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工业村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研究
——以南昌市新洲村、西江村为例

俞大杰,郑 林*,杨贤房,2,郑慧欣

(1.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2.赣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工程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0 引言

乡村工业化是指在乡村地域内以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非农就业人口增加和非农产值提升，而乡村发展本质上是乡村地域工业化的一种内生微观行为[1-2].自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重构与转型，农户的职业性质和行为规范发生改变，其生计也伴随着发生深刻变化，而农户间的发展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乡村工业的发展差异和农户参与乡村工业的方式相关[3-4].近年来，城市土地成本上涨与环保政策实施导致部分产业转向城郊乡村地区，对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农户生产生活造成显著影响.在当前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5]背景下,分析城郊工业村农户生计转型及可持续性，对提高农户生计水平和保障生计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户生计的研究多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the UK′s Department for Interational Development,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SLA),主要涉及农户生计区域差异研究[6]、农户生计脆弱性研究[7-8]、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研究[9-11]、农户生计转型研究[12-14]等.现有关于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特色农业[15]和旅游业[16-17]领域，涉及工业的研究较少.乡村工业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较早见于费孝通教授的研究中，乡村工业产业对维持普通农户的日常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提高农户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来自农业和乡村工业2个产业的收入能够形成有机循环，成为农户的主要经济收入，即所谓“农工结合”、“男耕女织”的家庭生计模式[18].近年来关于乡村工业化对农户生计影响的研究多与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结合，主要包括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19]、农户就业方式转变[20]、农户生计资本变化[21].单独分析乡村工业发展对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的研究较少;另外,在研究时未重视农户家庭成员返村回流现象.因此,本文选取南昌市新洲村和西江村为案例村，通过田野调查获取数据，构建乡村工业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分析乡村工业化对城郊村农户生计转型及可持续性的影响，旨在为提高当地农户生计水平、保障生计安全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作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之一，主要形成以南昌市为中心的产业转移承接集聚区[22].本次产业转移带来的乡村工业化与苏南地区“厂村并进”的模式不同，是乡村地域在发展成熟后受外来产业转入冲击，对在原来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农户生计产生影响较显著.南昌市城郊乡村产业转入时间早，发展较成熟，对农户生计影响较显著；乡村工业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是较为典型的工业产业模式.选取工厂所在地南昌市新洲村和西江村2个行政村为研究区域，对城郊工业村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进行研究.

研究区位于南昌市中部偏北，隶属南昌县南新乡，下辖朝东、洲渼等13个自然村组，与南昌市中心城区隔河相望，是典型城郊工业村(见图1).村庄两面临水，地理单元相对独立，聚落呈带块状分布，南昌绕城高速穿村而过，距昌北机场8 km，交通便利.村内有赣江货运码头、修船厂、粮油加工厂和建材厂，企业需求导致村内大量人口从事工业生产.截至2019 年底，研究区户籍人口约6 000人，其中70%的农户直接参与村内工业生产，6%的农户从事餐饮和旅店等相关配套活动，村内外来劳动力约700人，其中近150人在村内常住.

图1 研究区区位

2 数据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课题组于2020 年12 月赴研究区调研，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采用调查问卷、入户访谈、座谈会等PRA工具，在村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每份问卷耗时约35 min，问卷对象为户主或家庭主要劳动力，发放问卷240份，回收问卷240份，有效问卷234份，问卷有效率97.5%.问卷内容包括:(a)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及社会关系;(b)乡村工业化与农户生计方式转变;(c)农户生计资本状况.

2.2 理论框架

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农户生存置于一种脆弱性背景下，生计策略的改变既是农户受外在环境压力的被迫改变，也是农户对环境变化的主动适应，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23-24].该框架由生计背景、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等部分组成.

