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神话”的缘起及其在中国的越境之旅
——以关于太宰治的媒体报道为中心

刘宇婷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近年来，文学与媒体（包括报刊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有的学者提出，“媒介作为一种艺术生产力在文学史的作用不可小视”①张文：《媒介与百年中国作家身份的建构》，《兰州学刊》2016年第12期，第43页。。此外，如黄发有曾指出，陈平原与吴福辉等学者的报纸副刊与文学期刊研究，杨扬与朱金顺的文学出版与版本变迁研究，范伯群与孙郁对文学与传媒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以及王本朝、马以鑫与栾梅健对文学制度与文学接受的研究，都立体地揭示了媒介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多元互动。②黄发有：《文学与媒体》，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近年有吴笛总主编的《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2019）八卷本，书中部分内容考察了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途径，指出应该以跨媒介研究的视野来介入外国文学经典的研究，介入新的外国文学经典传播载体的研究。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亦是如此，例如宇佐美毅在《日本近代文学》杂志（2015年第92集）“展望”栏中曾专门论述了“文学与媒体”的研究前景。

谈及日本近现代文学中与媒体问题密切相关的作家，似乎不得不提到日本新戏作派的代表作家太宰治，他的作品风格特异，而且逝世多年后仍备受媒体关注，被视为所谓“现役作家”③现役作家本指现在正活跃于第一线的作家。太宰治虽逝世多年，但仍像活跃于第一线的作家一样，其形象不断出现在各种媒体中，受到媒体的持续关注与报道，因此称之为“现役作家”。，是考察文学与媒体关系一个颇具价值的案例。近年来不少研究聚焦于此，其中主要包括太宰治与其作品刊载媒体的关系以及媒体的太宰治相关报道两个方面。前者源于安藤宏于2002年在《国文学·解释与教材的研究》杂志中主持策划的专栏“从媒体看太宰治”，安藤宏从多方面挖掘与整理了与太宰治有密切关系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社，条分缕析地勾勒出太宰治与其作品刊载媒体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第二个方面，尚有不少值得继续深入探究的空间，比较值得关注的有川崎贤子的研究，她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出发对以暴露太宰治私生活和丑闻为主的情死报道进行了深刻批判。总体而言，关于太宰治文学及其与媒体的关系，学界已经有一些深入探讨，但是相对而言，关于太宰治的文学家形象与媒体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似乎还有所欠缺。

1948年6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太宰治与战争未亡人山崎富荣投身玉川上水情死，19日两人的遗体被发现。在此期间，报纸进行了大规模的煽情报道，随后，报道的阵地转移到杂志，一些周刊进行了跟踪报道，不少文艺杂志也刊载了大量的太宰治追悼特集。本文将这些报道统称为“情死报道”，并试图指出，这些报道在太宰治形象的定型与变异过程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引发了第一次“太宰治热潮”①滝口明祥：《太宰治ブームの系譜》，ひつじ書房2016年版，第14页。，是考察作家神话与媒体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试图对整个情死报道中报刊表征的太宰治形象进行考察，追溯报刊以怎样的叙事方式形塑太宰治，并且针对报刊通过“不假思索、十分自然地将作品中的人物简单地等同于现实世界中的作家”来创造“太宰治神话”②松本和也：《昭和十年前後の太宰治：〈青年〉·メディア· テクスト》，ひつじ書房2009年版，第5页。的模式进行反思，由此探究情死报道对于太宰治形象塑造的深远影响。

一、报纸的太宰治情死报道

《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三家全国性报纸。检索其在线数据库，同时参照《太宰治论集 同时代篇（3）》（山内祥史编，ゆまに书房，1992年）中的信息，发现1948年6月15日至6月30日间共有25篇太宰治相关报道。

（一）首报与独家新闻激战

最早发现太宰治失踪并进行报道的是《朝日新闻》（1948年6月15日），标题为《作家太宰治氏离家出走？》。泷口明祥指出当时太宰治计划在《朝日新闻》上连载《Good·Bye》，14日负责这项工作的《朝日新闻》员工末常卓郎与插画家拜访太宰治的工作室时，正好碰上“千草”店主夫妻与山崎富荣的房东在商量太宰治失踪之事。③滝口明祥：《太宰治ブームの系譜》，第17页。因此，虽然信息有误，《朝日新闻》成为对太宰治情死进行报道的首家报社。

