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职业院校职业培训现状与调查研究综述

周真刚 崔红伟

（1.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贵州·贵阳550004；2.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要推进职业院校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完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2-2020）》在“职业教育”部分中明确要求“坚持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鼓励委托职业学校进行职工培训”等内容。习近平讲话和政策的发布，说明国家高度重视职业培训在职业技术学院中的育人作用。贵州省经济的发展、贵州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劳动力供需矛盾的现状，都迫切需要贵州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把职业院校的培训放在重要的地位。

一、职业院校职业培训的研究概述

贵州省响应国家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依托职业学院积极开展培训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不少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贵州省职业院校的技术培训进行研究，从诸多学者的研究者中可以发现，各中、高职业院校努力提高自身的硬实力，通过合作办学，打造培训基地，培养双师型教师，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为贵州省输送人才。

（一）提高自身硬性条件，积极打造培训基地

贵州省内的职业院校积极提高自身的硬性条件，打造实训基地，为职业培训奠定基础。全省共有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学院15所，中等职业学校273 所，成人培训学校12108所，短期培训基地187 个，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站71个。在职业教育上突出了技能培训的地位，各职业院校相继创办设立了培训基地。

高职院校众多的培训基地给学生和社会人士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杨文通、吴玫等在2020年对贵州17所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平台的研究中发现，绝大部分职业院校都建设有职业培训基地。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设置了劳动力培训基地，国家紧缺性人才培训基地和校内实训基地。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设有贵州省第101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贵州省现代远程教育管理人员培训基地、贵州省室内装饰协会培训基地等鉴定和培训机构，为社会输送了万余名技术和管理人才。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设有酿酒技术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为贵州茅台在内的白酒产业培养了人才。遵义职院早在2011年被认定为“农业部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种植能手、养殖大户和创业之星。

职业院校在促进贵州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与每个人公平的职业培训机会。比如，贵州省建立贵州特殊教育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以面向残疾人开展全日制中等学历教育为主，同时开展残疾人职业培训。这项举措给需要关爱的残疾学生带来了福音，让他们真正享有正常人的受教育权力以及自力更生的机会，通过职业教育真正做到了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各职业院校积极建设职业培训实习实训基地，不仅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也为其他职业学院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虽然大部分院校努力创办条件，给学生提供各种实习的基地，但是仍然有部分民办中等职业院校的教育质量偏低，如有的民办中职没有建立自己的校舍，通过对学生进行简单的培训后直接送到一些小企业做流水线工作，目的是为了骗取中介费。这种恶劣行为破坏了中等职业教育的良好声誉。相关部门应引起重视，加强对民办中职教育的管理。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双师型教师

不少学者认为，各职业学校为了更好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应该从师资方面开始着手，对老师进行培训，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在学者的研究中，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措施主要有学校内部培养、社会招聘优秀人才，校企合作培养教师三种形式。

坚持内培外引，培养能够同时进行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双岗型教师。学校要做好内部培养工作，建立教师培训中心，依托生产性实训基地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解决教师下厂实习难的问题。邀请企业骨干和校内骨干共同培养专业带头人。学校向社会招聘优秀的人才，要构建新的教师招聘体系。此外，还要加强校企合作，让企业积极参与到教师培训中来。允许教师通过顶岗挂职等形式参与生产、管理实践、提高实践能力，或者教师也可以带领学生一起到企业参与培训，共同参加上岗训练，进行新技术培训。欠发达地区更应该要发展双师型教师，加强教师激励制度，并将教师培训和认证相结合，进行分类培训。

（三）开展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精准培养人才

2019 年我国在高职院校开展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职业院校的学生不仅获得了学历证书，在经过学校的培训之后，也能获得多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研究者对1+X证书制度主要从意义、培训的方式、以及现存的挑战和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研究。

