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几起制售假劣农药案浅议农药市场监管

邱 峰，张 渝，孙 奕，靖广林，陈爱辉

(江苏省农药总站，江苏 南京 210017)

为切实加强全省农药监督管理，近年来江苏省各级农药管理部门全面贯彻执行《农药管理条例》及其各项配套规章制度，通过严格农药生产经营许可技术审查，开展全省农药市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和创建农药经营标准化示范门店等活动，有效打击各类制售假劣农药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农药市场生产经营秩序，农药产品质量与标签合格率均有明显提升。随着农药市场监管工作的不断深入，监管发现仍有少数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在高压的市场监管态势下，依旧铤而走险，偷偷从事地下制假售假活动，不仅扰乱农药市场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更严重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2022年公安部发布的10起假劣农资典型案例中，涉及3起伪劣农药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3起农资打假典型案例中，涉及1起伪劣农药案例。本文通过梳理近年来的几起制售假劣农药大案，分析当前农药监管工作存在问题，就下一步抓好农药市场监管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1 几起制售假劣农药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一：滨州市“11.13”特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2019年11月，滨州市李某等人在未获得农药生产许可证和相关部门的经营许可证情况下，擅自购买自动化生产设备进行非法罐装，冒用他人农药登记证号，通过用低浓度原料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灌装数百种假农药并采用贴牌方式，以低于市场价近三成卖给下级经销商，其销售网络涉及广西、广东、海南、云南等全国12个省份96个城市，涉及地下制售黑窝点26个，涉案总价值高达1.6亿元。

案件二：河南周口李某等非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2020年以来，李某、魏某夫妻为牟取暴利，虚构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生产单位并伪造营业执照，购买用于生产假农药的灌装机等机器，在完全没有生产、销售农药资质的情况下，使用低浓度原料冒充高浓度农药灌装贴标的方式，生产伪劣的杀虫剂、杀菌剂，冒充合格产品通过网络进行销售，根据客户下单需求，然后贴产品标签，将伪劣农药邮寄到全国各地，销售总额达300万元。

案件三：河南周口彭某等制售伪劣农药系列案 2021年9月，周口市公安局侦破制售伪劣农药系列案，捣毁制售伪劣农药窝点4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7名，现场查获成品伪劣农药62种2.2万余盒(瓶、袋)、半成品伪劣农药10余吨、原料药90余吨。查处发现，彭某等犯罪团伙租用多处闲置仓库、废弃民房作为生产窝点，购买草甘磷原粉、百草枯原液等原料，勾兑生产伪劣农药，套用合法品牌、编造生产批号，贴标包装后对外销售，案值1 500余万元。

以上三起制售假劣农药案是典型的为谋取非法利益，从事非法生产经营假劣农药，且案情较大、性质恶劣，其特点为生产方式隐蔽，多采用闲置仓库、废弃民房等黑窝点加工方式，难以被发现，犯罪团伙通过私自购买生产原粉(原液)，非法灌装勾兑，虚假套用其他企业登记证、商标，以网络(物流)等形式非法销往市场，涉案金额均巨大，其中滨州“11.13”案涉案金额高达1.6亿元。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生产、销售假劣农药，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以上或销售额在5万元以上的，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三起案件也侧面反映出相关管理部门在打击地下非法制售假劣农药窝点方面存在监管漏洞。

2 当前农药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制售假手段多样化，查处难度大 近几年全国农药监督抽查结果显示，产品假冒、伪造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件不在有效状态或有效成分含量与标称不符等情形多发，综合判定为假农药的样品数量约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70%，查处发现，这类假劣农药绝大部分来自地下加工“黑工厂”、“黑窝点”，而非合法生产企业所为。在销售方式上，农药售假手段更加多样化，多采取小配货站、游走商贩、电话推销和网络销售等方式流入市场，这种通过留假地址、假电话等方式，使得售假方式更加隐蔽，给事后调查、取证、查处带来很大困难。还有少数不法企业为吸引购买者或为提高防治效果，借“助剂”之名，将未经登记的产品推荐混合使用，以组合套装、子母包装或赠品等形式将农药与助剂进行捆绑销售，为售假披上“合法”外衣，给市场监管带来较大难度。

2.2 生产经营主体管理不规范，监管难度大 在农药生产方面，少数不法企业为抢占商机或牟取高额利润，选取市场上销售好、利润高的产品，采取冒用农药登记证号、直接仿制加工销售、违规添加高效隐性成分或超出许可范围非法生产等方式牟取暴利，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在不完全具备制剂生产工艺或不具有自动化生产设备、可追溯管理的条件下，仍非法生产农药，易造成产品有效成分含量未达到标准要求、制剂产品中微量成分交叉污染或产品追溯标识损坏或失效等问题。在管理部门抽查到类似产品后，这些企业为避免承担责任，通过否认产品为本企业生产(受委托生产)或采取由经营者代为受罚、生产企业事后补偿等方式逃避监管等。在农药经营方面，农药经营门店“网点多、规模小、条件差”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农药经营从业人员大都存在年龄偏大、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和缺乏辨假识劣能力等问题，日常管理中，农药进销货台账记录不全、“进销存追溯管理系统”闲置等问题突出，易造成假劣农药进入市场，给市场监管增加不小的难度。

