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扶安置区风险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的一个解释框架

周恩宇,王高成

(1.贵州大学 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 引 言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减贫实践的伟大创举，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长期以来，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阻碍我国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巨大短板，一些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老少边穷地区更是“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为此，自“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相继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坚决战胜绝对贫困问题。至2020年末，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实现了960多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共建成3.5万个易扶安置区[1]60。诚然，这项工程前期“搬得出”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生计变迁、空间重构、社会融入等一系列难题已经显现，极易演化为安置区的不稳定因素。以G省为例，2019年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舆论关注居高不下，敏感事件达12件之多，一安置区一年的刑事案件就达7件，行政案件5件[2]。所以，能否让搬迁群众实现“稳得住”与“能致富”不仅直接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效果，更决定了易扶安置区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因此，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国家民政部等9部门也进一步指出“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风险隐患的分析研判和预防化解机制”。(1)2021年1月30日，民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原文提出“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风险隐患的分析研判和预防化解机制，畅通信访和诉求表达渠道，加强自然资源权属纠纷、赡养纠纷、家庭邻里纠纷调解工作，从源头依法化解矛盾”。如此，易扶安置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化解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

易地扶贫搬迁是使长期“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的民众“离土又离乡”，通过生存空间和生计方式的彻底改变以解决部分民众世代贫困的问题，初衷虽好，但难免问题重重。工程伊始，众多学者便以问题性视角进行了集中关注，从搬迁动员阶段的政策执行困境[3]，搬迁过程中面临的土地问题[4]、旧房拆迁[5]、新房分配[6]等矛盾，到搬迁后的生计脆弱[7]、就业不足[8]、社会适应[9]等问题，对此若不施以相应治理，无疑不是在酝酿着社会风险。当然，近来有学者也开始从社会风险视角进行了相关解读，吴新叶等[10]从“制度—生活”框架下系统梳理了安置社区存在的紧张与冲突问题，其中就蕴含了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刘静[11]、王振[12]指出了搬迁民众面临就业、信任、社会融入等方面的风险，并提出了相应治理对策；刘升[13]以城镇集中安置模式为例，分析了跨越式城镇化背后的社会稳定风险形成机理，并就八种风险提出了应对策略。可以看出，既有研究成果大多只谈及了其存在的问题，少有关注易扶安置区面临的社会稳定风险，更鲜有就风险缘何形成的深层逻辑进行系统化梳理和分析。因此，本文将在梳理前人关于风险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安置区实际调研案例，采用风险传导链框架，对其形成逻辑、结构特征进行重点论述，并基于此框架，对风险预警体系及其治理路径进行讨论，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二、 风险社会下的易地扶贫搬迁

风险因其自身的未来性、模糊性等特征，一直以来，在学术界就很难对其有一致认知，但反观复杂现实，风险的应用研究极具时代性和学科性，急需综合多学科视角，全面认知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的特征，以指导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风险治理。

(一) 社会风险认知的争鸣

自1986年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以来，学术界关于社会风险的争论从未停止，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风险成因，二是社会风险的主客观性。主要分为以贝克、吉登斯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和以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文化主义两个学派。贝克、吉登斯认为风险是现代性的结果，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斯科特·拉什则提出了“作为一种文化的风险”概念[14]，在汤普森和维达斯基看来，风险其实并没有增加，而是人们感知风险的意识增加了。关于这两类分歧，学者们也进行了综合，提出了社会风险除了具备社会特性和人为特性,它还同时占据物质和认知两个维度,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15]。诚然，对于易扶安置区而言，尽管大多学者都从制度、客观层面揭示了安置区存在的各类问题，包括政策偏差、生计转型、紧张冲突等，但依然有部分学者从文化转型、心理适应层面去解读。如此，易扶安置区的社会风险也应当从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去综合探知。

(二) 社会稳定风险的传导路径

理解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的传导路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国外学者构建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理论中，提到了风险信息传播、制度结构回应、社会团体和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引发的次级风险，最终得出大致呈现一条“风险事件—信息传播—行为回应—社会影响”传导路径的结论。[16]国内学者也基于利益相关者的风险感知理论提出了“风险社会—社会风险—社会影响—社会稳定风险”的传导路径[17]。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在一些细分领域提出了相关的风险传导路径，如“重大水利工程—环境损害—群体性事件”的路径[18]，“技术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的路径[19]，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反观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性、个体差异性、贫困性、系统性特征等使社会风险缘起就与众不同，加之其发展面临不同阶段，因此其传导路径必然具备共性中的个性。

