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语文课，别读王充闾

□唐小林

说到王充闾，笔者曾看到这样两则雷人的评论：“他的五十多篇文章被收入上百种语文教材、教辅书目；他的十多篇文章被选入几十种语文考试试卷；他是当代散文大家，与余秋雨并称‘南余北王’；收录三十六篇精选文章，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读王充闾，学好语文课。”“在温和从容的书写中恰恰表现出了一种铮铮傲骨，在貌似散淡的述说中坚持了一种文化信念。这是王充闾散文获得普遍赞誉重要的原因，也是他能在散文的困境中矗立起一座丰碑的真正原因。”

这两则评论，前者出自书商，后者出自文学评论家孟繁华。书商的评论，可归入广告一类，听着是可打些折扣，不可全部采信；就像当年书商将《废都》誉为“当代《金瓶梅》”“当代《红楼梦》”的“骚操作”，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至于孟繁华的书评，也无非是配合书商的集体起舞、激情合唱的“软广告”而已。

在我看来，王充闾的散文，一直沉疴在身——因为长期在故纸堆里“觅食”，其字里行间总是弥漫着一种老气横秋、陈年老屋的暮气。他的写作天赋、文史功底，能担当得起帮助学生学好语文的重任吗？

“知道分子”式写作

多年来，王充闾写作了大量的散文，出版过多部散文作品集，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等诸多大奖，应邀到北京大学等高校讲学，并被誉为“文学大师”，研究他创作的各种学术专著也竞相出版。面对鲜花和掌声，王充闾没有冷静下来沉淀一下，反而进一步“提速”，开启了“畅销书”的写作模式。他先后出版了《国粹——人文传承书》《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以及《说帝王》《读文人》《话女性》等系列著作。这些机械化生产的“历史串烧”，被涂抹上浓艳的“文化唇膏”，经过书商的精心包装和文学评论家们的不断点赞，最终成功“打造”出了一个“南余（秋雨）北王（充闾）”的散文品牌。

在写作这些贴着“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商标的文章时，王充闾采取的是以故事性取代文学性的策略，将二十四史和众多历史书籍中适合“推销”的故事，按不同需要和类型，进行归纳分类，把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添油加醋、不厌其详地再重复讲述一遍、两遍，乃至N遍。于是，一本本看似新鲜出炉，实则大炒历史书籍冷饭的“文化散文”和“历史散文”就迅速上市，奉献给读者。

对于写作“文化散文”和“历史散文”的作家来说，要想赢得读者，第一是材料要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次是文笔要好，不不卖弄僵死的知识。而这些恰恰都是王充闾非常稀缺的。

读王充闾的这些文章，我总觉得就像是在乡村的大槐树下，听说书人说书。尽管在当代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说书艺人”，但像王充闾这样在故纸堆里翻箱倒箧，把文章写成“故事会”和裹脚布的，并不多见。在这些文章中，几乎看不到作者对历史有什么独到分析、深刻见解，其讲述的帝王故事、皇后故事、文人故事，乃至名胜古迹的传说和各种名人逸事，只要是读过几本历史书、懂得一点传统文化的读者，都不会感到有什么陌生和稀奇。

王充闾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动辄堆砌资料，大掉书袋。他把文章写得就像拉丁鱼罐头，密不透风，找不到一条活鱼，而且常常把话说尽、说绝，根本看不到文字的灵动。在表现手法上，这些文章大都长成相似的一副面孔，要么炫耀某名胜古迹的有关人员邀请自己去题写诗文、留下墨宝，要么一开篇就是想起各种各样的名人名言，紧接着就喋喋不休地讲述一些古籍里老生常谈的故事，说一些貌似很有见解、人所共知的“大道理”——就像中学生作文的写法——除了用历史故事来充实论据，还要用名人格言来支撑论点——

西方有一句格言，说：“‘人生最奢侈的事，就是做你想做的事。’难道‘做你想做的事’，竟是那么难能可贵……”（《宋徽宗：作个才人真绝代》）

莎士比亚在喜剧《皆大欢喜》中借杰奎斯之口说，世界是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收拾雄心归淡泊》）

