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削见义与传统叙事学
——兼论《三国志》《三国志注》之笔削书法

张高评

一、《春秋》笔削与叙事传统

《左传》是经学、史学，《东周列国志》为小说、文学。《三国志》是历史，《三国志演义》属文学。历史之编纂，文学之创作，写作之心路历程虽相似而实不同。就事件本身之表述来说，前者是历史叙事，后者为文学叙事。何谓叙事？有西方学者将之单纯化，说成“讲故事”。虽不周延尽致，却也易懂易知。

(一)《春秋》《左传》《史记》与叙事传统

孔子成《春秋》，子夏之徒所以“不能赞一辞”者，缘“拨乱之志”，孔子“窃取之义”，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故《春秋》往往“推见至隐”。唯藉由或笔或削之对照，或书或不书之映衬，彼此可以互发其蕴，互显其义。笔而书之，与削而不书之间，类似“互文见义”之性质。笔与削、书与不书之互文关系，即赵汸所谓“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四言之教。宋朱熹曾谓《春秋》“多不说破”，“盖有言外之意”，大抵指削而不书之类。于是《礼记·经解》所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乃成解读《春秋》之金锁匙。连属辞文可以显义，排比史事亦足以见义。诠释解读《春秋》，属辞比事，遂成为津梁与法门。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提示《春秋》笔削与中国史学之渊源，笔削见义为叙事传统之要法。其中论说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辩证关系，可作属辞比事《春秋》书法之具体揭示。其言曰：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

章学诚提示：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依违取舍，即是独断别裁、一家之言、历史哲学、历史识见之所由生。史料文献经由“独断于一心”之笔削取舍，于是有书，有不书。笔而书之者，又有“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笔法，以及曲直、显晦、有无、虚实，乃至于忌讳、回护诸写作手法。上引章学诚称：“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事具始末，指比事；文成规矩，指属辞。元赵汸《春秋属辞》论笔削，以笔而书之，削而不书互文见义。明湛若水《春秋正传·序》：“笔，以言乎其所书也。削，以言乎其所去也。”比事与属辞之法，为笔而书之诸法之大纲目。换言之，所笔所书，或以比事显义，或以属辞见义。至于削而不书，则体现为所无、所略、所轻、忌讳、回护之伦。可见，笔削之义，确实不止属辞比事而已。属辞比事之终极追求，在经由“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安排措注，进而考察“独断于一心”之史识、史观，甚或历史哲学。

叙事有主意，如传之有经也。主意定，则先此者为先经，后此者为后经，依此者为依经，错此者为错经。

杜元凯《左传序》云：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余谓：经义用此法操之，便得其要。经者，题也；先之、后之、依之、错之者，文也。

《左传》先经、后经、依经、错经，“随义而发”之解经方式，后世衍变成为一种叙事模式。若此之比，即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所谓“史传”传统。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推崇《三国》书乃文章之最妙者，论及三国故事之起始与终结，参差与错落。《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其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叙事传统，显然可以前后辉映，相互发明。其言曰：

三国必有所自始，则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三国必有所自终，则终之以晋国。刘备以帝冑而续统，则有宗室如……以陪之。曹操以强臣而专制，则有废立如……以陪之。孙权以方侯而分鼎，则有僭号如……，称雄如……，割据如……以陪之。刘备、曹操于第一回出名，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许都在第十一回，孙氏之定江东在第十二回，而刘氏之取西川则在六十回后。假令今作稗官，欲平空拟以三国之事，势必劈头便叙三人，三人便各据一国。有能如是之绕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者哉？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云：“传或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之言，以辨此经之理；或错经为文，以合此经之异，皆随义所在而为之。”罗贯中《三国志演义》，所以叙事见本末，或宗法《左传》以史传经“先之、后之、依之、错之”之叙事特色。细绎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所称《三国志演义》之起始与终迄，即前文所引杜预《春秋序》所谓“《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乃先之、后之之叙事模式。如三国领袖之登场，刘备、曹操，同时安排在第一回。孙权则推迟到第七回。魏、吴、蜀之定都，分别设计在第十一回、第十二回、第六十回后，参差错落如此。或绕乎其前，或出乎其后。如此安排措注，毛宗岗但见“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之效应而已。笔者以为此亦杜预《春秋序》所云依《经》、错《经》之叙事模式。无论绕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要之，多“随义而发”。凡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者，皆归本聚焦于“义”。