(三) 应时而变的移民风险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风险领域的研究日新月异，除了延续风险理论探讨，不少学者紧跟我国社会变迁，在移民领域开始了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风险研究。在20世纪50—70年代，由于我国兴建大批水利工程，自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水利工程造成的工程性移民、生态移民风险研究。在这方面，诸多学者从多角度分析了移民所面临的风险，但关于移民风险的形成机理研究依然短缺。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工程性移民与易地扶贫搬迁有着本质不同，因而其风险演化也大有不同。近几年，自“十三五”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以来，也有少数学者从风险视角讨论了易地扶贫搬迁所带来的问题。吴振磊和李钺霆[20]提出了易地扶贫搬迁存在的生计风险、移民融入风险、市场风险、心理依赖风险；刘升[13]集中说明了城镇化安置中存在的失业、安全、信任、房产变卖等八方面的社会稳定风险；熊耀[21]提出了工程安全、生计、融入、社区治理等六类风险。各位学者都以不同的视角提出了移民同时面临着各种不尽相同的风险类型，但总体来说，经济风险、移民融入风险都是共有的主导性风险，风险类型多样化、动态性是共有特征，这也正与移民群体的贫困性和搬迁引致的时空变迁紧密相关。

综上所述，学界对社会稳定风险的认知、演化、类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遗憾的是，就易扶安置区而言，从搬迁动员到社会稳定风险的形成，其背后存在怎样的演化机理，如何去认知和治理？这些关键问题还需系统性思考。

三、 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传导链

一项举世瞩目的搬迁扶贫战略，背后缘何潜藏着社会稳定风险，其风险演化逻辑虽也遵循一般社会稳定风险传导路径，但因其涉及相关群体和时空背景的不同，又有其独特性。在风险环境、风险感知、风险行为到社会放大的过程背后，是政府和移民行动逻辑分歧差异被逐渐放大的过程。

(一) 风险环境：促发展与求生存的分歧

何谓贫困，为什么要进行搬迁，搬迁是解决贫困的最优选择吗？既有研究表明，贫困的概念是政府和学者共同构建的话语体系，主要分为结构层次和文化层次。结构层次下包括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以及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能力贫困，主要体现经济剥夺和权利剥夺特征。文化层次则来源于贫困亚文化理论，认为贫困者长期所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和评价标准是其安于贫困现状的原因。然而，在此贫困话语体系解释下，我国的减贫实践长期以来还是过分强调贫困的经济成因和自然环境成因，而忽视体制制度、文化教育等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造成扶贫效果不佳。因此，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2)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新华网，2013年11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03/c＿117984236.html.通过收入、家庭负担、健康状况、人际关系等综合指标确立了一批建档立卡贫困户。又因为认识到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人口和区域采取易地搬迁的方式予以彻底解决。而相应措施的快速推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发展干预视角下的话语体系与传媒引起的贫困自觉。在这种贫困自觉被唤醒之后，贫困农民的搬迁工作推进也并非一帆风顺。安土重迁的农民，一直以来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常恐惧于“背井离乡”，且搬迁存在高昂成本和未知不确定性，“恐惧因子和未知因子”越高，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也越高，[22]加之农民有“生存第一”和“风险最小”的道义小农思想，这些因素都使得易地扶贫搬迁从他们的文化价值判断标准中并非是最优选择。