乡村工业化作为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模式，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和生计可持续性4个方面.生计资本受工业化影响，作为一种生计结果，可能会发生数量与结构的变化；同时又作为原生资本，与农户原生属性(如信息获取渠道、观念等)以及工业化背景共同对农户将作出的生计策略产生影响，进而导致新的生计结果；而这一结果又作为农户生计是否可持续的评判依据，由此进入下一循环.本文参照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针对乡村工业化对农户生计转型及可持续性进行分析，构建乡村工业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见图2).

2.3 研究方法

2.3.1 生计资本测度 基于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参照现有研究成果[23,25],结合研究区实际，选取适合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测度的指标，建立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利用熵权法测度各指标权重，对生计资本进行评价.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指标存在的不同量纲和数量级，计算出各指标的标准值、熵权和权重.农户生计资本总值和各属性资本值为该类农户的资本均值.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Z为农户生计资本总值,Xi为资本i得分,Wj为指标j权重,Uj为资本i指标j标准值.

图2 乡村工业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表1 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2.3.2 生计资本耦合测度 耦合协调模型多用来分析系统或要素间和谐共生的状态，表达系统或要素从无序到有序的程度[26].本文利用耦合协调模型来衡量生计资本的耦合协调程度，农户生计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生计资本总值大小，而且受制于各类型资本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耦合协调模型为

其中C为生计资本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C值越接近1表示各资本间的耦合度越高，反之则越低；T为协调指数；D为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程度，取值范围为(0,1)，划分10个等级，等级由低到高表示从极度失调到优质协调.

3 结果与分析

3.1 工业化影响下农户生计转型

3.1.1 生计策略识别 农户生计策略是基于农户自身资源禀赋所作出的行为选择，目前以农户收入结构来划分生计策略的方法应用广泛[26-28],同时农户生计作为一种空间行为，具体的生计活动转型多伴随空间转移，故空间分析是其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29-30].因此，首先根据农户生计活动空间，将外出收入超过90%的农户划分为外出农户，其余为村内农户；然后按照农户收入结构，将村内农户划分为纯工农户(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超过90%)、主工农户(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50%～90%)、兼工农户(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10%～50%)、非工农户(工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超过10%),形成5种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见表2).结果显示:在样本农户中外出农户数量最多，共76户，占32.48%；非工农户数量最少，共26户，占11.11%.

3.1.2 农户生计转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变化，超过50%的农户会因压力、诱因和机会等而逐渐改变原有生计策略[31].生计转型包括2种类型:(a)农户将资本投入到新的生计活动，如放弃农业生产投入到工业生产中；(b)农户在原有生计活动的基础上重新配置资本，如由外出务工转为回村从事工业[32].乡村工业发展对农户原有生计产生冲击，农户生计方式也随之调整.在工厂建设后共有54%的农户生计发生转型，其中15%的农户从本地务农转向本地务工，39%的农户从外出就业转向村内就业.研究区农户生计随着工业发展逐步转型，从以外出为主的生计模式转变为返村投入与村内工业生产相关的活动(见表3).

表2 生计策略分类

研究区农户生计转型呈现出3个特点:

1)生计策略工业化.144户农户从事村内工业生产活动，占样本的61.54%，其中132户直接在工厂从事工业生产，12户从事相关服务业.研究区工厂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需求大，就业门槛较低，农户工业活动参与程度较高.工业生产带来人口集聚，相关配套服务业应运而生.

2)生计活动兼业化.81.20%的农户同时从事2种及以上生计活动，兼业现象突出，只有少部分农户从事单一生计活动.研究区地处平原，资源本底较好，人口集聚，就业选择较多，农户生计方式多样.

3)生计空间返村化.2009—2020 年间共有92户生计空间由村外返回到村内，占样本的40.17%.返村人数共有120人，年龄全部在30岁以上，无年轻人员返村,其中男性占比超过60%；返村人员文化水平较低，超过50%的人员文化水平低于初中(见图3).一方面，受家庭观念影响部分外出农户在收入差距不大的情况下选择返村就业，与留守家人团聚；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化未带来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导致年轻人不愿返村.

