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查尼皮』散文

杨杨

云南号称“山国”，最不缺的就是高山。但是，蒙自的查尼皮虽算不上雄奇，也不怎么险峻，因而似乎被“忽略”了很多年。据说，“查尼皮”三个字在彝语里就是“不被人注目”的意思。但论其在云南革命史上所具有的“高度”，却是一座令人崇敬和赞颂的“高山”和“名山”。

九十多年前，也就是在1928年10月初的那几天时间里，这个奇怪的地名 —— 查尼皮，在中共云南省地下党组织里迅速成为一个秘密而充满诱惑的新名词。几乎每个白昼，甚至到了晚上，一群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心里默默念着这个名词，从不同的方向和地方，风尘仆仆地奔向那里。

这种长途“跋涉”，其实早在1924年初就开始了。当时，从巧家县山区来的青年学生李国柱，在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留任图书管理员，从而有机会较早地接触到外地的新书刊、新思想和进步理论。1925年初，李国柱在学校里秘密组织了以学习马列主义为主的进步团体 —— 云南青年努力会，以“唤醒云南青年”，关注中国现实问题，探求社会改造的道路。3月，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这个组织曾翻印《孙中山先生奋斗史》和《孙中山先生演讲》，在昆明的大街小巷秘密销售，宣传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主张。8月，云南籍中共党员张永和受全国学联委派，从上海回到昆明开展活动，他经过认真考察，介绍李国柱等一批青年努力会的进步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经团中央批准，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成立，李国柱任书记，他因此成为共青团云南省委的第一任书记。也是在那个时候，灵光街的女学生吴澄出现了，她从小受父亲吴锡忠先生的影响，思想进步，志存高远，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就在父亲任教的云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参加秘密革命活动，现在经李国柱介绍，加入了他们的青年努力会和共青团。

在省外，云南青年王德三、杨青田、李鑫、王复之等人，于1925年前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组织“云南革新社”，后改为“新滇社”，号召云南青年投身国民革命。这个进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王德三曾在广州开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训练班，向云南进步青年讲授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工农运动、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在培训期间，有28名云南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早已证明，云南青年努力会和新滇社，为中共云南地下党的建立培养了一批干部力量，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在这样的条件下，1926年，新滇社的李鑫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回到昆明，目的是筹建云南地下党组织。不久之后，从第六届中国农民运动见习所毕业的云南籍青年周霄、黄丽生受中共华南局的派遣，也回到了昆明，与李鑫一起，共同完成在云南建立地下党组织的历史使命。此后，李鑫先后发展了李国柱、吴澄、杨淑德、严应武为中共党员。其中，李国柱和吴澄分别成为云南省内第一个共产党员和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此后，李国柱与吴澄等人一起，相互勉励，共同支持，一起奔走在昆明的大街小巷里，一起宣传革命真理，一起组织成立了“云南书报合作社”，创办了《云南学生》，向广大青年销售新书刊，广泛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引导艾思奇、聂耳等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吴澄还倡导成立了青年妇女励进会，提出“男女平等”“开放女禁”等口号，团结妇女参加革命活动。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她领导组织昆明的妇女群众积极声援上海工人罢工的活动，带领同学们捣毁洋行。1926年7月，李国柱由于身份暴露，受到云南军阀政府的通缉，他被迫离开昆明前往上海，被党中央送到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李国柱离开昆明之后，吴澄便承担起来了青年努力会和共青团的主要工作。

1926年11月7日，那一天虽然寒风凛冽，但李鑫、周霄、吴澄、杨淑德、黄丽生等5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悄悄来到昆明节孝巷，在39号周霄家的小屋里，围着一个小火炉，召开了云南省第一次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云南省特别支部，会上李鑫当选书记，吴澄任特支委员。从此，云南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在中共云南省特别支部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吴澄当选为委员并负责妇女及民运工作。她参与领导了昆明妇女“三八国际妇女节”示威游行，与国民党右派组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7年4月，她代表云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回来后，吴澄的工作热情更高了，她邀约7个姐妹，自筹经费创办了云南第一份妇女刊物 —— 《女声》，为云南妇女解放呐喊指路。她用“剑秋”“剑侠”等笔名撰写文章，号召广大群众和妇女同胞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坚决斗争，争取自身的解放，极大地推动了云南妇女运动的发展。