6月16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开始抢先报道关于太宰治情死的新闻。据太宰治好友龟井胜一郎回忆：“下午，去了井伏先生的家中，河盛好藏氏也来了。还来了一大群报社记者，不断询问太宰治的死因。”④亀井勝一郎：《太宰治の思ひ出》，《新潮》1948年第6期，第32页。

通过比较6月16日上述三家全国性报纸的报道，可以发现《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分别刊载了太宰治的亲笔遗书照片和山崎富荣母亲的采访、太宰治吗啡中毒入院治疗的事情和美知子夫人言论、山崎富荣的遗书和美知子夫人谈等内容完全不同的独家新闻。另一方面，三家报社又同步建构了太宰治的两面性，即作品风格特异的人气作家形象和多次自杀未遂、吗啡中毒等私生活混乱的形象。

（二）《读卖新闻》的舆论主导作用

三家报道中，尤以《读卖新闻》的部分言论最为煽情与影响深远。例如6月16日，《读卖新闻》进行了如下报道：

（前略）与坂口安吾、田村泰次郎氏并列为流行作家的太宰治的这次行为极有良心，也正因为如此，可以称得上是芥川龙之介自杀以来的一大事件，影响深远。（中略）在这里，暗示自杀的作品指的是杂志《世界》五月号的创作《樱桃》。其中描写了通货膨胀下胆小怕事、缺乏生活能力的作家带着痴呆聋哑的四岁长男，以及七岁和一岁的女儿，与在生活重压下苦苦挣扎的妻子一起生活的场景。（中略）女方很积极……美知子夫人的言论：“平日听他说因为工作的事情非常苦恼，但我想不至于自杀。我觉得他跟山崎的关系不深，这次离家出走是山崎鼓动的。遗书也是醉酒后写的，因此不是计划性的。”⑤《虚無を慕いて…太宰治氏情死行/愛人と玉川上水へ投身か》，《読売新聞》1948年6月16日。

众所周知，芥川龙之介因为“漠然的不安”而自杀，他的死震惊了日本文坛和知识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更迭。上述报道首先将太宰治的死与芥川的自杀相提并论，指出其影响深远。接着，暗示读者可以从太宰治的作品《樱桃》中找寻他的死因。这种简单地将小说的主人公等同于作家的解读方式在之后反复出现。此外，报道还通过引用美知子夫人的言论，将山崎富荣刻画成一个纠缠有才华的作家，硬把他拉下水自杀的恶女形象。这些言论引导了此后报纸与杂志的舆论走向。

再如前述《读卖新闻》6月18日设置的专栏“有岛·芥川·太宰/作家之死的教诲”，将有岛、芥川与太宰的自杀进行比较，以一个加大加粗的标题，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其开头部分如下：

流行作家太宰治与情人自杀。以世间常识来衡量，该行为是邪恶的情死，明显地违背道德。但是，所谓的作家，虽然不是人人都这样，通常都把自己差不多无限地暴露在作品与生活中。作为其中一人，并且是当代的流行作家，有名且多金，明明没有客观理由，却选择了自杀，这值得深思。令人印象深刻的著名作家自杀事件包括有岛武郎与芥川龙之介等，这次是第三人。虽然时代不同，但是他们自杀的时代背景都是进步的东西在抬头的时候。想要从太宰的死当中找出社会意义，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友情”。本刊在这里刊载评论家本多显彰氏和青野季吉氏所讲述的“作家的死”。①《有島·芥川·太宰/作家の死は教える》，《読売新聞》1948年6月18日。

