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荣耀（上）：向着天空和无限
——吉狄马加《火焰上的辩词》新书首发及分享场记

时间：2022年1月15日下午

地点：北京SKP RENDEZ-VOUS

学术主持：张清华（上半场） 高兴（下半场）

现场嘉宾：

诗人：吉狄马加 芒克 西川 欧阳江河

评论家：唐晓渡 张清华 邱华栋 敬文东

作家：格非 李洱

翻译家：高兴 树才 董强 刘文飞

出版人：广西师大出版社集团总编汤文辉

参与：海内外现场、线上诗人朋友和读者数百人

第一节

张清华 ：

大家好，吉狄马加《火焰上的辩词：吉狄马加诗文集》新书首发暨分享会现在开始： “声音已靠在三块岩石上/它将话语抛向火，为了让火继续燃烧。/一堵墙的心脏在颤抖/月亮和太阳/将光明和阴影洒在寒冷的山梁。/酒的节日在牦牛的角上/去了何方？”“……吉狄马加/生活在赤裸的语言之家里/为了让燃烧继续/每每将话语向火中抛去。” 这是阿根廷当代大诗人胡安·赫尔曼写给吉狄马加的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吉狄马加的天空》，我想用这几句诗来开场。吉狄马加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诗人，他的身份是多重的，首先他是彝人之子，但他又是一位用汉语写作的中国诗人；他背负着悠久的深厚的民族传统，可他身上又有强烈的时代性，是一位身上流着民族的血液同时又植根于当下和当代的诗人，他具有更开阔的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我发现他的诗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人类”，一个植根于中国现实、关注人类的诗人， 他的诗歌包含着很丰富的思想，而我们知道，当代诗歌的抒情问题已是一个非常显见的同时也非常困难的问题，在海子之后，当代诗歌还能不能抒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和吉狄马加同代的诗人，一般来说都很难再持续抒情写作，但是马加一直还能够坚守一个诗人的写作方式。我个人觉得，他的诗是一种有充分当代性、民族性、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抒情诗。这确乎很难，他的写作也构成了很多重要的现象。我在这只是先开个头。我们接下来请在座的几位重量级嘉宾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请马加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吉狄马加：

我简单说一句，非常高兴，诗人有这样一个机会拿作品跟大家见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作为我个人来说，很高兴今天能和这么多好朋友来分享这本诗集。这本诗集是我们广西师大出版社·纯粹的一套书，完全是由他们编选的，选了从我十七岁到现在的差不多两百首诗，还选了我的一部分文章。从选本来看，我觉得他们选得还是不错的。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作品从离开创作者开始，实际上就已经交给了读者和批评者，所以我今天是来洗耳恭听的。我想听一听大家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特别是对我未来的写作能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设性意见，将是我终身受益的，说这么多，谢谢诸位！

汤文辉：

首先代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感谢马加先生对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信任，也感谢在座的嘉宾一贯的支持，更感谢在座的和在线的读者对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厚爱。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很想结合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一些思考，包括我个人对马加先生的诗歌创作和这本书谈一点粗浅的想法。

我用几组关键词串起来，第一组是族群、地理、文化、文明，我们知道马加先生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敏锐，以及深度的关注是他创作的鲜明特点，他是彝人之子、彝族的诗人。最近我关注到DNA的研究，全球大部分人类从非洲走出，三四万年前的时候有一支通过云贵高原的西侧往北，一万年前到河套地区，形成先羌，是汉藏共同的祖先。五六千年前，这个族群顺着两个方向再度迁移，一支往东到达渭河领域，形成早期汉族的主体，一支往南形成了藏族、彝族、景颇族。我们知道法国的历史学家丹纳说到文明的要素是种族、地理和时间，在他那个时代揭示出地理对文明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按现在的研究，他过于强调了种族的区别，我们按照DNA分析，世界上不管什么肤色的人种在DNA的差别上都很小，差别在哪里，主要就是地域，什么样的地理空间会孕育出什么样的文化，最终形成什么样的文明。中华文明在东亚的土地上，不同的人群在其中交流发展互相激荡，多元一体，最后形成中华文化以及孕育出中华文明。