可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这对于尚处于襁褓之中的中共云南省地下组织却是最严峻的考验。当时，云南军阀紧跟蒋介石的步伐，在省内搜捕共产党员，镇压革命群众。中共云南省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被迫转移到迤南地区的铁路沿线和矿山。1928年5月，中共中央曾致信云南省临委，明确要求云南组织召开一次扩大会议，产生5人至7人的临时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云南省临委决定于1928年10月在蒙自查尼皮村召开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因此，接到通知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都秘密地向查尼皮村靠近。

查尼皮村其实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芷村镇的一个小山村，当初仅有13户人家，村民大多是彝族和苗族，只有一户属于汉族。这里距离“世界锡都” —— 个旧锡矿，约20公里，那里有矿工10万以上。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几乎就是查尼皮村的交通线，从芷村站下来，依靠步行就可达到查尼皮村。事实上，碧色寨距离查尼皮村也不远，那里是滇越铁路与个碧石铁路交汇处，是近代云南最繁忙最热闹的火车站，也是铁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有时多达2000余人。这样的地方最适合开展工人运动，正如云南省临时工委书记王德三同志所说：“个旧像口大锅，如果这口大锅沸腾起来，整个云南也就沸腾起来。”主任。1927年9月，又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回到家乡云南，担任滇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不久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共云南省临委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迤南，吴少默也秘密转移到蒙自一带工作，开展社会调查，推动农民运动向武装斗争发展。

黄明俊是最早来到查尼皮村的，或者说，查尼皮村是黄明俊最先开辟的一片革命老区。1928年5月，共产党员黄明俊奉命来到蒙自开展革命工作。他的眼光非同一般，他一眼就认定查尼皮村的地理环境最适合从事地下革命活动。那里位于深山密林之中，宛若一个“百年孤独”的村子，四面是山，完全把它掩盖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本地人认识其中的小路，外地人是无法进入并发现它的。但这里却是一个天然的“瞭望台”，站在村子南边的高山顶上，就可以遥望远方，来自蒙自、文山和芷村三条道路上的情况，清晰可见，一目了然。他爱上了查尼皮村，在这里开办了小学校，有学生20多人，年龄从八九岁到十多岁。他用《工农识字课本》作教材，带着学生唱革命歌曲，以讲故事的形式，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共产主义的真理。他在查尼皮村先后发展了李开文、佴三等7名进步农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他迅速建立起了以查尼皮村为中心的基层党支部20多个，农民协会20多个，会员达1000多人。在这一带，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还建立了全省第一支武装游击队 —— 查尼皮游击队。队员共30余人，都配备了枪支弹药，由查尼皮村的共产党员佴三担任游击队队长。可以说，革命的火种已经从查尼皮村播向了开远和屏边等地。不幸的是，黄明俊在一次孤身深入“虎穴”，对屏边苗族首领做争取工作时，被对方误以为是暗探而惨遭杀害，年仅24岁就永远离开了党组织和他的革命同志。但是，他所开辟的查尼皮村却成了一个令各地党代表们向往的革命高地。在代表们纷纷奔向查尼皮村的时候，黄明俊发展起来的进步力量已显示出来，佴三带着几个游击队员，静静地等候在那里，将为这次重要会议做好保卫工作。李开文

吴澄正走在赶赴查尼皮村的路上。她已于1928年春，被党中央指定为代理云南省临时工委书记，并委派到蒙自、个旧一带工作。那时，她经常化装成农家妇女，深入彝族苗族村寨，学习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也常常女扮男装，与群众交朋友，打成一片，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她的皮肤早已变黑，完全看不出她是一个来自城市的“娇小姐”。

李鑫也走在通往查尼皮村的小路上。李鑫是龙陵人，早在1922年就考入北京大学，在校期间受到李大钊等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曾与王德三、王复生等一起，在北京建立了“云南革新社”，出版进步刊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云南创建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及农民运动。在中共云南特委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滇南之后，李鑫直接负责个旧矿山和个碧石铁路的工农运动。