“闲翻旧籍，看到渔洋山人有这样一句话：‘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脑子里顿时产生许多意念，许多联想。”（《笔意喜生》）

宋代诗人陈与义有两句诗：“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千古脍炙人口。（《节假光阴诗卷里》）

望着窗外渐渐消融的冰雪，脑际蓦地浮现出秦观的“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的名句。（《冰城忆》）

“冷知识”的搬运工

在引用了一些古诗文后，王充闾生怕读者理解力不够，读不懂原文，还会“体贴”地引用众多古代名人、学者对该诗文的评论。比如，他写到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就说宋代诗人张耒写过一首名为《贾生》的诗，然后对这首诗的主旨和立意尽情发挥、倾情阐释。接着，他又告诉读者，唐代诗人李商隐也写过一首题为《贾生》的诗，然后对此进行详细的解析。这还没完，他又重新回到宋朝，把王安石的《贾生》翻出来复述一遍……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三位古人作同题诗这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冷知识。要知道，如今，即使是冷到快要结冰的知识，也只需百度一下就能知道，何必去读这样的散文呢？

在贩卖冷知识的道路上，王充闾并不孤独，陕西作家穆涛比他走得更远、更极端。比如穆涛的《先前的风气》一书中，将“三百六十行”方面的知识做了不厌其烦的“搬运”。这种文章如果是一位普通作者写的，恐怕早就被编辑扔进垃圾桶，但它居然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奖。而在此之前，王充闾的《春宽梦窄》早已获得第一届鲁奖的散文杂文奖。这无疑告诉读者，诗人靠回车键，作家靠掉书袋，也是可以获奖的。

王充闾的《镜子上面有文章》，采用的就是这种掉书袋写法：首先是大段转述汉代文学家刘向在《新序》一书中，讲述的赵鞅虚心听取周舍诤言的故事；接着，对唐太宗以魏徵为镜的故事发了一番议论；然后，又将唐代诗人郑谷写镜子的诗、刘禹锡的《昏镜词》诗照抄出来，并对这些并不难懂的诗大加解释……

读了这样文章，读者就会知道，王充闾的作品为什么写得这么快、拉得这样长。他高产的“秘诀”，只不过是对历史文化知识的“转手”操作而已。

生僻古怪，便是文采？

王充闾说：“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特征的创造性劳动，而现在许多作品，由于缺乏个性化的支撑，难免陷入思想平庸化和话语共性化的泥潭。……现今散文作者的语言功力、语言质地太差，缺乏文采、文化含量不足已成普遍现象。”

为了显示自己很有“语言功力”、很有“文采”、很有“文化含量”，王充闾的文章使用了大量生僻古怪，甚至早已死去的词语：

本校的校友、编辑家诸荣会先生撰写了《碑记》，备述恢复古迹插竹亭的颠末。（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其中的奥蕴无穷，但一经勘破，就十分简单……

父亲年岁又小，门衰祚薄，支撑不起这个家当，遂使家道中落。

我也乐于以笔墨为媒介，实现一次暌隔千古的两个灵魂的慧命交接。

剥啄的叩门声、清脆的电话响，整日间不绝于耳……

象征性地描绘出了国事蜩螗，生涯愁苦，萦萦难以去怀的故园心眼儿。（“心眼儿”疑为衍文——笔者）

如今，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人们暇豫的增多，这种集游观、遣兴、健身于一体的活动，逐渐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一个“热门”项目。

“惟陈言之务去”。对于写作者来说，文从字顺是最基本的标准，或者说是起步阶段的最低要求。王充闾写作几十年，写的虽然是白话文，却偏偏要拿“已故”的文言词语来为难读者。倘若不借助《汉语大词典》这样的大型工具书，即便是大学毕业，也未必能够将“慧命”“蜩螗”“暇豫”的意思真正弄懂吧。如此故作高深、卖弄学问的架势，活脱脱一副孔乙己卖弄“茴”字有四种写法时的神气。这种文章居然能发表、出版，靠的恐怕只能是“诗外功夫”了。

