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城市的理论发生、现实建构与未来形态

刘士林

引言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时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这是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的高度理论升华，也是在新时代谋划、布局和建设“人民城市”的画龙点睛之笔。树立“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的新理念和新发展观，遵循城市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推进人文城市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有利于创新发展文化经济新业态，有利于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文化消费产品及服务，有利于国家文化安全屏障构筑和强化。但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惯性思维和“以GDP论英雄”的政绩导向，不仅严重阻碍了人们对“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重要论述应有的研判和认知，同时也不同程度影响人文城市的研究、规划和建设进程。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城市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对话交流与斗争交锋的主阵地和大舞台，人文城市建设事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等重大领域，本文从理论发生、现实建构与未来形态等方面就此展开研究探讨，希望为新时代人文城市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1 人文城市的理论发生

人文城市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建设的新型城市类型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文城市在理论发生上，主要是以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吸收了西方人本主义城市科学理论资源的结果，同时也体现出人文科学对城市中国的理性关注和现实参与。

首先，兴起于21世纪初的中国都市（城市）文化研究，可以看作中国人文城市理论的早期形态。总体上看，中国都市（城市）文化研究有两个鲜明的精神胎记：一是与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二是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术渊源上与中国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关系密切，“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由于都市文化研究代表了城市文化研究的最高形态，因此也可以说，中国都市文化研究根源于人文学科这一基本特点，也普遍适合于近年来兴盛的城市文化研究。此外，在中国从事都市（城市）文化研究的主体，大都出身于文学、美学、历史学等，也是中国都市文化研究起源于中国文学学科的有力证明。

其次，把文化置于城市核心地位的西方人本主义城市科学，是中国人文城市理论最重要和最直接的知识参照体系。与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人口学等西方学术传统不同，由芒福德开创的人本主义城市科学，继承和弘扬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的思想衣钵，明确提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其重要意义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文化在城市中的核心地位，不是后天发展演化的结果，而是在作为城市原始文化形态的“岩洞圣地的礼仪活动”中就已确定的。芒福德说：“岩洞圣地的礼仪活动根本不同于交配季节里的单纯汇聚，不同于饥渴困顿的人群到某个宝地来求食求水，也不同于在某个便利但有禁限的地点偶或进行的贸易交换活动，互换些琥珀、玉石、食盐，甚或还有加工工具等。在这些礼仪活动中心，人类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丰富的生活联系：不仅食物有所增加，尤其表现为人们广泛参加的各种形象化的精神活动和艺术活动，社会享受也有所增加；它表达了人们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而人类城市尤其是城市的文化空间和实践活动，则成为这种更丰富的生活联系和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的主要载体。另一方面，尽管由城市空间承载的美好生活向往和努力，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会遭遇挑战甚至陷入危机，但作为城市本质规定和内在规律，由城市文化代表的这种丰富联系和美好向往，不仅不会因城市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而丧失掉，相反在任何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始终是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代表。芒福德说：“城市诚然有其消极方面，但城市毕竟产生了一种有丰富意义的生活，这种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极大地超过了促使城市诞生的那些原来目的。从城市准备阶段的发展与功能到城市现今的目的……因而不论任何特定文化背景上的城市，其实质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当地的以及更大范围内的良好生活条件的性质。”也可以说，在人类所有现实和可能的聚落形态中，城市永远是我们能体验和想象的最好的生活空间。在城市中产生的更丰富的生活联系和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或“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真理。