走向查尼皮的还有蒙自人杜涛。在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之时，远在云南边疆蒙自古城读中学的杜涛就在进步教师的指导下，组织同学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发表演说，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并查封或销毁不法商人的日货。后来，杜涛远赴北京求学，1925年考入沈阳奉天医科大学。1926年，在返校途中，获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直接奔赴广州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蒙自县境内乃至红河州第一名共产党员，成为当时云南地下党进行革命活动的播火者之一。毕业后，他悄悄回到蒙自母校，以英语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他首先看准了学校的同事李国栋，发现这个同龄人身上暗藏着一股革命激情，就试探性地找他谈话，很快把他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员。此后，杜涛组建了蒙自支部，成为滇南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也是全省第一批基层党支部。

吴少默也向查尼皮村走来。他是祥云人，早在1925年下半年，他就在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与滇籍的几位共产党员一起，赴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担任党代表和政治部则带领查尼皮村的两个“红小鬼”，打扫卫生、站岗放哨、烧火做饭，忙得不亦乐乎。

在奔向查尼皮村的共产党员中，有蒙自本地的农民代表，有滇越铁路和个旧矿山的工人代表，有昆明和石屏的学生代表，有马关的知识分子代表，有易门的教师代表，有原特委、工运委员、迤南区委的代表，还有一名是中共中央派来搞军运工作的代表。他们有的搭乘小火车来到滇越铁路上的一个大站 —— 芷村站，再步行7公里的羊肠小道，就可到达查尼皮村。有的则乘汽车、马车、牛车到达蒙自之后，就一直徒步，从小东山经过北溪河，穿越绿子箐，爬到山顶，就能达到那个宛若传说中的小山村。

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到来了。192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蒙自查尼皮村召开。吴澄、李鑫、杜涛、吴少默、刘玉瑞、杨立人、浦光宗、刘林元、黄洛峰、戴德明、武焕章、杨东明、李静安、马逸飞、陈廷禧、陈家铣、张舫等17名代表参加会议。大会在查尼皮村共产党员李开文家的茅草屋内举行，屋内的地板是红泥铺就的，很坚实。墙是土墙，年久失修，已经开了几道细裂。除了一张四方矮木桌、几条凳子、一盏马灯、一口土灶，就什么也没有了。会议由吴澄主持，代表们在昏暗的屋内，热烈讨论了两天。多数代表认为，中共云南党组织虽然历史很短，但由于积极工作，在群众中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本省党的新政策在开展工作的城市中，都能引起群众的注意而表示热烈的欢迎”，起到了“革命先锋队”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包括《云南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组织任务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等4项决议，特别提出要把共产党的政策和本地的情况相结合，“使用党的政策要地方化”，不应“陷于呆板，不切实际的错误”之中，要“由日常斗争进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民士、贫民的苏维埃政府”。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陈廷禧当选书记，陈廷禧、吴少默、张舫任常委，吴澄、陈家铣任委员，杜涛、杨立人任候补委员。此次大会是中共云南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也是中共云南党组织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党代表大会。

王德三因为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因而未能参加本次会议，但本次会议的相关决议，后来经过他的数月辗转而向党中央作了汇报。1929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为云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写了《中央指示云南第一次全省大会的信》，认为“云南第一次大会的决议案，大体上是对的”。此信发表于1929年6月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通讯》杂志上，同时还以附件的方式刊登了《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

从此，查尼皮就变成了云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伟大开篇，变成了一个闪光的地方。星星之火，燃遍云岭，在云南的中共党员和团员，很快从几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仅仅两个多月，全省就已发展到了600多人。

那个时候，每一位代表都在会议结束后，奔赴自己的战线，按照会议决议开展革命斗争。云南临时省委决定于1928年10月31日在蒙自、屏边、文山三县交界的阿加邑一带，举行秋收暴动。为此，组建了一个以杜涛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领导本次暴动。杜涛走村串寨，广泛发动群众，亲自拟定了行动方案，包括起义军所使用的军旗、图章、文告等细小事项，都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更让起义军激动的是，展望暴动成功之后，他们将在本地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由查尼皮村共产党员李开文任师长。但是，由于走漏风声，加之连日降雨，本次起义被迫取消了。国民党反动派为此加紧了对铁路沿线的防控，四处搜捕共产党员，曾悬赏3000银圆捉拿杜涛。11月7日，杜涛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跟踪，在他撤退到蒙自芷村火车站与落水洞之间的铁桥上不幸落入敌手，被关进蒙自监狱，旋即又秘密押解昆明。云南省主席龙云曾亲自审讯他，并以高官厚禄诱降他，但他为保守党的秘密，不但拒绝写“悔过书”，还怒斥龙云：“我哪里是写悔过书的人，我怎会向反动派低头？”在受尽严刑拷打之后，他依然写了一封家信，坚定地表示：“我已下定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人生孰能不死，只要死得其所，死有何惧？为革命而死，是分内之事，应尽职责。”1929年5月2日，年仅28岁的杜涛被杀害于昆明北效地台寺。赴刑场途中，他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

