利用媒介工具进行关系节点之间的互动和信息共享，圈层共同体的身份归属与价值认同更为强烈，关系节点之间的联系程度更为紧密，有力推动了社会成员的跨阶层群体聚合。但由于圈层共同体对于公共议题的关注和讨论较为一致，圈层传播利用圈层化现象中的受众细分和精细化特征，通过分析目标圈层集体价值标准和心理预期，以实现信息内容的精准、定向传播。

圈层传播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具有双重性。社交媒体的天然互动属性能够帮助圈层成员基于强连接或弱连接关系进行信息共享互动，形成现实以及网络中的圈层互动，有利于达成社会共识。圈层共同体拥有较为一致的价值标准和利益关切，个体的分享动机驱动力相对趋同，成员之间借助媒介工具通过信息共享互动取得联系，推动圈层共同体形成集体行为，由此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和丰厚的社会效益。在此过程中，圈层成员围绕公共议题展开充分讨论，交换意见并寻求共识，最终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推动现实问题得到有效解决。[7]

另一方面，圈层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公共舆论疏导和管控压力，传统舆情管理手段的有效性不断被削弱，圈层共同体对于舆情管控的抵触心理被集体强化。社会圈层化运动导致的个体思维方式趋同和行为模式盲从的特征，使得圈层成员在关注社会热点事件规模性传播时，在舆论聚焦过程中失去理性思考，公共集体情绪被恶意引导、利用，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导致网络暴力等非理性行为，增加社会治理难度。[8]此外，处于信息茧房环境中的圈层成员对于信息内容的生产、传播、筛选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在公共议题讨论中往往会放大矛盾焦点，选择性忽略与自我所处圈层观点相左的信息，影响公共讨论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三、融合媒体在社会圈层化运动中的应然角色

随着大数据、5G 通信、VR、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不断革新与进步，全新的传播环境驱动着媒体融合的历史进程，信息传播媒介工具从割裂、冲突逐步走向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技术边界和目标受众划分开始消解，不同媒介形式的内容、技术以及表现形式的互通与融合，催生了新的融合媒体形态，并逐渐形成了新的信息主体与目标受众的传播互动机制。融合媒体通过整合传统媒体生产优势和新媒体技术、理念优势，集合现代传播理念、内容输出、文化形态等要素，动态联系社会关系节点，实现新媒介传播功能优化和传播效果强化。

融合媒体在实现媒介功能与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兼具社会资源、内容生产、宣传互动和利益价值的核心通融导向，能够融合传统意义上的权威媒体与新兴社交媒体的各自优势及资源禀赋，整合信息生产过程，融合媒体资源，优化传播机制，提升圈层传播过程中信息生产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以及信息传播、反馈过程的灵活性和互动性，在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合理引导公共舆论导向、缓和社会矛盾冲突等方面发挥着独特功能。一方面，融合媒体能够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实现多传播途径投放，拓展圈层受众信息获取渠道，提升信息内容生产的丰富度，有效弥补圈层媒体的短板。[9]圈层受众能够依托融合媒体进行合理的民意表达和公共诉求，通过舆论反馈、群体表达推动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融合媒体能够助推社会公众的人际关系网络构建，使其借助媒介工具针对公共议题展开讨论，扩大公共讨论的参与范围，提高参与公共讨论的质量，社会治理主体亦可通过多样化手段合理引导公共舆论走向，提升公共讨论质量。同时，融合媒体通过对信息内容生产的把关与筛选，对传播内容进行圈层的精准定向投放，以实现以圈层共同体为单元的社会教化功能；通过媒介议程设置合理引导公众议程，以促进公共舆论空间的理性发展；多样化的传播渠道亦能增加不同圈层之间的交流，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良性流动。

（一）圈层信息破壁者

随着算法推荐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完善，以及圈层受众信息主观性选择，社会圈层化运动中的信息茧房在满足受众精准信息需求的同时，也将其桎梏于认知窄化、立场固化的现实困境中。在圈层传播过程中，信息的跨圈层传播、交互较为缓慢，而圈层内部的信息内容传播交互过程则往往伴有“回音壁效应”。在相对封闭的圈层环境中，价值观相近的信息内容甚至不断被夸张、扭曲、重复，导致多数圈层成员认同其观点，而错误信息在圈层内部传播产生的回音壁效应，则导致了圈层成员认知的扭曲，使其排斥对正确信息的接收与传递，片面地停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乌托邦中。[10]