“历史散文”也八卦？

王充闾的文章，常常是不能自洽，乃至逻辑混乱的。在《话女性》一书中，王充闾把《三国演义》里的貂蝉，当作中国女性来论述；这就如同将孙悟空、猪八戒当作中国男性来研究一样滑稽可笑。《貂蝉：凄惨人生》一文，只不过将有关貂蝉的真伪问题，故事来源、民间传说，以及在戏曲、小说中的演变，和历代学者的质疑、评价等等，巨细无遗地一一罗列出来，而根本看不出学术见解和艺术书写。这种既非学术论文，又非文学创作的文字，同样属于晒学问、炫读书的“知道分子式写作”。

在《李师师的真爱》中，王充闾以想象和虚构，将古代“狗仔队”对宋徽宗、李师师、周邦彦之间绯闻的八卦，以及各种笔记、野史、小说、评话中的情色故事，添油加醋，尽情发挥，身临其境般地写道：“李师师温婉灵秀的气质使宋徽宗如醉如痴，慨叹过去枉活了二三十年。不过，在李师师心中，却并未作如是想，更不会留恋于枕席缱绻之情；相反地，她倒是一面应酬着委身于皇帝，一面却另外有所倾注——在她的心灵深处，还屹立着一个令她倾心钟爱的男子。这个人就是周邦彦。”王充闾还将宋徽宗说成是插进李师师与周邦彦之间的“天字第一号”嫖客。这种凌空蹈虚的书写，使王充闾的文章大失品格，毫不足信。

宋徽宗与李师师、周邦彦之间的“情色故事”，一看就是假新闻、真虚构，只是由文人杜撰而来。王充闾难道真的相信，古代皇帝就像村里的二流子一样，成天东游西逛、猎艳寻芳，并为与一个文人争风吃醋而伤透脑筋吗？他写的这种像雾像雨又像风的地摊文字，就是所谓的“历史散文”“文化散文”吗？

或许，王充闾对宋徽宗、周邦彦、李师师这段艳情故事实在是太着迷了，其《插竹亭逸事》的内容，明明与李师师八竿子都打不着，却也把《李师师的真爱》中，周邦彦和李师师偷情，宋徽宗驾到，周邦彦情急之中藏匿于床下这一桥段，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

王充闾说：“散文呼唤创新，要强调独创性，要独出心裁，不能嚼人家的剩饭。”“针对当下有些历史文化散文脱离现实、堆砌史料、把本应作为背景的东西当作文章的主体，抹杀散文表达个性、展示心灵的特长等弊端，我还有意识地剖析、描写了一批历史人物，以彰显现实关怀，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我的散文写作，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摸索之中，谈不上有成型的散文观。我只是坚持这样一点：既不重复他人，也绝不重复自己。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一旦发觉自己闯不出固有的藩篱，亦即再端不出新鲜的货色，丧失了创造能力，那就赶紧刹车，再不要枉抛心力。”

说的真好。但事实上，王充闾的许多文章，都有类似的重复；有的书甚至只是把原来的文字做些局部调整，换一个书名，就当作新书出版上市了。或许因为写得实在是太匆忙，王充闾甚至连仔细检查和推敲一下的耐心都没有。大量的低级错误和硬伤，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在《母亲：望》中，王充闾说他有个姐姐，大他二十二岁，在他两岁时就故去了。姐夫把两岁的女儿，即王充闾的外甥女托付给母亲。外甥女“出生在市井繁华的著名商埠营口，习惯了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乍一来到穷乡僻壤，油灯不明，道路不平，茅檐低矮，不见楼房、电车，不见熙熙攘攘的闹市，终日哭诉着要电灯，要上楼，要逛街，要妈妈……”