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职业院校积极参与1+X证书试点工作。汪震、安江伟等在对贵州省1+X证书试点前两批学校的调研工作中发现，试点院校对1+X 证书试点工作较为重视，学校在师资培训、学生培训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1+X证书试点工作在开展过程中也遇到一些瓶颈，证书与专业课程对接性还不够，所以，学校要多和用人组织合作，将证书的评价标准和企业的用人要求统一，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李兴美、何勇等在畜牧兽医专业的1+X 证书制度建设中提到，“1+X”证书制度建设为畜牧兽医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保障，“X”证书使技能培训方向更明确，人才培养更精准。他们提出应该建立畜牧产业主管部门、学校和企业统筹机制，根据产业需要确定培训人员，由职业学院承担理论知识培训工作，在由农职院和企业共同承担实践培训工作。此外，学校应该明确自己的办学特色，筛选适合学校的专业，这样才能确保培训更加具有专业性。

贵州省职业院校开展的1+X证书制度明确了人才培训的要求和考核的标准，对于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查阅文献中，笔者发现贵州省相关主题文献研究较少，希望研究者开拓视野，加大对这方面的研究。

（四）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互利共赢

贵州省在进行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的过程中探索出一套合作办学模式。学校和企业之间进行校企合作，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学校、政府和企业三方合作，依托城市的资源，实现集团化办学。还有学者提出学校、政府、企业和市场合作的三棱锥合作办学模式。

校企合作是最常见的合作模式。有学者认为校企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实现双方效率最大化的方式。职业院校为企业培养高质量的毕业生，还可以为企业的员工带来培训和在教育。企业参与学校的办学过程，明确用人的标准，给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和实习的机会，双方互利共赢。以铜仁市职业学院和工业园区的互动模式为例，铜仁职业学院通过为企业培养优秀学生，提供人才支持，也可以为企业的员工开展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员工的职业素养。同样，工业园区的企业为职业学院提供实训基地。贵阳职业技术学院与成都铁路局合作，形成以学校为主体，企业和学校共同教育、管理和训练学生的教育教学模式。此外，贵州省技工教育培训，也离不开校企合作和政府的支持。政府应该加大对技工学校的投资力度，增加技工学校实训基地建设和师资培训等专业投入。技工学校应该加强和企业的合作，在企业完成实训，提升实践能力，实现人才的订单式培养。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在与学院校企合作园内的多所企业合作，建立职业培训基地，学生在校内就能得到企业岗位并参与培训。

虽然贵州校企合作办得如火如荼，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学者认为，职业院校和企业各方在校企合作方面没有建立起互动机制，黄娟认为，政、校、企三方相互之间合作意识不强，管理体制不完善。周长勇等指出，在贵州现代学徒培养中，部分企业表示没有参与到学徒在学校的培养，在学生实习期间，校方仅派辅导员协助企业对学徒进行日常管理，缺少将学校教育和企业培训进行耦合的制度安排、方案或具体措施，教育和培训界限分明。所以，建立机制是企校合作的保证，比如企业和学校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和“实训、培训企校联合工作委员会”，确保合作能够高校率、高质量发展。校、企之间加强合作，政府也要给与一定程度的支持。在政、校、企合作的基础上，袁新莉以贵阳市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介绍了学校、政府、企业和市场合作的三棱锥的办学模式。这种办学模式强调了政府统筹、市场作为纽带的重要性，还有多方参与的互惠性。

职业教育集团化作为政、校、企合作方式的一种，给职业院校的职业培训带来了益处。在贵州省集团化办学的研究中，涉及铜仁的职业教育集团化研究的最多。随着铜仁市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以及各县区职业学校教育资源匮乏，面临招生不足的困境，铜仁市政府同意成立以铜仁职业学院为首、县区12所中职校在内，联合12个企事业单位组建铜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该集团学校为企业订单式培养人才，同时也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企业参与到人才培养的课程方案制定、实训基地建设等环节。同时，该职业教育集团还与高校共育人才。集团学校内部实行高职院校对口帮扶中职分校。职业集团学校实施“分剂分期、学研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学校通过“一师一班一村”“博士硕士下基层”开展专题培训讲座、技术帮扶等活动，与村子和企业合作建立了校外实训基地。学校每年开展各行各业的社会培训工作，对基层村镇建设管理、家政服务员、农业创业、农民工再就业等进行培训。贵州清镇职教城的城校办学模式也是典型的政、校、企合作办学，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性、企业的参与性。清镇职教城是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拓展,目的是将职教城建成“教城互动、产教互动、职教改革、技能培训的引领区、创新区、示范区”。