上述把偏离常规的情死放在“作家”框架中重新定义，并将其定位为继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之后第三位著名作家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自杀事件，从而奠定了整个评价的基调。其后，本多显彰在《时代的烦恼/死来解决：对低俗文学的强烈讽刺》中具体比较了有岛、芥川、太宰的自杀，认为他们“有良心且正直”，并高度评价太宰治的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是对文坛的强烈讽刺”。青野季吉在《作为作家的停滞不前？》中具体分析了三位作家的自杀原因，认为太宰治自杀“还是因为作为作家的停滞不前”。此外，本多和青野还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与太宰治一起情死的山崎富荣的轻蔑。本多主张虽然作家自杀身边有女性，但充其量只不过是作家自杀的跳板；青野也认为山崎不是太宰治自杀的重要因素。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川崎贤子所指摘的“文学者”对“女性”的社会性别图式：大众媒介中太宰治情死信息的泛滥和煽情报道招致了站在太宰治一方的文学者的反感。他们主张文学的自律和自立性，但是这种认为作品是一切的观点也往往伴随着对山崎富荣的攻击与贬斥。②川崎賢子：《太宰治の情死報道——プランゲ文庫資料とその周辺から》，见山本武利编《厳書現代のメディアとジャーナリズム5新聞·雑誌·出版》，ミネルヴァ書房2005年版，第133页。

可以说《读卖新闻》的报道对后续报道中太宰治和山崎富荣形象的媒体表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2009年太宰治诞生一百周年之际，部分杂志仍然在塑造有着复杂女性关系、一生波澜起伏、充满传奇色彩的太宰治形象。而1995年出版的《别册国文学·太宰治事典》也延续着关于山崎富荣的“恶女”评价：“或许想死的，是开始觉察到自己被太宰治的花言巧语所操控的山崎富荣吧。”③相馬正一：《終焉（玉川心中事件）》，東郷克美编《别册国文学·太宰治事典》，学燈社1995年版，第28页。

（三）文学名声的提高与读者群的扩大

综上所述，《朝日新闻》报道了第一篇太宰治情死相关报道。此后，《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从中发现新闻价值，竞相报道独家新闻，并不约而同地暴露太宰治的丑闻，使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照片，试图煽动大众的好奇心和猎奇心理。其中，《读卖新闻》尤为突出。

但是，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三大报的全国性报道，原本不关心文学的大众读者也开始知道太宰治的名字。太宰治绝笔《Good·Bye》的《朝日新闻》责任编辑末常卓郎曾经对太宰治这样说过：“这部小说的读者不是发行部数有限的文艺杂志的文学青年，而是有350万份发行量的报纸，高达2000万的读者。”①末常卓郎：《グッド· バイのこと》，《朝日評論》1948年第7期，第3附15页。换句话说，情死报道使得太宰治的文学名声从“限定（生产）场域”（Field of Restricted Production）扩散到“大规模（生产）场域”（Field of Large-scale Cultural Production）②竹内洋、佐藤卓己、稲垣恭子編：《日本の論壇雑誌：教養メディアの盛衰》，創元社2014年版，第3页。。

在报纸的连日煽情报道下，原本堆积在仓库的太宰治作品也立刻成为畅销书，换言之，情死报道扩大了太宰治的读者群。泷口明祥曾指出，根据筑摩书房社史的记载，太宰治《维荣的妻子》原本堆积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太宰治跳入玉川上水情死后，报纸、广播连日将此作为话题报道，《维荣的妻子》瞬间售罄，7月25日发行的《人间失格》也成为畅销书，卖了20万部。③滝口明祥：《太宰治ブームの系譜》，ひつじ書房2016年版，第14页。此外，延田敬一郎在《太宰治的死》中也这样描述：“报纸报道了太宰治的情死后，这一小镇的书店里的太宰治小说集和刊载有太宰文章的杂志立刻畅销起来，原本还剩30 册左右的《展望》6月号瞬间售罄，还剩5 册左右的全集首发书也立刻卖光。”④延田敬一郎：《太宰治の死》，《文学草紙》1948年第7期，第40页。

二、杂志的太宰治情死报道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出版界呈现前所未有的盛况。“以昭和二十年（1945）8月15日为分水岭，日本的出版界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因此，‘二战’结束后，只要是印在纸上的东西，人们都会被吸引过来，贪婪地阅读。”⑤塩沢実信：《雑誌100年の歩み1874-1990》，グリーンアロー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日本人的这种对于纸（书、杂志）的狂热在战后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太宰治情死后，杂志上出现的大量相关报道同样值得关注。

