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标准体系的多层级构建*

2022-11-17 22:21王一多
外语研究 2022年3期
关键词:译者译文规范

王一多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9)

0.引言

许钧(1998)认为,翻译活动可以大致分成意愿、现实和道德三个层面,即“要怎么译”,“能怎么译”和“该怎么译”。翻译的意愿层面,是通过翻译意欲达到的效果、翻译特定的目的和要求。翻译的现实层面,指的是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相互转换所提供的客观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就是翻译的可行性。翻译的道德层面,也就是贝尔曼所说的翻译的道义,主要涉及翻译活动在道德上的界限。那么在进行翻译批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也并非一个标准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要分为多个层面,多种需求。本文认为翻译批评标准可以分为理想、现实和规范三个层面,即“要怎么评”,“是怎么评”和“能怎么评”,也就是说,翻译批评的理想标准即我们说的专业标准,主要涉及翻译活动所应达到的标准和对其进行的科学解释。翻译批评的现实标准即社会上所呈现的对翻译活动的态度和批评,批评的原生态表现,体现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翻译批评的规范标准指的是翻译活动在实际操作中所依据的规范。

1.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

一般来说,标准是由一个公认的机构制定和批准的文件。它对活动或活动的结果规定了规则、导则或特殊值,供共同和反复使用,以实现在预定领域内最佳秩序的效果。正如《译学大辞典》对翻译标准定义为“指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是翻译工作者不断努力以期达到的目标”(方梦之2004:23)。就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的区别而言,首先,在规定性占主导的研究阶段,人们对“翻译标准”认识趋于单一,倾向于只有一种理解和解释,比如“信达雅、对等”等等。那么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翻译标准的含义就不仅仅只有一种含义,而是区分为不同的情况。“如果将翻译标准定义为一个固定的尺度,实质上无异于否认了标准,因为没有任何单一固定的标准可以解释不同译者迥然相异的主观性。”(余东2005)对翻译标准不断深入的认识为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之间需要进行区别提供了依据。其次,随着翻译批评的客体范围逐渐扩大,从译文扩展到译者、翻译活动、机构等等,翻译批评标准也就与翻译标准之间有了关注点上的不同。

两者之间是否应有所区别,多位学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杨晓荣(2005:11-12)指出,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标准有所区别,但又经常被当作同一个问题来看,即翻译批评标准依据的就是翻译标准。如果以“衡量事物的准则”作为“标准”这个词的基本内涵(以通用的辞典释义为例,如《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翻译标准目前的定义大致可以涵盖三个方面:其一,与翻译作为市场产品的质量相联系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具刚性、统一性和强制性;其二,与翻译策略、方法相联系的翻译原则、翻译规范或常规,具指导性、导向性,特别是具有弹性,即兼顾性、相对性和对应性;其三,与译作研究相联系的翻译评论价值观。这里所做的区分,我们可以看出,其一指的是行业标准,其二指的是译者的实际操作标准,其三指的是翻译批评者的标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方面赋予了翻译标准多层含义。肖维青(2010:132)认为,翻译批评标准,顾名思义,指的是批评者在翻译批评活动中所遵循的原则和标准。她认为译者标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基本上是一件事,认为二者虽有重合之处,但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仍有所区别。周领顺(2019)认为“不可以一定的翻译标准为准绳,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有本质的不同”。

本文认为,将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区分开来才能够更好地解决目前对于如何提高译文质量这一问题的困惑,避免将译者、读者和批评者的标准混为一谈,只有将译文质量这一要素与其他和翻译活动相关的要素分开,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的需求。二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首先,在术语的使用上,国内的翻译理论研究一直把“翻译批评的标准”“翻译(的)标准”视为同一物。而西方术语界限比较明确:后者用translation principle,前者有evaluation criteria、standard/criteria of quality或者criteria of assessment/evaluation(胡德香2004:104)。其次,两者的主客体不同。翻译标准的主体是译者,翻译批评的主体则不仅是译者。翻译标准是围绕译文所提出的标准,也是译者应该达到和想要达到的标准,但翻译批评标准是批评主体根据自己所持有的标准对批评客体所进行的批评。由于批评主体可以是专家学者,也可以是译者、读者和其他人员,对翻译标准的设定和理解却并非相同,如读者更加关注译文的通顺流畅,专业批评者更加关注信息的完整传递等等。翻译批评的客体则既包含文本,也包含文本外与翻译活动相关的各要素,如翻译过程、译论、翻译活动的环境等等。再次,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的作用不同,翻译标准主要是为了能够给译者提供可以遵循的规则,翻译批评标准则更多地是对翻译活动进行剖析,对翻译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审视。

