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曲江诗政治内涵发微
——以名物为中心

2022-10-28 21:51诸佳怡
杜甫研究学刊 2022年2期
关键词:杨氏曲江时事

诸佳怡

杜甫曲江诗共计十一题十四首,包括《乐游园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曲江三章章五句》《丽人行》《九日曲江》《哀江头》《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曲江二首》《曲江对酒》《曲江对雨》《秋兴八首》其六(此诗以回忆方式重提曲江,有其深刻的内涵,因而也列入其中)。曲江诗的时间跨度,上起天宝十载(751),下至大历元年(766),中间经历“安史之乱”,正值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时期。

曲江之于杜甫,有着多重意义。一方面,曲江是杜甫心灵寄托的场所,曲江诗里承载着诗人政治失意之苦兼身世之悲,如《乐游园歌》《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曲江三章章五句》《曲江二首》《曲江对酒》等;另一方面,曲江诗描写多涉及时事政治,以极具典型的人物风貌反映出某类社会现象,如两首新乐府诗《丽人行》与《哀江头》均内涵深刻,《秋兴八首》其六更是借曲江光景揭示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史实。诗中蕴含的丰富政治内涵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曲江诗名物表现的宴游图景

玄宗于开元二十年(732)筑夹城,可经春明、延喜门直达曲江芙蓉园。杜甫《乐游园歌》“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描绘的便是玄宗巡幸曲江的场面。杜甫所写的十余首曲江诗,对盛唐时期曲江游宴情况有细致的描绘,其中不少名物充实了宴游细节,可以还原彼时的曲水琼宴,再现盛世祥和光景。

总体而言,杜甫对曲江宴游活动的关注视角并非单一,而是借“霓旌”“翠幕”“驼峰”“素鳞”“翠釜”“水精盘”等名物从游行到宴饮进行多角度刻画,使得宴游更为形象可感,反映出宴饮规模的宏大。

二、曲江诗名物所蕴含的讽喻意义

杜甫创作的曲江诗,并非纯粹着眼于盛大宴游场面的描写,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政治内涵的考量。部分诗并不直接写露,而是借名物来实现艺术性的讽喻,使得诗歌的批判更为鞭辟入里,也让曲江诗的“政治”特点更显浓重。

(一)对骄奢淫逸的批判

《丽人行》诗婉而多讽,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细节揭露了杨氏一族的丑态。杜甫利用名物,以多重对比的手法对筵席情况进行描摹,批判了杨氏的骄奢行径。

(二)对专权恣肆的鞭挞

天宝十一载(752),杨国忠为相,一时权倾朝野。加之杨氏姊妹专宠,杨氏一族在朝廷中把控了政治话语权。炙手可热的地位除了带来权力和荣耀,还隐藏着政治危机。杨氏一族却浑然不顾树大招风的道理,奢靡无度,违背人臣之理,盛气骄愎之姿毕现。

在《丽人行》一诗中,杜甫借用名物对杨氏专权干政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如诗言“就中云幕椒房亲”,此处不言翠幕,偏言“云幕”,而是利用了“云幕”特性。“云幕”意谓形如云之幕,因轻柔如云,洋洒飘摇,而得“云幕”之名,恰似现在的纱帐,具有了一定的遮挡效果。将云幕与椒房联系起来考察,能更好地理解“云幕”含义。椒房,原为皇后所居,后泛指后妃居室。“椒房亲”源自窦宪事,窦宪为章德皇后之兄,《后汉书》言“椒房之亲”。杜甫诗云“椒房亲”,特指秦、虢、韩三国夫人。结合“云幕”轻柔特点,则是象征着杨氏姊妹关系的透明和亲近。云幕本身便有遮挡效果,使得外人不得窥视云幕内的光景。诗人以此暗示杨氏一族纷纷进入朝政内部,实现对政治话语权的垄断。一方面,“就中云幕”展现了宴游时曲江幕幄重重的情况,另一方面,结合“椒房亲”写出了杨氏姊妹的骄盛,而“云幕”也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