桐城派始祖方苞，会通《春秋》《左传》《史记》之经学、史学、古文，而倡说义法。撰《又书货殖传后》一文，界定“言有物”为“义”，“言有序”为“法”，为中国叙事传统提供一学理依据，其言曰：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是篇(《货殖列传》)义与《平准》相表里，而前后措注，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恶也。

方苞楬橥“义法”之说，推本于《春秋》；盛赞司马迁《史记》阐发其精微，以为后代深于文者多不约而同，有所体现。方氏著有《左传义法举要》《史记评语》。《望溪文集》卷二有《读子史》二十八首，综论诸子、《史记》《汉书》《新五代史》之叙事义法。《又书货殖传后》以“前后措注，各有所当”，凸显“言有序”之“法”。言有物之“义”，形而上。“言有序”之“法”，形而下。盖欲人下学而上达，如前引朱熹所言“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故传统叙事学强调“言有序”之“法”者居多。尤其如先之、后之、依之、错之之伦，“前后措注，各有所当”诸法，即其流亚。

(二)《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与叙事传统

试考察《左传》《史记》《三国志演义》《东周列国志》诸史传、小说之叙事学，乃至于乐府叙事歌行、传奇、变文、话本、戏曲，着重“叙”(序)，多于关注“事”，即可见中国传统叙事学特色之一斑。如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列有追本穷源之妙、巧收幻结之妙、以宾衬主之妙，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来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以及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等等。毛宗岗所提示，一言以蔽之，即前引方苞所说义法，所谓“前后措注，各有所当”，只就“言有序”之“法”言之，大抵侧重“如何书”之表述。至于“何以书”如何体现？似乎非我思存。其法，或排比史事、或连属辞文，是所谓“言有序”。

叙事一词，作“叙”，为初形本义。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叙，次第也。从攴余声。”于是，“叙”字，引申即兼涵位次、主次、调整、安排、设计之意。中国传统叙事学之范畴，“叙”之本字已概括无遗。叙事一词，作“叙”，为本字正字。或作“序”事，则为同音通假字。中国传统叙事学，着眼于“叙”(序)，多于关注“事”。换言之，较着眼于位次、主次、安排、设计之“法”。笔者近著如《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属辞比事与〈春秋〉诠释学》，论说《春秋》《左传》《公羊传》《春秋繁露》《史记》《汉书》诸史籍，其“言有物”之“义”，大多推见以至隐；往往藉由“言有序”之“法”以表述之。《左传》《史记》诸史传之著书立说，大抵暗合上引朱熹所提“《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之原则。义，形而上，不可说、不能说、不好说、不便说；由于“法以义起”“法随义变”，故史学论著、小说评点，多以说“法”、示“法”，作为金针度人之津筏。读者自当舍筏登岸，即器以求道。

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叙事学所关注之叙事法，以及比事属辞之叙次，西方叙事学并不在意关切。西方所谓“叙事”，近似说故事，侧重叙事动机、叙事立场、叙事视角、叙事聚焦、叙事盲点，讲究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对话穿插、观点诠释、主题意识等等。就西方叙事学而言，凡所侧重，大抵归于事件之铺陈、指义之凸显，与方苞说义法所谓“义以为经”近似。其所讲究，前三者着重事迹之考察，后二者偏向指义之解读。整体来看，若类比《春秋》书法，大抵关注“义以为经”“比事见义”二端而已。其余，如笔削见义、属辞约文等法度，似皆略无涉及。

二、《春秋》或笔或削与历史叙事学

《三国志注》一书，或同或异，或详或略，或晦或明，或曲笔、或回护、或讳书诸手法，大抵薪传孔子作《春秋》时“笔削”去取之书法，稍做转化与发用。文献取舍与夺之际，多可作史传文学、叙事文学研究之借镜与参考。

