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共治：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实现路径*
——基于广西南宁“逢四说事”的案例研究

吴欢欢

（中共南宁市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广西 南宁 530007）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回顾百年奋斗历程，社会治理一直是我们党推进社会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生福祉、筑牢执政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际国内环境更加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更加交织叠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迫切，这都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01）.这一重大命题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持续探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与理论，不断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并首次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确立为“十四五”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从13 个方面分领域总结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在社会建设方面明确指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治理内涵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也为我们科学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思路和指引。

然而，社会治理共同体如何实现？在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和理论研究中，“共同体”这一概念与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密切相连。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建立是以社区成员的感情投入、彼此联系、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所形成的集体归属感、认同感和参与感为前提的③费迪南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87．。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认为“当具有语言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相互进行沟通时，他们就具备了主体性关系”④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482.，通过建立共同的语境，最终能够达成共识。可见，不同主体的沟通交往和理性衔接，有助于促进共同体的构建，进而实现集体行动、共同治理的目标。这些理论解释，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内涵上相吻合，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目标上相一致。因此，以民主协商为机制，激发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可行路径。

为进一步探究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本文以基层协商作为切口，借助“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通过对广西南宁“逢四说事”的协商工作机制进行案例分析，聚焦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主体、流程、保障等关键要素，探寻从不同治理主体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演变逻辑，为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提供参考。

二、“协同治理”理论与分析框架

“协同理论”最早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哈肯提出，之后被广泛应用于各个研究领域，成为一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兴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共治”“复合治理”“多中心治理”等概念，由此逐步形成“协同治理”理论，并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协同治理”的本质是主体通过在共同处理复杂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协调，实现共同行动、结构耦合和资源共享，从根本上弥补政府、市场、社会等单一主体治理的局限性。通过消除现实中存在的隔阂和冲突，以最低的成本实现社会各方共同的长远利益，从而对公共利益的实现产生协同增效的功能⑤胡颖廉.推进协同治理的挑战 ［N］.学习时报，2016-01-25（05）.。

国内外学者对“协同治理”理论的逻辑框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形成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框架。如Bryson、Crosby 和Sone（2006）构建了跨部门协作分析框架，包括初始条件、过程、结构、结果和问责等①BRYSON J M，CROSBY B C，STONE M M.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Propositions from the literature［J］.Public Admin Rev，2006.；Ansell 和Gash（2007）建立了SFIC 模型，模型的主要因素包括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和协同过程②ANSELL C，GASH A.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J Publ Adm Res Theor，2008，18（4）.；O'Leary R（2012）研究的协同型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影响协同的因素有背景、协同目标、成员选择与能力构建、协作者激励与承诺、协作结构、协作权力、问责、沟通、合法性、信任、信息技术等③O'LEARY R，VIJ N.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Where Have We Been and Where Are We Going?［J］.Am Rev Public Adm，2012，42（5）.。以西方理论与研究为参考，我国学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场景中，对“协同治理”进行了本土化创新和发展。如田培杰（2013）基于SFIC 理论模型④田培杰.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框架与分析模型［D］.上海交通大学，2013.，构建了协同治理的新分析模型——综合模型，包括外部环境、协同动因、协同引擎、协同行为、协同后果；范逢春（2014）构建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整体性治理框架⑤范逢春.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框架研究［J］.求索，2014（12）：104-108.，包括治理框架的目标导向、治理过程的持续完整、治理主体的责任整合、治理系统的制度建设、治理平台的信息共享等；董明（2021）以政协协商的实践为研究对象⑥董明.新时代赋能基层治理的地方政协探索——基于浙江“请你来协商”实践的分析［J］.治理研究，2021（04）：71-81.，提出了协同共治得以展开的三组条件：初始条件、流程再造和信用保障。由此可见，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不尽相同，目前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普适性解释框架。

综合以上研究及框架模型，本文以“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和要求，将协商共治最终效益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四个方面：共治动机—协同组织—规范流程—制度保障（其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协商共治分析框架

首先是共治动机，寻找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或冲突矛盾，作为协商共治的起点，强调治理主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相统一，即解决“人人有责”的问题。其次是协同组织，不同主体通过合理的分工合作，推动协商得以有效开展，同时营造各主体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氛围。然后是规范流程，通过制定开放、透明的规则程序，约束和规范协商的流程，促进不同主体的积极、平等参与。通过协同组织和规范流程来构建协商共治的过程，即回应“人人尽责”的问题，以达成共识为目标。最后是制度保障，以落实协商结果来推动矛盾的化解，实现不同主体的利益平衡。这一阶段，回答了“人人享有”的问题，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持续性提供了信任支持。