我的第二组关键词是口语传统和文字传统。马加先生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东亚文明的大背景体系下具有代表性、旗帜性的当代诗人。当然他的诗歌创作以及这本书体现出来的肯定有多种面向，专家们都会提到。我们知道马加先生的彝族文化有着丰厚的口语传统、史诗文化，同时他也是在汉字文化传统中的李杜文章《诗经》《楚辞》中滋养出来的，我之所以分出这两个关键词，是因为加拿大的一位传播学者伊里什讲过，任何一种文明的主要传播媒介的偏向会对这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造成巨大的偏向影响。他也指出，要重视古希腊以来的口头传统，以中和文字传统在当代的空间偏向。所以如何中和好时间和空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文明绵延和传承的关键问题。马加先生在丰厚的口语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英雄史诗、行吟诗人，包括他的家族对他的影响，加上在汉字文明传统中深厚的浸润，他的写作在这两种传承中达到了较好的结合和中和，同时，他广泛地吸收了其他文明优秀诗人的滋养，所以马加先生也是我国具有国际影响和国际意义的一位诗人。说到口语传统与文字传统这两个关键词，我认为当代新诗运动、白话文运动都可以从这个视角去解释。

诗歌语言是文明交流中最直接、最有价值、最方便的一种语言，习总书记指出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加先生在他的诗文集中写到诗歌是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最能够进入对方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个传播媒介，我深以为然，因为诗人最接近赤子，诗歌语言是最能接近本源本初、最接近神性的表达。在这里报告一下广西师大出版社在推动文化交流方面的一些思考，广西师大出版社从漓江之滨走向全国，又走向世界，我们2014年和2016年分别有两次国际收购，收购了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出版社，在艺术出版方面搭建沟通中西的桥梁，我们把这个项目命名为艺术之桥。广西师大出版社在海外公司的营收去年已经超过两千万美元，在国内出版社中这是不错的成绩。我们一方面通过艺术之桥这个项目将艺术设计、艺术图书、艺术家向西方世界推荐，当然也引进来，另一方面，我们希望以马加先生这本诗集的出版以及借助马加先生作为国际诗人的影响力，进一步在诗歌乃至广义的文学写作方面的国际化文化交流中做出更多的成绩，来推动这方面的文化交流和发展。

欧阳江河：

上个月在武汉国际诗歌节上我跟唐晓渡、张执浩已经有过一个对话，马加也在场，那个对话持续一个多小时，围绕吉狄马加这本厚厚的诗集，谈得很深入。当时马加跟我说，你剩一半的话到北京去说，今天我以为是内部学术圆桌讨论会，现在是面对听众开放式的，我不知道讲起来合不合适，争取十分钟之内说完。

在武汉我谈到吉狄马加诗歌中的文明向度，吉狄马加最重要的是他的长诗文本。二十世纪有几个不同的长诗传统，我本人特别看中的是庞德那个取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是聂鲁达。近年来对中国诗界影响很大的沃尔科特长诗取向我反而不那么推崇。长诗写作，有一个主体性问题：谁在写作？吉狄马加的长诗属于聂鲁达长诗体系，聂鲁达是南美大地上漫游的游吟者诗人，使我联想到荷尔德林，退向古希腊，写作就是还乡，语言和文化意义上的还乡，从古希腊到德国这样的一种还乡。聂鲁达是漫游，在美洲大地上漫游，而且他的政治信仰是左派，诗意一直根植于底层人民。聂鲁达的写作主体是大地漫游意义上的自我，吉狄马加也是这个自我，但是跟聂鲁达的自我又很不一样。马加对漫游传统有所发展，聂鲁达还没有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世界格局，没有政治正确话语的引入。而吉狄马加的《雪豹》就引入了世界性文化话题、生态问题，具有总体性质的形而上介入，人类总的危机感、生态破坏、机器文明对自然的破坏等后现代性的当代话题。而聂鲁达那个时代，前期现代性展现的更多是推动的、进步的力量。《雪豹》这首长诗，对人类生态改变的话题有着淋漓尽致、高瞻远瞩的触及，因而获得了一个生态文学的、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大奖。他对聂鲁达的漫游传统有一个推进，将早期现代性推进到当代性。