使用“20世纪媒体信息数据库”，在报道标题栏中输入关键词“太宰”，对太宰情死至1948年12月的杂志报道内容进行检索与确认，同时参考《近代作家追悼文集成[32]菊池宽 太宰治》和《太宰治论集同时代篇》，可发现太宰治情死后至1948年12月杂志中太宰治相关报道达355篇。

（一）涉及太宰治情死报道的叙事特征

以提及太宰治情死的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对杂志如何描述太宰治的情死进行分析，会发现其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首先，对于太宰治突如其来的逝世，很多其好友、作家、读者都表达了爱惜之情。丰田三郎在《文艺时代》后记中这样说道：“太宰治自杀了。对于接二连三的作家逝世都没有伤心的我，却对他的死感同身受，忍不住落下眼泪。觉得被太宰治抛弃了，觉得可怜又可恨。”⑥豊田三郎：《文藝時代後記》，《文藝時代》1948年第7期，第65页。成田穗嘉称，“虽然称不上茫然若失、惊天动地，但是还是觉得失去了当今文坛的鬼才，感到非常的遗憾，并且最初觉得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⑦成田穂嘉：《太宰治を惜しむ》，《働民》1948年第6期，第20页。。

第二，很多杂志延续了《读卖新闻》的叙事模式，将太宰治的死与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和织田作之助的死放在一起讨论或比较。例如《新潮》总编斋藤十一在编后记中如是说：

太宰治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二十世纪的旗手。虽然很多人很早之前就一致认为太宰治的文学无法寿终正寝，但还是觉得他的死来得太早了。对文坛来说，应该是芥川龙之介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了。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作为年轻人的希望，太宰治的死不仅仅是对于文坛的，同时也无疑是对于很多年轻人的沉重的打击。⑧齋藤十一：《編集後記》，《新潮》1948年第6期，第64页。

这样的比较同样有助于太宰治文学名声的提高和读者群的扩大。

（二）涉及太宰治个人形象及其文学成就报道的叙事特征

以主体为文艺评论的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对杂志如何评述太宰治个人形象及其文学成就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报道中多使用“虚无主义者”“软弱”“含羞”“自我意识过剩”等评语来评价太宰治本人，多使用“道化”“自虐”“独特”“反俗”等来评价其文学成就。

例如石坂洋次郎在《新潮》中对太宰治和葛西善藏进行了比较，认为“对常识的反叛、病态的自虐（这绝不是组织性的，而是一种没有道理的气质）、酗酒方式、软弱善良、强烈的孤高感”①石坂洋次郎：《太宰治の死》，《新潮》1948年第6期，第30页。是两人共通的、北方的津轻的特有气质。山岸外史在《人间喜剧》中指出“太宰治书写的是他的意识过剩、意识混乱和表层感觉。与其说他是神的宠儿，毋宁说他并没有得到神的宠信。不管怎样，在最后的良心面前，我们必须承认以文学为生命的他的人文主义精神”②山岸外史：《太宰治と封建主義》，《人間喜劇》1948年第9期，第9页。。龟井胜一郎在《爱与奉献》中则高度评价了太宰治的文学：“他的作品深处是强烈的反叛和反俗精神。并且，他把最锋利的刀刃对准了自己。这也是他被称作自虐的作家的原因。但是，同时，作为小说家，很少有比他更致力于奉献市民的作家了。他用微笑讲述正义，用幽默表达愤怒，特意开玩笑似的戏谑且真实。”③亀井勝一郎：《太宰治を悼む：愛情と奉仕》，《八雲》1948年第7期，第9页。

这些评价基本上都充满了善意，但是另一方面，也扩大和散播了“软弱”“虚无”“意识过剩”的作家形象和以“自虐”“道化”为特征的文学形象。

（三）“太宰治神话”的缘起

杂志的太宰治相关叙事中主体为文艺评论的报道较少，且其中一部分是对太宰治情死的评价，而非对作家文学业绩的评论。另一方面，相关叙事中提及太宰治作品的报道却非常多。通过文本细读，可发现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从作品中找寻太宰治情死原因的报道很多；其二，在追忆太宰治时，提及相关作品。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前者的叙事方式。在媒体的相关报道中，这种“太宰治神话”式的叙事方式不胜枚举。根据笔者调查，太宰生前的媒体相关报道中，将作品中的人物简单地等同于作家本身的读解方式较少。但是，以情死为分水岭，由于报纸对太宰治私生活的大量宣传和报道，以及上述所确认的媒体的叙事方式，“太宰治神话”得到了无限放大。

