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用文学的方式滋养人的本质

◎ 李 丽

赫东军是一位勤勉的作家。这不仅表现在他出作品的频率，更表现为他在作品中投诸的用心。这种用心使他不断地突破写作舒适区。从儿童小说到工业题材小说，再到如今新鲜出炉的以小视角切入，来隐喻中国百年文明进程的《天河》，他的视野在不断地扩展，对于历史、现实、生活的思考也日渐深邃，呈现出令人惊喜的创作状态。

其新作长篇小说《天河》出版以后，引起了研究界较为广泛的关注。评论家贺绍俊认为这是一部“不乏童心”之作，“既有残酷性、传奇性，又有神秘性”。小说家金仁顺则赞其是“魔幻的、丰富的，引人入胜的小说”。作品以十六岁少女高洁为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小镇天河的故事。在温煦的叙事笔调中，谱写了文明更迭、蜕变的残酷性与必然性，同时也讴歌了人对自由和尊严坚韧不屈的追求精神。作品看似风格内敛，偏向牧歌情调，内核里却充溢着浓郁的社会担当意识，在诗意的反乌托邦书写中，表达了作者对现实人性及理想人生的思考与追求。

一、对人的权利及本质的追寻与捍卫

作家写作的目的究竟在哪里，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一部作品思想的高度。当然，这里的“目的”不是空洞的、口号式的噱头，而应当指向终极意义上的诉求。契诃夫对此有过思考，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作家的责任是在维护人”，如果没有对人的维护、对人的信心，那么一切写作的意义在无意中也就被取缔。因此，如何通过文学唤醒人，也就成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必须要做的事情。《天河》在这一点上出乎意料地好。赫东军将对 “人”之问题，尤其是“人”如何“一点点地把身上的奴性挤出去”的思索，在这部作品里集中呈现。

作品开篇就将冲突白热化。一直不肯按部就班生活的外公，在年老之时，携带所爱女子回乡，却遭到了以老族长为代表的传统势力的拦截，禁止其进入天河镇。外公所困风雨亭成为两种文明交战的第一个场所，并由此带读者进入一种人性与伦理不断冲突之境。父子间血缘之亲和乡约俗规之间的背离，祖孙间亲近的渴望和不解的疏离，外婆的恨意与捐家产求外公得以还乡的深情、大气，都在不断地提醒读者去思考：将众人拉入尴尬之境的元凶究竟是什么？是外公放纵了人性，还是伦理从一开始就没有让人按照人性本身的需求去发展？带着这样双向的拷问，作者借助代表着童真之眼的高洁的视角来打量天河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

像皴染那样，作者有层次、有明暗地揭开了幕布，现实版“桃花源”原来并不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那样，是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和名教罗网之外的，与现实乱世暴政社会不同的，无君臣、无名分的自然社会，而是有着森严到令人窒息的等级尊卑。作品逐层渲染了老族长“万人之上”之威。从浅表而言，村人违逆天性，用左手劳作，只为了让右手更尊贵，以配得上偶尔能与老族长握手的殊荣。更进一步，村人从不敢说老族长的坏话，不仅自己不说，也不允许有任何异同观点出现。更深层次，人们不仅在醒着时保持这样的警醒，甚至在睡眠中也提防真实心思被发现。镇长的老婆不小心捅坏了祠堂的屋顶，自此不敢睡觉，生怕被老族长知道，只能夜夜如孤魂在村子里游荡。作者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描摹了天河镇天罗地网般的压迫感，更进一步地反思了村民集体无意识下的趋从，并将其指向人的本质的干枯。在天河镇，人处于一种异化而不自知的状态，众人依循古老的理念处事，却从来不去思考这种理念是否合理。实际的异化并不是如文学作品中书写的那样显而易见，“而是在一种坚韧的支撑中，不动声色地溃败的。这种衰竭、崩塌和坏死，就像日常生活那样平平淡淡、不易觉察。”赫东军以琐碎的，近乎白描的手法，显示了文学表现生活的能力。

