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实践场域简评

孙嘉昕（北海艺术设计学院）

一、造型手工艺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重点课题“社会转型中的手工艺复兴研究”正式启动。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教授从社会生活革命的大历史视角，对社会转型中的手工业蓬勃复兴的原因、影响、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传统手工艺的复兴对建设生态中国的重要意义。孟凡行认为，手工艺与村落是一种生态性的共同体，手工艺劳作模式是村落复兴的可靠路径。胡凌指出，民族文化资源（以白族木雕为例）在城市被转化为文化资本，工匠更多的经济回报，能够使工艺文化较好地延续。关炜以文化整体论的视角，探讨了手工艺者身份认同、文化内涵、社会功能以及经济功能等问题。张杰的《艺术人类学视阈下的剪纸研究——以大连庄河剪纸为案例》，赵倩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服饰研究——基于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陈敬玉的《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畲族服饰调查研究》，钟炜的《地域手工艺本土性与现代生活产品活用设计——基于对汶川羌绣手工艺实地调查，郭金亮的《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与文化再造——景德镇老鸦滩陶瓷艺术区田野调查报告》等文章，立足于田野调查，以个案研究等方式对手工艺行业文化内涵、文化认同、传承变迁、创新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探讨，并注重解读不同民族族群的文化密码与当代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音乐民族志写作

总体上看，传统民族音乐学研究取向多为历史内涵、本体研究、表演形式以及传承保护，加入人类学视角后，文化圈、族群、文化认同、文化变迁、城市音乐等论题比重增大，但涉及音乐文化资源再创造、文化产业、介入乡村建设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熊晓辉认为，艺术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方法和整体观、文化比较的全球性学术视野与研究范式，拓宽了音乐研究的研究领域，突破了音乐研究的瓶颈问题，对音乐的研究、审美、实践和传播等方面都有巨大贡献。赵书峰指出，近年来传统音乐学科开始关注文化圈语境下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比较研究等方面，其研究理念与研究动向的转变是受到文化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等人文社科理论的影响。他还强调，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下分析民族音乐研究范式、学科思维、研究对象等方面的思考，可以避免当下音乐生产过程的描述与分析过多而缺乏对其历史文献的宏观把握与认知。郑元者认为，音乐的中国经验作为一种情境性的经验，对建构艺术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有其独特的价值。杨民康指出，“通过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可以获得必要的理论指引和更多创新性研究思维，最终塑造出一种兼及历史背景、文化思维、艺术实践和社会应用等多重境界的学科方法论意识与学术氛围”。徐英的《蒙古四胡制作的田野调查——已制作材料、工艺装饰纹样为主要考查内容》，连雪梅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宝鸡民间歌谣探究》，李卿《礼与闹——论山东鼓子秧歌的结构与反结构》，赵倩《“国家在场”与地方戏曲保护——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宛梆剧种研究》等文章，都以“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从生动的个案分析了地方音乐文化存在的问题、传承现状、社会功能及变迁原因，客观记述了我国音乐文化的生态图景。

三、舞蹈民族志写作

人类学方法为中国民族舞蹈研究提供了全新路径。近年来，国内艺术人类学研究者也开始将目光聚焦在舞蹈领域，探索艺术情感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联系。王建民对舞蹈人类学、舞蹈民族志、民族舞蹈学等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舞蹈人类学是以舞蹈为突破口，对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人类学的解释和阐释。李修建强调舞蹈民族志写作要结合田野调查方法切入。王阳文指出，研究要注意中外文化差异和学术差异，在社会文化总体语境中考察现象。周星认为，不同形态的大众舞蹈各有其不同的时代背景及风格，大众舞蹈在现代人民生活文化中具有的意义。叶笛使用艺术人类学方法研究发现了羌族传统舞蹈男性与女性地位和作用“强弱互换”现象，揭示了文化环境的变迁原因是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民族认同、审美标准和传承角色方面的差异。熊术新、普川则运用艺术人类学视角从具体个案中对哈尼棕扇舞文化变迁进行了研究。

四、城市艺术民族志写作

城市艺术区研究理论的创立，是中国艺术人类学的一个新节点。这个由中国艺术人类学首先开辟的领域，也是当下国际最前沿、最具创新点的研究领域。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曾经“乡土”的艺术在城市变换了生存背景，呈现出新的生存状态、新的表达方式。学者们普遍关注到当代艺术家与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互动，对传统艺术作为文化符号资源在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新审美观、价值观、流通方式以及形成新的艺术风尚和城市景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方李莉在《城市艺术区的人类学研究——798 艺术区探讨所带来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当今社会文化的重构与再造背景下，人们对生活艺术化的追求是促使城市艺术区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后工业化社会中，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正如798 艺术区，艺术家使其变成了一个文化的符号，一个公众人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艺术过程，一个立体的文化空间。方教授认为，科技和文化产业会成为后现代社会两大支柱产业，而文化产业贡献之一就是可以让传统文化符号形象成为商业资源，让艺术回归人们日常生活。随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的推进，城市艺术研究将成为当前艺术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洛秦教授提出了“城市音乐文化论”理论框架。通过大量对上海城市音乐活动进行丰富的田野资料研究认为，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音乐产业化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特征。齐琨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从音乐文化动态历史变迁、音乐传播、文化融合等视角对音乐都市化的特点进行了多方位地阐释。通过对798 艺术区田野案例的考察，刘明亮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传统的手工艺被当作一种文化资源与当代艺术并存共生，在后现代社会全面复兴。一个社区的兴衰变迁，也反映了1978 年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历程中一个缩影”。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人类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艺术人类学研究最主要的领域之一，成果也最为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艺术人类学提供研究对象，艺术人类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理论支撑，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2003 年，国家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如春风一般唤醒了各地各民族沉睡的文化火种，唤醒人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自信，打开了文化自觉的理想大门。我国超过80%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通过艺术的形式认定的，这些融入传统生活的民间艺术，正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和体现。

