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名城保护与城市更新
——第五届中国名城论坛综述

本刊编辑部

2021年11月20日，第五届中国名城论坛成功召开。论坛由扬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中国名城杂志社、苏州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葡萄牙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承办。论坛以“新时代背景下名城保护与城市更新”为主题，通过深入而广泛的学术交流进一步提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传承水平，探讨城市更新的最新理念、方法与实践。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名城》杂志编委会主任吴志强，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孟建民通过视频发表开幕致辞。吴志强强调，名城保护与城市更新必须以人为本，将传统文化智慧、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治理体系相结合，创造精准、系统并富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新时代城市治理体系。孟建民提出，探索城市美的本源与特征是解决当下城市问题的关键，营造包容性的城市环境，更有利于激发新时代城市的活力与创造力，真正做到自下而上的城市更新。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副主任曹昌智，国务院参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秀晨，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教授刘士林，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临安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城市更新和治理等议题和案例展开讨论。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全网直播的形式，吸引全国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工作人员及广大师生共计5 000余人踊跃参加。

1 新时代的名城保护要传承传统文化

1.1 深刻理解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核心意涵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关乎民族存亡、民族复兴。如何认识、理解其核心意涵，曹昌智从5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攸关民族存亡兴衰。

第二，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这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认识：一是中华民族文明创造是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之根。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而且历久弥新，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中华文明延绵至今，正是因为有这种根的意识。二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爱国主义精神和向上向善精神是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之魂。三是党和国家决定，2025年基本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同时初步构建起多层级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第三，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的前提和基础是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要改变那种把简单复述文献中的历史沿革，当作对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和分析研究的做法，乱贴标签，张冠李戴。特别反对急功近利，随心所欲，肆意拆真建假，以假乱真造成的破坏。

第四，加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宏观研究。以郑州为例，从4个方面进行论述：自然人文资源梳理与价值特色评估；历史地理人文基础研究；郑州的历史文化名城价值特色和地位；郑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定位。

第五，借鉴历史城市和建筑保护传承科学理念。

1.2 构建城乡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城乡遗产保护的传承，关键在于体系的建立。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杜晓帆就此问题谈了几点思考。

第一，城乡遗产保护的特点。相较于点状分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单体历史建筑，城乡遗产属于活态聚落型遗产，目前的实践主要依托各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村落保护制度等展开，数量庞大。

第二，城乡遗产保护传承面临的现实问题。一是缺乏顶层设计、主体责任不明、统筹管理能力差；二是保护策略单一、保护传承体系不完善；三是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改拆，街区风貌失去，城镇历史格局改变，历史文脉削弱式微。

第三，城乡遗产保护传承的整体目标。当前亟待开展城乡历史文化遗产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策略研究，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尤其要创新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传播体系，从根本上激发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服务于文化自信国家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

第四，城乡遗产保护传承的实施路径。以构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功能性分级、分类保护利用理论体系为解决路径，统筹协调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建立完善、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第五，体系构建的难点。一是城乡遗产保护理论研究不足，价值评估和保护方法仍处在探索之中；二是遗产功能定位不明晰，国家层面政策法规亟待完善；三是城乡价值交换路径单一，城乡遗产阐释传播方式亟待创新。

杜晓帆认为，今后要以城乡遗产功能性分级分类理论体系研究为解决路径，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一是开展城乡遗产社会功能性分级分类理论研究，提出保护策略；二是构建符合国情的城乡遗产保护及传承体系，完善顶层设计；三是建立城乡遗产价值阐释传播方法论，创新推广体系；四是建立以学促用、学用相长的教学实践体系，加强人才培育。

1.3 发挥行政区划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开泳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对名城保护和城市更新都可起到一定作用，并以大同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行政区划调整会对城市的经济社会产生重要影响。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城市更新的加快推进。就大同市案例而言，行政区划调整充分挖掘和体现了大同市悠久的历史文化，通过撤销城区、矿区、南郊区和大同县，设立平城区、云冈区和云州区，充分体现了大同市北魏首都、云冈石窟历史文物古迹、军事要塞的历史地位和厚重的文化内涵。行政区划调整规范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地域范围和权属关系，解决了原来城区、矿区、南郊区犬牙交错、权责不清的问题，也拓展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空间，激发了发展活力，拓展了城区（平城区）的管辖范围，为古城的统一保护奠定了空间框架。特别是云州区的设立，可以更好地引导人口和产业向东部转移，疏解老城区的部分功能，缓解老城区的人口承载压力，加强老城区的保护力度。就对城市更新的影响而言，行政区划调整理顺了行政管理体制，加快了城市更新步伐，同时行政区划调整明确了城市更新的主体，增强了城市更新的动力，进一步优化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全面加快土地整治步伐，同时也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和完善，提升了人居环境质量。行政区划调整只是一种政策手段，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影响体现在地名文化和拓展空间方面，实施城市更新，需要科学的更新理念，需要顶层设计和财力、物力的大力支持，才能焕发新生活力。

