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土文学现实主义的突破与创新
——评小说《桲椤山》的创作特色

姜洪真

（衡水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乡土文学是新中国七十年来文学的主流，乡土文学的书写离不开百年乡村中国变迁的历史。从鲁迅的《故乡》《阿Q 正传》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前辈作家开创和发展了乡土文学叙事的现实主义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书写向纵深发展并在多层面展开。路遥、高晓声、贾平凹、陈忠实等乡土文学作家，都在不同层面延续着乡土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他们的作品展现了社会转型期农村和农民的变化，又在现实主义传统中融入西方现代的叙事手法。新世纪的乡土文学写作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和不同的形态，着力刻写农民进城的现实境遇及精神困惑，在城乡对立中传达出农民身份认同的焦虑与乡村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在这些作品中，宏大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构，现实往往被还原为日常生活的原生态与琐细，与之相应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叙述方式和手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并发表了系列讲话，科学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等基本问题。因此，在文学艺术领域，表现社会重大题材和关切现实的作品大幅度增长，现实主义创作也始终占据主流地位。

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桲椤山》，是衡水深州藉作家陈廷佑“龙脉”系列的第二部，是继第一部《龙脉》之后的又一力作，这部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记录了当代农村生活变迁史，展示了新时代农村的新气象和新事物。作品聚焦冀中平原一个普通小村庄，即细致描写了大量的普通日常生活场景，也刻画了多个富有个性特征的典型人物，如主人公陶砚瓦、致富农民张福禄、心计多端的黎四清等。在作者的笔下，乡村不是阴暗与落后的象征，农民也不再是需要启蒙与教育的对象，而是充满了乐观精神，勇于在时代潮流中积极进取。作者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方法去处理人物，而是在客观平静的叙述中展现人物的多侧面性格。小说以热情的笔触描绘了新时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历史画卷，善于捕捉新时代农村的新变化，深入揭示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和情感诉求，是真正从农民的立场来思考和观察问题的，真正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1]

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这部文学作品，它的创作特点及突出贡献在于：诗与史的完美结合，为新时代乡土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时代社会背景下的人物塑造

《桲椤山》作者陈廷佑讲述了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第一部长篇《龙脉》的内容，是以写机关为主，兼有老家衡水深州、以及服役过的军队。随着十八大的召开，党和国家对扶贫事业、对乡村振兴事业、对生态保护事业、对公共交通事业都加大了力度，衡水深州的面貌为之大变，第二部长篇小说的重点便转移到衡水深州的陶村。”[2]这部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具体环境。作者用一定的篇幅叙述了陶砚瓦负责筹建国学馆、为书法班学员授课以及到日本举办诗词书法展览等情节，这些情节折射出近些年国学热的兴起，体现了新时代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大背景。反腐败斗争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小说围绕王良利这个人物，生动展示了反腐工作推进过程中的复杂与艰难。在陶村兴办文化旅游项目，发展文化产业，也是新时代党的乡村振兴和文化扶贫战略的微观缩影。

作品成功塑造了身份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主人公陶砚瓦是富有才华、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他精通古典诗词书法，始终以民族文化的传承为自己的使命。通过细读文本，我们感受到主人公被赋予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一方面他是一位能够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对国学的传承和发展有独到的见解和构想；另一方面主人公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他始终心系陶村，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对养育自己的父母都满怀不舍与深情。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大潮中，陶砚瓦又积极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赢得了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小说中地方官员史凤山的一段话，集中说出了陶砚瓦在家乡人心目中的地位：“陶主任在北京工作期间，一直心系桑梓，一直把家乡父老乡亲挂在心头，这在咱们深州有口皆碑。包括对桲椤山这个项目，一直是念兹在兹，默默推动。他既是一个退休的公务员，又是一位在诗词、书法、文学方面都卓有成就的名家，是咱们衡水，更是深州的骄傲。”[3]305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人公可以说是新时代新乡贤的代表。五哥张福禄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新农民形象，他颇具能力和见识，在经济发展大潮中能够抓住机遇发家致富，更为可贵的是，张福禄为人仗义热情，敢于对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作斗争，还非常热心地参与乡里的文化保护和文化传承，对陶砚瓦这样有社会声望的文化人也非常尊敬，在他身上体现了新时代农民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所产生的精神上的更高追求。相对照之下，黎四清这个人物则有些猥琐，他心计多端，在陶周砖厂的转让中甚至不惜以耍赖和撒泼的方式去达到目的，对张福禄等人物形象起到了反衬作用。小说善于以人物对话来展现人物性格，这些对话保持了方言土语的本色，使读者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极大地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著名书评家解玺璋说：“我特别欣赏陈廷佑先生的写作状态。他不动声色，沉得住气，刻画生活的原生态样貌。比如刻画宗族、人文伦理关系，写法含蓄收敛，不张扬，许多细节描写，看似平淡，几笔带过，实际勾连起来，反映了一个时代。我们常常看到给农村、给农民送去什么，带去什么。读了《桲椤山》这本书，发现陈廷佑先生思考的是从农村里、从农民身上发现什么。这个角度，这种意识，更加可贵。”[2]