我现在谈另一个问题。吉狄马加长诗所呈现的漫游传统、赞美传统，这个传统在二十世纪几乎没人碰，我那天在武汉就对吉狄马加说，作为一个诗人你真是一个吃了豹子胆的诗人，现在有谁还敢用这种语言写长诗？因为现代主义诗歌有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处理藏污纳垢的现世成分，处理反讽语境，吉狄马加却不这样写，他呈现赞美性的、高音部的诗意，但又不是宣传性的。赞美与颂歌体是长诗写作一个特别重要的传统，一般诗人不敢碰，二十世纪以后吉狄马加逆流而上，他要保持赞美保持希望，比如在处理病毒这样令人绝望的东西他也坚持诗意的开阔、坚持人类希望的总体推进，这从长诗写作的角度是成立的，它的当代性就在那放着，又采用现成语言，这个矛盾很有意思：处理前所未有的材料，但动用现成语言。

我想，这是不是跟吉狄马加诗歌文本后面那个写作者，那个主体性是什么有关？比如同样写长诗的惠特曼的主体性很简单，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个人，是民主共同体的、一人一票的，可以隐去身份，一个完全不识字的人和一个大学教授都是一人一票，一就是一。聂鲁达长诗的自我，主体性是肉身性的，他本人在拉美大地上漫游，其写作主体具有自传意义，把自我的肉身性、日常性都写到主体性和人民的接触、和世界的关系里面去了。

但是马加写作后面的主体性跟他们不一样。在武汉讨论的时候我谈到他有一个代言人的身份，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是文明诗人，他代言彝族这个种族，但他二十几岁就到成都、北京，进入文学体制的领导层，所以这里面的某种双重的、多层叠的主体性非常有意思。中国历来有官员写作传统，古代几乎所有的大诗人都是官员，他们的写作含有体制内的性质：某种阅尽沧桑的眼光、胸怀、总体视野，将行政生涯转化为感悟、转化为复杂诗意，这么一种写作性质。吉狄马加的主体就现代性而言，跟他们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大一样，出现了另外的层面。马加半生的时间在体制内度过，又怀着彝族的起源，语言用的是汉语，有一部分是现成语言。现成语言很难用，比如毕加索对现代艺术伟大贡献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他处理现成品，杜尚也是。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能量可以转化现成品。

诗歌写作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没有此一特质就不能叫作当代性 ：就是反讽。处理藏污纳垢，处理非诗材料，由此构成的自我反讽语调和机锋，文本的主体性是悬起来的、可疑的、被嘲讽的对象。反讽和讽刺不一样，讽刺有一个讽刺主体，自我在讽刺别人，主体在讽刺客体，反讽首先与自我相关。马加的诗歌里面没有出现这个反讽，包括他处理新冠病毒这样的长诗都没有出现。反而他这个主体性是独特的、特别珍贵的，大诗人写作里他是独一份的。这个现象、这个长诗案例，值得深究。他的代言人身份，彝族文明起源，中和掉了他在体制高层中的某些日常性，一方面对中国诗歌的现场与生态做出塑造，参与各种各样的事务，另一方面坚持作为主体的写作， 这个个体隐含于代言人。马加的主体是多层叠的，不仅包括写者，也包括读者、翻译者、评论家，由此建构的当代性里包含了很多，包括某些不可控的、偶然的成分。比如，今天的嘉宾名单上有格非，我给他打电话说：格非明天见。格非说我不在北京来不了，记得格非第一次读马加的诗非常兴奋，给我来一个电话，说吉狄马加的诗写得那么好，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格非这样的读者今天不能来到现场发言，这也部分构成了吉狄马加的主体性。 这本诗集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和各国重要诗人之间的对话，作为一个互文性。吉狄马加的诗通过不同语言的翻译，这本身也共同参与建构了吉狄马加的主体性、代言人身份，他属于极为罕见的被世界上这么多具有经典意义的大诗人阅读过、对话过的中国诗人。

马加诗的现代性，不是波德莱尔、庞德和艾略特意义上的现代性，他基本不处理藏污纳垢，不触及西川的诗歌着力处理过的尴尬，以及无聊，广场大妈他处理的也不多，即使处理他也是代言人的角度、向上的角度、歌唱性的角度，而不是日常性的角度。他不是这个取向的现代性。何以理解他身上的当代性？我刚才提到了主体性混杂，提到了代言人，还提到了这么多不同读者和其他诗人的阅读，还有多语种的翻译，诗人之间的对话，和他参加的种种活动，所有这一切构成的整体性呈现出来的吉狄马加，这样一个长诗写作的庞大主体、多层叠主体，这可不是写写小诗、玩点语言花招、弄点修辞动静就能确立的。这个主体性更有内涵，有能量，虽然很多东西还没有尘埃落定，但这种意义的指向就是当代性和主体性。

