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共识·开放边界·引导规训
——从《对手》看谍战剧的现实转型

黄 鹏 田淳之

(重庆大学电影学院，重庆 400044)

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脱胎于“反特片”的《敌营十八年》登陆荧屏，开我国谍战剧之先河，这一题材的电视剧便始终为观众所热切期待。至21世纪，《誓言无声》《潜伏》《风声》《悬崖》《伪装者》《风筝》《麻雀》《叛逆者》《暴风眼》等引发创作热潮。大量的创作，一方面促成了谍战剧类型化创作范式与叙事结构的建构；但另一方面，类型化生产、模式化创作，则不可避免地带来同质化现象。此外，大众消费文化的普及与蔓延还使部分谍战剧趋向于过度浅表化、娱乐化。从某种层面上看，谍战剧发展进入了瓶颈期。若想继续维持近年来昂扬向上的势头，谍战剧自身在各方面的探索与创新便成为首要任务。根据“文艺越贴近现实、观照现实，就越充满生机活力，越广受群众欢迎”的创作指引与文化消费事实，谍战剧也在探寻向现实转型的新趋向。2021年末上映，由郭京飞、谭卓、颜丙燕、宁理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对手》，就是制作精良、有深刻精神意蕴与真切现实观照的谍战剧。该剧在艺术创新上迎来了令观众“身入”“情入”的亮眼表现，消解了传统谍战剧中观众与陌生年代的隔阂感，偏重当下社会现实，引发观众更高的热情与更强烈的社会反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手》的出现是国产谍战剧一次大幅度的创新与转型，极具成为发展历程风向标和里程碑的可能性。

一、重塑共识——互文性的艺术建构

“互文性”意指文本存在于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中。法国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和巴赫金“对话”“复调”理论的基础上，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这样的论断——“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尽管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最初的指涉对象为语言文本，但同样适用于如今的谍战剧艺术创作。其原因有二：一是包含谍战剧在内的影视艺术创作早已步入工业化生产时代，作品迭代、倍增速度空前，极少有新创作出的影视文本能够脱离已有的作品，它们往往相互参照、相互指涉，为观众带来一种“唤醒”式共鸣。二是作为大众艺术，电视剧需要与其观众在共同的文化基础及生活体验之上，组构具有当下意义的审美感受，即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提及的“共通感”。这便意味着，谍战剧不能仅着眼于某些特殊历史时间节点，更应当面向当下开拓时空维度，与现实社会的大文本形成互动对话关系，拉近“谍战”与新一代观众的距离。自此切断陈腐套路，强化观众与剧中人物理解共情的交会点，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强化观众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体认和共识。电视剧《对手》便颇具创新意识地在互文性视野中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播出后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谍战剧《对手》与《焦点访谈》中播出的警示教育纪录片《危情谍影》《魅影重重》等节目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正如该剧编剧王小枪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观看以上影像报道后，他对其中两个细节大为吃惊：“一是数量竟然这么多，遍布各个城市；二是经费这么少，我核算了其中一个间谍13年的经费，平均一个月才2300元。”这激发了王小枪最初的创作灵感。《危情谍影》《魅影重重》等节目披露了多起台湾当局情报部门通过金钱收买、感情腐蚀、色情引诱、网络勾联等方式，渗透策反大陆学生、涉密人员；安插发展频繁往返于海峡两岸、从事交流活动的政界人士、专家、学者或媒体人，搜集祖国大陆情报的案件，将国家安全部门的反间谍行动予以影像存证。片中，涉案当事人在镜头前陈述自己步步深陷谍网的原委，配以国安干警现场执法取证的画面，案件的部分细节就此浮现。这种发生在当下、间谍就在你我身边的真实影像带给观众无可替代的震撼。电视剧《对手》则摘取其中的一些案件进行艺术再创作，通过悬疑、暴力、惊奇等元素的渗入，以分形与重组的艺术结构方式，将现实中的生存与死亡、崇高与卑劣、命运残酷与人性抵抗全盘呈现于荧屏。如《对手》中间谍丁美兮通过色诱的方式侵蚀福泉进出口公司科长火传鲁及研究低空无人机防御系统的总工程师刘晓华；间谍金世达嘘寒问暖、投其所好，以感情腐蚀厦州商业银行经理秘书小陈，与《危情谍影》中记录的台湾方面间谍“许佳滢”用尽手段色诱、控制大陆学生“小哲”以获取情报的真实案件之间，在故事情节的移植转换、人物形象的增删变异等方面形成了指涉关系。电视剧中的李唐、丁美兮夫妇常常被生活负担逼得一地鸡毛，不仅上线拖欠经费、报酬，甚至还要以自己做出租车司机、中学教师的收入“反哺”间谍活动，“垫钱十几年”搞“谍战”，这与《魅影重重》中披露的台湾师范大学退休教授一案之间亦有对话与互涉。自2005年起，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施正屏以学者身份到大陆搜集情报，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两岸关系、政策法规等多个领域，13年间共领取160万新台币的“经费”，约合人民币36万元，“月薪”2300元。