(一)《三国志》之历史叙事与笔削书法

《春秋》，由其事、其文、其义三位一体组织而成。孔子“窃取之”之义，可以藉由“其事”“其文”体现出来。衡以《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之提示，知比事与属辞，即是《孟子》之其事、其文。排比史事，可以显示指义；连属辞文，亦可以呈现史义。同理可推，陈寿《三国志》之成书，无论尊曹魏，或宗蜀汉，亦皆可持《春秋》之教——以属辞比事之法，辩证《三国志》之史义与文心。

《公羊传》曰：“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书“高贵乡公卒”，其犹有良史之风欤！抽戈犯跸，若直书之，则反得以归狱于成济。今“公卒”之下，详载诏表，则其实自著。而司马氏之罪，益无可逃。所谓微而显，顺而辨也。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发明史家“书法”者不少。如《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一条，揭示由于“所值之时不同”，故《三国志》之讳书、《后汉书》之直书，皆属史法之不得不然。其言曰：“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然史法究应如是也。”《左传》揭示《春秋》书法，有所谓“《春秋》五例”。成公十四年“君子曰”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尽而不污”，为直书；“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三者，为曲笔，忌讳书写、偏袒回护多用之。无论直书或曲笔，多脉注绮交于“惩恶而劝善”之史义。赵翼《廿二史札记》持曲笔讳书之书法，断定陈寿《三国志》；以据事直书之书法，评判范晔《后汉书》，持时移势异以评断，实有见而云然。

《三国志》之体例，上承《春秋》书法，下开后世国史记载诸多法门。《廿二史札记》于《三国志书法》一条，枚举《三国志》不书之例。从“削而不书”之例，可以推想“笔而书之”之实。由此可见陈寿编纂史书，取舍文献之际，或笔或削之一斑。如：

《魏书》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皆不书。……蜀、吴二志，则彼此互书。……《蜀志》，其于魏帝之死与袭，虽亦不书，而于本国之君之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而必系以魏年，更欲以见正统之在魏也。

陈寿《三国志》之史观，以曹魏为正统，在“外文绮交，内义脉注”之引导下，排比史事、连属辞文，而皆以史义为依归。陈寿为蜀人，《三国志》往往寄寓乡邦情结，对于魏帝之死亡与袭位，既以“不书”为史法，于是形成书例。以此类推，《蜀志》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亦不书”。不过，或书，或不书，“必记明魏之年号”，示“正统之在魏”。削而不书，一也；或以见正统，或以别亲疏。陈寿之守经达权，有如此者。

孔子作《春秋》，藉或笔或削，比其事而属其辞，以体现褒贬劝惩之书法。赵翼身为史家，想必娴熟能详。其论陈寿《三国志·魏本纪》，运用回护讳书者颇多。盖本僖公二十八年《春秋》经书“天王狩于河阳”，所揭示曲笔讳书之书法。赵翼云：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特为尊者讳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至高贵乡公之被弒也……司马昭实为弒君之首，乃《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弒之迹。……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

皇后，为国之母仪。依《春秋》书例，若正常死亡，当书“薨”，如太祖之卞皇后，《三国志·魏书》太和四年，书曰：“五月，后崩。”又如文帝之郭皇后，《三国志·魏书》青龙四年，书曰：“春，后崩于许昌。”然如《魏书》卷二《文帝纪》黄初二年六月，书“丁卯，夫人甄氏卒”。又，卷三《明帝纪》景初元年九月，书“庚辰，皇后毛氏卒”。死生亦大矣，国之皇后死亡，但书“卒”，未书“薨”，书法暗示非正常死亡，所谓“《春秋》推见至隐”。盖甄皇后、毛皇后皆因得罪赐死，故不可得而书“薨”。特书“卒”，示意外亡故之义，而曲笔讳书在其中矣。《汉晋春秋》叙甄皇后“殡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惨状如此，“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故《魏文纪》书“夫人甄氏卒”。其所体现之微言大义，自有“推见至隐”之书法在。

笔削昭义之书法，形之于外，则有或书，或不书；或言，或不言；或称，或不称诸名目。笔而书之，则有详书、重书、大书、特书之伦。从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之互发其蕴，互显其义，而微辞隐义可知，史观、史义可考。赵翼《廿二史札记》论《三国志》多有“不书”之例，如：