2.翻译批评标准的参数体系

杨晓荣(2005:168-169)认为,翻译过程中究竟会涉及哪些相关因素,它们在什么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对翻译标准的形成和实现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考虑到翻译活动本身涉及方方面面,并且几乎是无限开放性的,要全面说明这些相关因素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部作品的产生主要有作者、作品、读者和世界四个主要要素,那么对于翻译作品来说,一个译品从产生到接受的过程通常包含原作、原作者、译者、读者、译作、世界这六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一部作品所涉及的要素进行系统划分,可以分为文本、社会文化以及翻译三个层次,文本包括语言和文学两个层面,如美的标准、语言的规范性、文学性等等。社会文化包括翻译政策、目的和功能、社会价值、接受度、出版机构、意识形态等等,比如,由于人们处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从事翻译时,势必要面对各种非翻译学术性的社会因素,以至有时要对译文做一些变动和调整。翻译包括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翻译策略、译者的伦理道德等等。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变化。

翻译批评发展的脉络非常清晰,经历了在批评方法上从鉴赏型到科学分析型再向社会文化批评的发展趋势;在性质上从规定性向描写性转向的发展轨迹。对于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六个主要要素——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读者、世界的关注也在一直发生着变化,翻译批评的主要关注点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对等、读者反应、翻译的目的和功能、外部要素、规范、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和伦理都成为考察翻译活动时的参数,通过对这些参数的考量,可以给翻译活动一个比较全面的审视。在翻译过程中,关于翻译标准的制约因素有多位学者做过分析,如果说,之前把标准当作是一把标尺的话,那么如今,人们更认为翻译是人的社会实践,任何实践都是动态、充满变数的。在波波维奇(Popovic 1976)看来,翻译是一种“元交际”过程,作者、读者、批评家或翻译家对原文文学文本的操纵和特别处理都有可能。因此,翻译的等值和差异、忠实与自由都取决于译者的审美意图。实际上,在进行翻译批评时所涉及的要素很多。翻译批评标准的参数可以根据不同的视角制定出不同的参数或者参数体系。如,李英垣(2010)认为将历史语境化、译者主体性和接受语境视作翻译批评标准的具体参数。姚振军(2014)认为,在认知翻译观的指导下,“识解”的“五要素”(即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和突显)和上述认知翻译批评主体的“两种属性”(个体属性与社会属性)可以作为认知批评的参照系。

3.多层级翻译批评标准体系

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赖斯在《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中提出,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客观的翻译批评与评估模式(Reiss 2004:6)。翻译批评能否客观,是否因人而异,同一篇译文是否会由于不同的批评主体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评论,这一问题一直受到翻译批评界的关注。为了使翻译批评更加客观,避免出现千人千面的现象,学术界一直在努力,但是想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这显然又是陷入了本质主义的窠臼。随着翻译批评范围的扩大、评价视角的不同、评价主体的变换、评价媒介的不同等等这些变量的出现,进行翻译批评时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批评目的以及不同的接受效果就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一方面,批评主体需要把翻译批评系统中的多个制约因素考虑进去,从而形成对批评对象进行定位的多个维度,全面把握和展示批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翻译活动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从理想和现实分别对翻译活动进行批评,也更加符合现实的需求和实际的需要,只有从这些不同维度构建多层次的翻译批评标准体系,才能为翻译活动的繁荣留下更多发展的空间。

肖维青(2010:153-181)从三个方面构建了翻译批评的标准体系:道德标准、行业规范和学术尺度。本文认为,就现实世界的翻译活动来看,可区分为要怎么评——学术层面上的理论探讨(理想层面的探讨),能怎么评——翻译产业的行业标准(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标准),是怎么评——社会现实层面的翻译标准(翻译效果的衡量)。学术层面上的翻译批评活动是学理上的探索,而行业标准是翻译行业所遵循的专业性标准,社会层面的翻译标准则是作品在社会产生的效应,社会需求的反映。这三个层面的翻译批评标准可以使得在谈论翻译批评标准时能够分清不同的需求,避免将学术层面的批评与行业规范及社会标准混淆,从而招来翻译批评标准不切实际,操作性不强以及没有实际指导意义等等批评。每个层面的翻译批评标准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发挥着不同的、不可取代的作用。