2.3 监管能力水平不足，执法难度大 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健全了农药管理制度，为有力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等非法行为提供了法治保障，但实际工作中还面临监管队伍薄弱、信息化监管手段落后、监督检测能力不高和经费不足等难题。农药监管懂专业、懂法规的人员配备不足，有的农药管理机构形同虚设，有责无人；农药审批和市场监管信息化、网络化建设滞后，全国农药监管数据信息共享不畅，每年监督抽查发现假农药，标称企业追溯难，依法查处难，全国上下检打联动响应难度大；农药检测能力相对落后，社会中农药检测机构数量多，但检测能力参差不齐且检测时间较长，从监督抽样到公布结果需要2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易错过产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旺季，影响执法查处；此外，监管经费预算存在严重不足，也不利于农药监管工作全面开展。

2.4 监管机制尚未理顺，协同查处力度不够 以江苏为例，目前全省各地基本都已由种植业管理处(科)挂牌成立农药管理处(科)牵头负责对属地农药生产、经营和使用等的监管工作，但具体到许可审批、监督抽查、执法查处等会涉及行政审批处(科)、植保植检站、农业行政执法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管理权限划分不一，农药管理从职能上来说上下不对口，多部门多机构分散管理的情况比较突出，部门间监管信息沟通不畅，工作较被动，难以形成监管合力，甚至出现推诿拖拉现象。

3 对策与建议

3.1 以适应监管新形势为抓手，创新农药监管机制 构建“互联网+监管”新监管模式，一是强化监管数据共享，各地将监管信息及时上传“全国农药监管网络联动系统”，实现违规生产经营企业及产品信息“一网清”，实现监管智能化、信息化、精准化；二是建立互联网农药经营监管长效机制，重点检查拼多多、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经营农药的店铺经营资质和经营台账，严厉打击销售网络禁止销售农药的违法行为，不定期开展线上销售农药产品抽查检查，对发现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等情形的责令下架处理；三是充分运用“大数据”平台，对网上农药生产销售数据分析比对，倒追其生产出处及销售途径，深挖背后地下加工“黑窝点”，精准打击各类制售假违法犯罪行为；四是深化案件协同查处机制，依托互联网监管平台，部省市县上下统一协同办案，全国检打整体联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合作，合力打击非法生产、经营假劣农药行为，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部门查处。

3.2 以生产经营日常监管为抓手，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严格农药生产经营许可条件技术审查，严把农药生产、经营准入关口，强化生产经营许可事后监管，重点检查生产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台账是否齐全，电子追溯系统是否齐备，农药原药(母药)生产是否合法，农药制剂委托加工或受托加工是否涉嫌租借登记证，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是否健全等，重点检查限制使用农药定点经营、专柜销售、进销台账、实名购买、溯源管理的落实情况，坚决打击无证经营的流动商贩，堵住假冒伪劣农药流通漏洞；要加强农药监督抽查，重点加强对违规添加高毒农药、百草枯等隐性成分的检测力度，对涉嫌非法生产经营行为坚决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督促农药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3.3 以规范市场秩序为抓手，织密农药安全监管网 农药监管重点要放在查处地下生产窝点、故意制假售假和非法生产上，要完善监督抽查制度，制定《农药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细化和完善抽查工作程序及要求，重点抽查涉嫌生产经营假劣农药和非法添加禁用、高毒农药行为，简化抽查流程，提高抽查精准性；对市场层面委托加工多而滥，产品质量不合格等突出问题，要完善农药委托加工管理制度，制定《委托代加工管理细则》，细化委托加工条件，加强对委托加工产品抽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委托代加工行为；要完善农药可追溯管理制度，推进农药“一瓶一码”、“一袋一码”可追溯管理；加强对市场上以“助剂”形式为代表的连体包装产品的监督抽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添加未经登记的隐性成分行为；充分利用投诉举报信息，查找倒追农药市场上假冒伪劣农药产品，适时联合公安、市场监管局和工信等部门联合执法，坚决捣毁地下加工“黑窝点”、“黑工厂”。

3.4 以强化末端指导为抓手，强化宣传培训引导 通过普法宣传、科技下乡和举办培训班和印发宣传书籍等形式，深入宣传《农药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加强对农药经营人员、使用人员及执法监管人员的培训，讲解农药违法具体行为与特征、假劣农药辨别与标签判定方法，碰到假劣农药如何应急处置等，提高经营和使用人员的法制观念和识假辨劣能力，进一步完善诚信企业“红名单”和重点监管企业“黑名单”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营造良好的农药打假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