张清华 ：

江河是诗人中的哲人，他的分析方法有哲学的高度。他从主体性的构成方面解码吉狄马加，解码吉狄马加的诗歌，解码吉狄马加诗歌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当代性的现象。他刚才谈到的内容非常丰富，也是用世界性的、谈论大诗人的方法来谈论，这本身就是高度的肯定。我个人觉得，他关于吉狄马加诗歌中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特别有启发性。他作为“代言者”的话语方式，甚至使用“现成的语言”的这些特点，有效平衡了他语言的宏大向度，使之获得了合法性，并且能够见容于当代性写作的苛刻要求。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江河把问题都展开了，值得深究。

郭文景 ：

首先是想表达我对诗歌的敬意。在所有艺术形式中，对我最有激励力量的，除了交响曲，就是诗歌。我非常喜欢新诗，在中国这样一个古代诗歌有着辉煌成就的国家，我对新诗的喜爱却远远超过古代的诗歌。古代的诗歌对我来讲虽然很精美，但它太凝固、公式和套路，而自由的、不拘一格的当代诗歌则是鲜活的、有温度的。我喜欢的很多诗人都是我的同代人、同龄人，他们的诗句能够深深地打动我，在我心里引起强烈的共鸣，这是古代的诗歌没有的。所以我要向新诗表达敬意。

其次，在我的音乐创作中，当代文学和诗歌对我非常重要，它常是我前进的一种力量，自我突破的一个起点，某个新声音的发生点。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书三十多年，在学生们的歌曲写作中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当同学们选用中国古代诗词来作曲时，其音乐呈现出来的面貌比较单一，而同学们用现代诗歌作曲时，音乐就会呈现出非常多样化的面貌，而且同学们自己的个性也显现出来了。这说明古今诗歌产生的不同作用其实是有普遍性的，我觉得这是新诗的意义和价值之一。

我再举几个例子说说当代文学和诗歌对我音乐创作产生过的作用。我为鲁迅的《狂人日记》写歌剧时，我感觉自己以往写的音乐和中国现有的以及古代的材料都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了，语言没有，技术没有，为了让自己的音乐和感知到的鲁迅嶙峋犀利的文风相匹配，必须要在语言和技术上做出突破。最终，借助鲁迅的文字对我的刺激，我在自己的音乐上有了一个突破。

我还为海子生前最后一首诗谱了曲，就是《春天，十个海子》，这部作品我想用最极致的美去写死亡，在光明的春光中感受黑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最后发现突破了我以前音乐的语言之后，写出了诗给我的感觉。被诗歌刺激产生音乐的幻想不难，但达到目的很难。用西川的长诗《远游》写同名交响声乐套曲，从星空下出发是2004年，最后一个乐章完成是2021年，用了十七年。这期间我曾对西川说，音乐最后我要在无限的光明中同时表达痛彻心扉的感觉。2021年10月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中国爱乐演奏完整版的《远游》时，我感觉我终于挣脱了音乐界长久束缚我的一些东西。

最后还有一个例子，大概三十年前，偶然读到洛尔迦《死于黎明》中的两行诗：“船在海上，马在山中。”就这两行，给我的感觉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现代诗、新诗在我眼中跟音乐完全是一回事，你可以说它跟音乐一样是非常抽象的，那些诗的每个字就像一个音符，好像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又好像什么都说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把“船在海上，马在山中”带给我的那种感觉转化成音乐，如果我做到的话，那一定是自己音乐语言的又一次突破。