3.1 学术翻译批评标准

学术翻译批评标准指的是在学理上进行探讨,专业批评者通常不会受到一时的现象,一个时期的翻译活动的左右,而是从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翻译学科的特点出发所进行的研究,探求的是共同的、规律性的特点。翻译作品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仍然是盘桓在翻译批评界,并且长久困惑学界的问题。

3.1.1 求真的理想标准

“忠实”和“信”这一标准虽然被某些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家们所解构,但它并没有失去作用。因为这一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彼岸式的标准代表了“真”的理想状态,是几乎每个译者的信仰和追求,他们会在翻译实践中千方百计地接近这个理想的状态。正如王东风(2004)所说,“译者的认知过程不是虚的,而是在不同类型文本的词、句、篇章、文化、审美、修辞、逻辑、文体等层面上很具体的操作过程。在每一层面取得的相对“忠实”都会给他带来不同程度上的成就感,激励着他不弃不舍,向着尽善尽美的译文尽量接近,而‘尽可能地接近’是完全可能的”。而这一标准时至今日,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文本,批评的主体是谁,“信”仍然被奉为圭臬,虽然批评主体对“信”的内涵有各自的理解,但却仍能成为评价译作公认的一条准绳。这是因为如果脱离了“信”,那么翻译的本质属性也就变了,就不成其为翻译了。

换句话说,“是否忠实”仍是目前评价一部翻译作品时无法绕开的问题,在翻译标准走向多元时,并不代表对翻译作品的批评无章可循,不确定性中仍然存在确定性。“不确定性并非指否定一切确定性,而是指文本的开放性和主体性的多元化,在不确定性中有相对稳定的要素可以重复,可以典籍化,但在确定性中又蕴含着变化的力量。在意义本源、语境和连贯以及文化拓扑结构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下,概念网络中的意义可以得到基本确定”。(王一多2012:80)正如对意义的把握一样,翻译批评标准也是如此,翻译批评中要求翻译作品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从哪些方面来衡量。现在来看,翻译批评分为两种,规定性的和描写性的。规定性的翻译批评,是对译作文本与原作文本在各个层面上是否相符的判断,这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批评,具备较高的客观性。描写性的翻译批评则是为各种各样的翻译作品进行描写并进行解释,如为其寻找历史、文化、社会、美学等方面的原因,说明其具有的文学或美学意义等等。

所以,规定性的翻译批评研究需要为批评者提出翻译标准,不管是从什么角度进行翻译批评,都需要给予译者一个方向,也就是努力达到的理想翻译标准。正如,辜正坤(转引自杨自俭,刘学云1994:263-266)所说,翻译的绝对标准就是原作本身。翻译的最高标准是最佳近似度,最佳近似度指译作模拟原作内容与形式(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最理想的逼真境界。要判断最佳近似标准近似到何种程度,只有向原作(绝对标准)看齐才能知道。绝对标准虽然永远不可企及,但最高标准可以尽量靠近它,即译作尽可能靠近原作。

3.1.2 翻译理论体系

在现实的翻译活动中会出现各种可能与理想翻译有所差别的现象,比如说有的翻译并未达到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标准,但是他的译文却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并且流传甚广,这种情况就需要有学术翻译批评标准对其进行解释,也就是从各个参数入手对文本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以避免出现过于主观或者过于理想的批评。正因为有完善的翻译理论体系,翻译活动才能得到更加理性的解释和观照,从原文、读者、译者、作者、译文等多个方面去考察翻译活动,衡量翻译作品,从而推动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3.2 行业翻译批评规范

翻译行业的批评规范主要是指翻译作为产品出版或者提供翻译服务时所设定的规范,通常由出版社或者有关部门制定并实施。这些规范主要是便于行业从业者遵守,对从业人员提供可以操作的行动指南。