首先在风险建构上，基于所处的位置、文化认识等原因，政府和利益群众往往存在出发点的非对称性考量。在初期搬迁阶段，政府通过向移民许诺能提供优越的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相关配套设施，一般将风险塑造为微弱，甚至是为完成任务而有意地隐藏。换句话说，政府以“改善的逻辑”先入为主，意欲通过改变贫困户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培养贫困户的内生发展动力，便可以解决诸多问题的想法已经酝酿了不确定性。事实也表明，此逻辑指导下的初期政府规划的确不乏伴生风险，如安置区房屋建设的安全性、土地及环境承载压力大、产业支撑及社会保障乏力、移民资金投入大的一些结构性制约问题是伴随搬迁就已存在的客观风险。其次，作为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搬迁已不仅仅是一项反贫困的民生工程，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截至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刻不容缓，因此便出现了政府工作人员劝搬、小手牵大手(3)为动员不愿搬迁的移民，采取以方便子女教育的劝说引导方法，带动家长思想的转变。的情况。另外，政府话语下支配的媒介传播机构对易地扶贫搬迁愿景的过好描述，以及采取大量输血式扶贫措施加以跟进，但在后期扶持乏力造成供给不足，导致“获得感”变为“失去感”[12]，心理的巨大落差将会萌生风险行为。最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存在偏差问题，表现为“中央政府是从长远利益出发，让移民安居乐业，而地方基层政府则实行任期目标制，普遍存在短视行为”，[23]一定程度上，也为潜在风险埋下了伏笔。而将视角切换到移民来看，他们更倾向于将风险塑造得较大。他们认为，尽管易扶安置区的地理、经济条件等各方面要优于原来的贫困山区，但搬迁就意味着未来生活成本上升、生活习惯难适应、人际资本重建、能否稳得住等潜在问题，以及搬迁一旦开始，所面临的旧土地、旧房屋等资产丧失、原有人际资本断裂等客观风险会立即产生，因而便出现了群众依赖政府和不愿搬迁两种心理。而最终的“群众自愿”则是隐藏更多观望和非自愿的复杂情绪，出于对安置区方便子女教育或结婚、靠近城区、眼前政府大量补贴等利益考虑，是一种忍让的产物和选择。总之，在政府的愿景塑造和移民的期待与现实落差之间已然形成一股风险发生的张力，一个存在客观风险以及被臆想的潜在风险已经构成了风险环境。

(二) 风险感知：风险成为现实

“‘风险感知’这个术语指的就是人们对正在或可能影响他们(或者他们的设施、他们的环境)的危险的判断和评估。”[24]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当代的风险不是增加了，而是对风险的察觉和认知程度大大增加了。而在政府层面，风险塑造偏小问题，在移民生活过渡阶段同样适用。另外，由于搬迁任务的阶段性特征，前后属地和归口管理不同，当前新社区驻地行政管理重点落在了后续扶持的物质保障和政策执行上，缺乏对前期状况的评估回顾，对移民心理文化层面所感知到的风险重视不够或保持缄默，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安全环境，缺乏风险意识，从而忽略了移民感知到的社会风险。

与政府不同的是，搬迁后的移民会将自身原来的生活和思考紧紧系缚于搬迁后的社会坐标体系之上，包括收入之轴、文化之轴、权利之轴、享受之轴，导致对贫富差距的认识，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等开始变化，而与此同时，机会和危险便悄然而至。搬迁后，移民的居住条件、生产生活条件都有了极大改善，但依然存在脆弱性问题，如生计不可持续、社会融入难、政府供给不足等不稳定问题逐渐暴露，而这一切极易被移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经验等综合因素所感知，相应风险将在移民的感知下被建构。尽管搬迁带来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的较大改善，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并不理想，自然资本甚至下降。这就直接导致移民的相对贫困感增强、旧有熟人社会的归属感消失、生存的基本条件难以维系。而相对贫困群体对贫富差距感知最敏感，加之与安置区周围非贫困群体的对比而感知的差距感、农民最关注的便是“剩下多少”和土地作为生存保障的心理，使得经济风险极易被感知，也是当前移民最容易提及的问题。另外，由于各村寨、各民族的移民混居，短期无法改变的生活习惯、民族文化及信仰的碰撞易于产生矛盾。尤其是搬迁安置区人口密集、环境污染也会让过惯个体空间面积大、公共污染物远离自身的移民感到不适。如果说以上因现实环境变化引致的风险感知是无法短期改变的事实，那么将对未来的期望寄托于政府则是移民最朴素的心理情感。然而，政府承诺没有兑现、贪污腐败、懒政现象等常规问题依然存在，此时此刻便会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同时，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又会引起部分移民的心理依赖问题。作为政府主导的工程，当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供给不均衡时，就会造成安置区与周边地区的差距，以及城里人对进城农民的身份和地域歧视等问题。这尽管可能是社会剧烈转变的短期阵痛，但却是移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禁区，是当下移民渴望政府改善的最直接期待。这些存在的客观风险和潜在风险极可能被基层政府淡漠，却是极易被移民感知的风险现实。

(三) 风险行为：谨慎抵抗抑或自助

从过往经验看，一些政府推动的变革往往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倒逼式改革。事实上，目前政府对安置区可能存在的社会风险本就缺少健全的风险应对机制，加之近年来主要聚焦于上半篇的搬迁任务，使得新秩序、新规范的建立落后于客观现实。在对待风险问题上，传统控制思维仍占主流，治安管理所、派出所仍旧是主要管控机构，信访机制作用发挥不佳，全新的制度化机制并未落实，对安置区的治理依然采取原有的城镇社区常规治理方式。从社会失范理论角度看，搬迁引起了移民社会剧烈变迁，农村传统规范已经式微，城镇旧有规范还不适宜，新的规范尚未建立，在短期内必然会存在秩序真空。由此，当移民感知到风险后，其行为自然就拥有了更多可自我发挥的空间。