《火焰上的辩词：吉狄马加诗文集》这本书拿到之后，我特别喜欢《自画像》，我准备推荐给作曲系的学生们。第一次跟马加合作，是将他的长诗《圣殿般的雪山》写成交响合唱，这首诗写的是雪山昆仑山高原。马加是古老神秘民族出来的诗人，他的诗句给我很多音乐上的灵感。接下来我还要将他的《大河》写成音乐，这是特别顺的逻辑，从雪山到大河。《大河》将是一种我现在自己都还不清楚的音乐样式，这令人激动。大河就是黄河，围绕着黄河的文学和诗歌都很多了。我在音乐方面积累了很多东西，大概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和中国近代革命有关的，再一个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反思寻根，都很好，但我始终希望用一个新的视角来写黄河。新视角单纯从音乐上找很费劲，看了马加的《大河》之后，我觉得自己可以又一次借助诗歌和文学的力量完成自身音乐的演进。马加的诗的历史感、精神高度、宏大的规模是我喜欢的，可能跟他是彝人有关系。我出生在重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没有读过任何关于大小凉山的文字，但关于那里我听得很多，大人总喜欢谈论大小凉山，他们的谈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是一个极为遥远的地方、极为神秘的地方，甚至还是一个比较恐怖的地方，充满了神秘感。我觉得那个地方发生什么神秘的事情和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不奇怪。

张清华：

谢谢文景先生，他从诗与音乐的互文角度谈了精彩的看法。诗和音乐之间的互文是自古以来恒在的命题，所以我们汉语的诗，同时也叫“诗歌”。从《诗经》开始，诗与歌就是互文的，互为表里、互为依托的，现在依然如此，虽然现在的诗歌通常并没有谱成曲子，但它却同时也有一个潜在的音乐文本，只是我们没有把它变为现实而已。以德国为例，我个人觉得，就像尼采和瓦格纳之间的那种关系，大哲学家和大音乐家——尼采同时也是诗人，他们之间那种灵魂上的交流，彼此都是互相的和不可或缺的。当然尼采后来又反对瓦格纳，但是他的反对也是基于他深受瓦格纳的影响，并曾受惠于瓦格纳，他们对艺术的理解是彼此互相嵌入的。如果没有歌德的《浮士德》——或者更直接一点说，没有歌德也不可能有贝多芬和舒伯特，在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史上，音乐、哲学和诗是牢牢的、互相背靠背的，甚至互相镶嵌在一起的。音乐和诗还是要频密地深度地对话，这样有利于诗也有利于音乐。

第二节

李洱：

我是吉狄马加的读者，他的很多诗我都非常喜欢，并得到过很多启示。有一个说法，不被小说家喜欢的诗人不是大诗人，很多小说家喜欢马加的诗。我阅读马加诗歌，可能与诗人有不同的角度。他有几句诗，是我进入他诗歌的途径。一句诗是：每个人的出生都是相同的，但死亡的方式各不相同。还有一句是：有人失落过身份，而我没有，我的名字叫吉狄马加，我曾这样背诵过族谱，吉狄、吉姆、吉日、阿伙，瓦史、各各、木体、牛牛。我觉得，马加的写作，写的是从自然人到文化人，从个体的人到种族的人的过程。我们生下来的时候，都是自然之子，虽然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背负着种族和文明的重负，但他还是个自然人，但我们死亡的时候，就成了文明之子。我们生命的过程，就是文明化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种族的过程。所以，他一遍遍地写他的大凉山，写他从大凉山出来之后又回头看大凉山，这是一个对生命、对文明史的回顾。因为这个缘故，我总是觉得，不妨把马加的诗看成是人类学的诗歌读本。马加的诗天生地跟人类学有关，可以从人类学的角度去阐释。