从以上的研究中不难看出，集团办学是政、校、企合作办学模式的具体化形式。职教城是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扩展。集团化办学是以集团学校的形式，加强了政府、企业和学校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合作。但是从文献的数量上可以看出，学者以校企合作为主题进行研究的文献居多，而具体到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和职教城的建设研究较少。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研究热潮，学者们应该加强对这方面的相关研究。

二、职业培训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职业院校要承担起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并重的责任。完成此项任务，不仅要对职业院校学生进行文化知识讲授和技能培训，同时，职业院校也要对社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内外双向培养，才能加快人才培养的速度。

（一）精准扶贫视域下的职业教育培训研究

在贵州省的扶贫计划中，职业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精准扶贫视域下，职业教育到底该如何发展，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思考。

从精准扶贫的角度对职业学院教育培训进行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职业培训的目的在于隔断贫困的传递。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普遍来自于贫困地区的农民家庭，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职业教育可以减缓贫困的程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于接受职业院校技术培训的普通农民来说，他们加强了职业培训，就有了一技之长，能降低贫困文化对于下一代的影响。李逸依对扶贫视域下职业培训的目的做了补充，他认为在民族地区开展职业教育，能够防止贫困传递，使各民族群众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相互交流，实现各民族团结。从民族团结的角度研究职业培训对精准扶贫带来的影响，是一种创新。

从职业教育扶贫的培训方式来看，对贫困家庭中的学生或者农民进行培训，都在学者的研究范围内。正安县的中职学校对贫困家庭进行培训，保证每一户人家至少有一人接受培训。同时学校专门为贫困生建立“精准脱贫班”专门接受建档立卡贫困生，这些学生享有优先入学和就业的优惠政策。贵州省政府也做出了进村入户培训模式的相关规定，联合挑选100所职业院校挂牌建设扶贫基地。施行“培训→实践→再培训→再实践+创业辅导”“研学产销”一体化、农业技能“师带徒”等培训模式。贵阳城市职业学院采用委派教师驻村扶贫的方式，让教师对农民进行专业技术指导。黔南州中职学校面对贫困户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然而，职业院校的培训是否真正让接受培训的人受益呢，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因为在培训中只有组织和实施，并没有反馈和调整环节。杨康提出，应该对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进行追踪服务，建立长期的一对一的帮扶关系，在对学生进行跟踪服务的过程，也是对职业学院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考核和调整的过程。对资金、教育培养形式和内容等进行统计监测、精准跟踪，确保扶贫开发成效。这样的方式能保证培训的效果，避免学生再次返贫。

职业院校在对贫困地区的学生和农民进行培训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难题。学者认为，职业院校对贫困学生的判断有失公允，而且培训的内容、形式等措施也缺乏精准性。职业扶贫的价值认识不统一，农村培训大多是请公司和培训机构进行职业培训，大多数都是流于形式，也无法保证培训的专业性。学者在分析问题的同时，并提出了对应的策略。首先在在扶贫培训的认识上，先让培训双方达成共识，深度融合扶志与扶智。其次，职业院校要加强扶贫资质，提升培训扶贫的专业性，对管理者加强培训，对培训的课程和形式要引起重视。再次，建立贫困对象分类识别系统，精准判断扶贫对象。根据培训对象的不同情况和自身的条件，采取不同的培训形式，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比如，灵活运用各类培训载体，创新方法方式，组织专家教授、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对不同需求的贫困群体，分门别类地开展订单培训、定岗培训。

职业院校在贵州省精准扶贫政策下所做出的改革，对于农民以及其他失业人员的培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使贫困地区人民受益。但是研究者所提出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职业培训精准扶贫的路径，是不是具有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考究。

（二）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研究

针对农民素质不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本开发不足，相关学者展开了研究。许多学者都肯定了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重要意义，认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是发展农村人力资本，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措施。