“太宰治神话”式叙事方式之所以产生，毋庸置疑是因为报纸对太宰治私生活的大量宣传和报道。此外，还因为太宰治充满丑闻的情死，不像有岛武郎一样有明确的死因，隐藏了很多谜团。文坛新秀太宰治，今后文学名声本来会不断高涨的太宰治，为何会突然选择死亡，且采取了令人感到意外的情死方式？太宰治的情死隐藏的谜团越多，人们想要知道真相的欲望就越强烈。评论家和读者似乎倾向于从太宰治的作品中寻求答案。这又与太宰治作品的私小说性质息息相关。安藤宏指出“一些人认为太宰治的小说是‘私小说’的变奏，或者说是一种变形。其实并不是变形，而是强调‘私小说’本来具有的本质功能的结果”④安藤宏：《「私」をつくる：近代小説の試み》，岩波書店2015版，第194页。。的确，太宰治的小说多以“我”为主人公，且多个作品中会反复出现同一个故事。因此评论家误以为小说中所写内容都是太宰治的经验和感受，以为只要比照阅读他后期所写作品，就可以找到太宰治情死的真相。

笔者进一步统计了杂志的太宰治相关报道中具体提及哪些作品，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对太宰治处女作《晚年》及后期作品《斜阳》《人间失格》《Good·Bye》《维荣的妻子》等提及较多，而它们基本上都是私小说色彩较浓厚的作品。

表1 提及次数最多的前九部太宰治作品

三、第一次太宰热潮的起落及后续报道

在这里，首先对第一次太宰热潮作如下总结：太宰治成为热门话题，报刊中出现了大量的太宰治相关报道，与之相关的书刊也大卖。第一次太宰治热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因为太宰治的情死隐藏了很多谜团，不像有岛的死有明确的动机，因此出现了大量提及太宰情死或探究其死因的报道。这又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使得相关书刊大卖。例如《太宰治事件摘要》开头部分就抛出“为何情死”的疑问，接着进行了各种死因分析，想方设法地消费太宰治的情死。

另一原因在于报刊对太宰治充满魅力的私生活的商品化与故事化。典型的例子有《不为人知的恋爱双重奏：太宰治镰仓情死未遂事件的真相/作家年轻时的恋爱密帖》。首先从小标题“太宰治年轻时的伤感”“红子追随他/爱的出逃”“充满激情的银座灯光”“苦恼于爱情宿命的他”“修治、纯子镰仓情死之行”可知，这是关于太宰治与第一任妻子小山初代以及太宰治在银座的咖啡厅相知、一起镰仓情死的田部之间的恋爱秘闻。下面看一下这一事件如何被故事化：

就在这个时候，纯子来拜访他。因为受到前男友的威胁，纯子日夜都无法入眠，明显消瘦下去了。看到纯子弱不禁风的样子，修治越来越焦急。

可是，纯子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建议。

“修治，拜托了，拜托了。我们除了死……已经无路可走了。我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拜托！”血汗换来的倾诉，已经无泪可流。她除了死别无选择。

（中略）

抱着快要发疯的头，修治毫无芥蒂地答应了她的要求。①小田原真二：《知られざる恋の二重奏：太宰治の鎌倉心中未遂事件の真相》，《女性之窓》1948年第1期，第4—5页。

上述文字以似乎完全了解镰仓情死未遂真相的口吻进行叙事，且强调了提出情死的一方是纯子。由此，纸面上形成了为爱殉情、纯粹善良的太宰治形象。它打破了原本关于作家的刻板印象，让太宰治更具有人情味和多面性。这种商品化、故事化太宰治私生活的煽情叙事方式更加煽动起大众的好奇心和猎奇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艺杂志对于太宰治的评价比较善意，很多作家、友人都对太宰治的逝世表达了哀悼之情，并将其与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相提并论，但是，报纸着眼于对太宰治充满丑闻的私生活的煽情报道；杂志中对太宰治作品进行高度评价的文学评论较少，且从中读取的关键词多为“虚无”“道化”，未能提高太宰治的文学史地位。因此，第一次太宰治热潮迅速消退，太宰治的“破灭型”作家形象也受到固化。

