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居民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

易欣，陈景川，徐欢，李双双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是实现“无废城市”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1］，但受制于建筑废弃物较低的再利用市场价值，这一理念在建筑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动。据统计，我国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率约为40%，与发达国家比还存在一定差距［2］，而且仅靠政府财政的补贴投入，已有的资源化利用项目也难以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不仅具有通过市场交换而产生的直接经济价值，还能够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等非市场价值［3］。城市居民既是建设活动的参与者，也是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受益者，应该对城市建筑废弃物的有效处理承担必要责任［4］。因此，如果能了解居民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认知情况、支持态度以及支付意愿，并深入探究影响其支付意愿的因素，通过制定有效的鼓励、引导策略提高居民的参与程度和支付意愿，就能更好地推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王海滋等建立了政府、建材厂商、建筑企业三方博弈模型，从受益者角度提出推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的策略［5］。刘婷婷等发现法规完善程度、施工现场回收利用意识和科技水平是影响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环境效益的重要因素［6］。然而，上述成果只考虑了政府、施工和回收企业等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直接参与方，却忽视了居民作为利益相关方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居民态度及支付意愿对推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具有重要作用［7］，如日本便形成了以公众参与为中心的废弃物治理机制［8］。而在生活废弃物等其他资源化利用领域的研究则更重视居民的参与，占绍文等和陈孝鑫等分别研究了城市、农村居民的认知及支付意愿［9-10］。综上可见，现有研究成果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不足。首先，现有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建筑企业等从业单位上，对居民主观行为的影响缺乏研究；其次，研究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时没有考虑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或层次性，难以揭示其对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因此，我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综合采用因子分析法和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先找出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再建立因素的层次结构模型识别出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与关键影响路径，为政府制定针对性政策以鼓励居民参与，提高我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1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居民支付意愿调查分析

1.1 调查问卷设计

为更好地了解居民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支付意愿，首先需要设计有效的问卷找出其影响因素。Chung et al. 认为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主要包括居民特征、认知和对政府管理建议态度等［11］。谢秋山等则指出居民支付意愿还受社会背景特征如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和环保意识等影响［12］。徐玉波等认为其还可能受从众心理、责任意识等行为态度层面引导［13］。此外，作为资源化利用的参与者和环境受益者，居民对环境改善需求、资源化效益认知会显著影响其环境行为［14］。除自身背景特征外，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能产生显著的社会和环境效益，既能促进行业发展、增加就业［15］，又可以起到节约土地和自然资源、改善土壤水质、减少空气污染等［16-18］效果。基于上述分析，可将问卷中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不确定性因素列出，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

1.2 居民社会背景特征统计

为确保问卷的有效性，我们于2021年9—12月深入长沙市内的多个住宅小区，采用现场访谈结合问卷发放的方式了解受访居民的社会背景特征，调查居民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认知程度、支持态度及支付意愿等，其中对影响认知及支持态度的因素采用Likert量表表示其程度。共发出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26份，问卷有效率约87.67%，通过SPSS23.0求得问卷的Cronbach’s α为0.899，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其中居民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社会背景特征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长沙市受访居民的社会背景特征

由表2可知，受访居民中女性人数占53.87%，男性占46.13%，女性受访者比例略高于男性。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青年和中年，平均年龄为39.45岁。从职业构成来看，政府单位人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占比25.25%，教育及科研人员和企业单位员工占比44.40%，退休或无业人员和学生占比15.02%，个体经营和自由职业者占比15.33%。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或专科及以上的居民占61.55%，受访居民的平均家庭年收入为13.38万元。

1.3 居民社会背景特征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分析

根据文献研究结果［9-10］，居民对生活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支付意愿与其社会背景特征有关。因此，应用SPSS23.0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支付意愿各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详见表3。

得到回归方程为：

由表3和回归结果公式（1）来看，模型的自变量总体上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中居住时间、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支付意愿起积极（正向）作用，而年龄则起消极（负向）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年龄与支付意愿负相关。首先，随着年龄增大，居民的收入来源相对单一，总体上收入水平有所下降，从而影响其支付意愿；其次，年龄较大的居民对新政策、新事物的接受存在更大难度，难以理解自己为何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负有支付责任，故年龄越大支付意愿越低。

（2）居住时间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居民居住时间越长，对定居城市的感情越深，而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能改善城市环境，故支付意愿更强。另外，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也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环境的代际公平，居住时间越长的居民从子孙福祉出发也会提高其支付意愿。