这段文字，一看就是杜撰。一个两岁的孩子，连基本的语言表达都不具备，最多也就只能说一些简单的单词，更不要说有什么思维能力和观察判断能力，哪里分得清什么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更不要说会嫌弃什么穷乡僻壤、油灯不明、道路不平、茅檐低矮、不见楼房和电车。如此胡编滥造的描写，即便是以虚构见长的小说家，也要瞠乎其后。

是学好语文，还是“玩坏”语文？

就像笔者撰文批评过的某些著名作家，其作品非常平庸，写作观念非常陈旧，却屡屡被选入中学教材一样，我担心，王充闾的作品大量入选各种教材、被各色人等大力推荐，对提高中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不但没什么益处，反而可能把他们引入误区。

如果天真未凿、求知若渴的学生，相信了各种“推荐”，以为买了、读了王充闾的散文，就能学好语文，也许就要连呼上当了。他们会发现，王充闾的文字竟是如此粗糙——

那一年出访义乌，可说是事出偶然；但我对于这里的思慕却是由来已久的。说来，人的情感的发生确也十分奥妙。（《骆宾王祠联》）

这么短短的一段文字，就将王充闾尴尬不堪的语文水平暴露无遗。1、“出访”本是一个常用词，指“到外国访问”。义乌地处我国浙江，他去了一趟，怎么就成了到外国去访问？2、“思慕”是指对自己敬仰的人的思念，而并非表示对某个地方的关注，如“哀痛未尽，思慕未忘”（《荀子·礼论》）。3、“十分”是程度副词，“奥妙”是名词。根据汉语语法，程度副词通常是不能直接修饰名词的，如，我们不能说“很思想”“最食品”。“十分奥妙”这种搭配，可说是典型的语病。

体味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的至深的理，追摹一种光明鲜洁、超然玄远的意象。（《陈桥崖海须臾事》）

“追摹”和“追慕”两个词，意思完全不同。前者指“摹绘死者画像，追忆摹仿”，后者指“追念仰慕”。这个例子里，王充闾应是把它们的意思搞混了。

不堪设想，对于皈依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的恋人，失去了爱的滋润，他（她）们还怎能存活下去？他（她）们都是为情所累，情多而不能自胜的人。他（她）们把整个自我沉浸在情感的海洋里……（《三王：诗人的妻子》）

以上这段文字，怎么看怎么别扭。原因有二：一是把“皈依”和“恋人”生拉活扯地绑架到一起；二是反复使用“他（她）们”。关于第二点，其实并非王充闾的首创。语言学家吕叔湘、朱德熙先生早在1952年出版的《语法修辞讲话》一书中，就已明确指出：“‘他或她’、‘他们和她们’、‘他（她）们’听在耳朵里是莫名其妙的。尤其是‘他（她）们’，某些方言区的人听起来，倒像是‘太太们’。这个形式，书面上也没有需要，并没有人规定‘他们’不准包括女性在内。”

再看下面的句子——

在凤阳街头我看到一幅联语：“华灯一夕梦，明月百年心。”（《庄子：寂寞濠梁》）

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某些人即使图萌•不轨，只要有吕后在，还足以镇伏、控制。（《吕雉：母后临朝第一人》）

中国汉代文学家司马迁读了屈原的《离骚》，不禁热血喷张，深心向慕……（《一夜芳邻》）

是的，草木花鸟都是有知觉的。这在古今中外的传说中可说是连篇累牍。（《开美久命金：殉情》）

有一回，我们游览医巫闾山风景区，在感到十分餍足的同时，却又产生了一种兴意阑珊的味道。（《五岳还留一岳思》）

即使不给任何提示（比如加着重号），把这些句子拿给初中生看，他们大概也会猜到这是一组改错题。太多的字词句法方面的错误，已经让我目瞪口呆了。但吊诡的是，它们何以会受到大肆青睐、疯狂热捧，并被选入中学教材、试卷？奇葩文章得以大行其道，无疑是对当下语文教学的极大讽刺。

在我看来，与其把这样的文章当作范文，倒不如把其中的病句整理出来，用以充实“改错题库”，或许对中学生学好语文会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