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司马迁那样写作

◇ 刘平家

《史记》对于我，有一种无穷的魅力。

多年来，我反复阅读《史记》，百读不厌，愈读愈觉得它是一座稀世宝藏。这是一部内容丰厚、举世罕匹的史学巨著，也是一部内涵深刻、饱含哲思的文学巨著。正如司马迁所言，他要用自己的著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司马迁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发愤忘食，席不暇暖，用巨椽大笔，成就皇皇巨制《太史公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成为我国史学界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也成为中国古典散文的杰出典范。

我不知道，两千多年来，有多少人对《史记》如痴如醉？

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从中受益无穷。

后人说：司马迁成功了。

而一段名人名言，却道出了这成功的巨大代价：“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从《报任安书》中，从《太史公自序》中，从整部《史记》中，我看明白了：《史记》是一部浸透着作者血泪的著作。

读《报任安书》时，我看到了司马迁写这封书信时满腔悲愤、眼含热泪的情景。司马迁终于找到了感情的喷发点，他将自己的一腔悲思吐露于外，以此让即将临刑受死的任少卿、更让世人了解到自己的屈辱、思想、感情和抱负。这封信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剖肝沥胆，泣血锥心，读来荡气回肠，扣人心弦。这实在是一篇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

读《太史公自序》，我们知道，司马家族是一个古老的望族。司马迁的上古祖先为颛顼帝时代的重黎氏，重黎氏从尧、舜到夏、商，世代执掌天文、农事及观星象、定历法工作。到了周宣王时，重黎氏的后裔程伯休甫（程休父）被任命为大司马，立下战功，获赐以官职为姓，其后裔遂成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所以，司马迁祖上，在上古颛顼帝时期就开始掌管天文地理了，到司马迁的父亲又是掌管天文和著录史书的太史令。这一条线捋下来，从颛顼帝到司马迁去世，司马迁祖上历经两千多年，除了几位大将军之外，大多在天文史学界耕耘，可以说司马迁是把祖传的事业发扬光大，推上了巅峰。

司马家族文化积淀深厚，司马迁的父亲更是学贯古今，通晓百家学说，对司马迁的影响非常之大。

司马迁天生聪慧，勤奋好学，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后拜大学者董仲舒和孔安国为师，遍览典籍，博闻强识。少怀大志的司马迁，不但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他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盘桓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此后，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使命完成以后归来向朝廷复命。

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 年），汉武帝率文武百官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而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却因不讨皇帝喜欢而被留滞在洛阳，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非常愤懑，致病将死。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不久，司马谈就病逝了。

文章憎命达。

司马迁子承父业，当上了太史令。他杜绝宾客之交，排除家室之扰，勤勤恳恳，孜孜不倦，搜集整理前人留下的史料，鉴别真伪，查漏补缺；撰写自己的所见所闻，忠实记录，连缀成篇。正当他聚精会神地潜心于史书编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将他几乎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发动了对匈奴的又一次战争。这次战争，汉朝的主帅是汉武帝已故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而李陵作为李广利的下属，在带兵出击匈奴的时候，由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后，被俘投降。为此，汉武帝非常生气，朝内群臣都在极力声讨李陵这种投敌叛国的行径。但只有司马迁，站在客观的角度上，中肯地评价李陵，认为他是拥有一颗报国之心的。因为，李陵敢于用五千兵马吸引敌人的全部火力，并能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坚持与敌人抗衡。虽然，最终败给了敌军，但其忠肝义胆令人佩服。

在此之前，汉武帝已经调阅了司马迁尚未完成的《史记》的部分篇章。汉武帝看到司马迁在为自己所著的帝纪中，不但记录了自己的巨大功绩，对自己的一些过失也如实地记录下来。一向好大喜功、自视甚高的汉武帝决不能容忍臣下对自己如此褒贬，他非常愤怒，立即下令焚毁了自己的帝纪及其父景帝的帝纪，对司马迁进行了一番痛斥。自此，君臣之间就在心中埋下了芥蒂。

这一次，司马迁竟敢逆鳞而动，为李陵辩解，本就对司马迁心存不满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的话，认为他在讥刺自己的爱将、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勃然大怒，下令将司马迁交付廷尉予以问罪。当时承办此案的是以“内深刺骨”而著称的酷吏杜周。杜周以善于逢迎揣摩皇帝心思为能事，他顺承皇帝心意，对司马迁施以酷刑，严加审讯，最终将司马迁定为死罪。当时，被判死罪的人有两种途径可以赎身不死：一是花钱赎买，给朝廷上缴一笔巨款，就可赎身出狱；二是自认宫刑。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本身是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文官，况且司马迁薪俸不高，为官清廉，素无积累，家无余财，拿不出那笔巨款；他的亲友认为他得罪的是皇帝，避之唯恐不及，更没人敢出手相助；而在朝堂上，大臣们一味讨好皇上，谁也不愿意帮司马迁开脱。就这样，为了活命的司马迁，就只好选择了宫刑。