真实间谍案件案发时间、地点，作案动机、手段等的真实性，是一种“现在式”在场。而在观看谍战剧《对手》之前，很大一部分观众已经通过观看《焦点访谈》播出的纪录片或通过阅读其他文本对这几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换言之，这几起间谍案的真实案情、人物原型，于《对手》来说是作为“底文”被剪贴和复制的。在剧情框架内，大量的现实生活细节被填充在间谍活动与反间谍活动的过程中，使整个案件更为完整和立体，主要人物被赋予独特的弧光，迎合了当下电视剧观众的审美需求和对真相的渴求。与以往谍战剧展现漫长革命战争年代的传奇故事，时而令观众感到有距离、不真实相比照，《对手》在开播之前运用“预示”的手法成功调动了观众的期望值，使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对故事情节与人物的思考以“回溯”方式实现。总体而言，谍战剧《对手》具有创新性地将原本单一的、当下关涉国家安全系统的知名反间谍案件融为一个整体性新文本。不仅体现了创作者们对现实的高度敏感，更以一种互文性的创作使作为“当时当事”的案件不断被重演，通过就近时效重新整合混乱、迷茫的社会价值秩序，以便更好地对观众进行价值共同体的认同建构。

二、开放边界——从职业空间向公共领域敞开

《对手》的叙事空间向公共领域展开，使正反双方打破了传统的仅属于间谍斗争的语境闭环，脱离真空环境，将谍战置于当代现实社会语境之中。于是社会的诸多症候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谍战这个专业性的领域内，在社会关切的现实问题上开拓了国产谍战剧的新格局。中年危机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症候，《对手》在谍战线索间，巧妙地串联起“中年”这一人生阶段面临的普遍性危机与情绪焦虑，它是突转的社会带给所有中年人的“副产品”。因而，无论是间谍夫妇还是国安干警，该剧塑造的每一个中年角色都具有艺术的普遍性和典型性，是现实社会中年群体的镜像式写照。其中包括对子女教育问题的过度焦虑，以致产生自我迷失。丁美兮对女儿李小满教育问题的焦虑已经超越了正常范畴，隐匿的间谍身份给她带来的强烈的不安全感，使她将关注和爱全都压在了女儿身上，不止一次地对李小满强调：“为了你，让我怎样都行。”但丁美兮以自我搁置为代价的母爱并没有带来她所希冀的美好，反而引发了一系列危机：不仅直接诱发了母女间的亲情危机，更为自己和家人带来了生命安全威胁。而剧中中年群体面临的焦虑和危机，也绝非指向单一要素，还包含着职场危机，是人到中年无法适应职业需求的本体性困境。李唐一开始是出租车司机，突然被公司通知要自己出钱更换新能源汽车，他舍不得，却也只能通过愤愤不平顺走会议桌上所有矿泉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虚弱的不满和抗议。同时，也都经历着情感危机。对于坚守工作岗位忽视家庭的国安干警段迎九来说，夫妻长期分离，带给其丈夫陈华的是中年感情生活的“另一半缺位”现象，导致二者之间的情感风波伴随全部剧情发生、发展和结束。此外，家庭暴力、校园暴力、早恋、性教育、教育改革禁止有偿补课、金融理财骗局、高利贷、校园贷等内容也在剧情中得到了展现。该剧有效地植根于社会现实具体问题，并做出有力的反思和回应。在职业空间向公共领域敞开的过程中，《对手》的社会融入感得到增强，观众除开能旁观敌我双方的激烈冲突之外，还能够从中寻求到更多生活共鸣感和“普通人”共通感的收视可能，从而扩大了观众范畴。亦如列斐伏尔指出：“正是日常生活中的人，能最直接认识他本身的处境。正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人们才能恢复一种能摆脱无形的压抑的能力和得以自我表现的能力。”