三、广西南宁“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的实践

（一）案例概况

“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发源于广西南宁E 社区，于2015年正式确立并在城区范围内推行。E 社区成立于2007年7月，位于南宁市江南区江南街道西面，辖区面积约1 平方公里，现有3 个居民生活区，7 家企事业单位，总人口约1.8 万人，共11 个民族聚居，是混合型社区。社区党委下设共10 个网格，5 个党支部，10 个楼栋党小组，党员共178 人。

2012年，为响应南宁市委、市政府推进邕江两岸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邕江南岸100 多户疍家船民上岸并落户到E 社区的F 小区。在上岸后，由于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等不同，上岸船民与小区居民、物业产生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例如，在小区里光着上半身游荡，夜间喝酒喧哗，拒缴物业费、水电费等情况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和物业公司的正常运转，以致小区居民和物业经常到社区投诉，希望尽快解决矛盾纠纷。E 社区为服务好上岸船民，和谐有效地解决问题，定于每周四与上岸船民进行座谈交流，理顺他们的岸上生活习惯，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生活。通过一段时间的定期沟通，上岸船民的问题得以逐步解决，并逐渐在E 社区形成“有事好商量”的协商氛围。在每周四与上岸船民座谈沟通的基础上，经社区党委研究，由党员大会表决通过，决定成立“逢四说事”协商议事会，进一步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工作，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2015年11月2日，二桥西社区正式成立“逢四说事”协商议事会。每月逢4日、14日、24日或星期四，定期在议事场所组织社区居民、辖区单位、物业、社会组织等说事议事、互联互动，共同解决基层治理的重难点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实践，“逢四说事”协商议事会固化为“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在城区范围内进行推开。“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协商议事的组织架构，以社区“大党委”为核心，以“区委—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小区（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为轴心联动体系①阮晓莹.党群议事“逢四说事”创新协商治理新模式［J］.南宁日报，2019-07-03（02）.，并成立说事常任理事会，有效组织各主体广泛参与、民主议事，实现社会治理从“独奏”到“合唱”的目标。

（二）路径呈现

1.协商议题“六必说”，以“小切口”凝聚协商主体。“协商什么”是协商共治的起点。社会共同体的有效治理，是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协作，这就需要平衡协商议题的针对性和广泛性，促使议题与治理主体之间的强相关性和可参与性。“逢四说事”协商共治机制聚焦驻辖区单位、居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增强共治共建的参与动力。一方面，将基层党建、中心任务、经济发展、服务民生、文明和谐、矛盾纠纷等六个方面作为必说必议内容，明确说事范围，确保治理不跑题不走偏；另一方面，通过说事员广泛收集议题，疏通问需于民的渠道，为辖区单位、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物业公司等提供了参与治理的平台，实现事事可协商、人人可参与。表1为部分“逢四说事”议题及议事结果。

表1 部分“逢四说事”议题及议事结果

2.说事载体“六个有”，以“小资源”保障参与的广泛性。“谁来协商”是协商共治的难点，变“要我参与”为“我要参与”，需要提高协商机制的辨识度和可及性。为了确保“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深入民心、发挥实效，整合驻辖区单位资源，在服务场所设立27 个议事厅，作为固定的说事地点，并根据不同居民小区聚集的特点，建立一批“居民议事小广场”“说事亭”等说事地点，以突出“逢四说事”的公共性和开放性。同时，统一按照“有说事厅、有标识、有热线、有记录、有流程、有档案”的“六有”标准对说事场所进行规范化建设，统一设计说事标识，力求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说事氛围，激发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愿。

3.协商流程“六步走”，以“标准化”体现程序规范。“如何协商”是协商共治的重点，尤其是涉及到个人利益和具体事务，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有科学规范的协商流程，才能有效避免协商的情绪化和主观性。“逢四说事”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可操作性的协商“六步走”流程，即“收集民意、梳理议题、确定议题、做好准备、组织协商、公开结果”，对协商议事的主体、内容、机制、目标都做了明确的要求，并形成清晰简明的工作流程图（如图2），以快速有效引导各治理主体表达利益诉求，让众人事情由众人商量有了“操作说明书”。