二、诗意化表达与小说形式的创新

陈廷佑先生是诗词赋创作的高手，《桲椤山》是诗人写小说，作者用诗性的文字来讲述中国故事，独树一帜。在这部作品中，“桲椤山”被赋予丰富的象征意义，表现为对传统文化根脉的眷恋、执着，也隐喻了陶村人坚韧质朴的文化品格。通过这一意象，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京城文化圈与普通小村庄等巧妙地连接在一起，构成小说的内在脉络。

“桲椤”一词有丰富的意涵，文本中多处出现与之相关的解释。桲椤树“是一种树的名字，学名也叫槲树……在蒙古语里，是钢的意思”[3]6。桲椤捎是桲椤树下沙土里的小虫，“第一它靠土生存，靠沙土生存，有细沙的地方才有它；第二它的本性是喜欢往后捎”[3]92“这捎，看似退，是消极，是被动，但也是咱生存的基础，生存的智慧。回头一看，也包含着主动作为、提前布局、扬长避短的积极成分”[3]93。由是“桲椤”象征着知进退、明得失的生存智慧和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桲椤山也才能成为陶村人的精神寄托和文化根脉所在。农业农村部经济发展中心主任金文成说：“我家乡山上有许多桲椤树，从小吃桲椤叶饼，读《桲椤山》感到很亲切。这部书描写了乡村振兴需要‘土气’，时代的变革需要‘洋气’，文化建设又要有‘古气’。《桲椤山》这三个气，代表了乡村的‘魂’。我认为小说主人公陶砚瓦身上，有土气、洋气和古气。他的名字三个字都来源于土，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也有土气，这个土代表的是平凡人的质朴，真诚；进城之后，出入高楼大厦，见识广了，眼界宽了，身上有了洋气；他国学知识丰富，会作诗，会书法，体现出他身上的古气。我感觉作者在找根，找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实际上是农耕文明的根。我们经过大变革，原来的结构正在打碎。乡村文化的振兴非常关键，既要‘塑形’，又要‘铸魂’。”[2]“桲椤”意象与土地紧密连接，浸透着作者对泥土和大地最深沉的爱，寄托了他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美好愿景。

在作者的精心编织下，“桲椤”一词不仅止于获得了诗意的内涵，更是承载着结构组织整个文本的功能。小说的表层结构非常明晰：就时间层面而言，作品围绕主人公陶砚瓦的生活经历展开，过去和现在的事件及人物穿插交替出场；从空间层面来看，可以划分为陶村内和陶村外两个世界。伴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发现小说还有一条隐在的深层脉络，“桲椤”作为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实际上起到了结构连缀的作用。仅就小说的章节目录看，包含“桲椤”两个字的就有“第三章 几时不见桲椤山”“第四章 桲椤山不该是大坑”“第十八章 给桲椤山塑个金身”“第十九章 北疆桲椤叶更肥”等七个部分。

以第十九章为例，这部分写陶砚瓦与远在北疆的同村兄长黎德山再次相聚，有两处细节引人注意，一处是着重强调了从老家带来的桲椤树苗已长成粗壮的大树，其中有对桲椤叶的特写:“叶子大，而且厚实”“有股子清香味儿，我和你嫂子还用它泡茶喝，还可以用它包粽子，蒸黏米饭，味道都很好。”[3]315另一处是谈起将来是否回河北老家生活，黎德山妻子周春燕说了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们两个人也商量过这件事。孩子他姑姑、姑父也都说过，让我们回老家去养老。但是人是讲感情的吧，在这个地方待了大半辈子，受苦也好，受难也罢，在这儿都习惯了，子女都在这儿，还是愿意在这儿看着他们。真要说离开这儿，还真有点儿舍不得。我们已经看好一个地方，就在河边有个小山包包，我们将来就对着这条河，离两个孩子也近，看着他们，挺好！”[3]317黎德山年轻时辗转跋涉来到新疆，几十年来经过艰苦的奋斗获得了安定的生活，就像这深县老家带来的桲椤树苗一样，顽强不屈地向下扎根，积极乐观地向上生长。这就使得这一章初看有些突兀，实则是对主题的深化。小说的尾声部分也做了巧妙的呼应，张福禄说：“桲椤捎最后要蜕变成蛾子，它们都要长出翅膀，离开沙窝，飞过草尖子树枝子，有的还青云直上，往天上飞去。”“咱们哥儿仨就是三个小桲椤捎，赶上了国家的好时候，咱们也要蜕变喽，咱陶村、周村、史村、郭村、杏园也都得蜕变了，都长出翅膀来，飞吧，飞吧！飞得高高哩！”[3]476凭借着这种“桲椤”精神，他们走出陶村，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与理想。