三、引导规训——丧失信仰、身份的间谍与国家安全意识的公众普及

作为风向标之一的国产电视剧，天生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当其中“一个类别的常规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时候，那个类别就比较流行”。谍战剧自诞生以来，就在主动适应不同时期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求和观众期待，因而具有了更强的艺术生命力，同时其所具有的引导和教育功能亦不容忽视。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安全环境和形势的变化为我国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为此，国家安全机关相继开展了“2018—雷霆”“迅雷—2020”等专项行动，沉重打击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针对我国的渗透破坏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地实施，则为树立总体国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知识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此背景下，谍战剧《对手》的热播无疑是消费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通过对传统谍战类型剧的转型、修正和创新，包括与现实反间谍案件形成互文和开放空间令“反间谍”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现了收视率、经济效益、政治表达和引导规训观众的多重目的和诉求。从引导规训观众的角度来看，《对手》分别从丧失信仰与身份的角度对间谍加以规劝，并从“间谍就在我们身边”的视角，对中国公民敲响“树立国家安全意识”的警钟。

传统类型谍战剧在作品呈现过程中往往紧扣个人价值为集体价值服务的命题，人物命运随理想、信仰及随之而来的奋斗与牺牲漂泊。而《对手》中最扣人心弦的反面角色李唐、丁美兮甚至幺鸡，都是只有“职业”而无“信仰”的间谍。暗中潜伏17年，间谍们早已融入夏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正如李唐向段迎九所说，“我的家，就在夏州”。但他们又要在上线的催逼之下，去完成不属于普通人范畴的间谍工作。职业选择使他们的生活始终夹杂着被迫和身不由己，“间谍就像是一个个小卒子，过了河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敢回头看见的只有自己人的枪口”。除了生命并没有所谓自由意志外，他们一方面要以出租车司机、人民教师、麻将馆老板等身份为生计奔波；另一方面又被上线无限期拖欠行动经费和退休金，连作为普通人的生活都难以维系。李唐面对高额奖金时，甚至产生举报自己、留钱给女儿的念头，令观众啼笑皆非，“你知道大陆鼓励民众举报间谍，奖金是多少吗？咱俩一年挣的钱，加起来也就是个零头。有的时候我都动心了”。由此可见，李唐等人作为间谍，是信仰缺失的，或者说其信仰普遍集中在了私人领域，是维护自身与家庭的信仰，而绝非对某个政治组织具有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因而更不可能对该组织的政治观念表现出绝对忠诚。对李唐而言，“忠心贯日月，奋勇撼山河”只是和“嘀嘟专车为您服务”一样没有诚意的职业口号。这也注定了“无信仰”的间谍们，终究不足以成为对国家忠诚、对信仰坚守的段迎九等国安战士的对手。同时，作为间谍时刻经受真实自我与伪装身份矛盾拉扯的政治化主体，精神信仰的缺失，无疑将会加深间谍内发性的身份焦虑。这一点在作为女性间谍的丁美兮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母亲、妻子和中学教师，她只向往安稳日子，但却不得不屈从于上级的淫威，践踏着市井社会身份与角色，被动地去色诱男性工作对象。丁美兮在这种不顾伦理底线的行为中，饱受社会身份与间谍身份的分裂之痛，无言地承受来自女儿李小满、弟弟丁晓禾与社会公众的质疑和不满。当身份的矛盾、焦虑最终走向不可调和，选择自首之路，或许成为丁美兮能够弥合身份、解除焦虑的最好结局，她也最终实现了对于自己向往的普通人身份的回归。这样的剧情设置，必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仍在从事间谍活动的违法分子进行自我劝诱。