笔者对情死报道后五年间（1949—1953）《读卖新闻》太宰治相关报道（共35篇）进行整理，发现了以下意味深长的事实，即多篇报道刊载在本与作家相对无缘的“犯罪·事件”版面。例如下面刊载于1953年5月28日的《读卖新闻》上的报道：

东京都江户川区小岩町三的学艺大学文科二年生荒木俊介君二十六日夜里在家中饮下安眠药，送至附近的医院，二十八日早上四点十分左右死亡。平日里耽于阅读芥川、太宰的文学，自己也在学校的同仁杂志等发表过几篇作品。但是，数日前整理并烧毁了这些杂志原稿，并在父亲的忌日自杀。家里人描述：除了说过不想上学，想当新闻记者或播音员外，并无异常，不知道自杀的直接动机为何。①《太宰文学にとりつかれ芸大生が服毒自殺／東京都江戸川区》，《読売新聞》1953年5月28日。

上述报道的标题是“沉迷于太宰文学、学艺大学学生服毒自杀”。众所周知，报道标题的功能是归纳报道内容、引导读者的思考方向。因此，看到上述标题，读者很可能产生误读，认为学艺大学学生自杀的理由是沉迷于太宰治文学。可是，通过细读报道内容，会发现这位自杀青年喜欢的作家还有芥川龙之介，并且喜欢太宰治和其自杀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为什么只有太宰治被列入标题中？为什么在多篇报道中都将死者跟太宰治相关联？显而易见，1948年的太宰治情死报道影响深远，他固化了大众媒介的受众所持有的破灭型太宰治形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筑摩书房版太宰治全集的发行、著名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的高度评价、《快跑吧！梅勒斯》收录到日本中学教科书中、60年代媒体对纪念太宰治逝世周年的文学忌“樱桃忌”的跟踪报道，这一形象才逐渐发生转变。

四、“太宰治神话”在中国

情死报道无限放大的“太宰治神话”不仅在日本影响深远，甚至对中国读者的太宰治认知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自从太宰治文学被介绍到中国之后，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期，读者群不断扩大，发行量也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随着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太宰治文学逐渐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尤其是2009年以来，中国对太宰治与太宰治文学的传播与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②于梅：《太宰治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山东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很多年轻人在各类社交媒体和读书应用程序上表达了对太宰治的喜爱与共鸣。杨伟的《人间失格》译本更是登上了2017年当当网图书畅销排行榜榜首之位。

太宰治受到众多中国年轻人的追捧，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他的文学思想（当中实则包含了中国读者对太宰治文学的误读与刻板印象，而媒体特别是情死报道塑造的太宰治形象与产生的作家神话在其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偏航作用）与中国近几年流行的“丧文化”高度契合。“‘丧文化’主要指80后、90 后群体在面对社会阶层固化、生活困境及工作压力等时无能为力，陷入消极、迷茫甚至绝望的情绪‘漩涡’中，因而使用文字、图片、影像等符号形式对自身麻木、颓废生活方式进行戏谑和自嘲。”③苏宏元、贾瑞欣：《后亚文化视阈下网络“丧文化”的社会表征及其反思》，《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第14页。“将贬义色彩具体引申到青年群体追捧的‘丧文化’语境中，‘丧’主要体现为话语的消极、颓废、麻木不仁和不思进取，与开朗、向上、积极进取形成鲜明对比。”④董扣艳：《“丧文化”现象与青年社会心态透视》，《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11期，第24页。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不少中国读者认为太宰治文学及其人生是一种“丧”的表现。“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用真实的文字诉出彻底的绝望，作为‘丧’文化的鼻祖，他影响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⑤张琦云：《解读太宰治〈人间失格〉中的“丧”文化》，《今古文创》2020年第23期，第20页。“其实，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暖心的‘正能量鸡汤’是老一辈才喜爱的，年轻人更愿意来点‘每日一丧’的‘毒鸡汤’。而在众多‘丧’文化语录中，太宰治的‘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是当之无愧的C位金句。”①王瑜：《太宰治与“丧”文化的流行——昂扬向上与“丧”，原本就是人生的一体两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12日。这样的评论随处可见。的确，太宰治创作了不少描写人的绝望与堕落的作品，例如《人间失格》等，但是，其实太宰治的创作生涯分为三个阶段，学界普遍认为在第二阶段，太宰治的作品例如《女生徒》《津轻》等呈现出的是积极、明快且健康的特点。