表3 农户生计转移概率矩阵

图3 返村人员数量及其构成

3.2 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分析

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的基础，是农户在遭受外来冲击时所具有的恢复能力；生计策略是农户生计行为选择，合理的生计策略有利于提高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生计结果是农户生计的产出，是农户生计选择的直接反映.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3方面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进行综合分析.

3.2.1 生计恢复力分析 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总值较低，其值大小表现出纯工农户<主工农户<外出农户<兼工农户<非工农户的特点，最高值仅为0.187；各类型资本间差异较大，表现为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充足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匮乏；在不同农户间各类型资本存在显著差异(见图4).

图4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情况

1)自然资本整体较低，各类农户间差异明显,最高是纯工农户(0.030),最低是外出农户(0.018).研究区户均耕地面积约为2 920 m2,有20户租入耕地种植，49户无耕地或将耕地租出，农地流转规模较小，多数土地由农户自己耕种.农户由于多在本村就业，所以可以兼顾农业劳作，土地流转意愿不高.

2)人力资本在5类资本中最低，各类农户间差异不大，差异处于0.010左右.分析发现研究区人员平均受教育水平仅为初中，其主要原因是乡村地区教育水平较低.这导致劳动力质量较低.

3)物质资本整体不高，各类农户间差异较大，主要表现为外出农户(0.023)高于其他农户，最低是主工农户(0.010).外出农户收入较高，村内农户收入相对较低.调研中发现:48.71%的农户有2～3所住宅，1.72%的农户有3所以上住宅；48.00%的农户在南昌市区内购房，生计资本与生计活动空间分离明显.这也与前文乡村吸引力较低相印证.

4)金融资本总体较高，各类农户间差异较大,最高是外出农户(0.064),最低是纯工农户(0.016).农户仅作为工厂工人从事基础劳动，没有更多享受到工业所带来的附加效益;而外出农户由于从事非农生产活动，所以经济收入较高，机会更多.

5)社会资本在5类资本中最高，各类农户间差异较大，最高是非工农户(0.099),最低是纯工农户(0.020).调研中发现:非工农户多为原村两委成员，在村中有较好的信任度和人际关系，而由于外出农户和纯工农户常年务工，人际关系较疏远，所以他们的农培机会较少.

生计恢复力是指农户能够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33].本研究利用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测度农户生计恢复力.较高的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程度有利于提高优势资本利用度，将优势资本转化为良好的生计结果，提升农户在遭受外来冲击时的恢复能力，农户生计可持续性从而得到提升.各类农户间资本耦合协调程度差异较大，最差为纯工农户和外出农户(处于濒临失调程度)，最好为兼工农户(处于中级协调程度)(见表4).由于纯工农户和外出农户生计策略单一和部分生计资本的先天缺失，所以这导致各类型资本发展不均衡，耦合协调程度较低；而兼工农户具有多样的生计策略，这导致各类型资本的数量与质量能够进一步完善，从而该类型农户的资本耦合协调程度较高.就生计恢复力而言，纯工农户<外出农户<主出农户<非工农户<兼工农户.

表4 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程度

3.2.2 生计稳定性及生计结果分析 采用生计多样性指数和优势生计资本占比分析农户生计稳定性[24].农户家庭每从事一种生计活动赋值为1，如农户家庭同时从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则生计多样性指数为3.为弥补生计多样性未能测度每种收入稳定性的不足，引入优势生计资本占比[14],衡量农户家庭最高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优势生计资本占比指数越高，则某一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越大，农户生计稳定性越差.

研究区户均生计多样性指数为2.11，最高为兼工农户(2.71),最低为纯工农户(1.68);优势生计收入占比较高，所有农户均超过65.00%，最高为纯工农户，达到97.37%.综合2个指数发现:随着农户生计多样性提升，优势生计收入占比下降，各类收入相对均衡，但农户家庭总收入依然由某一收入主导(见表5).这种矛盾导致研究区农户生计稳定性较低，呈现出纯工农户<非工农户<外出农户<主工农户<兼工农户的特点.