当然，作品的意图不仅如此，如何将人从没有思想的“芦苇”变回人本身，才是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所在。以外公为核心，高洁及其母亲、小舅妈，甚至正在成长的表弟，形成一组对应的人物关系，他们代表着现代文明与人之本能。从两个向度对古老而专制的宗法观念发起了进攻。外公的“离经叛道”；高洁之母接受教育立足萍乡，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高洁身上知性而大方的美丽；被安排婚姻又惨遭抛弃的小舅妈接受天性的召唤，与炊事员发生关系；表弟对形式化拾粪活动的天然反感……都像水流一样，以微弱但执拗的方式，一点点冲刷着天河镇古老的信念。而外公带回的钟，每次敲响之时，祠堂千年的灰尘便簌簌而落，怎么也擦拭不尽，则充满隐喻：现代文明对古老文明的冲击正在以微弱但持续的力量进行，就如水滴久了，石必然会穿。

艾略特在《空心人》中指出：“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要写出这“嘘的一声”。《天河》在对人性的异化和对人业已枯萎的本质的唤醒方面似乎做到了这一点，它创造了一个看似正常、实则怪诞诡异的天河镇，将人的异化之路一点点揭示出来，又孜孜不倦地书写了先驱者从不同的角度在异化的泥淖中出逃的努力。生活如围城，文学就是要在有限的审美空间里，以真诚的态度帮人们找到救赎和突围的路口。

二、对螺旋式文明进程的清晰认知与书写

《天河》是一部小切口、大视野的作品。作者以天河为切入点，描摹了现代文明如何在与传统文明的冲突中逐步推进，直至交融汇聚于战争，在战火的洗礼中更迭蜕变的过程。读者不仅可窥见现代文明在中国古老土壤上的演进历程，更可在作者的叙述中，感受文明螺旋式演进的缘由，并由此对两种文明产生更为客观的看法。

天河镇“桃花源”式的外表与浓郁的宗法观念象征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明，它外表谦和，内在稳定。伏尔泰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中国古来就是世俗化文明，当欧洲人还在森林里流浪的时候，“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就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国君是这个家庭的父亲”。天河镇几乎原景式地呈现了这样的社会结构及民族心理。族长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家庭的父亲”。为了表达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的这种归属感，作者赋予了族长一种能力，即他的手心总能传递一种热能。这种能量可以让心寒不已的外婆感受到“慈父般的温暖和关心”，也能治愈高洁绵延的感冒。这种文化心理的特点在于，居于其中的人对祖先及其流传下来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感。现代文明所批判的奴性，在他们身上是发自内心的依从。作者同时还通过外婆这个形象，传递了中国礼教的可取之处。外婆与外公的婚姻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是不幸的。外公常年不落家，且在外面有其他相伴之人。外婆提起外公，不满和愤怒的“火就呼的一下烧起来”，但她还是坚强地把两儿一女拉扯成人、成才，且在外公遭遇困境时，慷慨出手相助。外婆身上体现了传统女性坚强、洁净、忠贞的一面，当然，外婆也是自爱的，所以，从外公带着另一个女子回来后，她就自闭式地独居于磨坊，再没有和外公相见。这是一种令人迷惑但又让人心存敬意的处世方式。孟德斯鸠在对中国传统文明进行解读的时候，对此类现象做出过评价：“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这种礼教不仅是统治者成功统治的法宝，同时也是“养成宽仁温厚，维护人民内部和平和良好秩序，以及消灭有暴戾性情所产生的一切邪恶的极其适当的方法”。这对于见利忘义、松散易散的现代婚姻是一种批判。

作者对传统文明中优质部分的挖掘，在一定意义上，使批判的矛头更精准地对位到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而避免了大面积撒网带来的意义空悬，更在一种客观的视野中，展示了现代文明之所以螺旋式演进的内在缘由。

但是找准了靶子，并不代表反抗就一定成功。外公回乡后的寂寞、疯癫直至最后烧毁所写之书，跳楼自尽，就是一种无声的控诉：文明的进程，有时缓慢到令人质疑和绝望的地步。作者没有塑造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而是沿着鲁迅式的清醒和冷峻，从生活本相出发，写出了人们在绝望和希望中的撕扯、挣扎。在令人窒息的困局中，天河镇的封闭状态如历史一样由战争打破。贺师长的认祖归宗仅仅是裸露在表面的事件。出走当了红军的小舅舅，供职于赣西采用处的林中雪，贺叔叔早已隐藏在这个看似平静、安宁的村落，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一点点地渗透和改变着这个村庄。当强大的宗法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他们时，更残酷的侵略战争便已打响，文明进程的不可阻挡性也因此而彰显出来。

