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洛源流在，丛残细讨论”
——评林乐昌主编《关学源流》

刘永青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陕西 西安 710061]

2020年12月，林乐昌教授主编的《关学源流》（以下简称《源流》）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该书的题记引用的是清儒全祖望的诗句：“关洛源流在，丛残细讨论。茫茫溯薪火，渺渺见精魂。”使用这四句诗烘托《源流》一书的写作初衷，是很贴切的。《源流》以“细讨论”的方式溯源析流，为读者全景展现了以张载为宗师的关学演变脉络；此外还借用诗中的“见精魂”一语，表明《源流》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揭示入选该书的十多位关学学者其思想学说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综览全书，《源流》作为一部以新文献、新视角和新方法探索关学源流的力作，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对张载关学思想的再阐释

《源流》一书重点论述了关学宗师张载的理学纲领和思想体系，以此作为关学思想的源头，为关学的明清流变研究提供了参照的坐标。《正蒙·太和篇》有著名的四句话：“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四句话自上而下地界定了“天”“道”“性”“心”四个基本概念，构成了张载的理学纲领。对此，《源流》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第45页），认为“气”只是表示自然实体及其变化的辅助性概念，而不是与“天”“道”“性”“心”并列的基本概念，更不是本体概念。

海内外学者公认，张载的思想学说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源流》把张载的思想体系分为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两大部分：形而上学部分包括天道论和心性论，形而下学部分则包括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和修养工夫论等内容。该书一方面通过对张载理学思想体系的清晰梳理，深化了对张载理学思想的总体把握，另一方面，将张载思想置于关学的历史演变之中，通过对张载思想及其影响的多方面阐释，提炼出贯穿于关学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理念。同时，还通过对明清关学学者思想学说及其特征的阐发，分析了其思想学说中融入了哪些张载的思想基因，为读者呈现了基于张载思想传承的关学史演进过程，在这一传承过程中深化了对张载思想的理解（参见第二章）。

二、对关学史演变脉络的再勾画

20世纪50年代末，有研究者认为，张载死后关学就渐归“衰熄”。这种“衰熄不存”论，只见关学之源，而不见关学之流。本世纪初，关学“衰熄不存”论已退出了历史舞台。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其他研究者强调，关学是传续活动于“宋元明清”各代的“独立学派”。与这种关学“传续不绝”论一致，后来又有学者认为，关学自张载创立后一直传衍于关中地区，其历史长达八百年。这就强化了“传续不绝”论，把关学传衍于“宋元明清”四代，扩展为“宋金元明清”五代。这类观点，是目前关学史研究领域的主流。《源流》的理解与这两种论点都不相同，提出北宋张载之后关学于金代“中绝”，于元代不存，至明代才得以中兴和续传，由此提出关学史演变过程的“有绝有续”论。

在利用史料对关学“有绝有续”论加以论证（第11-14页）的基础上，《源流》将关学史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宋张载创建关学的阶段。对这一阶段，该书除了详述关学宗师张载的思想体系之外，还概述了张门众多弟子的生平、著作和学说，并着重考察了其中两位重要弟子吕大临和李复的思想学说。北宋关学的特点，是以张载为宗师的独立学派。第二阶段，是明代关学复兴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关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关中域内多学派共存的现象，因而关学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学派。这一阶段形成的关学学派有：以王恕父子、马理等人为代表的三原学派，以王徵为代表的关学别派，以冯从吾为代表的甘泉学派。第三阶段，是清代理学的总结与关学近代转型阶段。所谓理学的总结，指清代前期以李二曲及其弟子王心敬为代表的关学学说；所谓关学的近代转型，指晚清以刘古愚为代表的烟霞学派，在继承张载之学的同时，呼应南方康有为的维新思潮，并以西方科学改造书院教育，从而使关学完成了近代转型。

在全景展现关学史发展图像的同时，《源流》把张载学说作为贯穿于宋、明、清关学“传承史”过程中的主线，用这条主线把不同时期的关学人物及其学术活动串接起来，使关学史呈现出源流有序的特征。此外，该书还着重论述了张载之学不断与跨地域的其他理学学派甚至跨国文化相互碰撞、融汇的学术张力，由此形成了张载关学与二程洛学之间的学术“交往史”，张载著作和学说对朱熹闽学的“影响史”，关学与朱子学、阳明学之间的思想“交融史”，关学在时代多重因素影响下其自身思想的“变迁史”等四条辅线。总之，《源流》以“一条主线”与“四条辅线”纵横交错的多维向度（第9页），再现了关学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三、对“关学”概念的再论证

“关学”概念，是分析关学史的重要工具。多年前，《源流》主编曾对“关学”概念做过初步论证（林乐昌《论“关学”概念的结构特征与方法意义》，《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1 期）。“关学”概念的“论证”相当复杂，仍有进行再论证的必要。晚明冯从吾在其《关学编》中，只揭示了“关学”的地域范围为关中，“关学”的学术形态属理学。《源流》指出，对于前者，毋庸置疑；对于后者，则混淆了“关中理学”整体与“关学”这一特定理学支派的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源流》基于以下四个基本条件，对“关学”概念进行了再论证。

第一，时间条件和空间条件。时间条件，一是用以解决关学史的上限与下限，二是用以解决时代变迁对关学的影响。空间条件，特指关中地域。《源流》强调，应当区别时间条件和空间条件对关学史研究的不同作用。如果说时间条件是一个变量的话，空间条件亦即地域因素则是一个常量。在研究关学史时，关中地域其实只是关学思想展现的平台，不应当高估其作用。相比之下，占据关学制高点并发挥其重要作用的，是关学学者著作中灵动的思想，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地域空间（第5-7页）。

第二，传承方式和传承基准。这也是论证“关学”概念的条件。先看传承方式。明清关学不再仅以“师承”为限，因而应当依据多样化的学术传承方式审视关学的发展。再看传承基准。流行的关学史研究多把关学传承的“基准”简单化，仅归结为“以礼为教”“以气为本”等一两条。《源流》则认为，与张载思想学说的丰富内容相比，这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该书制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系统的传承基准，在把此基准归纳为“学术传承”和“精神传承”两大类的基础上，从思想宗旨、思想学说、学行作风、志报理想、精神特质、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内容建构了一套关学传承的基准方案（第7-8页）。

总之，《源流》作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明清关学思想通论（七卷本）”的阶段性成果，以其独特的视角对关学历史定源析流，提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新见解，彰显了关学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体现了关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独特贡献。在肯定《源流》一书优点的同时，应当看到，该书也存在某些不足。例如，《源流》一书梳理了一条既有其源又有其流的关学史纵向演变脉络，这是被以往的研究忽略了的。但该书在考察明清两代关学学者的思想学说时，对有些学者的思想传承关系交代得还不够清晰。最后，期待该书的学者团队以《源流》一书的出版为新起点，继续开拓，深化研究，早日为学术界贡献“宋明清关学思想通论”这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