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外潜入宽阔
——对《掌灯人》的一种阅读

杨胜刚

阅读李雨声的《掌灯人》，是一段充满意外的旅程。

在读稿子之前，听说这篇小说将发在《后浪起珠江》专栏，就想着小说的作者一定比较年轻，写的应该是比较先锋、实验性强的作品。因为多年批阅大学生作品的经验，让我有一种成见：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少关心个人之外的现实，他们理解现实的能力和用写作回应现实的能力普遍欠缺。然而，《掌灯人》让我意外。

一开头，氛围拉满的环境描写、廖师傅京味十足的训话、一丝不苟的动作描写，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妥妥的写实手法。这种充满年代感、扎实的写实手法在年轻的写作者那里实属少见。接下来，小说次第展开主人公俊宽的人生：老实憨厚的他出身于郊区菜农家庭，技校毕业，是一名首都“掌灯人”——“巡泡修灯”的电工；他女朋友小惠的父母也是郊区种菜、养猪的好手，这个普普通通的姑娘不嫌弃俊宽的家庭和俊宽母亲的病；俊宽的父亲迫于生计，在生活的重负中日渐迟钝、木讷……都是底层文学的典型桥段。但再一次让人意外的是，小说的叙事并没有按底层文学的叙事逻辑进行下去。

接下来，小说仍然用写实的方式、按时间顺序主要讲述从临近春节到春节后第一天上班俊宽几次去帽儿兜胡同为盲女修灯或意欲去修灯的过程。不过，在这个写实的叙事容器里，作者着重展开的不是情节。小说的叙事视角，主要采用的是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内聚焦视角，聚焦于俊宽一次次的“走神”“失常”，但作品也没有写成纷繁凌乱的意识流，因为俊宽的心理活动始终有一个中心，作品重在呈现俊宽多次精神的恍惚，并让俊宽在迷惑中去辨认他之所以出神的精神因由。正因如此，小说从底层文学的外向叙事中脱卸而出，变成一个精神事件的陈述。

小说叙事虽整体上按照线性的时间顺序往前推移，但叙述者又不断地“闪回”，去补充一些事实，如俊宽为何被廖师傅相中、俊宽的家庭、俊宽的女友，甚至俊宽在技校的第一次“破处”，这些闪回的交代，把俊宽具体的生活情形进行补足，俊宽的形象也逐渐变得清晰。但小说叙事显然并不落脚于俊宽这些外在的“可见”事实，成为小说陈述主体的是俊宽游离于生活事实的多次精神“逃逸”，执着于叙述俊宽迷离、困扰，乃至醍醐灌顶的精神游走，在表明主人公遭遇的困难并不出自现实处境的艰难或生活的窘迫，他在精神谜团中挣扎、摸索，试探与寻找是另有所因。不过，小说在一次次“闪回”追叙俊宽的生活情形时，却一次次在叙事中将俊宽陷入自我精神世界的因由有意“空缺”。小说在叙事中只讲述了俊宽走神时的状态，但俊宽在走神前到底看到了什么，到底触发俊宽走神的起因在哪里，小说对这方面内容的讲述却一次次地往后延宕。这样小说就在不断地“闪回”和不断地“延宕”的相互交叉中沿时间轴线性推进，让小说的叙事也因此变得缠绕、摇曳，而又张力十足，也让小说主人公的精神谜团一直悬而未决，到最后才真正揭晓。

当然，“瞻前顾后”的小说叙事会让阅读变得并不顺畅，迫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要回溯故事，才能理清故事的内在顺序。但是，也只有这种闪回与延宕纠缠的叙事才可以更好地适应小说的内容——主人公的内心曲折和精神纠结，而小说开头扎实的写实给读者制造的底层文学的审美期待也随叙事的推进被慢慢解除，这篇小说也因此与底层文学有效地分别开来。

这里有必要理清一下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怎样的精神事件：电工俊宽在帽儿兜胡同修路灯偶见盲女，被她那“……纯净之美，毫无侵略性的，令人舒适的美”打动，并突然爱上了这个女孩。俊宽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爱上那样一个女孩，更困惑于这个盲女为何偏要修门口的那盏路灯呢？这对她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就有了他的一次次出神，一次次对小惠撒谎、内疚的精神折磨，也就有了他为见那个盲女而一次次地故意不给她修好灯。而在经历了极度的困惑、终究没有结果的思考，甚至忘了自己到底在想什么的来来往往之后，俊宽还是明白了，也“终于愿意承认她其实和自己一样，也在等一个人。那盏路灯正是为他而亮的，永远为他而亮……”。