一部《天河》仿若一部微缩文明演进史。作者以天河为本体，比喻了闭关锁国的中国，以天河镇从安静保守到战火纷飞比喻了中国在现代进程中的愚昧与被动。作品的反思力度由此从个人上升到了国家、民族层面，显示了作者的历史纵深感。

三、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成功运用

在艺术上，《天河》也颇为用心。作者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完成了对“人”更深层次的刻画和对作品主题更进一步的渲染。让作品中的主人公拥有某种现实中难以拥有的神奇伟力或者变形，是当代文学常用的技巧。尤其是在《百年孤独》之后，孔老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诫语遭遇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冲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诞生了葛川江最后一个渔佬儿、鸡头寨的丙崽等人物形象。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对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文学界从来没有统一的定论，有将其吹嘘成“点石成金”的魔法手指者，也有将其贬损为一无是处者，表现了学界对这样一种创作手法及其价值认知的淆乱。那么如何判断其使用是否成功呢？列夫·托尔斯泰从文学的本质上给予了评判的标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对读者来说最为重要、最为珍贵、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便是作者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作品中所有写这一态度的地方。”也就是说，无论采用何种艺术手法，其终结点还是在作者通过这样的手法究竟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本书中，作者刻意营造出天河这样一个介于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的、隔离又非完全隔绝的区域，并赋予了这里一些人殊异能力，其归结点也在于作者力图通过这样的书写来表达他对于生活及情感的某些看法，某种态度。

作品中最具魔幻色彩的人物是老族长。作者并未将其符号化，反而尽可能全面地塑造其特征。老族长年龄不详，又似乎也不再老去；他的手如同能量体，甚至可以让蔑视礼教的贺师长大汗淋漓。他可以摇剑施法，左右山林中的生灵，甚至大战蛇王，救活被五步蛇咬死的寡妇的女儿；他还可以半夜穿着黑衣，穿梭于族人的睡梦中，以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作者通过这样一位人物形象，既表达了对传统文明中精深、幽妙部分的迷恋，也揭露了传统文明过于专权、侵犯人权的部分。

作者对温顺乖巧的小舅妈的刻画也令人称奇。一开始作者就埋好伏笔，初见之地“森林”“卧在旁边死去的母狐”，“上好的狐皮”且“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好的小说没有闲笔，作者黠慧地埋藏好了一切，只等一个合适的机会抖搂所有的秘密。“被迫沉塘”就成了一个绝佳时刻，小舅妈忽地化作一只狐狸翩然而去，以此来对抗天河镇看似温和、实际缺乏人性味道的生活。小舅妈由狐变人，是对人类社会信任的表现。反之，则表达了对天河镇禁锢人性、违背自然属性的愚昧的抨击。

高洁与林中雪羞涩、甜蜜、唯美的爱情则是作品中最具诗意的部分。天河镇生活的沉闷、乏味和琐碎，因为这段小儿女情感的自然生长，变得滋味悠长。作者刻意弱化了现代某些作家在少男少女情感书写方面的裸露和大胆，写出了“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的纯净。这种极致纯洁效果的获得，也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息息相关。作品中有这样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林中雪和高洁在林中戏水玩耍，当林中雪看向高洁裸露的身体时，高洁的头发突然“瞬间就变长了两倍，就像突然穿了件黑色的长袍”。这处神来之笔，既将少女自我保护的意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又体现了高洁顽皮的性格，精彩而准确地书写出高洁此时既懵懂生长又还未确认的性别意识和情感冲动。

总之，作品中多次将幻想与现实交融，大胆地借鉴象征、寓意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手法进行的创作，并不违背伦理逻辑，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们殊途同归地表现了作者对异化的对抗和拒绝，对唯美爱情的讴歌。

文学存在的理由在哪里呢？透过精巧别致又含蕴丰厚的《天河》，赫东军力图突破现代主义文学畛域略显颓唐与晦暗的人性书写，找到那些足以支撑人的脊梁，使我们获得力量的“文学文明”，以此来唤醒和滋养人之为人的自豪和信心。

注释：

［1］王鹏程：《批评的德性》，作家出版社，2020年，第32页。

［2］[英国] 托·艾略特：《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104页。

［3］[法]伏尔泰:《风俗论》( 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 87 页。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 313、312 页。

［5］转引自王鹏程：《批评的德性》，第104页。

［6］赫东军：《天河》，重庆出版社，2022年，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