再次，以人文理念和价值引领实证科学的城市研究，是中国人文城市理论的学术重心和发展目标。以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城市，自然会有一定的短处和掣肘，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统计、模型、计算等实证方法，有可能淹没在直觉、印象和经验中。但同时也有更加重要的长处，如借助“文学是人学”“美学是哲学中的哲学”等基本命题，如借助“重事”“注重年代”“注重人物”的中国史学传统，人文城市理论不再纠缠于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科学关系密切的制度文化，而是直接抓住文化圈层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即以明心见性的方式直奔人的问题、主题和需要，从而摆脱了西方思辨理论的“空洞无物”和实证科学的“冷酷无情”，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科学研究的人性化水准，避免把人当作“物质”或“工具”，确保城市科学研究与决策的人文关怀和温度。当然，这不是要把两者对立起来，而是要以人文科学的城市研究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城市研究赋予灵魂和目标，使一切科学的客观研究，始终不背弃“人是目的本身”。这是为什么从人文科学更容易切入被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遗忘或忽视的城市价值和意义领域的主要原因。在中国人文城市研究中提出的“有温度的城市”“人文型智慧城市”“文化治理”“文化带”等新范畴、新规划模式，都可以看作人文城市理论引领自然科学城市研究、社会科学城市研究在现实世界中的显现和证明。

在以上探索的基础上，笔者对“人文城市”作出了理论界定，即人文城市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文化产业和服务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主体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关于这个界定，可作几点补充说明：一是突出了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的基础地位，即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是人文城市的主要生产资料，由此与以自然资源消耗、工业资本投入等为主要形式的工业生产区别开；二是突出了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的主导产业地位，即文化产业和服务经济是人文城市的主要生产方式，由此与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为支柱的经济城市区别开；三是特别突出了个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等主体条件，为发展创意经济、实现自由劳动奠定了理论根据，由此与现代大工厂和流水线作业中人变成机器、劳动成为异化劳动相区别；四是坚持城市的本质在于提供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文明生活方式，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中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高度一致，同时也对中国新型城镇化明确了理想目标；五是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和新型城市形态，不同于历史上以防卫和行政为主要功能的政治城市，超越了当今世界以人口和GDP为统计标准的经济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努力构建和探索走出的文化引领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与新路子。

2 人文城市的现实建构

从现实逻辑上看，在世界城市化和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人文城市既深受全球城市发展主流和趋势的影响，也是适应我国城市发展规律与需要的新探索和新实践。具体而言，一是全球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文化转型趋势。“在实践上看，‘以文化为主要功能’的城市，正在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新趋势与重点战略。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以伦敦、巴塞罗那、新加坡、中国香港为代表的文化城市迅速崛起，它们针对经济型城市化的后遗症，开始寻求通过文化建设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二是与新中国70年来的城市发展密切相关，“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主要经历了政治主导型城镇化（1949—1978年）、经济主导型城镇化（1978—2014年）与文化引领型城镇化（以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2016年《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把‘人文城市’列为‘新型城市’五个建设目标之一为标志）三大历史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切都源于一种新的城市观念，即城市不仅要富裕、安全、卫生，还要使人感到愉快、自由、幸福。后者作为城市发展的最高目标，恰是由人文城市的建设水平决定的。

在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和战略引领下，人文城市迅速从观念领域走向现实世界。在“十三五”时期，中国已基本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人文城市框架体系：一是2019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提出的大运河文化带，与一般的经济带不同，这是我国首个以文化发展为主题的文化型战略空间规划；二是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首次提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与一般的城市不同，这是中国城市总体规划中层级最高的文化中心城市，对中国人文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三是2019年《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首次提出建设“新型人文城市”目标，这是中国首个国家文化类试验区，在空间上覆盖了景德镇全域，景德镇这座举世闻名的千年瓷都，成为首个被赋予建设新型人文城市的地级市，对中国众多文化资源型城市重构城市定位、探索特色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四是以国家有关部委评选认定的历史文化名镇、文化特色小镇等为代表，中国人文城市在规划上已拓展至县以下的乡镇层级；五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牵头持续开展多年的“中国传统村落”评选，入选的中国传统村落基本上都是文化村落，这是人文城市的最低层级。由此可知，人文城市的四梁八柱已经完成，人文城市建设也已遍地开花。