表5 农户优势生计、生计多样性指数和生计结果

生计结果包括5个方面:收入增加、福利提升、贫困降低、食物更安全、资源利用更可持续[23],研究选取户均收入作为农户生计结果表征.整体户均收入较高(14.22万元),但各类农户差异较大，最高为外出农户(18.30万元),最低为非工农户(8.57万元)(见表5).农户现有生计结果较好，生计资本不断积累，生存压力较小.

综上分析可得，研究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较强.

1)地处大城市周边的自然经济环境，农户生计资本有着先天优势，有较强的恢复力，是研究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较强的基础；

2)乡村工业化为农户提供多样的生计选择，提高生计多样性，完善农户生计资本结构，提升生计可持续性；

3)虽然研究区优势生计收入占比较高，但是较高的收入带来生计资本的提高又作用于农户生计可持续性.

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在各类农户间存在差异，表现出纯工农户<非工农户<外出农户<主工农户<兼工农户的特点.虽然兼工农户和非工农户家庭收入并非最高，但是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稳定性较好，生计可持续性最好；非工农户和纯工农户在生计稳定性和生计结果方面均处于较低水平，从而生计可持续性最低；外出农户虽然有较高的生计收入，但由于生计资本的先天缺失，生计恢复力与稳定性较差，所以生计可持续性处于中等水平.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典型城郊工业村为例，构建乡村工业化-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城郊工业村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乡村工业化引起农户生计策略转变，生计方式由单一趋于多元，最终分化为5种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在转型过程中农户生计呈现出工业化、兼业化和返村化特点.

2)乡村工业化对农户返村回流吸引力较强，但对不同人群吸引力差异较大.工厂建设后有超过40%的农户返村就业，而返村人口主要以30岁以上人员、文化水平较低人员和男性人员为主，结构极不均衡.

3)乡村工业化重构了农户生计资本的数量与结构，且生计资本存在属性间和农户间差异.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不高，各类型资本差异较大，表现为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对充足、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匮乏；各类型农户间的生计资本数量、质量及资本的耦合协调程度差异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优势生计资本的发挥.

4)就研究区整体而言，农户对乡村工业化适应较好，生计可持续性较强，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纯工农户<非工农户<外出农户<主工农户<兼工农户，专业化的生计方式虽然为纯工农户带来了收入增加，但也导致其生计可持续性降低.

4.2 讨论

随着区域产业转移，以工业生产为导向的生计策略使农户生计朝着多样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如何实现城郊工业村农户生计的合理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重要研究内容.一方面，现有研究认为，生计多样化转型是当前农户生计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提升农户生计水平、提高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34],研究区案例分析结果也与之相符，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的纯工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最差，而生计多样性指数较高的兼工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较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将是引导农户生计转型、提高可持续性的主要手段，因此要拓宽农户生计渠道、提升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另一方面，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的纯工农户生计结果又高于部分农户，这表明生计多样化与生计结果间存在较复杂的关系，当农户生计资本达到一定水平后，通过集中优势资本，向专业化农户转型，虽然降低了生计多样化指数，但收入得到提高，生计水平提升；同时也要采取合理措施，保障专业农户的生计安全，防止出现工厂迁走后专业农户生计破产的现象.研究还关注到农户返村回流现象及其特征，这对完善区域基础设施以及提升乡村对青年一代吸引力有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分析城郊工业村的农户生计转型及可持续性，更多聚焦于村域微观尺度农户个例研究，具有一定创新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a)熵权法在计算指标时受方法局限，部分指标权重偏高，需要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完善；(b)由于研究期不长，未进行跟踪调查，所以未能对农户生计资本的长时期演化进行分析，故长期跟踪调查和对比分析也是未来需要进行的工作；(c)亟待开展不同地域类型工业村之间的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