（3）受教育程度与支付意愿正相关。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居民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的各种政策的认知能力和接受程度，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支付意愿越强，而且其相关性系数最高，说明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能显著改变居民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支付意愿。

（4）家庭收入与支付意愿正相关。一般而言，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其支付意愿会相应提升。但需要注意的是，家庭收入对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几乎相同，这说明高收入家庭的支付意愿并不一定总是最高的，仍然需要加强政策和宣传才能更好地激励其提高支付意愿。

（5）居民职业与支付意愿无明显相关性。居民职业虽对支付意愿并无明显影响，但考虑到职业差异性，对受教育程度要求更高的职业的从业人员其支付意愿更强，故教育及科研人员更愿意支付。

2 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2.1 提取影响因素的公共因子

根据前文的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支付意愿受其社会背景特征影响，而由调查问卷设计中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表可知，包括居民社会背景特征在内的影响因素共有19个，考虑到这些因素可能存在自相关性导致作用效果重叠，同时也为明确这些因素对居民支付意愿影响程度的差异性，进一步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各影响因素进行聚类分析。

采用SPSS23.0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求得问卷KMO值为0.875，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为2 377.18，显著性为0，说明问卷存在公共因子，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由此，进一步对所有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15个因素，并提取到4个公共因子。为了方便表述，根据各公共因子所包含的因素及其共同特点，分别命名为社会背景特征、行为态度、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影响居民支付意愿因素的因子分析法结果

2.2 对影响因素公共因子的分析

根据表4中方差特征值可得到4个公共因子对居民支付意愿影响程度的排序，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背景特征（F1）、行为态度（F2）、社会效益（F3）、环境效益（F4），对各因素的具体分析如下。

（1）社会背景特征（F1）的贡献率为33.20%，重要性大于其他3个公共因子。这表明居民的社会背景特征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最重要因素，而其中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的权重排在前两位，说明居民的支付意愿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两者决定，这也与前述分析结论一致。

（2）行为态度（F2）的贡献率为24.08%，是影响程度仅次于F1的因子。F2的因素中，环保宣传力度对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最大。这可能是由于目前大部分居民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的了解不够清楚，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将有助于提高居民的责任认知，推动其支付意愿的态度转变。

（3）社会效益（F3）和环境效益（F4）的贡献率较社会背景特征（F1）和行为态度（F2）低。这可能是由于两者均属于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生的间接效益，居民对它们缺乏直观感受，需要一个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同时也验证了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加强环保宣传力度的重要性。此外，社会效益的影响权重大于环境效益，说明大多数居民更重视与自身利益更密切的就业岗位、房产价值和城市形象等社会效益，环保意识还需提高。

3 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分析

在明确了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及其权重后，需要更好地厘清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探明是否存在层级结构［19］。通过识别出复杂因素间的影响路径，探明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内在发生机制［20］。因此，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引入解释结构模型即ISM以分析这些因素的层次性（深层因素和表层因素），并找出影响支付意愿的关键路径。

3.1 ISM模型基本原理

3.1.1 确定重要因素集合

居民社会背景因素主要来自其自身特点，与其他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参考许增巍、葛继红等学者的做法［19-20］，我们只提取了行为态度、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作为影响因素集合，希望明确因素间的逻辑关系。

3.1.2 建立邻接矩阵A和可达矩阵M

通过判断因素集A中任意两个因素Si和Sj之间的直接关系，可以建立邻接矩阵A，如下：

在实际系统建模工程中，对Si、Sj，如果从ai到aj有任何一条通路存在，则可称Si可达Sj。依据布尔矩阵运算规则，当邻接矩阵A满足：

则称M为A的可达矩阵，I表示单位矩阵。

3.1.3 确定各因素可达集R（Si）、先行集A（Sj）和共同集C（Si）

可达集是M中该因素所在行能到达的所有因素集合：

先行集是M中所在列能到达该因素的所有因素集合：

共同集（Si）为可达集与先行集的交集：

终止集E（Si）是可达集等于共同集的所有因素集合：

属于该终止集的所有因素可认为是同一层级因素，每确认一次终止集，都要把其所在的行与列删除，然后继续判断，最终得到层级结构。

3.2 构建影响因素层次模型

ISM法主要依靠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进行数据分析，需要尽量减少专家主观倾向对结果准确性的影响。因此，我们首先邀请3位经验丰富的建筑行业从业专家进行初次论证，然后再邀请9位该领域的高校研究人员对初次论证结果进行评判。若超过半数专家认为行因素Si对列因素Sj存在作用关系便标记为1，反之为0，根据所得结果便可构建邻接矩阵A和可达矩阵M（见图1）。