欧阳江河刚才引用了我的话，那句话我需要解释一下。我确实说过，江河与西川最近的诗歌可以说做到了“藏污纳垢”。其实，这也是我对诗歌现代性的理解。现代诗歌做到“藏污纳垢”，这是个伟大成就。开个玩笑，我们总是说，小说家需要向诗人学习，但诗人也在向小说家学习啊，学习什么？学习如何藏污纳垢，如何在文本中整合更多更复杂的经验，如何在文本中展开多维的对话，如何乱中取胜。当然，如果认真说起来，这其实不是谁向谁学习的问题，而是诗人和小说家都认识到，我们必须有能力去处理更复杂的经验。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殊途同归。江河刚才还有一句话，我深以为认同，当代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都是反讽意义上的作家。但是，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在诗人那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吉狄马加和他的诗。如果说，别的诗人是在反讽，那么马加就是在颂祷。这个意义上，马加此类诗歌几乎构成了当代诗歌的另外一翼，这个其实很值得一说。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当代写作，有可能通过自我书写，通过反讽式的自我书写，达到抒情效果，就像完成莫比乌斯环一样。有一个年轻批评家陈思，在关于我的论文中提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他深谙我的策略。但是，有趣的是，马加的诗歌不经过反讽这样一个程序，直接进入抒情。这确实非常特别，非常大胆。我仔细想了想，刚才有朋友提到了海子，或许当代诗歌里面只有海子和吉狄马加是以如此抒情的方式直接写作。但海子的写作是青春期写作，又可另当别论。坦率地说，马加的抒情方式在别的诗人那里很难成立，但在马加这里却浑然天成，似乎天然地具有一种合法性。那么，这个合法性从哪儿来的？追问这一点，我觉得很有必要，对理解马加极为重要。我们当然可以从他热爱惠特曼等人的诗歌，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继承有关。问题是，受惠特曼这类诗人影响的诗人大有人在，他们却没有这样写，而且即便这样写，我们又会觉得很难成立。我想，这还是跟马加的种族文化有关，跟他从大凉山出发有关。我现在看马加的诗歌，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诗歌绝大部分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具有独白的、自白式的性质。这样一种写作，常会导致诗歌变得简单。但是，马加的诗歌却并不简单，里面其实非常复杂。我想，这是因为马加的特殊身份，多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天然的、直接的具备了某种戏剧性。彝人的身份、用汉语写作的彝人的身份、用汉语写作的生活在北京的彝人的身份，用汉语写作又与世界诗人构成广泛对话的彝人的身份，多种身份在他身上有一种叠加和冲突，但这种冲突却又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是文化与文化、文明与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内在于他的语言，使得他的诗歌具备一种隐蔽的对话性，这种对话性却又似乎深植于一个同心圆，而那个圆心就是他的大凉山。这使得我们看他的诗歌的时候，感受到这些冲突的时候，并没有被撕裂的感觉，并没有因为缺少反讽，而失去它的现代性。有意思的是，如果当中有失衡，有分裂，那么彝人的那种万物有灵的潜在观念就会起作用，会有效地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会有效弥合其中的分裂，然后重新实现浑然天成的抒情。不管怎么说，这实在是汉语写作在当代的一个奇迹。

张清华：

李洱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当代性的写作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不管是诗还是小说，它都有互相延展互相嵌入的部分。在欧阳江河和西川的诗里，同样能看到这种东西，他们刻意简单粗暴地说里面“藏污纳垢”，其实这只是一个比喻。当代性本身确乎有碎片化、材料性、未完成性，甚至要故意嵌入某种反对完成性和制度性的一种语言倾向。我觉得他又深化了欧阳江河的看法，并且他提出了吉狄马加写作中由于多重身份导致的“内在的戏剧性”，以及他所产生的那种文明关系的“内在折叠”中的多重性，所导致的丰富性，等等，非常精彩。

刘文飞：

拿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寄来的这本书，第一个感觉就是厚重，封面设计就有一种立体感，觉得这不像是一本平面的书，像是一件雕塑，后来读了全书，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一般的书，要么是诗集，要么是画册，要么是文集，这本书实际上是四位一体的，中间有诗，有画，有他自己的文章，还有外国诗人关于他的诗所写的东西。我觉得这本书好像构成一个四面体，四面体给我的感觉就像一座纪念碑，这本七百多页的大书像是给马加的创作立了一座丰碑。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

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说马加是“民族的诗人，世界的公民”。立陶宛诗人文茨洛瓦第一次来北京参加马加的一次研讨会，他做了一个发言，我现场做的翻译，他当时的发言题目就是《民族的诗人，世界的公民》，这位大诗人对马加诗人身份的定位很准确，他一眼就看到，马加诗歌中有一个大和小的对比和结合，好像本来不搭的两个东西，最后结合得很好。马加不是学外语出身的，但是他的诗中的国际性、世界性一点不比我们这些懂外语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后来马加出了一版俄文版的诗集，俄罗斯诗人叶夫图申科写了一篇序言，序言的题目就叫《拥抱一切的诗歌》，这位大诗人也看出了马加诗歌中的这个特点，就是马加的诗歌是拥抱一切的，这种诗歌一定是宏观的，一定是温暖的，一定是简单的。作为一位彝族诗人，写他的故乡大凉山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他并没有在诗中特别具体地、具象地写他身边的人和事，他家族的历史，他都是从很概括的、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意义的视角去写，这是我们读他的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好像很多人都能不约而同地体会到这一点。