2 新时代的城市更新要注重发挥文化的力量

2.1 处理好城市文化遗产与城市资产的关系

刘临安认为，新时代的名城保护要处理好城市文化遗产与城市资产的关系。

城市资产指城市中那些具有能够产生经济作用的资源禀赋或者要素禀赋。城市资产包括各种资源禀赋，例如自然属性的土地、水体、矿藏等，非自然属性的人口、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自然属性的土地、河流和矿藏通过非自然属性的介入，就是开发利用，将这些资源禀赋或者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或者成为水上通道，或者成为生产原料，甚至像一些具有奇异自然景观的地域经过开发利用后成为风景名胜地。经过介入转化后，这些资源禀赋具有了经济价值，能为城市发展带来经济效益，例如农村土地转变使用性质后可以成为城市建设用地，自然水体可以发展水上交通或者水产养殖等等，资源禀赋转变成为城市资产。

城市遗产可以视为城市资产，但是不可完全像建设用地那样介入非自然要素进行开发利用，单纯地为了获取经济价值。

城市遗产首先要做到科学保护，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不能破坏。其次注重接续传承，城市遗产的文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要得到真实、完整的传续。最后是合理利用，这要在保证前两种作用的前提下发挥第3种作用。经济价值不应成为城市遗产保护利用的首个衡量指标。在历史城市的更新发展中，既不能抹除或改变历史城市营造文化的物质实证，也不能为历史城市营造文化矫作伪证。

2.2 树立园林自信，创建国家级公园城市

刘秀晨认为，在城市更新中要发挥园林的独特作用。

第一，要树立园林自信，建设国家级公园城市。中国园林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构建和谐宜居的人居环境中，园林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40多年来，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城市公园、广场绿地、河岸林荫和城市所有元素交织一体，构成改革开放后城市新的画图。园林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和谐宜居社会和坚持文化自信等方面的重要支撑。公园城市作为国家园林城市的升级版，是准确、客观、全面和科学的。公园是相对高层次的园林形态，又是城市主管和各园林管理部门的工作内容，担当国家园林城市的升级版当之无愧。

第二，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开展城市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完善城市设计，推进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现在城市园林在参与城市生态修复中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和商榷的新问题，如在大搞土建、挖湖堆山、大尺度改变城市的竖向空间时，未论证其可行性，对城市带来地理性的伤害；绿化出现了过度密植，有的城市甚至提出“高、大、密、厚”的口号，造成每棵树由于营养面积不够，变成了“小老树”，不仅浪费了大量苗木，还影响了植株生长；缺乏故事文化和故事园林的挖掘，中国的文学诗词和历史文化，都离不开园林，园林是最有条件表达中国故事的载体，讲好中国故事，不可舍弃中国本土花木，过度引进国外品种。

第三，要在园林企业转型升级中，大力提倡和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城市园林经费除了部分来自政府财政和房地产外，吸纳大批社会资金已经成为主流。不少园林企业发展存在问题：上市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和生态修复、水利、环保、文旅、市政等行业联合或兼并，以便能够拿到项目和资金；中小企业没有垫资、融资的能力，找不到活源，发展严重受阻；大中小园林企业都存在亟需加强自身素质建设的突出问题，拿到大项目的企业铺的摊子很大却找不到最好的设计单位，效果和质量都难以保证。他强调，应共同努力破解这些难题，所有园林企业都要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加强自身建设，才有可能迎来更快更好地发展。