经济是一个城市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良好而富裕的生活是城市具有向心力和吸引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因为这个原因，让一个城市放弃或弱化经济功能、转而追求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文化建设，自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以北京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完全是一座消费城市，没有什么大的产业。因此当时提出，北京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前后，北京盖了好多工厂，比如东郊通惠河两岸的工业区，北有国棉一、二、三厂，金属结构厂、机床厂、开关厂等，南有化工厂、焦化厂等。”后来作为北京首都定位的全国经济中心即肇始于此。但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北京的城市病日趋严重并严重影响了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就开始探索去工业化和淡化经济中心，在1992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中，还曾明确提出“今后不能再发展重化工业，而是发挥北京的优势条件，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但由于仍在坚持全国经济中心的战略定位，所以各种去工业化手段实际上收效极其有限，这是北京在21世纪初期仍被称为“首堵”“雾都”的主要原因。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2017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明确提出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如果说，经济中心从首都战略目标中移出，是一种“迫而后动”的结果，那么也可以说，在2020年发布的《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2035年）》中，明确提出把北京建设成充满人文风采和文化魅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则可以说是顺应城市发展自然规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具有建设性的战略布局。

在人文城市政策和战略的支持引导下，一些城市在发展理念、目标定位等方面也开始谋划变革，其主线可以概括为经济功能向文化功能、生产功能向生活功能、实用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变。以上海为例，近现代上海的崛起，主要是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尤其是其通江连海、沟通中国和世界的区位优势密切相关，“地理位置已成为上海各个时期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且使上海跟其他通商口岸区别开来，而其他各口岸，尽管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也得到同样的经济发展机会，却很快被上海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还有学者认为西方文明的影响于上海的崛起也不是主要的，他们坚信：“如果过去从来不曾有外国侨民住在上海，它也会成为一座大城市。即使外国侨民从他们的现代化房屋搬走，回到家乡，它将依旧是一座大城市。”由于工业、商业等功能的过度发达，和世界上所有的超大城市一样，上海的城市病日趋严重。同时与首都北京一样，也开始面临疏解非核心功能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

如同北京毅然放弃经济中心一样，对上海而言则是变生产性岸线为生活性岸线，即把原来主要用于生产和贸易的实用空间改造为主要为居民生活服务的文化空间。这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嬗变过程。上海是一个拥有江、河、海的城市，其中，江、河与城市的宜居功能最为密切，也是城市文化空间重构和人文城市建设的重点区域。早在2001年5月，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的批复中，国务院明确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但受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局限，可以说直到2010年中国世博会，上海才真正迈出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一步。世博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无论是机器轰鸣的厂区，还是过于喧闹的商业区，都属于城市的实用功能，无法体现“美好生活”的理念。因此才促成了黄浦江两岸的江南造船厂、上钢三厂及大片棚户区全部迁移，极大地优化了上海滨江空间功能。黄浦江和苏州河是上海的两条母亲河，在黄浦江岸线经过治理之后，苏州河两岸的整治在2018年迅速提到议程上来。首先，是新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获批，提出建设令人向往的人文之城，明确推进黄浦江两岸地区、苏州河沿线地区等重大文化集聚区建设。苏州河的改造提升被纳入上海建设高品质文化设施的工作中。其次，在市人大十五届一次会议上提出“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品牌，让上海的名片更闪亮。”苏州河改造由此也被纳入上海扩大城市服务功能的总体安排中。苏州河沿岸42 km贯通及沿线发展，将过去主要沿黄浦江发展的城市功能轴带，进一步拓展到沿苏州河轴带，不仅弥补了江河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平衡，同时对在整体上优化、提升上海的城市功能也具有重大带动意义。

3 人文城市的未来形态

人文城市以承载着城市的价值和意义为主要职能，在各种城市形态中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和直接，是评价和衡量城市文明水平和城市美好生活的核心尺度。