风险感知直接影响个体或群体行为。从移民角度看，失范阶段，新的规范意识尚未在脑海形成，新的社会环境并未给移民提供稳定出路和制度化渠道，但传统的经验和新的心理诉求并存，以传统方式应对当前风险便是理所当然的行为选择。当然，移民的风险感知对其行为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风险的感知也是对风险属性的感知，往往会产生风险感和控制感。控制感强于风险感会引起积极应对行为，反之则会导致消极逃避行为。在经济风险被感知后，有劳动能力且思想积极的移民对风险控制感较强，开始选择外出务工、到社区附近找零工、回老家种地等积极自助行为应对；另一部分缺少能力且思想懒散者则会有更强的风险感，选择直接搬回原住地或消极依赖政府，甚至采取“闹事”的方式。以D安置区为例，所有劳动力中，外出务工50%，政府提供27%，打零工9%，务农8%，其他4%。(4)该安置区自2016年实施易地搬迁，共搬迁756户3222人，为中心镇无土安置，邻近经济开发区，配套有羽毛球厂、玩具厂、童装厂和水泥厂四个扶贫车间。其他主要为餐饮、经商、运输等，以及家庭妇女照顾小孩未就业者、消极依靠政府资助者等群体。采访于2021年4月10日。移民在感受到行政人员的腐败和懒政后，会对其政治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因而部分移民会选择消极参与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的方式，如在询问移民参加居委会会议情况时，(5)采访于2021年4月12日L社区。一移民说“所有的事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自己去也就是充数的，我们说啥人家也不听，他们都是把好事留给有关系的”。这使得原本尚不团结的社区更加趋向分崩离析。在感受到行政人员、原住民等社会人员所引起的不公平行为的风险时，移民会因自身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产生“自卑心理”和“激惹心理”[25]，自卑心理所表现的畏缩和回避引致不愿与人交往的社会行为，而激惹心理又易于引发冲动等难以控制的行为，两种行为都加剧了移民的社会融入风险。当然，因有现存及不断完善的制度化交流、投诉、上访渠道，部分也会选择通过上访、投诉等制度化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

综上，尽管移民在感知到风险后会产生一系列规避风险的行为，但无论是积极应对方式还是消极应对方式，过激性群体行为较少，往往都是比较温和的谨慎行动，这可以理解为对现有国家治理规范的敬畏。同时，也是因为目前社会依然存有生存缝隙可供移民选择，如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原住地的乡村保障、政府治理等来缓冲风险。但应注意的是，这些温和的风险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酿成危害较大的社会风险事件。

(四) 社会放大：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从风险传导路径的一般性规律来看，社会风险经由社会放大后才会演变成为社会稳定风险，而风险放大主要包括风险信息传递和社会反应机制两个阶段[16]。风险信息传递阶段的个人和社会风险放大包括个体人际网络、新闻媒体、意见领袖、社会组织等影响因素。个人对风险的感知都是情绪性的，他们既是风险的被动接受者，同时也是风险信息的传播者，他们有能力和意愿去传播风险信息和寻求新的风险信息。个体人际网络便是首选传播渠道，在易扶安置区，这种传播还存在强化作用。基于搬迁全过程的共同经历和共同遭遇，易于形成新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体感情和贫困身份认同，面临生活阶段相似的风险环境，极易形成相似的风险感知，这种境况将促使“诉苦文化”(6)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提出的山阳乡存在“诉苦文化的弥散”现象，各种身份的个体都基于搬迁所带来的个体不满向别人诉苦。在一个社区中形成。尽管安置区还是陌生人社区，但易形成“共情传播”，(7)共情传播是指个人有意识地进行换位思考，来理解别人的思想和感受的过程，包括情绪感染、观点采择和共情关注三个阶段。个体共情水平越高，其帮助、分享等利他行为就越多。这便为社区内部风险信息的大范围群体传播提供了可能性。而在这种风险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宁愿相信最坏的结果，而不去考虑最有可能的情况。各种个体不一致的信息又容易引起新的不确定性，导致风险信息复杂化甚至演变为谣言，即风险不确定性引致的传播悖论，酿成更大风险。