学者们以艺术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优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可靠的资料与必要的理论支持。通过多年耕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学术成果大量涌现，呈开放式上涨的特点：一是国家级课题立项。2001 年由文化部立项的“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2002 年由科技部立项的“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两个国家课题，均由方李莉主持开展，经过七年，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方李莉教授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对遗产向资源转化进行了阐释，提出了“遗产资源论”“文化遗产的人文与自然的双重价值”“民间文化的再生产”等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她强调，丰富的传统人文资源应当与当代社会发展需要联系起来，发挥其资源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一种更具有生命力的保护。这对于中国当前的国家文化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的自主创新、新农村建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二是从2007开始，每年召开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多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主题进行专场讨论。学者们研究向度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技艺传承的发展方式，包括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整理、与学校教育发展的结合、传承人的知识谱系的梳理、生存策略与生态环境、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建立等。二是文化艺术的变迁、文化的认同、民族文化资源在当代再生产的方式、旅游与市场对传统技艺的冲击、文化重构等。

方李莉指出，“非遗”传承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汪欣认为，“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新阶段的重要趋势。杨柳认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角色转变，体现出文化自觉意识是促进整个村落欣欣向荣的发展动因”。麻国庆、朱伟将技艺传承的发展的方式分为3 个不同的体系：一民间延续的传统文化复兴，二是官方继承的延续性，三是官民结合的传统文化再生。荣树云指出，社会转型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权力以及社会市场主导下的再生产结果，是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为基础的身份建构和消费时代以文化符号功能的市场经济体系。安丽哲站在艺术人类学角度，揭示民族服饰存在的根源及其文化意义。其他代表文章还有：杨民康的《所以保护应该回归草根意识——兼论传统音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价值和地位》，黄龙光《民俗艺术田野调查与艺术民俗志书写》，傅姗姗《人类学视阈下吴氏纸影偶的文化解析》，熊寰《空间生产视域下的乡土建筑遗产研究》，单林梦、盖丽艳《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红山文化研究》等。

六、艺术人类学与美丽乡村建设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是在对乡村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保护的基础上，落实“乡村振兴计划”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艺术人类学学者新时代使命之一。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是实现“艺术化生活”美丽愿景，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方李莉教授继承了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追求，在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上，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实践。通过《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一文，论述了艺术人类学研究指导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艺术的感染力可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强调要激活传统乡村的生命力，重新发现乡村价值，以艺术的形式修复乡村文化生态，实现从“富裕乡村”走向“美丽乡村”，从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在《中国振兴的方向：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中国艺术人类学的视角》一文中，她以国际化的宏观视角和前瞻性的学术站位，提出“生态文明价值观”理念和“高科技+人文传统+便捷的交通与物流”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指出中国未来发展的优势是要从乡村振“兴”到乡村振“新”，以高情感与高技术平衡的方式开启生态文明时代。在世界后工业化社会所共同面临的乡村建设问题上，中国乡村的保护与重建方案，将会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麻国庆教授提出了“文化主体性”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理念，强调“人”是乡村文化复兴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活态性、地域性和民族性是文化遗产最为根本的特性，未来应构筑“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生态系统。孟凡行《“遗产资源论”视域下的凤翔泥塑——兼谈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多元》研究认为，从乡村景观的改造，到对乡村情感和精神的关照，艺术家和人类学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乡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运动的结合，可以有效避免“千村一面”，使乡村建设呈现地方性、多元化发展。安丽哲《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将山东潍坊杨家埠和北京宋庄艺术区作为两个具体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无论传统手工艺产业资源和当代艺术资源都能在参与当今的乡村建设和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其他代表文章还有，李修建《方李莉：艺术乡建的人类学视野、方法与观念》，王廷信、李制《乡村振兴战略建构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体系》，吴晓《村落艺术活动研究:问题意识与文化视野》等。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一直致力于推进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努力搭建平台、总结实践经验，为艺术家们展示鲜活案例、参与对话研讨提供契机。2016 年开始，分别在北戴河、北京宋庄、北京中华世纪坛主办“中国艺术乡建”论坛等活动，反响热烈。2017 年，方李莉主编的《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人类学家与艺术家对话录》论文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展示来了自中国不同地域、不同领域学者、策展人、艺术家、设计人对历史村落更新的集体思考，受到广泛关注。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艺术家在行动，文旅融合、文创设计、文化遗产、生态中国这些全新的思路正在点亮中国的乡村。艺术人类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学科范式，对修复乡村文化生态，传承“中华文脉”，激活传统乡村的生命力，推动美丽乡村的建设，正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