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的非凡与平凡
——游鉴明新作《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

近现代报刊媒体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人们通过它，获取海量的信息；也通过它，表达自己的看法。近现代报刊媒体就像一面明镜，呈现出人世间的千姿百态。但是当女性遇到中文媒体，就像一群性格迥异的女子住进了大观园。园子里安放着这些女子美好的理想，却也暗藏悲剧。游鉴明的新著《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以下简称《摩登大观园》）就是这样一部描写女性与中文报刊媒体相遇的作品。

《摩登大观园》在2017年已有繁体字版，“摩登”二字定位了大观园中的女性所处的时代——20世纪初到60年代这一新旧杂陈的社会大转型时代，“大观园”对应了彼时的中文媒体。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大观园”，作者既投入了自己对园中女性处境深切的体悟，也引入了自身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局外人视角。这就使得她的叙述具有独特魅力，既充满情感，又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女性议题丰富多彩

该书汇集作者从2001年迄今的多篇研究。既聚焦于“大观园”里一些令人兴奋的非常规事件，诸如独身、女球员、外省人遇见台湾女性之类，又津津乐道于园子里点点滴滴平凡的衣食住行，诸如20世纪初城市传播的家政知识和20世纪中期向中国台湾农村地区渗透的家政知识。作者将它们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媒体论述中的女性”，集中叙述报刊媒体如何言说与女性相关的新现象；第二部分为“媒体、知识建构与女性”，探讨不同历史情境里报刊媒体向女性建构和传递的家政知识。

女性独身是作者阐述的20世纪中国女性面临的第一个新现象。它在20世纪初露出端倪，持续至40年代。虽然它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历史现象，但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具有一定正当性的理想，女性独身在报刊上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热议。笔者详细分析了现代中国女性独身的成因、谁在为（反）女性独身说话、独身背后更大的社会问题、女性自身以何种态度接受独身等，揭示出媒体中真实与虚构交叠的女性独身图像，以及独身女性的身体与民族主义论述的龃龉。

女球员是作者在媒体中发现的第二个摩登时代的新现象。中国传统时期的女性也参与马球、锤丸等运动，但公共的击球项目时代久远，且不以参加更高一级的比赛为目的。而20世纪的女球员不仅与男球员同场竞技，还代表地方和国家参战世界级比赛。面对全新的事物，报刊当仁不让地成了展现女球员风采、热议女球员规范的一个平台。作者事无巨细地爬梳女性参与现代排球、篮球类运动给她们自己、学校、城市，乃至国家带来的提升机会，也条分缕析女球员独领风骚带来的性别关系紧张，她们在球场上的虚荣花哨所面临的口诛笔伐。

游鉴明认为，在喧嚷的近代媒体上，女性并非沉默不语，她们的声音或多或少出现在报刊上，组成这喧嚷中的独特一支。当独身的女性被各种话语想象、批判，总有女性借助媒体表达自己的独身生活也可以热闹精彩。那些明星般的女球员经由采访报道，常在报刊上留下她们短暂而辉煌的瞬间；女性的声音也没有淹没在外省男性的笔墨里，她们为台湾女性正名，甚至初通中文的一般台湾女性也会积极给报社投稿，留下难得的底层的声音。

根据地域特点与现有资源，打造品牌概念，为游客提供具有本地特色的独创性商品服务，提高乡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让身处繁杂都市的游客从自发寻找心灵休憩之所，变成慕名前来游玩度假。此外，还应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价值，保护旅游重点区的“乡村性”，使其免于在城市化进程中丢失自身的民俗文化。

20世纪的中国女性家政知识

第二套知识来自于《丰年》杂志，通过该刊，国民党知识精英构建的科学、现代的家政知识向台湾地区的农村传播。这是大陆学者不熟悉却十分感兴趣的话题。游鉴明的《丰年》研究为思考20世纪农村地区家政现代化提供了有趣的实例。作者巨细靡遗地梳理了该杂志为农村妇女介绍如何因陋就简制作有营养的食物，如何自制美容护肤品，如何裁剪、清洗衣服，如何改造农村厕所环境卫生，如何科学养儿育女等。杂志上的文字介绍配合着大量插图，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颇为实用，但也有些图像远离农村现实。平凡的日常生活实则拉近了人们的距离。

作者细致地铺陈出两套为女性打造的家政知识。第一套知识来自于1915—1931年的《妇女杂志》。此家政知识浸透着现代科学话语，逐一考察了家政知识中的衣食住和家庭经济，从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的角度揭示现代科学知识的无孔不入，并思索科学建构的家政知识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当时的社会。事实上，渗透着科学知识的家政内容深奥难懂且步骤繁杂，提高了女性的操作门槛，也增加了女性处理家政的时间，也可能成为女性的沉重负担。

各种论述展现了时代下的女性人生

在作者看来，近代媒体对于女性的话题大多众声喧哗，独身议题就是典型。媒体判断女性独身的理由五花八门，对独身女性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的同情理解，有的批评诋毁，虽有不少声音劝解女性放弃独身，甚至塑造出孤寂、悲惨的独身女子下场，但终究不能众口一辞。女球员也一样，媒体一方面对她们吹捧有加，大大增加了她们的受关注度，另一方面拿着放大镜寻找她们超越规范之处，对她们冷嘲热讽。外省人和台湾女性的接触也引发了媒体的一片沸沸扬扬。有人看不惯台湾女性的装饰打扮，有人却表示欣赏。有人批评台湾女子性格软弱，有人却意识到她们很勤劳。

二战后，外省人遇见台湾女性是作品中第三个20世纪的新现象。作者从台湾地区1945—1949年出版的25种报刊里搜索外省人和台湾本地人之间通过台湾女性这个窗口进行的彼此观察、互动、冲突和融合。人们借台湾女性的打扮、性格、战后台湾的娼妓业、女仆和婚姻等问题热烈地讨论彼此的相逢。彼此的遇见并非只有剑拔弩张的对立，相反，由于每个个案在性别、族群、阶级、教育等方面的不同，加上日常生活中雇佣关系、婚姻关系都存在差异，因此，这种相遇形成的复杂性绝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可以概括。正如作者所言，他们的相遇“虽不完全互放光亮，却也不是各往各的方向走去”。

从浙江经验走向全国，“最多跑一次”改革书写了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新篇章，迈入“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的新阶段。

某工程球仓内径70m，高40m，仓内设旋转堆取料机，结构形式为钢筋混凝土球壳结构，条形基础，基础下设预制管桩。仓内在堆煤线上部设有一排采光窗和进风口，球仓顶板设有带有采光和出风的轻钢顶盖，工艺方案布置及平剖面见图1。储料参数及荷载取值为：煤容重10kN/m3，内摩擦角38°，基本风0.35kN/m2（50a），0.25 kN/m2（10a），球面活荷载：0.5kN/m2。圆形煤场为重点设防类（乙类），季节变化温：结构升温30℃，结构降温-33℃。

纵观全书，作者对媒体和女性的书写呈现出独有的风格，一条清晰的线索串联起各种纷繁无序的女性论述；作者并不义愤填膺地对待那些非善意的言论，而是抽丝剥茧地将它们一一罗列，并把它们与不同的看法并置，向读者娓娓道来其中的是非曲直。既关注中国女性的高光时刻，也记录女性的艰难，安放她们的日常。没有报刊的记录，女性的不凡和平凡大多会消失，而没有作者的书写，女性也很难妙趣横生地跨越时代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