如果说人际网络已是不可避免的信息传播渠道，微信、抖音、微博等新兴自媒体介质在今天更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尤其在大数据背后，依据个人浏览习惯的精准推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如微博中甘肃扶贫搬迁村现危房问题，(8)新浪微博“新京报我们视频”微博视频号发布于2018年11月15日，浏览量8.9万次。广西三江安置房质量低劣问题，都已成为热门视频，视频浏览量、转发量及负面评论很多。(9)新浪微博“中国之声”微博视频号发布于2019年12月16日，浏览量3.8万次。抖音中贵州毕节两村民因不满搬迁旧房拆除，手持斧头、镰刀追砍村干部事件，点赞量达35.2万，评论159条，转发4191次。(10)抖音“贵阳晚报”视频号发布于2020年8月28日。这种现象对于不同区域搬迁移民而言，便实现了网络的共情传播，但因媒体传播所具有的短期狂热行为，(11)媒体根据受众喜好，不负责任、没有真实依据，经常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蹭流量、蹭热度行为。传播中扭曲风险信息的真实性，会更引发人们的风险想象。或许可以让政府感到欣慰的是，易扶社区移民由于来自各个不同村寨，在过渡期是一个陌生人社区，组织性较差，难以进行集体性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基于人际网络和社交网络的信息传播，已经具备组织化基础。另外，安置区中也会存在意见领袖和“带头人”的身影，他们可能是风险感知较强烈者、激进分子和“乡村能人”，或是外部利益相关策划者。

从社会反应机制层面看，包括社会群体关系、信号值以及后续研究者赋予的社会信任。[26]勒庞指出不是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是群体，只有那些拥有共同的心理诉求和行动目标之后才构成群体。那么在易扶安置区，高密度的移民所共同具有的脱贫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诉求，以及由此产生的要求政府给予更大支持的行动目标便正好构成了群体。而当个人聚集成群体后，会出现感性、盲目、情绪化、极端化等特点。加上移民本身较低的文化素质和匮乏的信息源，对风险的感知缺少理性认识，这使得风险感知信号值随着风险信息的传播更增添了不确定性。由此引发的个体突发事件，在“气场”的情感作用下本就有酿成群体事件的可能[27]，加之移民个体的突发矛盾事件在搬迁过渡期也往往都有背后相似的利益观照，更容易引起群体的共同关注，相互盲目模仿，且受到群体人多力量大和法不责众的影响，激起群体性事件。如F小区，(12)F小区为贵州省仁怀市2019年12月完成搬迁的一安置小区，该小区物业公司因对移民反映的问题没有及时回复和处理，导致该部分移民以不交物业费对抗，而由于收不齐物业费，导致物业公司更加对各项公共服务消极应对，形成恶性循环。由于物业公司对居民反映的问题拖延甚至不回复，部分移民则以拒交物业费来反抗，而碰到水管破裂，导致全体居民无法用水，生活难以继续时，就引起了牵扯群体、难以调和的矛盾[2]。

在易地扶贫搬迁生活过渡期，已经形成依赖政府的移民，在生活保障不足时将触发斯科特笔下的第二条警戒线，表现为群体性事件增多。加之近两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易扶安置区的就业形势、生计来源雪上加霜，这些都会将平常细小的风险无限放大。当然，政府现在也注意到了安置区后期存在的问题，因此提出了要加强后续扶持，但一方面是后期资金投入较大，中央财政预算和地方财政预算共同负担的情况导致各地供给不同，大打折扣，且后期投入时间较长，顾此失彼，难以及时解决所有问题。另一方面是个体情况不同，个体风险感知和风险行为的差异性，导致当前全面但不精准的扶持出现“撒胡椒面”的现象，不能及时精准应对个体风险问题。