为了让个旧这口“大锅”沸腾起来，李鑫化名为施鸿祥，深入到马拉格矿区，甘当一名索道工。在艰苦的工作中，他的面容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从一个英俊帅气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典型的“砂丁”，皮肤黝黑，胡子拉碴，完全与矿工打成了一片 。他悄悄在矿区组建了“兄弟会”，建立了云南省第一个矿山党支部。1929年4月，李鑫和戴德明领导了马拉格矿区罢工，要求个旧锡务公司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增加工人薪水。经过5天的持续斗争，罢工取得了胜利，锡务公司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正当李鑫谋划着如何将工人运动进一步引向工人暴动，以期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时，一名技术工人酒后乱言，暴露了李鑫的秘密，招致国民党当局的大肆搜查，李鑫和施德明等共产党员不幸被捕，最后在蒙自西门外石子墙惨遭杀害，壮丽牺牲。当时，李鑫年仅32岁。

在那些日子里，查尼皮游击队也行动起来。当时，有一股地霸土匪盘踞麦冲一带，四处欺凌百姓，抢劫财产，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查尼皮游击队决定为民除害，要迅速彻底干净地消灭这股匪霸。在队长佴三的带领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仅仅出动10余名游击队员，就消灭敌匪9人，缴获长枪9支。紧接着，又将匪首击毙在其家中。由于战果不凡，查尼皮游击队从此声震乡里。

在查尼皮会议召开后不久，李国柱从苏联归来，他与吴澄结成革命伴侣，共同在《赤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篇，如“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溅，把全世界涂染遍！”1930年12月，因叛徒出卖，吴澄与李国柱同时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已怀孕数月的她始终没有屈服。在狱中，她意志更坚，经常鼓励难友不要消极坐牢，要积极斗争。她说：“一个革命者要有牺牲自己的精神，才会敢于革命！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活就是战斗的生活，不坐牢时搞革命，坐了牢还要搞革命。在这人间地狱里，更要以百倍勇气和敌人斗争，敌人摧残我们，要我们死，我们就要想办法不让他们摧残，争取活。”她还将自己的一缕青发包裹在一块用鲜血染成红心的手绢中，送给李国柱，饱含着对革命的忠诚和对爱人的忠贞之情。这年的最后一天，他们夫妻二人，与王德三、张经辰一起，互相勉励着，昂首走向刑场，在昆明五华山英勇就义。当时，李国柱24岁，吴澄刚30岁，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革命，就要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组织，交给工作，交给信仰，交给事业”的铮铮誓言。可以说，李国柱与吴澄的革命斗争故事，就是云南版的“青春之歌”。

现在，当我们来到这个革命的“星火之地”时，看到的依然是一幢10多平方米的小茅屋，简陋至极。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是中共云南省第一次党代会遗址，它完整地为我们保存着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和记忆。

在我的心灵里，对于红色记忆的认识，那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是一种赤诚而深情的呼唤，是一种撼动人心的呐喊，一切都来自对黑暗的冲破，对旧时代的改变，对旧制度的推翻……

事实上，这是一座崇高的“山峰”，是云南革命的摇篮，上面矗立着一群年轻的共产党员的英雄群像，他们走了，英勇地牺牲了，但他们带来了一个明媚灿烂的世界，带来了一个温暖、幸福、和谐的现实社会，他们的行为、精神和形象，也镌刻在苍茫大地上，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光辉永放，历久弥新。我甚至想象，再过一百年之后，后辈们来到这里，依然与我现在的感受一样丰富、鲜活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