史家修史，自博采、辨伪文献，至比事、属辞而成撰述、著作。无论笔而书之，或削去“不书”，必经过层层之商榷，种种之考虑。赵翼发现《三国志·魏纪》之叙事，魏将大破蜀将诸葛亮，“固已大书特书矣”。然而蜀将诸葛亮、陈式、魏延等之斩杀魏将、攻克郡县、大破魏军，却削去不书。乃至于张合被杀、郭淮交战诸事，《魏纪》亦削而“不书”。对待曹魏与蜀汉，或笔或削之叙事不同如此，“讳败夸胜”之史观显然。陈寿《三国志》叙事，曲笔讳书处，《廿二史札记》指为“回护”，盖缘于尊魏为正统之史观使然。《三国志》“讳败夸胜”之叙事，凡所以“内义脉注，外文绮交”者，不过是尊魏为正统之史观、史义发用而已。

《三国志》书成于晋，其史观尊魏为正统。正统在魏，则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故陈寿之尊魏抑蜀，诚有其不得已。大体而言，其所著书，简而不漏，详而不赘，“尊魏而不揜其恶，抑蜀而不没其实，讳晋而不灭其迹。”微而显，曲而直之书法，即藉或书或不书表现之，所谓“隐寓夫褒贬而显示乎惩劝，动有合于《春秋》之书法焉”。可见，称誉陈寿为良史，长于书法是主因。

清人黄恩彤《三国书法》曾探论《三国志》或书或不书、削略弗书等议题，颇具代表性，其言曰:“(裴松之)不知寿书之略，略所当略也。所引书，寿非不知之，特削而弗书耳，非脱漏也。史家之例，有书，有不书，一断以义而已。今裴氏繁征博引，而寡所取义，非惟不知寿，亦不知史也。”黄恩彤批评裴松之“繁征博引，而寡所取义”，则就史家对文献之笔削去取而言之。说《三国志》有简略处、有删削处，实即史家“或书”“或不书”之史例，亦即《春秋》或笔或削、或详或略之书法表现。《三国志》有据事直书者，有曲笔讳书者，或言或不言，或称或不称，或笔或削之际，藉此可见陈寿褒贬劝惩之史义。

(二)笔削见义与《三国志注》诸书之叙事书法

裴松之注《三国志》，鸠集传记，增广异闻，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此犹孔子作《春秋》，以鲁史记为蓝本；司马迁纂修《史记》，以金匮石室之书、天下遗文古事为底本。待《史记》书成，与所本之传记佚闻相较，自然互有异同、详略、重轻、曲直、晦明、损益。吾人对读参照、折中取舍，而文心可以求索，史义呼之欲出，史观昭然若揭。就历史编纂学而言，从文献取舍到成一家言之间，书法将随或笔或削，或因或革，而生发或异或同、或详或略、或重或轻、或晦或明、或曲或直、或损或益之殊异。而假笔削去取以见褒贬、劝惩，实胎源于《春秋》书法。

裴松之《三国志注》，广征博引当时图书文献，作为笔削取舍、因革损益之资材。陈寿时代较早，范晔与裴松之时代相近。范著《后汉书》，裴著《三国志注》时，《三国志》所征引之图书应尚在。赵翼《廿二史札记》称：“寿及松之、蔚宗等，当时已皆阅过。其不取者，必自有说。今转欲据此偶然流传之一二本，以驳寿之书，多见其不知量也。”裴松之编著《三国志注》时，可见之文献在五十种以上。今考索《三国志注》所引书，或取而笔之于书，或削而不取。于是赵翼断定“其不取者，必自有说”，诚然！孔子取资《鲁史春秋》，而成一万六千五百余言之《春秋》，其中自有笔削去取。笔而书之者，固符合“丘窃取之”之义；削而不取者，亦“必自有说”。或笔或削，以至于详略、重轻、异同、忽谨之依违，亦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要而言之，在“义昭乎笔削”之原则下，或尽心于比事见义，或致力于属辞显义而已。

陈寿著《三国志》、裴松之编著《三国志注》，于《春秋》或笔或削之书法，盖驾轻就熟，能运用裕如。同理可证，《三国志演义》镕铸《三国志》，又有所修改，颠覆、转化、创新。彼此之间，犹传之于经之关系。换言之，《三国志演义》镕铸《三国志注》，演义《三国志》，何异《左氏传》以历史叙事解释孔子《春秋》经？其中之有无、虚实、详略、重轻、异同，要皆归本于笔削损益。可见，彼此之间，自是同源共本，心气一元。谓小说祖始史传，以此。