2.3 促进文化产业园区治理与城市更新融合发展

刘士林认为，“商业化魔咒”是中国文化产业园区应治理的主要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老厂房、旧式建筑的空间功能改造和文化产业利用为基本策略，中国文化产业快速扩张发展，涌现出包括北京798艺术区、上海田子坊、成都东郊记忆、广州红砖厂艺术生活区等多个成功案例，它们集聚了众多的艺术家、创意设计人才及文化企业，引领文化产业走出了零散和自发的初级阶段，进入到集群化、集团化、品牌化和平台化的新发展阶段。这些园区依托高密度的城市空间和丰富多样的文化需求，成为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但在扩张到一定规模、赢得了一定市场之后，各地的文化产业园区不约而同遭遇到“商业化魔咒”。原本破旧不堪、百无一用的老建筑和旧厂房，在经过文化艺术家的妙手改造和文化产业植入得以复活后，迎来的却是“艺术家被商人挤走”和“文化产业被边缘化”的尴尬。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城市化进程与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内在关系。文化产业不仅是典型的城市产业，文化产业园区也是典型的都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就此而言，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不仅深受所在城市的影响，也在整体上受制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普遍规律和需要。

首先，文化产业园区的发生和发展，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的“去工业化”密切相关。文化产业园区在中国的兴起，表面上看是照搬了西方和中国台湾的做法，这是专家学者经常引用德国的鲁尔区和著名建筑师登琨艳改造苏州河边老货仓的主要原因。但从深层次看，却和中国融入世界都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去工业化”。现代工厂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空间形式，但随着后工业时代和消费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工业城市普遍陷入发展的衰落期。

其次，中国文化产业园区在发展中遭遇的“商业化魔咒”，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型城镇化模式的必然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城市走的是一条经济型城市化发展道路，这是一种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的城市发展模式。导致很多历史文化街区、传统老街坊、老建筑都因为改造起来太麻烦而被夷为平地，各类新兴的文化产业园区也未能幸免，它们在定位、模式与发展目标上均被经济和商业所主导，不同程度地背离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是导致经济扭曲文化、商业异化艺术等现象泛滥，并最终陷入了“商业化魔咒”的根源。

由此可知，不能把文化产业园区的“商业化”简单归结为市场的逐利行为或政府的治理无力，而是由中国城市化在其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新时代和新征程中，一是要充分认识文化产业园区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更多地从人文城市发展的整体角度做好文化产业园区的定位，二是要自觉地把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开展中国文化产业园区治理走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关键所在。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如何开拓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新空间？刘士林认为，从文化产业园区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角度看，当下与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以“城市双修”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更新”。在现阶段，作为治理“城市病”、保障改善民生、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城市转型发展和提高城镇化建设质量的综合性手段的“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城市双修”）正在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流。

适应“城市更新”的规律和需要，文化产业园区也需要改变观念和发展模式。其要点有二：一是在文化产业园区的治理和转型发展中，注意吸收和借鉴城市更新的理念，同时也可以把一些园区的升级改在纳入城市更新的范围内，竭力避免因为摊子铺的太大、投资和举债规模过大而重蹈“只有经济，没有文化”的覆辙。二是在必要的投资建设和新项目开发中，积极利用“城市双修”给文化产业提供的新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或者因为旧城改造，或者由于拆除违章搭建，很多城市在更新中都收拾不少的新空间，它们的特点是“小而多”和居民比较集中，不可能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而最适合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小微文化产业。由此可知，新型城镇化在总体上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

2.4 借鉴“北上广”的经验

2.4.1 北京老城恢复性修建的适宜路径——统规自建、流水不腐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军认为，古代城市的营造智慧就是统规自建，流水不腐。以北京老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以统一规划著称，其建造实施分工明确。住宅以居民为主体，按照统一的设计导则兴建，生成宏大有序的城市母体建筑群；房屋质量依靠产权人与市场的力量维持，并不需要政府大规模资金投入，形成了统规自建、流水不腐的生长机制，即以统一的规划和严格的设计导则为约束、居民自建宅院的统规自建方式，进行城市住宅建设，形成和而不同的城市景观与空间秩序；保护房屋产权，建立有序的不动产交易租赁秩序，依靠居民与市场的力量进行修缮、更新，使房屋质量流水不腐。

他认为，公共政策缺失是老城衰败之因。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经租房问题存在争议，亟待解决；私有四合院土地使用权属存在争议，需要深入研究，合理解决；大量直管公房没有得到有效管理，私搭乱建、人户分离、违法转租转借等问题普遍存在；住房保障长期滞后，使拥挤在四合院内的低收入居民得不到及时救济，加剧了大杂院问题；长期以来，对老城执行的是拆除改造政策，被划入危改区的房屋产权及户口一律冻结，市场交易停止。此方面一些国际经验值得借鉴：（1）一次性大规模改造被渐进式小规模改良取代，社区营造的主体不再缺位，参与式设计为城市复兴提供强大动力，升级版统规自建模式得以倡行；（2）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保障原居民的权益，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维护社区文化传统，保持社区生活的延续性，成为城市保护与复兴的重要原则；（3）以居民为主体，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公共政策不断完善，基于遗产价值、不动产价值的税收政策为城市财政提供支撑，形成良性循环。