另外,诗人还以名物隐晦指明杨氏乱伦的史实,叙中含刺。如“当轩下马入锦茵”句将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关系写得颇为暧昧,而“锦茵”对暧昧氛围的营造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物本身来看,锦茵是一种颇为精致华美的锦制坐垫。锦的原料以染色的桑蚕丝为主,以金银线为辅。唐代织锦纹构图繁密规整、华丽精美,且纹样繁多,如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联珠对马纹”锦即为其中之一。诗人利用“锦茵”一物,在体现帐内虢国夫人豪奢用度的同时,也提示了其主人身份的非同寻常。从诗句写法来看,诗用“入”字与“轩”相呼应,生动地呈现出杨国忠从帷幕外入帷幕内的动态过程。“入”和“锦茵”相联系,含蓄地揭露出杨国忠和虢国夫人同轩而坐的亲密之举。诗歌前述“鞍马逡巡”之状,后言“下马入锦茵”之举,将杨国忠与虢国夫人行昵狎之情事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杜甫还巧用典故,如“杨花雪落覆白蘋”句,一方面实写眼前之景,另一方面结合杨华与胡太后事,以杨花覆蘋影射杨氏苟且,展现了诗人高超的名物运用技巧。杨氏势倾天下,失伦乱理,无怪乎诗人以“慎莫近前丞相嗔”刺讥之。

(三)对专宠违礼的反思

由此可见,杜甫通过选用“犀箸”“鸾刀”“云幕”“锦茵”“黄金勒”等名物,结合典故运用、多重对比等艺术手法,使诗歌不再只是单纯的场面描写,还带有深刻的讽喻性与现实意义,同时彰显了名物的特殊性。

三、曲江诗政治意象的建构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部分文学意象在进入诗歌之前首先是客观实体,其特性影响了诗人的选择与运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名物在被选择的同时,其实也注入了诗人的审美价值,从而转化成为特定的文学意象。就杜甫曲江诸诗而言,诗中名物因带有诗人强烈的政治情感,已由原来的客观实体转化成为一种政治意象。在此基础上,“曲江”也从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被逐步建构成为暗含王朝兴衰的诗歌意象。下面试图从曲江诸诗中的名物出发,分析曲江政治意象的建构过程。

乐游园,是杜甫对曲江的首次关注。在《乐游园歌》这首诗中,杜甫主要描写了帝王宫廷苑囿之乐的场面。与以往诸多文人的曲江应制诗单纯描绘繁荣升平之景不同,在这首诗中,乐景触发的是杜甫的身世之悲。曲江作为诗人怀才不遇之悲的触发点,起到了感物兴情的衬托作用,只不过这里的“物”不是曲江边的景物,而是帝王游苑的人事层面。故作者在诗中运用的名物如“翠幕”“鞍马”“深杯”都偏重于人事的兴衰,与“乐游园”“秦川”“芙蓉园”“夹城”等地名相配合,构建了前后衔接的政治变化意象,从而在最后抒发出“独立苍茫自咏诗”的苍凉之感,彰显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丽人行》以即时性思维所记之时事,却又和《旧唐书》等史籍所记载的纯史不同,杜甫于此中发挥出了诗的超越性。史籍的作用是一种对于真实性的还原,其所记载的是当时天宝年间的真实性事件。杜甫选择了诗这种形式,使其与时事缔缘的同时,除了再现历史事件和社会情境,还在此之中将事件和情境点化为审美意象,从中体验着民族的生存境遇和天道运行的法则。

可以看到,《丽人行》所反映的不是时代的细枝末节,而是选取了极富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抓住了现象背后的时代症结。而诗人于时事背后隐含的个人批判,可以看作是对现象背后的历史危机的预见,反映出个人的政治眼光。而名物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就是“时事的感应体”,体现了诗人独特的时事眼光。名物根据诗人所力图表现的诗歌隐语,被诗人以裁剪、组合的方式安排在诗歌本体中,使得诗的时事化特性得以贯彻体现。