(五) 易扶安置区风险传导的总体过程及特征

易扶安置区风险传导链，是基于移民的贫困自觉、发展意识被唤醒，前期搬迁与后期扶持脱节，造成新的社会环境没有提供相应完备的出路和制度化渠道，旧有的移民经验和心理显现，面对不稳的环境和被激活的发展渴求，相应的行为便有了发挥空间，在社会放大的环境机制下，不稳定要素便有了酿成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即“风险环境—风险感知—风险行为—社会放大—社会稳定风险”的连续传导链条。总体来说，贯穿于风险演化全过程中的是政府和移民背后的两套很少相交的风险认知逻辑，经由各个阶段政府和移民的“拉扯”及社会放大效应的助推下而渐行渐远，具体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风险传导链具有双向传递性。风险传导链中主要存在风险酝酿和风险放大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风险环境、风险感知和风险行为三个关键环节，风险环境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继而引发风险行为。反过来，风险行为既增加了客观风险，又影响着其他原本未感知到风险或风险感知较弱的个体心理，进而建构更多更强的感知风险，形成双向循环的传递链条。第二阶段，主要是社会放大和社会稳定风险两个环节。风险行为经由社会放大框架后，所形成的“涟漪效应”引致了次级影响和三级影响，既放大了社会风险，激起了群体事件的发生，形成社会稳定风险，同时社会影响和群体事件又导致效尤效应，(13)侯光辉、王元地在《邻避风险链：邻避危机演化的一个风险解释框架》中指出效尤效应是指抗议者不良行为示范被模仿所形成的一连串波及效应。成为新的社会放大，引起更多风险行为。也正是这种双向传递性，使得政府的风险治理可以在每个阶段都发挥作用。

贫困孤岛下的风险集聚性和扩散性。易扶安置区的风险利益主体主要是搬迁移民，在空间上具有高度集聚性，贫困、农民、外来人等是其身份标签，在过渡期的较长时期里成为“城中村”“城市中的贫民窟”，同时因其是政府推动“横空出世”的产物，这种特征引起的孤岛效应反而使得安置区处于相对封闭状态。风险源、风险受众、风险传播渠道在社区内一应俱全，风险的不断产生、传播和影响大多集聚在了安置区内部。但湖泊的水也总能通过江河流向海洋，扩散性便是这些江河。安置区尽管处于孤岛效应下的封闭状态，但同时移民无论就业、生活、就医、就学等都会对安置地产生影响，造成就业岗位竞争、生活习惯格格不入、交通拥堵、学校大班额等问题，导致城镇资源分配紧张、空间承载压力大已成为现实，使原住民也有可能成为风险扩散中的受众。调研中，L安置社区移民为增加收入来源，在周边的建筑工地寻找打零工的工作，但面临着工地只招收当地熟人的情况，(14)该安置区2019年9月完成搬迁入住，属县城安置。被访谈农户为50多岁的夫妻二人，家庭人口6人，其中有一位91岁的老母亲，三个孩子均在读书。丈夫农忙时节在老家务农，妻子在搬迁区找零工。但她谈到“零工不好找，附近的工地都是附近的老板，不要搬迁过来的人，只要他们附近以前就认识的人。”采访于2021年4月11日L社区。这正是移民的失业风险造成的就业竞争，原住民为避免失业风险的自我保护。其次，新兴媒体网络为风险的外溢传播提供了便捷通道，使得每一个独立的安置区都能在网络上实现集聚，风险信息的传播和风险行为的呼应被连通，实现了风险扩散。再者，随着风险在社区封闭的环境下不断积聚放大，使其具有了爆发性，造成的社会风险引发外溢效应，使得风险扩散到安置区之外，演变为社会稳定风险。

图1 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传导链

四、 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事实上，要做到对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动态监测、预防化解，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关键，可以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指示性、可行性的指标，将其纳入监测范围，以判断风险在不同时期的演化状态，进而做到提前预防、精准化解。

(一) 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建构依据

目前，尽管国内外尚未对易地扶贫搬迁社会稳定评价指标体系开展研究，但关于工程性移民及广义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颇丰。塞尼通过构建的IRR模型，将移民风险分为丧失土地、失业等八方面的风险[28]。郑瑞强等从不同主体出发构建了水电移民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政策稳定度、恩格尔系数、信访率、重大移民群体性事件发生率等48项指标[29]。王海宝等结合网络分析法(ANP)构建的三峡库区避险移民评价指标体系，由社会服务网络健全率、移民社会保障满意程度、避灾移民政策连续性等15项指标构成[30]。在广义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方面，20世纪60年代末，汉厄设计了包括外汇、政府融资、政府贪污渎职程度等指标的国家风险预测指数[31]，再到90年代，联合国构建了由社会、环境、经济和制度四大系统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32]。我国关于社会风险预警的研究始于1988年社科院提出的“社会综合报警指标体系”，涉及经济、生活质量、社会问题、主观4大类的40多个指标[33]。宋林飞从经济、政治、社会、自然、国际环境五个领域，划分了警源、警兆、警情三类指标，包括失业率、贫困率、干部贪污、犯罪率等50个指标构成的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标体系[34]。陈远章提出的社会保障、协调发展、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社会舆情六个方面的57个指标也有很强的实践性[35]。曹峰等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角度下构建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环境、心态、行为、治理四个层面[36]。唐钧从经济总量、生活水平、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信息透明度、价值观一致程度六方面构建了社会风险环境指标[37]。当然，为数不多的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社会风险类型及成因的研究也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综合各学者研究成果，易地扶贫搬迁社会稳定风险主要包括：就业风险、返贫风险、市场风险、社会保障不足、社会混乱、社会失信、社会融入不佳被边缘化、认知不足、心理压力及安全风险。这些风险背后的风险要素都可为指标体系构建提供依据。