图1 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可达矩阵

根据式（4）、式（5）、式（6）计算出各因素可达 集R（Si）、先行集A（Sj）和共同集C（Si），如表5所示。

根据式（7）确定终止集，可以得出第1层级的因素为S8，然后将上述已划分的因素除去，再重复上述步骤，得到第2层的因素为S11、S15。同理可得，第3层的因素为S10、S12，第4层的因素为S7，第5层因素为S13、S14，第6层因素为S9，第7层的因素为S6。根据表5的计算结果和层级划分，绘制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进一步进行缩减化处理，可将这些因素划分为3层：环保宣传力度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深层根源因素，是影响其他层级因素的最根本因素，如果特别重视和加强对居民的环保宣传，便能从根源上提高居民的支付意愿；而个人支持态度、提升自有房产价值、日常生活需求是浅层直接因素，它们会直接影响居民支付意愿；剩余因素则为中间层因素，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对浅层次和深层次因素产生影响。

3.3 提升居民支付意愿的对策分析

结合这些因素间的层次关系，构建影响居民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支付意愿的逻辑表现路径。

路径1：环保宣传力度（0.948）—节约土地资源（0.662）—提升空气质量（0.747）—改善土壤水质（0.722）—资源化处理成效（0.888）—提升城市形象（0.633）—提升自有房产价值（0.660）—个人支持态度（0.865）—影响居民支付意愿。首先，环保宣传力度作为根源因素影响节约土地资源的程度。环保宣传力度对居民的环保行为具有明显驱动作用，加强环保宣传力度能够减少因建筑废弃物掩埋对土地资源的损耗，从而提高空气质量、改善土壤水质。其次，空气质量和土壤水质作为两个间接因素共同影响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成效，能提升城市形象、提供就业岗位。最后，居民个人支持态度是决定其支付意愿的直接驱动因素，受城市形象和就业岗位影响。

路径2：环保宣传力度（0.948）—节约土地资源（0.662）—提升空气质量（0.747）、改善土壤水质（0.722）—资源化处理成效（0.888）—创造就业岗位（0.660）—日常生活需求（0.643）—个人支持态度（0.865）—影响居民支付意愿。与路径1相比，本路径总重要度更高，涉及层面更广泛，可作为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关键路径。此外，发现资源化处理成效除了影响城市形象的提升，还对创造就业岗位有推动作用，并通过缓解就业压力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提高了居民支持态度及其支付意愿。

路径3：环保宣传力度（0.948）—个人支持态度（0.865）—影响居民支付意愿。与路径1和2相比，这条路径包含因素较少，加强环保宣传力度能直接影响居民的个人支持态度，从而提高其支付意愿，这表明加强环保宣传力度不仅是提高居民支付意愿的根本因素，也是见效最快、最直接的方式。

根据ISM的分析结果可知，影响居民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支付意愿的因素间具有层次性和不同作用路径，为了提高居民支付意愿以推动我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关注公众态度，居民参与监督。根据前文分析结果，大力倡导公众参与是推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的重要前提，推动居民由“旁观者”向“参与者”转变。随着居民成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参与者，个人支持态度将对其支付意愿具有直接影响。因此，采取更加多元的参与方式，拓宽居民参与渠道，比如鼓励居民参与对施工单位建筑废弃物管理的监督工作，提供更加开放、便捷的监督信息反馈平台，居民主动支付行为对应的个人税费减免等，都能够正向改变其个人支持态度，从而提升支付意愿。

（2）抓住根本因素，加大环保宣传。环保宣传力度作为影响支付意愿的根本因素，采用各种有效的措施加强宣传力度是提高支付意愿最重要的出发点。因此，需要适应新常态创新环保宣传方式，比如加强以公众号、短视频等居民喜闻乐见的自媒体为主体的扩散性传播手段，而对年龄较大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则应更多地采取线下活动进行针对性宣传引导。

（3）重视关键路径，统筹控制管理。根据前面分析，可知路径2为关键路径，影响因素包括环保宣传力度、节约土地资源、提升空气质量、改善土壤水质、资源化处理成效、创造就业岗位、日常生活需求和个人支持态度。除了加强环保宣传力度这一根本因素，还应对该路径上其他因素按照逻辑关系统筹控制管理，比如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施工单位技术创新，通过从源头减少建筑废弃物来节约土地资源、提升空气质量和改善土壤水质，从建筑产业链全面提升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成效，并由此创造出新的废弃物处理企业，为居民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形成居民新的参与方式），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获得居民更多个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