这个精神事件的发生和解决无疑是简单的，但作品却通过这个并不复杂的精神事件让一个普通人丰富、宽阔、无法被定义的精神性存在得到彰显。也可以这样说，这个精神事件只是一个触发点，它连带出了一个普通人从自我阶层固有的生活轨道中“析出”之后可能会投向的更广大、浩茫乃至虚无的精神世界。俊宽作为一个郊区菜农的孩子，能从技校毕业并被选为首都“掌灯人”已属意外；他那个有尿毒症的母亲虽然把一家置于困难和愁苦中，但这个家庭并没有陷入绝境；他有一个和他一样平凡的女友，马上就要结婚……俊宽有着一个符合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生活，有着他们该有的寻常安稳，也有着他们该有的生活负担，一样不少。而俊宽似乎就像一头耕地的老牛一样，“最多也只会琢磨一下青草、干草和豆饼”，他的生活也似乎就注定了要这样没有波澜、没有例外地过下去。但俊宽偶见盲女并莫名其妙爱上盲女却对俊宽内在的秩序感和社会身份认同实施着解体，精神的“出轨”使他在小惠面前感觉自己罪孽深重。更可怕的是，盲女带给他的不同于小惠的感觉和爱，给予他隐秘而真切的幸福。这偶然发生的内心之爱让他不断地从规规矩矩的生活中抽离出来，与自己的灵魂遭遇，他那个隐藏于社会身份之下和恒定的生活之外的自我醒了过来，强加给他“思考的自由”，使他既沉醉于躁动的希望，又倍感孤独，在孤独里生出诸多怀疑。他开始怀疑自己父母在年轻的时候是否有过这个感觉，又是否有过爱，是否真正地爱过自己；他也对自己安身立命并引以为自豪的工作——首都“掌灯人”的意义产生怀疑，因为路灯“修不修都无所谓”。这些出离于正常生活的思考已经逼迫着俊宽进入了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这种被廖师傅视为“拖泥带水的感觉”是俊宽所属阶层的人们所不习惯而逃避的。而俊宽，在开始也为自身这样的“出神”而倍感困扰，他把这样的思考和情绪当成是“身份的僭越”。因为在俊宽那里，他这种身份的人产生出这些想法是大逆不道，是不合时宜，不符合他社会身份的，所以这种难以言说的喜悦、美、朦胧的希望、陌生的孤独和空洞的虚无让他完全糊涂、无所适从。而且，俊宽也知道他这种多余的胡思乱想在他既有的身份内无法得到解释，也无法得到理解，所以俊宽才会不断对未婚妻撒谎，发呆乃至身心俱疲。最后，他因盲女一定要为一个等待的人修好路灯，明白了一个人的内心应该有一盏“永远为他而亮”的灯。俊宽获得了精神的释然，和自己达成了和解。

至此，我们看到，李雨声用自己的这篇小说改写了一个底层人物在底层文学里被固定和被确认的生活史，把触角伸进了“一个人”未知的、无本质的、无法被规定的精神领域，它广大而浩茫，既予人以折磨，也能赋予人以力量。就像俊宽在夜晚的路灯杆上遇险，当他把目光投向苍茫的夜空所感受到的那样，“夜空变得柔软，其间汇聚着某种动人的东西，它们繁殖出浩瀚而深沉的浮力，温柔地托举着俊宽”。这样，这篇以书写精神事件为目标的小说就变得无比宽广，其主人公俊宽也超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而变成了“这一个”，成为一个“人”而被书写，他首先是一个人——无法被本质化的人被作品树立了起来。通常的底层文学，经常性地从一个群体的整体困境入手，其塑造的人物会被一些公共性视角和普遍性的想象所笼罩，被打上了鲜明的阶层标签。李雨声这样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被我们日渐遗忘的精神叙事和每个人都可能有的精神生活。只是李雨声呈现的精神生活不太黏滞于一个人特有的社会身份和生活现实，它更加形而上，更加抽象，也触及人的精神本体，从而在另一个维度上敞亮了人精神性的本体存在。他用他的写作说明，一个人总有一种内在特质无法被本质化和标签化，这是文学应该去呈现的内容，这也是文学得以存在的另一个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