在老城保护与复兴过程中，国内一些城市在历史街区推行大规模重建或环境整治，试图打造文化景观，提升城市的吸引力与文化品位，却对历史街区造成伤害。如：以大规模改造方式“重建古城”，大搞文化房地产，破坏了历史街区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以传统建筑元素进行装饰性的大规模环境整治，一次性成片打造“设计师景观”，脱离了历史真实性与社区生活，对历史街区造成伤害，费而不惠。他建议，一是以房屋产权为基础，以居民为主体，以设计导则为指南，建立沟通协商参与机制，施行统规自建，使老城区得以再生。二是在历史街区的保护中，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多方参与，确保社区生活的延续性，公平负担，实现保护资金的良性循环。三是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完善基于财产权保护的公共政策，鼓励产权人参与房屋修缮，建立有序的不动产交易租赁平台，确保房屋质量流水不腐。

2.4.2 上海经验：从城市重建到城市复兴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宁越敏认为，城市发展具有生命周期的特点，是一个形成—发展—衰退的动态过程。

从城市衰退的原因看，包括了三方面，即物质性老化、功能性衰退和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物质设施超过了耐用年限，而使城市呈现自然性的衰败，称为“物质性老化”的城市衰退；由于城市内部结构的系统活动和作用出现不协调，城市功能失调，由此而导致的城市衰退称为城市“功能性衰退”；随着城市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迁，由于城市内部系统的变化调适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因而导致城市的“结构性衰退”。城市更新就是应对旧城衰退，是城市发展在内涵上的提升、在空间上的结构性演替、在城市功能体系上的重构与重组。

从西方国家城市更新与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到城市更新发展的趋势：从大刀阔斧地推倒重建到逐步结合当地实情的渐进式改造。城市更新既关注邻里、社区小尺度的更新，也关注地区尺度的整体城市更新，进一步从促进区域发展乃至全球视野来考察城市更新。从关注城市效率的物质层面的更新转向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再到综合考虑社会价值，人群利益以及可持续发展。从城市内生发展所驱动的城市更新转向以竞争力为主导的城市文化复兴。

上海城市更新实践可体现在两个老工业区（苏州河老工业区、普陀两湾地区）和两个旗舰项目（徐家汇商圈旗舰项目、世博会场址文化中心建设）。近年来，上海市推动黄浦江两岸贯通及滨江岸线转型工作，杨浦滨江逐渐从以工厂仓库为主的生产岸线转型为以公园绿地为主的生活岸线、生态岸线、景观岸线，昔日的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秀带，为上海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当前，全球城市正加快向全球科创中心、全球文化创意中心转型。上海的发展目标是至2035年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未来城市更新要顺应城市功能的提升，服务于科创、文创中心的需求。

2.4.3 基于审美适应性理论的广州城市中轴线历史变迁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孝祥认为，借鉴建筑美学的审美适应性理论，促进建筑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与城市保护领域相互渗透，研究广州城市审美的本源与特征，可丰富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内容。审美适应性理论是建筑美学的重要理论，通过自然、社会、人文3个层面，揭示审美客体的审美属性。用审美适应性理论分析广州城市中轴线的历史变迁，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三者整体互动，有利于厘清影响轴线形成、变化的社会背景、时代动因、阶段特点和逻辑特征。

得天独厚的山水环境是古代广州的立城之本。越秀山、番山、禺山、珠江是古代广州城市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山体拱卫的是古代广州的核心区域。古代中轴线承接龙脉，通过广州台地，最终到达珠江，番山、禺山宛如天阙，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环境的理解与利用。广州古代城市中轴线在封建礼制的需求下逐渐形成，体现了古代广州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属性。古代中轴线两侧有书院群和大量商业建筑，为轴线发展、生长提供动力，体现古代广州人尊文重商、世俗享乐的价值追求。