在农村开展职业教育，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从微观和宏观上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微观上来说，能够提高农民的实用技巧和素质，增加农业知识，提高工作效率和收入，增强农民的竞争力。从宏观上来说，促进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发展。

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培训模式，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的模式总体上是以政府为主体，由政府制定规划，组织农广校、农业院校、推广等部门来实施。王培指出要创新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模式。根据农民群众的需求，探索出“产+校+园（社、企）一体”的盘州模式、“三育一体”的凤冈模式。杨磊的研究中提到高校兴办农业科技示范园，引导农民参观培训。徐露、鱼洋认为对于想外出务工的青年劳动力可以进行网络授课参与培训。陈荣强等指出组建专家团队下乡的服务培训，深入田间进行一线指导的培训方式。赵涛和张雪佼认为我国可以借鉴非洲的农民田间学校的培养方式，将成人教育、农业生态学和地方发展融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学者对于职业学校农民培训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部分职业院校由于经费短缺，所以在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时非常被动。高职院校对农民进行技能培训时，没有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研，以至于培训的内容不符合实际。培育内容专业性不强,并缺乏创新能力的培养。师资力量不足，教师学历偏底也是问题之一。另外，贵州省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比较分散，主要分布于教育、农业、劳动、科技等部门。各部门之间是独立运行的，部门之间缺乏合作，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之间也割裂开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学者认为应该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的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合理进行培训。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培养专业带头人，提升学历。创新农村职业教育办学和管理模式，综合运用政府部门资源、协调利用社会资源。另外，黄琳认为应该重新构建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体系，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技术构建农村远程教育系统平台。王锦雁认为，农民培训应该具有灵活性，可以在乡下设立短期培训点，也可以进行校企合作，吸引更多农民进行培训。

对于农民的培训大部分学者都是从短期的培训进行研究。但是农民也是一种职业，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也需要高学历的知识份子，学者应该加强对高素质人才的培训研究，为农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三）对不同行业的培训探究

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是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的教育培训单位。该培训单位先后获得了贵州省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贵州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学校内部建立了培训质量四级监控管理体系。培训评价中心（学院）着力加强培训师队伍建设，为贵州省电网培养了高素质人才。

洪贵云在对贵阳建工集团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中提出，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与普通教育结合构建集团职业能力开发促进体系，保持和职业院校的合作关系，加强继续教育培训，提高建工集团的人才素质。吴欣桐在毕业论文中提到，提高教师素质，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可以采取激励、邀请校外专家进行培训。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制定双师型教师的标准、提高实践能力等措施可以加强贵州中职学校建筑工程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在交通培训方面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和贵州省道路运输局联合开发了“贵州省机动车驾驶培训信息平台”，为贵州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提供便利。除此之外，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在贵州建成了开放性实验室，用以从事市政工程质量管理培训及施工安全防护设施质量管理实训等，同时解决了校内学生实习和校外从业人员的培训问题[54]。

在旅游业方面开展的职业培训，同样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对乡村地区来说，职业院校旅游技术培训能够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尽管贵州省旅游学校是贵州目前规模最大的旅游类国家级重点中专，承担着全省旅游人才培训、培养的重任，但是，旅游教育培训资源仍然短缺，大部分贫困县的职业教育学校都没有主动承担起服务旅游扶贫的责任，没有培养学生旅游脱贫的意识。郭锐在2008年的毕业论文中指出，应该加强实训基地和师资建设，引进专业人士或者利用假期对教师进行培训。陈包认为，技能培训是职业教育与旅游扶贫对接的重要路径。职业院校应该要在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设立实训基地，对当地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市场运营等方面的指导工作。他指出应该加大政府培训资金的投入力度，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在课程开发、专业设置、就业能力、项目规划等方面加强培训。此外，要注重培训方式的灵活性，既可以现场教学、也可以远程教学。唐明贵指出，结合旅游资源，创办以旅游专业为主要生源的学校。创建城市旅游学院，系统培养更多的旅游人才，并和酒店、旅行社、餐饮等合作实行订单式培养人才，弥补旅游职业学校的短板。