3.2.1 出版社的出版规范

2013年12月11日,译林出版社专门拟定《译林社学术著作翻译注意事项》,根据翻译类学术著作的特殊情况,从各方面做出详细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著译者规范手册》中提到翻译稿应正确表达原意,注意译文的通顺,要符合中文语法习惯。商务印书馆的《学术译著出版规范》中对于翻译规范从六个方面进行规定:基本原则;专有名词与学术术语的翻译;对文献的翻译处理;索引的翻译;特殊标识的翻译;标点符号。基本规则如下:译文应忠实于原文并表述准确,符合现代汉语的使用规范。

尽管已有一些上面提及的出版规范,但出版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显然规范问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首先,出版社在挑选翻译作品和译者时,往往并未有什么严格的程序,对于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应该如何选择合适的译者,专业书籍是找相关专业的人士还是外语专业的人士来翻译,还是有其他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其次,目前在出版质量受到质疑和诟病的时候,我们并未看到出版社制定出相应的一些规范来促使译者遵循,从而提高翻译作品的质量。正如译林出版社前任社长李景端所说:“出版社削弱乃至放弃了翻译质量把关,长期以来,我国一些专业的翻译出版社都配有必要的外文编辑,承担着审订翻译质量的任务,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出翻译书的出版社,都把这项好传统丢掉了。”(李景端2009:117-123)再次,对于作品的复译、抄袭等等情况并未给出清晰的标准。李景端总结引进版图书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一、选题引进缺乏充分论证,翻译结构逐利失衡;二、翻译质量下滑,重复出版严重;三、抄袭屡禁不止,盗版依然猖獗;四、评论缺失,导向声音薄弱;五、翻译出版资质缺乏监管,市场竞争不讲诚信。”(同上)从以上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出版规范仍然亟需给予更多的关注,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选题和遴选译者规范、翻译质量规范、重译规范和翻译评论规范等。只有通过制定相应的规范并促使译者和批评者遵循,才能不断提高翻译质量,并改善翻译生态。

3.2.2 翻译行业规范

翻译作为语言服务行业提供的服务内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比如笔译、口译、本土化等,而且翻译行业的最大特征是其高度分散性,小型企业和自由职业译者人数猛增,这就越发需要制定行业规范来约束和管理这一新兴的服务行业。行业规范主要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方面,在中国译协与中国标准化协会的合作和推动下,2003年11月27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自2004年6月1日起实施我国第一部翻译规范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规范第一部分:笔译》(Specification for Translation Service-Part 1:Translation):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9363.1—2003。继而中国译协与中国标准化协会联合制定了第二部国家标准《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Target Text 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Translation Services):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9682—2005,此标准2005年3月2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2005年9月1日实施。这个国家标准旨在提供一个评判译文质量的标准,以翻译服务译文的使用目的为基础,综合考虑时间、难度等关联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综合差错率”的概念以及一个量化的评判指标。国际上,欧洲有《欧洲翻译服务提供商质量标准》(BS EN-15038 European Quality Standard for Translation Service Providers),美国有《笔译质量标准指南》(ASTM F2575-06 Standard Guide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Translation)以及《口译服务标准指南》(ASTM F2089-01 Standard Guide for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Service)

行业规范比较有代表性的有LISA QA Model,SAEJ2450和Multidimentional Quality Metrics(MQM)。LISA(本地化行业标准协会)提供的服务包括制定本地化行业标准和质量保证规范,将译文质量分为语言与格式两个维度。SAE J2450是由汽车工程协会(Society of Automobile Engineers)制定,该标准在国外汽车行业和大型翻译公司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术语很重要的某些专业领域。该标准将译文错误分为七个类别。多质量评估指标(Multidimentional Quality Metrics,MQM)是欧盟资助的QTlaunchPad项目成果,2014年由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最初目的是用于评价机器翻译质量,MQM整合了各种翻译评价标准,像一个错误分类库。从上面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内容上看,可以发现行业规范主要是基于错误所制定的标准,和前面提到的学术翻译标准不完全相同,也更容易为译者所遵循,可提供更多的具体指导和对译文质量进行量化评定。