图2 “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流程图

4.说事结果“两评议”，以“限时办”督促治理实效。“结果如何”是协商治理的落脚点，议而不决、决而不动，不仅违背了协商共治的初衷，也将挫伤治理主体参与意愿。“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通过建立议事成果采纳、落实和反馈机制，分层分类及时解决问题，使说事结果落实更迅速、更高效、更民主。对于社区责权范围内的事项，由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协调相关主体组织实施，一般在10 天内公开落实情况；对于社区责权范围外的事项，采用逐级上报的方式，由街道或城区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解决，并于一个月内书面反馈办理情况；对于一时难以解决的事项，及时做好群众解释工作。对于已完结的事项，以“两评议”的方式，即每季度一小评，每年度一总评，组织党员代表和居民代表，通过组织居民代表大会对说事结果的处理情况进行评议，群众满意率不达80%的事项，责成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再议再办。

图3 说事结果落实及评议流程图

（三）“协商”与“治理”均衡演绎初现功效

1.化解基层矛盾，激活参与活力。通过推行“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实现了民生诉求的快速回应和处置，基层矛盾问题的处理效率和处理质量得到提高。据统计，自“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建立以来，二桥西社区共收集社情民意242 条，梳理分析存在的具体问题79 个，解决并反馈了89 个问题。“逢四说事”真正实现了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畅通了利益表达渠道，让治理主体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有了“有事好商量”的意识，更激发了共建共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发扬基层民主，促进社区自治。“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了理性沟通的平台，打破了政府、社会、市场、社区与居民之间的理解隔阂，进而达成共识，变基层治理“政府抓”为“大家抓”。例如居民代表反映小区内偷盗现象时有发生，对此，社区“大党委”立即组织召开说事会，督促物业保安加强巡查，并在小区内加强防盗措施宣传工作，合力提高居民自我防范意识。同时成立“群防妈妈”工作队，每天晚上在辖区内巡逻执勤，确保辖区的安全稳定。这支队伍现已成为基层治安保障中强有力的群防群治主力军。

3.实现社会协同，提升治理水平。以“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为载体，构建起大党委引领、党员带头、物业牵头、多元参与、难题共解、资源共享的社会治理工作格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共识。通过引导各方力量协同治理公共事务，有效整合各类资源，补齐基层治理短板，不断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例如，为保护和传承邕江流域的疍家民俗文化，通过协商议事，决定利用社区宣传栏建设疍家文化墙。由社区出场地，辖区单位企业出资金，上岸船民出物件，成立由疍家党小组组长、疍家民歌队队长、疍家船老大等保护疍家文化的热心团队，收集了30 余件原船民老物件以及原船民生活的旧照片，打造了一幅独具疍家特色的疍家文化墙，充分诠释疍家文化的特色和精髓，实现上岸船民的疍家文化传承梦。

四、从协同共治框架看“逢四说事”运行机制及其问题分析

根据协同治理理论构建的协商共治分析框架，从共治动机、协同组织、流程规范、制度保障四个方面，对“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的运行机理及其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作用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共治动机，即协商何以发生

问题矛盾或利益冲突的相关主体若能在一个可信平台或机制的引导下，产生有利于矛盾或冲突解决的可能，则将形成共治动机，并为后续启动协商共治的过程提供可能性。从共治动机这一维度进行观察，“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的优势在于，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的平台，有相应的制度、软硬件等结构性因素的支持和保障，可信度较高；同时，说事员在收集议题的过程中，深入基层一线，听取来自不同领域的诉求，让这些基层治理的“小事”被“听见”、被“看见”（如表2），不仅表明了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也使得这一机制能够吸引各方主体的参与。

表2 议事员收集的部分议题

然而，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上来看，不同主体的共治动机仍有待激发。一是问题矛盾的收集渠道不多。目前问题矛盾的反映多由议事员进行收集或观察，这种方式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在利用信箱、邮箱、电话、微信等多渠道收集问题上仍需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二是协商议题的多样性不足。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协商议事的参与群体，若议题常以某一或两个领域为主，则难以保障参与群体的广泛度。调查发现，目前议题涉及的主要群体是社区干部、辖区党员、部分居民代表，辖区单位、企业、两新组织以及普通群众的参与有限。