读这本诗文集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最后两百多页的这些文章。我记得马加跟我说过，他写的大会发言稿一般都是自己写的，有的时候是熬夜写的，我们能感觉到，这些文章的风格非常相似，无论是他在大会上的发言，还是他为文集写的序言，都是这样。我第一次把这些东西合到一块读了，觉得马加的诗歌创作后面是有一个理论支撑的，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观，我觉得这个诗歌观可以用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来归纳，就是《总有人因为诗歌而幸福》。我读到这个题目非常感动。他自己在写诗中、在读外国诗中感觉到了一种温暖，他通过他的写作和他的讲话又把诗歌的温暖传达给了我们。我有三个具体的阅读感受：第一篇是《永远的普希金》，这是在纪念普希金两百周年诞辰大会上的讲话，发言写得很传统，也很激情，用了五个浪漫主义的排比句式：“我们说普希金是永远的普希金，那是因为……”如果当时的大会上有俄罗斯的大使和诗人在座的话，他们一定会被感动。大家不妨把马加的这篇《永远的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年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落成典礼上的讲话对比着来读，我发现他们两人的讲话很接近，都谈到普希金的全人类性，普希金的温暖，这是让我们很感动的。第二篇是他悼念叶夫图申科的文章《一个对抗与缓和时代的诗歌巨人》，马加在文章中谈到了他跟叶夫图申科的交往，他写道他跟这位大诗人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的目光一对，彼此就感觉到“我们是这个地球上不多的同类”。这个细节特别温暖。最感动我的一篇文章，还是他在他母亲葬礼上的讲话。一位诗人怎么送别他的母亲，这个方式应该是特别的，马加的方式就是用诗歌送别他的母亲。他在讲话的最后朗诵了一段诗，其实，他的整篇发言也就是诗，其中让我特别感动的一段话是：“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悲痛，但还有哪一种悲痛比失去母亲更让人悲痛呢？没有，一定没有。因为只有母亲才是我们生命中从生到死的摇篮，无论是她还活着，或许已经离去，她的爱都会陪伴我们的一生。”

最后说一句，马加把诗歌的温暖给了我们，这种诗歌的温暖中间，有他对他母亲的爱，有他对他朋友的爱，有他对其他诗人的爱，更有他对诗歌的爱，对生活的爱。

张清华：

马加的诗为什么能够广泛地走出汉语，走到不同民族的语言当中去，确实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诗歌中特有的温暖，还有基于他的民族的那种信念，那种执着又非常本然的书写。我原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马加的诗歌语言确乎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这种东西中有许多超越个体的、私人的情感与信念。想了很久，想出了一个词，叫作“寻找一种诗歌的世界语”，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极度关注我们的母语性，或者关注我们母语的当代性——当我使用汉语的时候，我竭尽所能要使用的，是在汉语里能够使用的那种极限与极致，是这样一种诉求，能不能达到则是另外一码事。但是马加相反，他有意识地“忽略”了汉语当中那些个性化和极致化的东西，他可能在寻找一种“通约性”，这是他大量阅读各国诗歌与各国诗人之间精神的交往所给他带来的一种反馈。当他写作的时候，他知道这样的语言能够更便捷、更广泛地被其他民族的诗人所理解，这可能是他一个内在的驱动。

邱华栋：

这本书出得非常好，印得也很漂亮，祝贺广西师大出版社出这样一套非常好的书。吉狄马加先生这本书像一块大砖头一样放在我们眼前，外面寒风呼呼，SKP书店里边暖意融融、诗意盎然，我觉得特别好。在座有很多朋友，虽然戴着口罩，但是我都认出来了，大家为这样一本诗集的发布培育了一个特别好的气场。

我想说三句话：第一，这本诗集在我看来是一个诗人的精神性成长的历程。这本诗集的第一首诗叫 《自画像》，大家仔细搜索一下，这是马加老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写的诗，我们算一下，到现在有四十年的时间了，这个诗集里的最后一首是《吉勒布特组诗》，从《自画像》到《吉勒布特组诗》，经历了四十年，我们看到诗人精神性的成长，他是怎么样长大变得更加丰富，高山上的一条小河变成长江直奔大海，这个过程非常美丽、惊心动魄、复杂。很多诗人停留于青春期的写作，停留于青年的写作，停留于早年天才般的写作，然后就夭折了，拜伦、雪莱很早就没有了。还有王者般的诗人，像歌德、聂鲁达，我觉得马加属于后者这样的诗人。通过这本诗集，我们得以看到一个诗人精神性的成长历程，我觉得是非常有福的。