宫刑也叫腐刑。这种刑罚不但毁坏人的肉体，而且还摧残人的精神，可以说是最令人感到耻辱的刑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

受了刑罚而出狱的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蒙受千古奇冤、遭受奇耻大辱的司马迁，可谓生不如死。

许多人往往迷惑不解：既然宫刑这么蹂躏人的心灵、践踏人的尊严，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还要忍辱含垢地接受这一非人的酷刑呢？我们就不能不从更深的层面来考察了。

大家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一种抱负，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为苍生呐喊，为弘扬古圣先贤的思想而不懈努力。宋代思想家张载的一段话将中国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这种理想概括得至为精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司马迁作为志向宏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学贯百家，深通儒学，为国家、为苍生建功立业的理念早就在他的内心扎了根。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就表明了这种伟大抱负：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这段话表明，司马迁早就在内心里给自己定了位，他要承担起继孔子之后，编续历史、续审六经的天下大任，他要让中华民族的经史在他的手中发扬光大，他要做一位像孔子那样的大道倡行者。在他被定为死罪之时，他的这一宏伟抱负还没有实现，他的伟大著作还没有完成，他怎能够甘心一死了之呢？他在《报任安书》中坦露了自己的心迹：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的啊！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

司马迁抱定了决心，他不能让自己死得轻如鸿毛，他要活下来，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事业。

司马迁深深地明白，他选择隐忍苟活，在当时是非常被人所蔑视的，在后世也会被人所诟病。于是，他要证明自己，他要用熠熠生辉的《太史公书》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以洗刷自己的万古屈辱。在《报任安书》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互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怎样呢？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仰慕大义，又何处不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懂得自杀，何况像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的原因，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犹未实现，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了。

这时候，他想到了著述丰赡的前辈古人，想到了他们的悲惨遭遇，以此来激励自己：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演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

司马迁要奋力一搏，他要用生命去写出不朽的著作。

他对任少卿说：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现在真正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

每读《史记》，我未尝不感喟赞叹，未尝不为司马迁的精神所感染，未尝不叩问内心，深思人生。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写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司马迁本身就是一位非常之人，经历了非常之事，建立了非常之功，异于常人，流芳千古。司马迁的忍辱负重，是一种大智慧、大胸怀，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不朽的著作，为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

《史记》是一座历史宝库。毫无疑问，《史记》是我国史学著作中一座不可逾越的巍峨高峰。司马迁用自己无比博大的胸怀，忍受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奋力著书，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鸿篇巨制，记述了自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开始直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使一代代中国人了解了那一时期的社会面貌。《史记》内容，可谓是博极天地，囊括古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等，以及构成社会的各个阶层，皇帝、贵族、官吏、将士、学者、游侠、卜者、农工、商贾等等，都得到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反映，全书规模巨大，体系完备，令人惊叹。

《史记》是一座文学宝库。《史记》不仅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全书文辞优美，善叙事理，善描人物，脉络清晰，跌宕有致，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们读《史记》时，常常有这样的深切感受：司马迁本身遭受了极不公平的待遇，他把自己的感情也寄托于笔下，倾注于笔端，他对屈原、贾谊、信陵君、范雎、韩信……这些遭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表示深深的同情，在他们的传记中予以深情赞叹。因此，阅读《史记》的许多篇章，我们常常会动情动容，不知不觉间，我们会与传记所写的人物产生深深的共鸣。我们一面在理智地了解历史，同时也是在阅读饱含深情的散文，其中的无限魅力令人手不释卷，欲罢不能。

《史记》是一座思想宝库。司马迁是非凡的史学家、文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学习古典经学，贯通诸子百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并蓄，学贯古今。阅读《史记》，我们每每为作者深刻的思想所折服：“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这些闪耀着光芒的思想观点，贯穿全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给人以无比深刻的启迪。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史记》绝唱，血泪炼成。司马迁与他的《史记》一道，必当名垂千古，流芳万世。

我们要致敬司马迁。“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罹遭祸患的司马迁，身体残缺、内心悲惨，却人格完备、精神高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

司马迁就具备上述五种品德，他让我们钦佩，让我们赞叹，让我们敬仰。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为后世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人写作，主要是用毛笔在竹简上书写，写作的繁难程度可想而知。司马迁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一笔一画、一字一词默默而坚韧地写着，竟至于写出五十二万多字的巨著，这项浩繁的巨大工程，可谓字字浸透司马迁的汗水与泪水，篇篇饱含作者的辛劳与心血。

人当学司马迁，要胸怀大志，百折不挠；为文当学司马迁，要笔力千钧，思想深刻。司马迁据实而写，秉笔直书。东汉史学家班固赞扬《史记》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成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的大作，为多少人留下了生平传记，而自己的出生年月却至今成谜。向司马迁学习，涵养大胸怀、大智慧，不为屑小琐事所羁绊，不为细枝末节所干扰，襟怀坦荡，博览群书，感悟生活，长期积累，创作出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能给人以深刻启迪的作品，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同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活出人生的价值，即使人生如流星般短暂，也要发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