经济发展和政治需要是广州古代城市中轴线向近代城市中轴线变迁的根本原因。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彻底废除“人头税”，让人们有更多机会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其他工作。清末民初，广州作为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发展迅速，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愈发拥挤的广州城亟需扩展城市空间。孙中山“花园都市”的设想、孙科“市之中心”的论述以及程天固链接珠江两岸形成“气象巍峨，交通繁盛”的规划是近代中轴线形成的政治背景。广州近代城市格局是在整体山体环境与河道变化的影响下形成的，而海珠桥位置的选取是建立在充分分析珠江河道自然条件的基础上。维新路特殊的道路走向是民众尊师重道、孝悌忠信的价值观影响设计者和决策者的结果。

广州近代城市中轴线向现代城市中轴线的变迁，是由社会适应性和人文适应性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改革开放、六运会的举办是新中轴线诞生的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代，为了提高广州的城市地位，为了筹集广州地铁、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为了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广州市政府决定开发珠江新城。协议出让土地的制度改革，以政府资本为示范，带动、吸引民间和外商资本的多元化建设投资模式，为新中轴线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而以人为本的设计思维、创新卓越的价值追求，影响了广州现代中轴线的空间构成和建筑形态。

3 注重乡村文化遗产的利用

3.1 乡村文化遗产的构成与类型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玉坤认为无论传承文化还是城市更新，都要注重对乡村文化遗产的利用。

对其构成与类型，他认为，乡村文化遗产可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具有文化方面的自然场所， 如文化景观、物理、生物或地质构造）、武装冲突事件遗产。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包括可移动文化遗产 （绘画、雕塑、钱币、手稿）、 不可移动文化遗产 （古迹、考古遗址等）、水下文化遗产 （沉船、水下遗址和城市） 。无形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仪式等。文化遗产的层次包括理念、活动、符号、实体，理念包括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知识体系、制度体系、技艺体系、风俗习惯、规划理念、设计创意、艺术构思；活动包括生产生活行为、说话写字读书教学、庆典演奏朝拜、制造建筑编织、吟诗作画摄影雕刻、体育娱乐旅游；符号包括视觉艺术品工艺品、文字书画手稿、设计图纸草稿、数学、天文学等科学符号、出版物（含虚拟）书展、视听与互动媒体；实体包括区域景观、考古遗址、历史城镇街区、传统村落、古代建筑、生产设施工具、礼器乐器、家具服饰、针线等物件。

遗产类型包括无形的文化理念、动态的文化活动、静态的文化符号、物质的文化实体、社会的和自然的文化环境。

生物文化遗产价值包括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考古学价值、经济价值、景观或美学价值。有6种乡村文化形态和文化遗产类型：无形的文化理念——无形文化遗产；动态的文化活动——活态文化遗产；静态的文化符号——符号文化遗产；物质的文化实体——物质文化遗产；生物的文化物种——生物文化遗产；生态的文化景观——生态文化遗产。

3.2 汲取江南水乡古镇人居环境营建智慧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雷诚认为，现代城市更新可借鉴吸收江南水乡古镇人居环境营建的智慧。为此，他对其进行了如下研究。

江南水乡古镇人居环境的空间演化历程分为：初步区域集聚阶段包括聚落散点式发展时期、城镇初步集聚时期、城镇经济网发展时期。近代密集格局形成阶段包括较密集分布初级阶段和缓慢转型萌芽发展阶段。现代多元分化发展阶段包括集聚化、规模化阶段和内涵式保护型发展阶段。

江南水乡古镇的五大人居特色：水韵宜居特色的自然系统；以人为本舒适的人类系统；步移景异精巧的居住系统；水陆并行稳定的支撑系统；开放包容多元的社会系统。

江南水乡古镇的六大营造智慧。度地：“象天法地，巧于因借”的区域观；理水：“推理酌情，因水利导”的生态观；营城：“形势相依，和谐宜居”的空间观；造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观；塑景：“城景一体，诗意栖居”的风物观；成境：“兼容并蓄，人间天堂”的境界观。

江南水乡古镇人居环境空间营造特色：水韵宜居特色的自然系统；以人为本舒适的人类系统；步移景异精巧的居住系统；水陆并行稳定的支撑系统；开放包容多元的社会系统。

江南水乡古镇人居环境营建智慧传承以“地、水、城、园、景、境”六形合一的途径，实现传承营建智慧、提升宜居品牌的目标。生态优先策略——生态修复区域景观格局；水韵维育策略—全域水网环境品质提升；山水园林策略——城景交融活化城镇景观；空间引导策略—城乡发展空间整合管控；特色营造策略——多维视角打造景观界面；文境整合策略——文化认同的交织与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