此外，相比信仰缺失以及由此加深的身份焦虑，对于作为“流浪者”“异乡人”的间谍来说，最为致命的，莫过于身份的丧失。在“执棋之手”政治权术斗争的支配下，作为棋子的间谍，通常难以摆脱被遮蔽、被抛弃甚至被抹杀的命运，丧失身份。《对手》中，随着林彧对“国宝”——大陆某军工研究所负责人孟强策反的完成，获得完整核导弹信息，李唐和丁美兮的存在便失去了既定目的，转而成为以上线林彧为代表的“自己人”急于拔除的“眼中钉、肉中刺”，遭到抹杀。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可有可无、不被承认的。生命安全的威胁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间谍夫妇头上，他们也尝试过一些无济于事的抗争和自救。但情况愈来愈糟，最终他们选择与夏州市国安局合作来实现对自我、对家庭的拯救和对身份的寻回。该剧借李唐之口，表达出对其原所属间谍情报机构玩弄权术的抗议，和对“同僚”真情实感的规劝，“段迎九把李小满的视频和病例拿到我面前的那一刻，我已经完全明白了，究竟谁才是真正能帮我的人，不是林彧和他背后那只残忍的手，是段迎九，是丁晓禾，是夏州市国安局”。

除了对间谍的规劝，《对手》还着重向公众普及了国家安全意识和反间谍意识。首先，该剧通过叙事视角的转变拉近了题材与观众的距离，精妙入微、确证不移地展示了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普通人群，棋牌馆经营者、出租车司机、人民教师、民营企业家、修鞋匠、小商贩、军事爱好者、酒店服务人员等，是如何在境外情报机构布控下，逐渐编织成用于搜集情报、传递信息的谍报网络。提供了危险示范，警醒观众间谍具有伪装性，可能正以司空见惯、看似平凡的面貌“潜伏”在你我身边。不少观众戏称，“看完这部剧之后，都忍不住地怀疑起了周围的邻居们会不会就是那些行走的‘50万’”。其次，《对手》还有意识地指出境外情报机关及其代理人策反利用的人群，除研究低空无人机防御系统的总工程师刘晓华和在某军工研究所担任负责人的“国宝”孟强等传统“重点对象”外，部分警惕性不高的“侧面人物”也是他们精心选择的“切入点”。如能够直接接触到高净值客户名单的银行经理秘书、在进出口公司工作的学生家长、喜爱在网上交友的“军事迷”、和海军军官谈恋爱的牙科医生等，他们都可能成为境外间谍引诱、拉拢和威胁的对象。一旦忽视“防谍”重要性，则将步步沦为间谍的帮凶，逾越法律红线，甚至威胁到生命安全。同时，该剧还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和反间谍标语以近乎生硬的方式植入剧中：李唐从写有“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的大标语前走过，标语下端还挂着一条红色横幅，上写着“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39”；当小陈秘书被金世达接走后，陈父拨打了“12339”举报金世达是间谍；广场舞大妈警惕性也很高，因为怀疑小区有人从事传销活动，将包含国安机关举报电话在内的所有举报电话全部拨打了一遍……这样的情节设置，虽然在合理性与真实性角度令观众产生了失衡的感觉，但的确能够以具象化的方式普及反间谍知识，起到积极提示所有观众“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义务”的作用。

正如编剧王小枪所意识到的那样：“谍战题材故事有天然的紧张感，人物也有更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一类型天然会被观众喜欢。而在题材相同的情况下，创新不够，这是谍战题材作品遇到的最大瓶颈。”《对手》的热播似乎为这一难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例证：它从生活真实出发，在互文性的视野中进行艺术再创造；在叙事视野方面开放空间，辐照广袤社会图景，融入新看点，引起更多观众的共鸣；同时，该剧也不忘在叙事中印刻“树立国家安全意识、保护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命题。当然，《对手》并非尽善尽美，除部分情节缺乏真实性与合理性之外，叙事视角的转变既是编剧的创新性尝试，又是极具风险的写法。在用生活质感塑造反面人物的过程中，极易令观众与之产生共情，从而生成错误的价值判断。但仍须肯定的是，在大量相似性文本中，《对手》表现出的颠覆性创新仍是寥若晨星而弥足珍贵的，这是谍战剧不断向前迈进与演变的澎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