第二，吉狄马加先生是一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之间的跨栏者。他就像一匹矫健的骏马、一个运动员来回跨越和交流。在这本诗集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跟不同的文明文化国家民族的大诗人都能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这非常难得。跟杰克·赫希曼、马雅可夫斯基这样已经去世的诗人完成对话关系，对话过程中诗歌本身完全可以翻译可以跨越的，诗人互相看一眼，即使不会对方的语言， 但也知道他们是一类人。在吉狄马加这本诗集里面呈现了这样一个极其丰富的世所罕见的当代诗坛非常难见到的跨越的关系，它是跨越文明、跨越语言、跨越种族的，同时天下诗人又是一家，变成了这样一本诗集。

第三，我特别想提醒在座的朋友们注意，爱德华·萨义德写过一本书叫《晚期风格》，马加先生的诗有一种盛年风格。从十年前他写出的长诗 《雪豹》 开始，一直到去年的长诗《裂开的星球》，最近十年间他创作了一系列长诗、大诗、组诗，回应了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然的、生态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话的，新冠肺炎造成了现在裂开的星球，空间物理上我们要隔绝，我们要戴口罩，等等，进入到一个盛年的高峰写作，而且这个写作并没有结束，正在进入攀越高峰的状态。在座的朋友们，我特别希望大家读起来，诗需要一个人待在一个房间里慢慢地读，阅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所以要从《雪豹》开始读到这本诗集的倒数第二首诗歌《裂开的星球》，把高山大河般的长诗、组诗连起来读，就会体会到马加的盛年创作和回应时代问题的能力，这是当代诗人中非常少见的。从《雪豹》到《献给妈妈的14行诗》《裂开的星球》，有十多组长诗、 组诗， 体现了盛年风格特别大的气象。

从个人精神性的成长到文明和文化的跨栏者，再到盛年风格，我们从这本书里就能阅读到一个诗人巨大的丰富性，他能够成为什么样的诗人以及他还会成为什么样的诗人，这本诗集都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张清华：

诗人写作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的问题，这非常重要，马加的诗歌写作一直坚持了一个有着文化身份自觉的写作者持续不断的进取；还有“文明的跨栏”，在不同的诗歌与文化文明中来回穿越，造成了他自己写作的广阔空间；还有“盛年风格”——这个概念的提出非常有意思，非常适合讨论马加诗歌的现象，这些年他确实有意识地在写作“大诗”，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在实践一个总体性诗人的理想，当然他也还在路上，我们现在不能说他已然就是一个总体性诗人了，但是感觉到他的诗歌写作中有强烈的自觉，这一点我认为是特别值得强调的。

安琪：

吉狄马加老师的诗有一种久违的宏阔视野和大气象，所关注的题材、所选用的语汇，都与当下碎片化的写作拉开了距离。吉狄马加的写作更类似惠特曼、聂鲁达那一路，有为一片大陆、为一个民族、为当下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记录、书写、发表见解的自觉，保存着诗为万物代言的最初使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开放后，西学东渐，西方现代派纷涌而入，现代派基本是退回心灵，万物皆备于我。优点是充分挖掘出自我最深层的意识，正面的和负面的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更为现代派推崇。死亡、阴暗、暴力、颓废，成为现代派的关键词，光明、美好变得不合时宜，这当然也是世界的真实。但随之而来的对世界的不信任而导致的虚无主义一步步让诗人关闭了外界的大门，碎片化写作由此而生。诗人甚至已失去了和世界对话、交流的能力，所写无非一己之私。你不关心社会，社会当然也会抛弃你。这个时候我们反而需要“拨乱反正”，重新思考现代派以前的写作。当我们读《荷马史诗》，我们并不是读荷马这个人，而是读他所记录的特洛伊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物。倘无《荷马史诗》，特洛伊战争就不可能留存下来，这是诗最初来到人类的理由——为当时的历史作传。吉狄马加坚持他对世界的信心、坚持他对人类文明自我修复能力的信心，他的诗因此有着一种昂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