（二）协同组织，即协商共治的组织协作

在协商共治的过程中，问题矛盾常以个体的形式出现，但其协商和治理等行为应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和行动，这需要不同主体的分工协作。从“逢四说事”协商议事会的案例来看，基层党组织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说事员起到了动员群众的作用，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是支持力量，而其他主体则通过参与说事会发表观点。这一协同组织架构仍有改进空间：一是过于强化组织者角色，比如协商议事“中心化”的会场布置，组织者区别于其他参与者，位于会场中心位置，传递的“控制性”信号较为明显。二是其他主体的责任意识较为弱化，例如，在协商议题的分类、梳理、筛选等工作仅由党组织或居委会完成，协商方案的制定、调研等工作仅由说事常任理事会完成，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他主体的主体责任。

（三）规范流程，即协商过程的有序有效

协商是共治的基础和前提，在协商过程中矛盾利益的博弈如果得不到科学引导，缺乏确定且有效的协商流程，则容易走样不聚焦，最终影响协商共识和结果的达成。“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的创新在于以“六步走”对基层协商议事进行了流程再造，依照“收集民意—梳理议题—确定议题—做好准备—组织协商—公开结果”的流程推进，基本实现协商议事的目标。而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议题梳理有待进一步结构化，当前对于说事员收集的议题只做了内容上的分类，没有考虑议题所涉及的决策执行层级，使得居民层面、社区层面、街道层面、城区层面等议题混杂在一起，部分议题“题不对人”或“议而难决”，对议事的进程和结果的执行产生负面影响；二是议事流程有待进一步精细化，协商议事仍采用最传统的轮流发言或自由发言的方式，对于问题、原因、对策等不同的议题进程没有做明显的区分和引导，从效率和效果上均有提升空间；三是议事过程有待进一步开放化，由于场地条件的限制和协商可控性等要求，目前议事会并没有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开放，议事过程只能通过会议记录等文字的形式在公告栏进行公开，难以满足协商共治多元主体的参与意愿，降低了协商议事的透明度。

（四）制度保障，即协商结果的执行落地

制度既是协商共治的中介，也是协商共治的结果。科学完善的制度，为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协商搭建了平台，有效化解利益冲突和矛盾，进而形成互动合作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同时，这一过程也推动协商共治的制度和方式得以优化。基层问题经由多方协商得以解决，实现了协商决策的即时立现，这是“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能够快速赢得信任和支持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随着这一机制的持续运行，那些相对容易解决的“小事”已经被化解，而更深层次的、更为复杂的、涉及面更广的“难事”开始被提出，这类问题仅靠基层政府或居民自身是难以解决的。因此而形成了治理难题的“搁浅”状态，难题一次次被提出，又一次次被“搁浅”，议题的提出者和协商者对协商的效度产生怀疑，导致这一机制的信任度被削弱，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所降低。这凸显了在制度保障上的不足：一是从“议事”到“办事”仍存在制度衔接不畅的问题，如廉洁工作站等监督部门未能及时介入并有效监督议事过程及结果执行，在资金、考核、监督、问责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二是协商结果的执行有待加强，落实结果渠道有待畅通，导致责任传导不到位，尤其是涉及上级单位或相关职能部门的问题，存在落实与反馈不及时的现象，使得议事结果难以推动。

五、协商共治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路径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从公共理性出发，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原则，在协商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化解矛盾冲突，解决公共问题，让具有异质性的多元主体，围绕责任理念达成治理共识，进而增进合作能力和信任关系，并最终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

（一）优化治理格局，培育“人人有责”的共治意识

“人人有责”意味着各社会主体对社会事务有清晰且明确的角色认同、共建思想和行动共识，基于不同分工而开展合作治理，以实现共同利益。这需要培养和增进以公共道德和公共精神为价值基础的公共理性，建立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衔接，实现从社会连结到团结的良性递推①冯仕政.社会治理与公共生活：从连结到团结［J］.社会学研究，2021（01）：1-22、226.，不断提高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活力。

1.充分释放体制机制的政治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这一优势集中体现在社会治理的体制与机制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制涵盖了治理主体、各主体职能及组织关系的整体性构架，而社会治理机制则是用以促进、协调、规范不同主体互动方式的逻辑。”②李友梅.中国现代化新征程与社会治理再转型［J］.社会学研究，2021（02）：14-28、225-226.因此，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架构上，坚持党的领导，进一步深化以街道大党工委、社区大党委为主导，机关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各领域党组织积极参与的共治格局建设，使各治理主体从“客人”变为“主人”，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在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机制上，发挥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把政法综治、民政、城管、信访、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各类网格统一整合成“一张网”，形成更强大的社会治理行动网络，以党组织串联市、区、街道、社区、网格等“治理端口”，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多级联动的“治理链”，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度组织化。