(二) 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传导链主要包含风险环境形成、移民风险感知、移民风险行为、社会风险放大四个环节，同时考虑易扶安置区的特征，更多的风险放大因素还是以安置区内部群体引导和网络舆论行为为主，可以将其归结为风险行为。另外，政府的风险治理行为是保持安置区稳定的核心要素。因此，本文设立的“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主要包括风险环境、风险感知、风险行为、风险治理四个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对一级指标进行二级分类，共设立移民家庭可耕地面积等32个三级指标。

(续表)

(三) 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运行

表1所列指标体系重点考虑了系统性、代表性、独立性、可行性，因此指标难免会考虑不全。另外，该指标体系既有主观性指标，也有客观性指标，在具体使用时，还应根据实际问题具体分析，适当对指标进行增减和修改。关于实际运行，本文主要有如下考量：

戴菲儿完全按照他的要求完成——身材，肤色，口音，性格，文化程度，童年记忆……他本想让她完全变成妻子的模样，可是最终，他放弃了这种打算。他认为这样只会增加他的思念和悲伤。他认为，或许，一位看起来完全陌生的女孩更能够让他找到一点“从相识到相知”的感觉。后来他发现自己似乎爱上了戴菲儿，那一刻，他没有幸福，只有恐惧。

1.单项指标五级划分。对于其中的定量指标，五级预警划分标准主要可采用如下方式：对于恩格尔系数、移民就业率可参照联合国及国内的标准，并根据动态性、地方性做适当调整；对于移民家庭可耕地面积、移民前后纯收入增长率采用极值—均值法，综合各地易扶安置区的极大值、均值、极小值作为评价刻度；有些指标已有既有学者进行研究，根据易地扶贫搬迁的特殊性做适当调整，如信访率等可参考郑瑞强关于西部水电移民的研究；而对于有些指标既缺乏现有研究成果可供借鉴，又缺失极值参考，该类指标则采用实际调研数据分布，结合专家经验判断来确定，如返迁率、政府调研入户访问频次等。对于主观评价指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用“满意度”衡量。即类似于用“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来划分，对应分值范围为：(0—1],(1—2],(2—3],(3—4],(4—5]。在此基础上，有如下两种具体操作方法：

2.简单评分法。除了既有的主观指标五级计分，将客观性评价指标的五级分类也采用五级计分法，设置分值范围为：(0—1],(1—2],(2—3],(3—4],(4—5]，32个指标总分为160，划分为无警区(0—32],轻警区(32—64]，中警区(64—96],重警区(96—128],巨警区(128—160]五个等级，并对四个一级指标也进行五级划分。最后，借鉴灯号显示，对无警、轻警、中警、重警、巨警采用绿灯、蓝灯、黄灯、橙灯、红灯表示(如表2所示)。该方法仅需对调查问卷选项赋值，就可对各指标分值进行简单加总，从而判断安置区风险警级，但单一风险因素对于引发风险的作用力并非等同，故该方法在判断单一指标引致风险权重方面存在局限，不能据调查结果精准提出有针对性治理措施，因此适用于安置区前期综合风险评估调查。

3.加权综合评分法。为了在具体实践中可以更加精确判断风险水平，在对各指标进行五级分类的基础上，可采用层次分析法(AHP)，通过专家打分的方式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采用蔡文提出的物元模型求出节域单元，进而可精确划分总体指标的风险等级。该方法则弥补了简单评分法的不足，通过多位权威专家打分，确定各指标权重，就能看出具体哪些因素酿成风险发生。同时，结合物元模型精准计算的各指标风险等级关联度，以及待评对象总风险等级关联度，就能精准识别具体指标的风险程度及其对总风险的影响程度。当然，该方法中的层次分析法也易受到主观影响，对专家数量和专业程度应有合理选择，同时计算也更加复杂，需耗费大量专业人员进行统计分析。