中国读者对太宰治刻板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译介到中国国内并获得关注的作品主要是其后期代表作。此外，媒体对太宰治人生、文学负面形象的宣传以及“太宰治神话”式的话语方式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例如《知日》杂志《太宰治特集：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在开篇中就如下写道：

说起太宰治，人们大多都会想到他的自杀。毕竟尝试过自杀的人，也许自杀一次就终结生命了，而在自杀未遂，在感受到无法呼吸的压迫感之后，还有勇气再度赴死，且尝试了5次才结束生命的人，恐怕也就只有太宰治了。

除了惊叹于太宰治自杀的次数外，5次自杀中有3次是同女人，而且是不同的女人一起殉情的事实，也叫人充满了兴趣，5次自杀的经历，也都扑朔迷离，而至众说纷纭。太宰治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让众多的女性为他倾倒，甚至永眠？

也许，太过于挖掘一代文豪的死因有些偏离了重点，但是，透过他短暂生涯中的5次自杀事件，我们也能看到一个作家细腻的心境，离他更近一步。②曹人怡：《不要绝望，在此告辞》，《知日》2015年总第32期，第1页。

从以上可以窥视到媒体对太宰治的复杂人生及其与性关系的消费。再如在中国“大火”的“日漫”《文豪野犬》中也是将作家完全符号化与刻板印象化。其中，太宰治的角色设定是自杀爱好者，有一本爱不释手的《完全自杀手册》，称其为名著，并按照书上介绍的方法自杀。

五、结 语

综上所述，由报刊主导的情死报道虽然引发了第一次太宰治热潮，扩大了太宰治的知名度和读者群，但是报纸着眼于对太宰治私生活的煽情报道；杂志中对太宰治作品进行高度评价的文学评论较少，且从中读取的关键词多为“虚无”“道化”，第一次太宰治热潮迅速消退，太宰治成为破灭型作家形象的代表，后续相关报道也多刊载在本与作家相对无缘的“犯罪·事件”版面上。太宰治的读者、著名文学评论家小林信彦曾指出太宰治死后关于太宰治的评论只有福田恒存的《太宰与芥川》（新潮社，1948）与福田恒存编《太宰治研究》（津人书房，1948），1956年以后才开始出现大量的太宰治评论和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第一次太宰治热潮不到一年就消退，小林所述1950年时的太宰治是“被抹杀的天才”的媒介原因。另一方面，情死报道中，报刊从太宰治的作品中找寻其自杀真相的叙事方式使得“太宰治神话”得到无限扩大。山本明曾感慨太宰治情死后的读者与其生前的读者大相径庭，现在大部分的读者容易混淆太宰治的生涯与作品，或将两者简单地画上等号；战前的读者对于太宰治一无所知，相对独立地阅读太宰治的作品。③山本明：《太宰神話の過去と現在——読者論不在の状況，桜桃忌にふれて》，《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82年第7期，第98页。本文通过追踪太宰治的情死报道，认为这些报道正是“太宰治神话”的缘起。

太宰治文学之所以成为经典，主要是因为其发人深省的思想内涵、反对权威的精神主张、不落窠臼的艺术特色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此外，外部因素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从作家形象的历史建构角度出发，追踪太宰治经典化过程中其形象建构和传播的媒介因素，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研究文学的新视角。很显然，媒体在提及太宰治的作品时将其视为事实而非小说的叙事方式有所偏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于日本读者乃至中国读者的太宰治认知及作家神话的编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