如何把握人文城市的未来，需要明确三个重要的大前提。一是树立正确的城市发展观念。主要是摆正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如果说经济建设是经济城市的核心功能，那么也可以说文化建设主要是人文城市承载的主要功能。二是尊重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主要是尊重城市文化建设特有的机制与要求，芒福德把当代城市的主要问题称为“罗马化”，即“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人文城市的主要任务即在于协调物质建设与人文建设的不协调不平衡，以城市文化功能的修复和重建赋予城市灵魂和意义。三是遵循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这是由“中国式城市化”的特殊性决定的。在比较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模式时，笔者指出，除了国家体制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城市化道路、经济基础不同导致了应对城市挑战能力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主流文化不同导致了应对西方文化策略和能力的不同。具体言之，“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精神和价值观念最终决定了城市的未来。在拉美国家和地区，由于殖民时代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毁灭性解构和‘转基因’式的重建，向往并盲目模仿西方生活方式成为主流文化。中国20世纪以来固然也深受欧风美雨的浸染和影响，但在不断强大的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交互作用下，关于中国话语的文化意识和中国风格的国家形象已充分觉醒，特别是明确提出的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成为中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软实力保障。”如果说，树立正确发展观念、尊重城市自然规律是人类城市的共同原理，那么也可以说，遵循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则是中国城市的必然要求规律，其核心是和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目标紧密结合起来。

人民城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城市化的最高理想。建设人民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宗旨、初心和使命的空间依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道路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城市化的精神标志。1948年4月8日，毛泽东在《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首次提出：“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强调把人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一切事业的根本标准。党的十八大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2015年12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上海时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与绿色城市、智慧城市相比，人文城市直面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可以说代表了人民城市建设的核心内涵和最高目标。

就人文城市而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城市。以往的城市不是没有文化功能，但它们主要是为统治阶级和权贵阶层服务的。以旧上海为例，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远东第一大都市”之称，但却是建立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基础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因此，在上海解放三周年纪念大会上，陈毅市长曾充满自豪地宣布：“上海已由一个依赖帝国主义经济而生存的重要城市，改变为不依赖帝国主义而独立发展的城市；已由一个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服务的城市，变成为人民、为生产服务的城市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某些时期，一些城市文化建设也背离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以城市建筑为例，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曾提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就是针对一些城市建筑的贪大、媚洋、求怪而发。以近年来有关媒体评选的“中国最丑建筑”为代表，它们不顾中国城市发展的实际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对西方设计理念、建筑风格等顶礼膜拜，严重破坏了中国城市的传统文脉，背离了中华优秀传统设计文化精神。而这些城市设计不仅不是中国城市的灵魂，相反本身就是破坏城市文化空间的恶魔。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价值，提炼精选一批凸显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纳入城镇化建设、城市规划设计……延续城市文脉，就是对城市设计中存在这种脱离人民群众需要、背离中华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拨乱反正。

4 结语

人文城市建设在当下格外紧迫和重要，是因为城市直接关系到当代人的再生产，而城市文化则直接关系到当代人的精神再生产。当今中国是城市中国，人的问题则是城市的核心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一般的物质、制度问题，而是人的文化和精神问题，正在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头等大事。具体言之，新型城镇化主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时间问题，二是空间问题，三是人的问题。时间问题的本质是“来不来得及做”，空间问题的本质是“有没有条件和资源做”，而人的问题的本质则是“有没有合适的人去做”，与时间、空间问题相比，人的问题尤其关键和重要。这是因为，无论现实世界会出现何种无法预测的风云变幻，也不论社会条件是如何的恶劣和硗薄，只要有一批有理性、有意志、有梦想的人，就足以抵挡和冲抵各种不利的现实条件并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反，如果其他条件都已具备，但却缺乏一个称职的实践主体，那么最终必然难逃失败的结局。当今中国同时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城市发展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这就对城市主体提出了更高和更严峻的要求，同时也使人的精神和文化问题快速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这是中国城市必须选择人文城市的先进模式、中国新型城镇化必须走文化型城市化新路子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