圈层传播的相对封闭性导致错误信息传播路径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矫正，传统辟谣方式在面临圈层受众的选择性忽略时亦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圈层媒体在过度迎合目标圈层受众价值观标准并进行迎合式传播时，会进一步加剧回音壁效应。融合媒体信息内容生产与输出较为丰富多样，且具备跨圈层资源配置功能，能够在信息内容传播过程中引入丰富内容资源，直接介入错误信息传播途径，使圈层受众处于更全面立场的信息传播环境之中，促使受众多维度思考，争取理智者和中立群体的支持，推动该群体与错误信息拥护群体的直接交流与对话，以削弱错误信息的回音壁效应，促进正确信息在圈层内部的传播与纠错，完成圈层共同体价值取向和集体立场的修正（见图2）。

图2 融合媒体在圈层传播过程中的破壁功能示意

（二）舆情精准疏导者

社交媒体以及圈层媒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生态格局，公共舆情危机呈现出监测难、引导难、协调难的新特征，提升舆情危机疏导的有效性是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在社会热点事件及焦点议题的圈层传播中，社会成员结合自身立场及价值观念，依托社交媒体进行匿名、无约束的多向互动，最终形成庞大的舆论场。不同圈层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价值矛盾，容易引起圈层对立，引发舆情危机。

融合媒体在疏导舆情危机方面拥有先天优势。在多元圈层传播的舆情危机应对中，可依据不同圈层的价值属性和关注焦点，结合舆情参与圈层主体、关注度及关注焦点等指标进行精准疏导，充分发挥圈层意见领袖在公共舆情走向中的引导作用；通过设置媒介议程、无关圈层及无关议题清场等方式达成社会共识，合理引导公共讨论走向理性。对于舆论关注焦点较为一致、讨论话题相对集中、传播圈层单一的舆情事件，融合媒体可通过吸引其他相关圈层关注的方式，吸引不同背景的社会成员参与讨论，以实现舆情讨论空间的拓展，提升社会议题解决效率和质量。[11]

（三）社会矛盾协调者

在媒介化社会，新闻媒体是社会矛盾协调的重要参与主体，社会成员通过媒介工具获取信息，并以此调整自我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同时，社会成员借助媒介工具进行自我表达，对公共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新闻媒体作为信息传播载体，具有一定的利益协调和公共意见引导的功能，能够对社会公众的思维和行为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融合媒体能够发挥自身多渠道、多功能的专业优势，关注社会环境变化，联系、沟通、协调社会关系，通过不同圈层的信息传播交互整合各圈层共同诉求，畅通公众多样化利益表达渠道，以人文关怀引导圈层成员集体心态和群体智慧正向发展，发挥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警示社会危机的多重功能，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019年12月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国各地驰援湖北共同抗疫期间，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心的话题热度居高不下，社会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广泛参与讨论及信息传播，真假信息鱼龙混杂，公共质疑和讨论不断，对地方政府的领导能力和舆情疏导能力提出严峻考验。在本次疫情舆论场中，融合媒体发挥了重要社会矛盾协调职能。2020年2月3日，外交部在微信平台召开首次网络例行记者会，在线回答我国抗击疫情举措等关键信息，并通过门户网站、微信、微博、抖音等媒介工具发布答问内容；湖北省政府以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召开回应式常态化抗疫发布会；中国电信携手央视频共同推出基于5G 网络的“疫情24 小时”，全程高清直播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进程；腾讯新闻《较真》实时辟谣栏目、新浪微博辟谣平台等媒体共同参与舆情治理，医务工作者亦通过融合媒体渠道发布专业知识。政府官员、疫情专家、新闻媒体等权威话语体系共同通过融合媒体发声，澄清公众疑虑、回应舆情关切，有效维护了特殊时期的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