2.建立关系稳定、权责对等的多元合作网络。在协商共治视角下，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各主体间的权责一致、目标统一与良性互动，通过有效的外部推动和持续合作，深化关系纽带，进而形成共同体意识。一是以组织赋权开放治理空间。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组织赋权即“政府有意识、分步骤地向社会放权、授权”③李慧凤，孙莎莎.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J］.治理研究，2022（01）：102-113、128.。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补贴、费随事转等渐进式的合作方式，引导社会不同主体进入公共事务治理场域，共同承担治理职能。政府角色逐步由“全能”转变为“主导”，对治理过程实行动态管理，减少越位，增补缺位，避免错位。二是重构社区自治功能。明确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弱化其行政功能，推动社区回归自治本位，将社区定位为提供公共服务、回应多元诉求的微治理单元，赋予社区更多的治理职权，解决基层自治虚化、弱化等问题，促进社区自治能力提升，为后续更多治理主体参与治理提供平台。三是培育关键社会组织。将社会组织纳入治理格局，建设社会参与的组织化载体，形成在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共治网络。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健全管理、监督、评估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让渡更多服务空间，形成社会组织成长和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双向互益。

3.重塑居民的共同体归属感。居民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要角色，“社会治理只有与民众的生活契合起来，才能真正激发民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才会培育成他们的共同体意识、感情、归属感以及互动模式”①王春光.社会治理“共同体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和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21（04）：1-10.。一是提高居民组织化程度。通过居民共同讨论、制定居民公约、乡规民约，共同遵守、执行公约民约，从而实现居民从被管理的对象向治理主体的转变。二是提升居民自治能力。在文化活动、志愿服务、沟通协调等方面发现和培养群众中间的“能人”和骨干，鼓励群众性组织建设和志愿者队伍建设，提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能力。三是培育居民合作意识。建立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民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鼓励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自主互助型议事平台，引导个人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找到“治理有我”的参与体验感，为促进居民参与提供动力。

（二）强化民主协商，构建“人人尽责”的良性互动

“人人尽责”强调的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机理和行动机制，在不同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通过民主协商，以吸纳参与、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为目标，平衡和协同矛盾诉求和利益关系，最终“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02）.。民主协商为多元主体实现交接、互动、包容与整合提供了平台，使得治理主体从感性走向理性，社会治理由失衡走向融合，进而改变传统治理结构，营造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格局。

1.提升民主协商制度设计的公共性。在协商治理的制度设计上，以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为双重目标，既要保障不同主体在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上的平等，又要确保协商结果体现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在不同意见的对话与妥协中达成共识。一是制定公平灵活、运作有效的协商共治机制。根据治理内容和领域的不同，建立小事简议、快事快议、难事众议的分层分类协商共治制度，明确协商的主体、责任、目标和流程，建立上下贯通、协同有序的治理网络，调动相关利益群体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参与社会治理。二是完善基层公共事务公开机制。建立议前信息发布、决策满意度调查等制度，搭建覆盖面广、形式灵活的信息公开平台，定期发布协商议题、协商进度和协商成效，保护社会主体的知情权，进一步激发参与意愿。三是建立与职能部门的联动响应机制。建立公安、城管、民政、卫健等职能部门工作联动机制，定期沟通交流，形成辖区单位之间、城区之间的联动互通，实现多层次多维度资源整合。

2.以科技手段拓宽民主协商的参与边界。大数据、互联网等科学技术，打破了不同主体参与协商共治的时间、空间限制，为吸纳参与、增进协商、凝聚共识和共享成果提供更为开发便捷的渠道。一是下沉利益诉求表达与收集的渠道。结合基层需求和特点，开发定制小程序、APP 等线上参与平台，充分利用两微一端，对协商活动进行同步直播、交流建言，延伸和拓展协商议事的参与广度。二是提高民主协商的即时性和通达性。探索“线上+线下”“固定+移动”“集中+分散”等协商形式，在不同的场域中及时找寻合适的协商方式，利用技术打破时空限制，让愿说话、想参与的不同主体随时随地说得上话、发得出声。三是规范公共资源服务最优配置。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一体化社会治理平台，实现民生困难、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等各类事件的线上流转处置，将协商意见精准送达各级干部，使治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