《春望》是与《哀江头》写于同一时期的诗歌,以表达了诗人国破家亡的痛切心情。《哀江头》不仅描绘了国破山河的现状,表达了沉吟不能自持的悲恸,而且叙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昔日曲江的苑囿之乐,于即时性情事之中穿插了非即时性回忆。“霓旌下南苑”描写昔日宴游之豪华排场,与《乐游园歌》中“阊阖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幕排银牓”之景达到互证效果。“昭阳殿”是将杨贵妃喻为赵飞燕,杨贵妃与帝王“同辇”则是借用了班婕妤礼拒汉成帝同辇之邀的典故,用以讽刺杨贵妃僭越礼制之举,对杨贵妃的恃宠生娇和唐明皇昏聩荒诞的做法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在“安史之乱”政治翻覆的背景下,杜甫运用“以汉喻唐”的方式,不能不说在反思盛唐风流中暗含辛辣的嘲讽。尔后又以“血污游魂”指向马嵬坡之变这一史实,实现了从“明眸皓齿”到“回看血泪相和流”的历史性风云巨变。最后运用“江水江花”在传达“人生有情”的同时,体现对李杨爱情的回护。整首诗以李杨爱情的分合为叙述线索,借以从非即时性回忆到即时性时事的时事化手法,使得注入诗中的国家自盛而亡的沉重感更为深刻分明。

《秋兴八首》其六回忆的目光转向曲江芙蓉园,盛世之衰的兴慨之叹顿生。首联以“万里风烟”将相隔千里的瞿塘峡和曲江进行时空上的连接,诗人的思绪也一下子跳跃到了昔日曲江之地。颔联所言“花萼”指花萼相辉之楼,“夹城”是通往芙蓉园的复道,“芙蓉苑”是曲江边帝王的皇家御苑,“通御气”暗指昔日明皇南下芙蓉园之事,而“入边愁”则指出沉溺苑囿之乐所带来的无穷祸患。颈联又承接颔联之意,“珠帘绣柱”和“锦缆牙樯”所营造的富贵之气,本就与“黄鹄”“白鸥”所展现的曲江破败之景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时空,只是借由诗人之笔,将盛与衰勾连并照合于同一时空下的诗人记忆之中,可以说为表现由“通御气”演变为“入边愁”提供了生动可感的视觉效果。而我们将诗中的特定词语分离开来,再加以组合,就是一连串的名物:“花萼”“芙蓉”“珠帘”“绣柱”“绵缆”“牙樯”“黄鹄”“白鸥”。这些通过回忆而呈现的曲江名物连缀成的整体意象暗含着政治的兴衰。这首诗作于大历元年,距乾元元年离开长安已过多年。杜甫以回忆的方式使得时事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沉淀为一种历史,从而使曲江时事具有充分的历史性,并以“秦中自古帝王州”的盛衰预言道出诗人对历史的体认。可以看到,此处的曲江已经脱离了往昔作为客观实地的移情对象的作用,而成为了诗人思考盛衰之变、抒发盛衰之叹的主体,升华为一种暗含政治兴衰的诗歌意象。由此,杜甫完成了曲江政治意象的心理建构。

四、余论

作为皇家宴游之地的曲江芙蓉园,唐人多于此地进行应制唱和。在杜甫之前,大多数诗人的诗歌创作为描写自然风物,歌颂帝王朝政。杜甫相比于前人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在于以曲江为主题进行有意识的集中创作,另一方面则在于关注到曲江在大唐历史中的特殊意义。在杜甫眼中,曲江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皇家游宴之地,更是具有深刻内涵的政治符号。杜甫借用曲江这一地域空间,以典型化的手段,将人事变迁与历史兴替写入诗中,使得曲江成为检视大唐盛衰的窗口。杜甫的这种创造性改变,也对后世同类诗歌的创作产生影响。杜甫其后的诗人,在曲江诗创作的主题和内容上均有一定的拓展,或是融入对历史更迭的思考,或是寄托政治失意的苦闷,展现了对于曲江背后深刻内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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