3.3 社会评价标准

社会评价标准指的是在翻译实践中,出现在翻译过程终端,翻译产品的接受方所做出的反应,并据此所进行的翻译批评。一部翻译作品出版后,一般都会出现与之相关的评价,比如出现在电视广播、报纸、期刊等媒体上的译评文章。从历史上看,很多作品的社会接受效果经常超出人们的预期。比如,鲁迅的译作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进行翻译,尽管其目的是为了推进新文化运动,但是这一做法并未得到读者的认可,苦心孤诣译出的《域外小说集》可谓惨淡经营,只售出几本。而另一位译者林纾尽管并不通晓外国语言,但是由于其优美的文笔,流畅的叙事风格而广受读者喜爱。同时也有的翻译作品在出版后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翻译作品在源语国家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但在译入语国家却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变革。有的翻译作品不仅有多个语种版本,甚至还改编为电视剧、电影、戏剧等等。因此,在对一部翻译作品进行评价时,社会发出的反响是我们必须重视的,它有时超出了学理上的思考,给予我们新的思路。本文把社会评价标准分为社会批评与评价、社会影响和效果、社会接受与传播三个方面。

3.3.1 社会批评与评价

借由大众媒体,社会上的评价传播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尤其是网络的出现,可以迅速使得一部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并产生相应的后果。比如,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在读者、译者、文学评论界、翻译界引起的极大争议,在豆瓣、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出现了观点不同的译评,在这些平台上就可以快速地了解、欣赏作品在不同受众眼中的艺术价值。而社会评价在国际翻译界也得到充分的重视,安乐哲在接受访谈时也承认,在美国,除了翻译评论之外,没有什么政策能够影响译者的选材和翻译策略。因此,国内学者应高度重视国际译评。考察译作在接受语境中的阅读情况,就应时刻关注那些发布于权威平台、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巨大号召力的国际译评,深刻领会体现于其中的情趣、品味、标准及期待(谭晓丽,吕剑兰2016)。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批评和评价都是对作品最真实的反应,这些反应有些并非有理有据,而是一种直观的感受,但是这些批评和评价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翻译批评在现实世界的体现。

3.3.2 社会影响和效果

在评价一部作品时,只根据社会批评和评价来评价一部作品,可能会失之片面,所以,在社会影响方面,并不仅仅根据表面的喧哗和印象来做评判,可以通过很多具体的数据来表明一部翻译作品在社会中所产生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比如(1)发行和销量;(2)图书馆的借阅流通量;(3)学者的参考和引用;(4)译著的再版和修订。翻译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如何是翻译批评社会标准的主要衡量要素。这样的社会评价是可以通过数字来体现的,既可以让数据说话,但也不能完全依赖数据。这四个方面的数据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面,也是通过实证研究提供的可靠数据和事实支撑。

3.3.3 社会接受与传播

一部作品经过译介来到不同的国家,由于文化的差异,其境遇可能截然不同。这可能与译作本身的质量毫无关系,而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需要导致的不同的社会选择,比如中国的文学经典作品在国外的接受程度不高,受众范围不广。而有些非经典作品却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和传播,比如武侠小说,仙侠、玄幻题材的网络小说。“优秀的网络小说情节结合中国文化独有的武侠和现代元素,成功勾起了歪果仁的好奇和关注,也实现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大部分成功落地的外译工作还是多由外国读者在民间自行发起。”①这个方面也是对一部作品进行全面评价时所需要考虑的,既要考虑一部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也要考虑它在异域的接受程度如何、受众方的需求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这个方面的认识和研究尤其重要,只有考虑到作品的接受和传播情况,才能更好地做好国际传播。

4.结语

学术翻译标准、翻译行业规范和社会评价标准这三个标准构成了多层级的翻译批评标准体系,是目前在整个翻译活动中翻译批评所呈现的三种状态,三者缺一不可,表面上似乎是分离的,但其实是彼此关联的。行业规范和社会评价是对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在现实中的真实反馈,学术翻译批评无疑是对行业规范和社会评价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的科学分析和理性思考。如果一味强调学术翻译批评,而忽视另外两个,那么就会使得翻译批评的效果受到质疑,而缺少了学术翻译批评的理性关照,行业规范和社会评价则会显得随性,但另一方面,没有行业规范和社会评价这两个方面的批评,学术翻译批评则会显得空泛,远离现实生活。正是在这样一个多元系统的翻译批评标准体系中,各种形态各司其职,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翻译批评生态圈。

注释:

①摘自微信公众号“语言服务基地”的文章“除了《三生三世》,中国网络小说外译其实走得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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