三、职业院校职业培训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关于贵州省职业院校职业培训的研究，我国的学者取得了许多成果，提供了许多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对其进行反思，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为学者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研究反思

一是学者对贵州省职业院校培训重视程度不够。从全省来看，学者对贵州省职业院校技术培训研究较少。以贵州省职业培训为主题在知网进行搜索，共查询到13条结果。表明贵州省的职业培训没有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更不用说单纯的职业院校的技术培训。在已有的研究中发现，从研究的地理范围来看，贵州省各地级市，在贵阳和铜仁地区的职业教育培训研究的比较多，其次是遵义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较少。从经济发展来看，对发达地区的职业院校技术培训研究的多，对农村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相对教少。

二是研究视角相对单一。要么就是单纯的在教育学上下功夫，在课程、师资等方面寻找问题。要么就是单纯从人力资本的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研究不具备综合性，只是考虑到了单一层面，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多学科性和交叉性，研究视角比较狭隘，没有新意。比如，一些硕博论文的文献综述中，引用最多的理论主要是人力资本理论，在分析国外的职业教育时，引用德国的双元制理论比较多，忽视了对其他理论研究和对其他国家的研究。

三是研究内容缺乏创新性。之前的研究大多是对贵州省职业院校技术培训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进行三段论式的陈述，在现状的研究中又主要是从培训的目的、内容、方式等进行研究。在对问题和措施的探索中，主要是从政府拨款、师资、企业和学校的管理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内容千篇一律，缺乏新意。并且研究的对策比较宏观，不具体，不具有实践性。

（二）研究展望

首先，应该加强学者对贵州省职业院校技术培训研究的重视。贵州省逐渐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以及贵州省经济发展的需求，需要学者加大对职业院校技术培训研究。通过对职业院校的培训进行研究，发现不足之处，提供与之相对应的对策，促进职业学校的发展，从而培养更多的人才。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既要对优秀职业院校培训的经验进行研究，使之提供经验借鉴，又要重点关注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培训，弥补研究的短板，解决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转移和农民的失业问题，从而促进贵州省的经济发展。同时，学者应该加强对职业培训相关政策的研究，从顶层设计方面开始着手，呼吁各不同的行业重点关注职业院校的职业培训工作。

其次，扩宽研究的视角，结合多个领域进行交叉性研究。学者可以结合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来研究多种学科背景之下的职业院校的技术培训工作，使研究更具有综合性和开放性。比如学者可以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根据贵州省经济发展的需要，研究疫情之下的职业院校技术培训。也可以从教育学的角度加深对学习型社会建构，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建立方面的研究。还可以从民族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职业院校技术培训的关系，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职业教育体系和思想意识培训建设中。

再次，创新研究内容，明确具体措施。要避免三段论式的写作风格，可以单独对某一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比如学者可以加强对职业培训评价机制的研究。学者在之前的研究中提过农民培训的评价标准和对学生进行反馈追踪，但是也止步于此，没有对评价机制的建设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只有组织和实施，没有标准和反馈的培训难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职业培训评价体系。在接下来研究中，要密切关注培训标准和反馈，以此加强对培训评价机制的研究。建立起培训的评价机制，要明确评价的内容、评价的标准以及评价的主体。需要注意的是确保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多方共同参与，才能保证评价的公平性。评价之后，要对原有的培训体系进行调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离不开监督。对职业培训评价机制的研究，这不仅仅是研究内容上的创新，更是提高职业培训质的飞跃。

最后，丰富研究对象，扩展研究范畴。由于贵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农村地区贫困人口较多，故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精准扶贫和农民培训上，职业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贫困的程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农业发展，学者的研究非常具有经济价值。但随着贵州经济的转型，其他的行业，也不应该被忽视，尤其是贵州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业，第三产业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学者要把研究的方向转移到第三产业培训上。增强对旅游业的职业培训研究，以及由旅游业带动其他餐饮、酒店住宿等培训的探究。同时，也要兼顾好建筑、交通等其他行业的培训。各行各业，各司其职，全面发展，为贵州省经济的发展献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