3.以结构有序再造协商流程。在民主协商的具体过程中，科学的议事程序、规则和专业的技术工具有利于辨识价值立场、平衡矛盾利益，实现理性表达、达成共识的目标。如北京新清河实验中引入了会议引导技术“开放空间”，为协商提供了一个高效、民主、有序的工具载体。一是协商流程闭环化。制定符合实际的协商流程指导意见，通过议题发起、协商召集、专项政策解读（风险评估）、行动方案制定、会前公示、议题协商、决议公开、执行反馈等程序形成闭环，并对每个程序环节进行有效监督和评价。二是协商规则结构化。借助结构化研讨等工具规则，帮助社区党组织和社区议事理事会掌握常用的协商议事工具和技术，根据不同议事主题适时调整和简化议事规则，提高议事协商的组织能力和议事过程的把控能力。

（三）强化问题导向，维系“人人享有”的信任网络

“人人享有”即社会不同主体平等享有社会资源、发展成果和治理结果，这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应有之义和价值所在。在中国社会治理领域，共同体这一命题的核心即为“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是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进一步的深化①阚为，钱伟.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中的公众参与：理论逻辑与嵌入路径［J］.贵州社会科学，2021（08）：88-95.。因此，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要实现民众需求与治理成果的有效衔接，更要努力促进社会多元主体形成全面发展的联合体。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协商共治的认可度。一方面，要以“小问题”增强共治共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29．。在开展协商共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初始阶段，应尽量选取与民生民意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进行协商，引导不同主体实质性参与到协商共治的过程中，从而逐步了解协商共治的优势，提高协商共治的参与率。另一方面，要坚持“问需于民”与“问计于民”结合。社会治理，说到底就是为人民群众提供资源、服务和管理，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问需于民，了解不同主体的真实需求，是做好民生工作、服务于民的基础；问计于民，充分征求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从中汲取智慧、找到对策，提高协商共治的科学化水平。

2.强化协商结果执行，提升协商共治的可信度。民主协商的价值在行动，只有将协商结果付诸于实践，解决好现实利益问题，才能促进协商共治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强化协商成果转化执行。坚持效果导向，探索建立各级党组织书记抓执行落实的机制，明确党组织的领导责任和主体责任，以书记抓落实保障协商议事工作质效，确保协商结果落地有声。二是完善多元的监督机制。在协商结果的执行和落实上，吸纳更多监督力量的参与。通过委任专人专责检查监督落实情况、聘请第三方社会组织进行项目监控等方式，形成完善的监督体系，保证监督工作的有效性。三是持续下沉人力、物力、财力。推动更多资金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沉到基层，将协商共治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规范议事办事费用的开支使用，多渠道筹集资金助力协商共治。

3.树立公共价值导向，提升协商共治的持久度。价值理念影响着公共精神的形成，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先导③文宏，林仁镇.多元如何共治：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基于东莞市横沥镇的考察［J］.理论探讨，2022（01）：62-69.。从公共理性和公共利益出发，促进社会主体间形成关联、信任、互助的稳定关系，重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一是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积极向上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倡导自尊自信、开放包容、理性平等的心理品质，完善心理健康服务机制，为涵养良好社会心态提供帮助和指导。二是树立正确的价值立场。正确认识社会矛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引导社会不同主体以公共性为目标，在治理过程中能尊重、理解和包容异见，将公共精神融入社会公众的思维和生活，保障协商共治的方向、重心及秩序。三是提高协商共治能力。加强基层党组织、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的能力建设，持续不断地开展参与能力、协商能力、合作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情绪管理能力等针对性培训，从协商共治的源头出发，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奠定良好的智力基础。

六、结语与思考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社会治理领域尤为突出和迫切，集中表现为各类社会主体利益需求多元化和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单一化的矛盾。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才能真正服务好群众、造福群众？何以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文建立在实践案例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以协商共治为路径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以回应当前社会治理的困境。有效有序的协商共治，不仅能有力破解社会治理主体单一、权责混乱、缺乏合力等问题，亦能强化各社会主体的治理责任、治理动力和治理能力，进而实现高质量的社会治理。从更加长远的视角来看，持续深入开展协商共治，有助于推动个体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实现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在基层的全面发展，从而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丰沃的成长土壤。诚然，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协同共治分析架构，并以“逢四说事”协商工作机制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有一定程度的启发借鉴意义，但由于影响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因素较多，基层协商仅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变量之一，因此，相关治理研究和实践仍需要结合不同治理实际，进行长期观察以不断丰富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