由此可见，“桲椤”的意蕴弥散渗透在几乎每个章节里面，使那些看似游离于主题之外的部分有机地组合融入进来，因此，具有厚重文化内蕴的“桲椤”意象，托起了小说的深层结构，使小说在诗意化基础之上实现了形式的创新。

此外，小说中还穿插了大量的诗词歌赋，增强了作品的诗意特征，给读者以美的阅读感受。正如专家学者所指出的，作者善于把格律诗词、书法艺术等融进长篇小说创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尝试。小说中的诗词歌赋皆法度严谨，飘逸刚健，极富生活气息和时代感，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文化根底。如吟咏家乡的《桲椤山赋》“夫华北平原，千里沃野横亘；滹沱古道，百叠黄沙绵延。水往风来，深州向无云壑；天悲地悯，陶村幸有丘园。广百多亩也，高数层楼焉。惊于天外，耸烽火之树；焕乎望中，矗桲椤之山。挽滹沱而接京九，接沃野而吞大千”[3]422。歌颂北疆风光的七律“云惊瑶界梦回早，雪罩峰峦春去迟。碧海佛光追圣水，笑声遍撒碧琉璃”[3]320。这样的创作手法既丰富和开拓了小说的内容，又渲染了特定的场景氛围，增强了文本的诗意和可读性。

三、以文化的视角切入小说主题

作者始终从文化角度出发来观察社会和思考人生，探讨了有关文化传承与建设的很多重要问题，如国学的守古与创新、传统文化的当下继承等。作者通过小说表达他的相关思考，认为国学传承的关键在于内容，而不是华丽的外表。小说中多次提到国学和“国学的金身”二者的关系，“国学馆建成了，但是里面的内容不容易搞”。国学馆大楼是“国学的金身，而不是国学之本。国学的金身好建，国学之本难求”[3]384。文化传承不是简单复古，而是传统文化精髓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传统文化必须真正走入当代，才能不断地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超越。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具有独特的韵律节奏和无可替代的形式美，文学艺术的创新必须紧跟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步伐，融入新的内容和材料。

国学和文化都是极其抽象的概念，其传承与发展也相应地难以把握，然而，作者借小说给这个难题开具了切实可行的良方：普通人学习国学，宜采取由小到大的方法，即先从诗词书画传统技艺的某一具体方面入手，循序渐进获得对国学总体的认知和把握。即使是意境悠远、兴象玲珑的古诗，也可以有一套操作性很强的学习方法，其诀窍就是“把诗当论文写”。陶砚瓦认为，诗歌关乎人的生命和心灵，学诗必须持之以恒。他结合自己古诗词创作的丰富经验，认为可以把写诗看作技术活儿，能够像写论文那样拆解成具体的写作学习步骤。首先，是把一首诗的要点找出来，这个要点就像论文的论点，但它是通过想象空间和语言美来呈现的，发现要点是写诗的最基本前提。其次，还要解决平仄、对仗等格律形式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作者还要锤炼三种能力：“抓本质的能力、概括的能力、形象思维的能力。”[3]413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和经济建设问题上，作者也是以文化视角入手，在家乡开发打造文旅项目，探索文化产业助力乡村发展的路子。陶村的桲椤山文旅项目建设，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背景，在战略策划和模式构建上有鲜明的文旅融合的特点，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的典型范本。此外，“桲椤山”这一名称的来历，按小说中的说法为“天命玄鸟，衔籽桲椤，落地为树，聚沙成山”。“天命玄鸟”语出《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讲述殷商的先祖契降生的史诗，这样的引用显然带有作者文化寻根的用意。因此，怎样继承传统文化、乡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化的关系等，都是作者思考的重点。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4]。《桲椤山》这部小说是对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仅以诗意化表达进行了形式上的创新，还以文学的方式回应了时代命题，以文化的视角切入现实社会生活，为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注入了独特的经验和活力。正如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所高度评价的：“廷佑兄首部长篇《龙脉》前年推出，广受好评。第二部《桲椤山》又隆重问世，读之甚为快哉。庙堂之辉烁，军营之芳华，乡土之烟雨，皆有文采焕然。更从唐音宋韵、家鼓声声里，纵笔大国万端，揽察时代潮涌。河北人写河北事，慷慨地咏慷慨歌！”[3]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