史料之笔削去取，依违与夺之际，自见史家之别识心裁、历史哲学。陈寿著《三国志》，于王沈《魏书》之史料，刻意视而不见，几乎削而不书，弃而不用。以王沈《魏书》之史观，美魏毁蜀，重北轻南。《三国志》削而不载，弃而不取，是所谓“略人之所详，而重人之所轻，异人之所同”，删集裁抑之际，即见笔削针砭之指义。大抵详略见重轻，重轻见笔削，或笔或削，乃见一书之史观。由详略、重轻、异同、笔削之书法，陈寿刻意隐藏在《三国志》中之《春秋》书法，当不难推求之。盖史料之裁汰拣择，攸关笔削显义之大凡。苟将《三国志》与《裴注》引《魏书》之史料对读比勘，然后知“尊蜀抑魏”之隐微笔法，缘于陈寿汉遗民之身份。其中之《春秋》大义，多藉详略、重轻、异同之书法，而曲曲传出。自史料之笔削去取，可以考察史观之指向。学界质疑《三国志》过度“回护魏、晋”，是否属实？但观《三国志》详略、重轻书法之偏向，持《春秋》笔削示义之说考察之，则是非、疑似、忌讳、回护之际，自有助于问题之定夺与判准。由此观之，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一书，企图重建三国历史，所用之方法与策略，与《春秋》笔削见义之学，可谓不谋而合。

从史笔之详、重、偏、美，可知史家叙事之视角、史家之史观指向。由此观之，欲解构三国学，重建三国之历史，其策略运用，可以考察文献之笔削，进而阐发其中之书法与史笔。观照史料取舍之有无、多寡、异同、偏全；探讨史家笔法之晦明、详略、曲直、虚实、抑扬、重轻。或就史事之编比探论，或就史文之修饰商榷，两两比观对读之，而陈寿、裴松之、习凿齿、鱼豢、王沈、虞溥、韦昭、张勃、胡冲，乃至于范晔诸三国史家之史观、史义、历史哲学，乃昭然若揭，呼之欲出。

此一胎源于《春秋》，发明于《左传》，大成于《史记》之传统叙事书法，其后开枝散叶，影响深远。吾人寻根探源，思量重返中华文化之精神家园，固然可据笔削书法以研讨《春秋》《左传》《史记》；更可以持此以考察《汉书》《后汉书》《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乃至于《通鉴纲目》之书法、史观、史义、历史哲学。中国传统叙事学渊源于史传，特重“叙”；西方叙事学渊源于小说，较侧重“事”。东西方叙事学之出入异同，从此可以管窥一二。

要之，从《春秋》笔削示义，到史传比事见义，属辞显义，其流派衍为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其要，归于“言有序”之义法发用而已！

三、馀 论

上引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称“《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又谓：“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云云。以上数语，牵涉到笔削、比事、属辞、详略、异同、重轻、忽谨诸《春秋》书法之课题。中国传统叙事学之指涉、元素、纲领、方法，多已具体而微表出。前后史料相形相絜，或书或不书，或取或舍之际，若趋向无、寡、略、轻、同、偏，固可从中考察其史义；反之，文献取舍若呈现有、多、详、重、异、全诸书例，尤可藉此探索其史观、史识，甚至于历史哲学。

因此，若持《东周列国志》历史小说，与《左传》《史记》诸史传对读，则藉由文献史料之取舍删改，可以考察比事属辞之叙事，于是因彼此之有无、异同、详略、重轻、虚实、损益、曲直、显晦，而见笔削、抑扬、劝惩、褒贬之史观、史义。学界不妨以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之霸业为研究课题，外加吴越争霸之原委，作为研究选题，从或笔或削，看《东周列国志》对《左传》之接受，以此见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史学与文学之异同。此一选题，值得投入心力耕耘，犹持《三国志演义》文本，与《三国志注》《三国志》对读比较者然。深信对于小说之取资史传，如何自成一家，当有启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