表2 易地扶贫搬迁社会稳定风险警级划分与灯号显示

五、 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的治理路径

易扶安置区涉及面广，治理不好易引发重大风险。从梳理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路径来看，每一个环节背后都潜藏着诸多风险因素，任何一个环节和因素的变化都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而形成风险，急需形成防治易扶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发生的治理方式。

(一) 推动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严防规模性返贫风险

易地扶贫搬迁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搬迁群众的绝对贫困问题，目前绝对贫困虽已解决，但扶贫产业发展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继而引发搬迁群众就业不充分、收入不稳定，导致返贫风险依然存在。脱贫攻坚时期，以扶贫方式落地的产业，在政府资金注入下，短期内能勉强维持生存，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需充分利用前期扶贫产业基础，改变前期政府主导的产业模式，引入市场激励机制，激活各类生产要素，提高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格局，提高产业市场竞争力，实现“勉强糊口”向“提质增效”转变，最大限度增加就业岗位，确保搬迁群众收入稳定，防止规模性返贫风险发生。

(二) 建立后续扶持长效机制，统筹解决多维贫困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安置区将处于不稳定的“搬迁过渡期”，尽管“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以收入为基准的绝对贫困消失，但相对贫困、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将成为过渡期持久不稳定因素。从风险治理的角度看，源头预防风险发生、改善风险环境、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是关键，目前需要瞄准多维贫困因素，探索收入、教育、健康、社会保障等多元认定标准，精准识别新时期各类帮扶对象，有针对性地采取帮扶措施，防止规模性返贫。积极培育移民应对风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扶贫必先扶志”的准则，鼓励自力更生，摆脱“等靠要”思想，减少过度依赖政府的风险，结合产业发展，对应开展普通话提升、技能培训、创业辅导、就业渠道引荐、邻近土地流转承包、信贷支持等工作，不断增强搬迁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

(三) 构建包容文化社区，形成内部社会保障网

在移民安置区内，不同血缘、不同地缘、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混居，乡土文化瓦解、城镇文化需要适应，旧有社交网络断裂，移民在这种分裂的“碎片化社区”中容易滋生各类社会稳定风险，却又缺少缓冲保障。在此背景下，需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完善各类社区组织，吸收培养“乡村精英”加入社区治理，开展乡土文化与城镇文化知识惠益共享，形成包容性文化氛围，催生新的集体感情和集体文化，以节庆活动、民族活动、红白喜事、社区公共事务等集体活动为契机，搭建社区事务中心、社区书屋等公共空间，实现移民间更多互动交流，连接碎片化熟人群体，重构“熟人社会”社区社交格局，促进移民团结合作，共同缓解各类风险。

(四) 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及时应对突发风险

面对易扶安置区的移民脆弱性、同质性，以及风险集聚性、扩散性特征，积极建立风险预防机制，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为抓手，及时收集风险信息，发现风险苗头和风险传导路径，将其扼杀在萌芽期，防止风险扩大。另外，对于后续扶持阶段实施的各类发展项目，以及移民、第三方服务组织等相关利益主体提前开展相关的风险评估工作，以防止和减少安置区社会稳定风险发生。同时，还需加快构建风险协同化解机制，建立社区应急管理部门，制定完善的应急管理制度，统筹整合相关职能部门，明晰职责，建立风险事件发生时的快速动员机制，将风险扩散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当然，还需要完善社会兜底保障制度，以增强移民应对突发风险承受能力，尤其在大病救治、灾害预防、失业保障、公共卫生危机等方面不仅实现广覆盖，还要向高水平方向努力，建立专项救助制度，针对因灾、因学、因病导致返贫问题，因人因户因策给予补偿救助。

(五) 优化多元共治体系，构建精细化治理格局

积极推动碎片化治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变,减少治理缝隙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首先，政府明确自身角色定位，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中心，强化自身治理能力，发挥好引导协调与监管作用，为各治理主体搭建参与平台，规范参与主体的治理行为，持续优化安置区多元共治体系。同时，政府还需在公共服务供给上推进安置区融入整个县域城镇化发展格局，为有不同需求的搬迁群众提供多样化公共服务。其次，不断细化安置区的治理方式，通过针对每栋居民楼配备信息采集员、矛盾纠纷调解员、邻里互助关爱员、社会治安巡逻员及楼栋长等方式，将安置区治理行为延伸到楼栋再到住户，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定期对所负责楼栋的住户人员情况、矛盾纠纷、就业、生产生活、心理健康等进行排查和了解，并精准及时提供帮助和支持，结合各个安置区的结构特征进行总结提炼，不断推进形成易扶安置区精细化治理格局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